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从时间的维度看，古代希腊与古代埃及的交往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期埃及刚刚从第一中间期的分裂中挣脱出来，一个统一稳定的时期——中王国（约公元前2055年—前1650年）初创伊始。埃及在重新统一后，便开始着手加强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其中当然也包括克里特岛，此时的克里特岛正处于米诺斯文明中期。希罗多德以及后来的古典作家都曾描绘过埃及对克里特岛的征服活动，并且宣称米诺斯文明的公牛崇拜也源于埃及，但是这些论断都因缺乏有力的文献和考古证据的支撑难以令人信服。
根据确切的考古资料显示，古代埃及与古代希腊文明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埃及的第一个异族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650年—前1550年）。在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出土了带有浓厚米诺斯文明风格的壁画残片，这些壁画残片绘有公牛以及斗牛者，植物以及山水，人物以及其他动物。可以设想，当米诺斯文明的海上贸易延伸到埃及后，他们的官员或商人前往埃及时，一些艺术家也随之前往，并在埃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壁画。
大约在公元前1550年，古代埃及进入强盛的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古代希腊则进入迈锡尼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是埃及与希腊文明交往的另一个高峰期。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埃及与米诺斯文明的联系日渐疏离，但与迈锡尼文明的联系却处于日渐增强的态势，集中反映在新王国时期埃及文献对希腊称谓的变化上。被译为“克里特”或“米诺斯”的单词kft出现在新王国时期文献中的次数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呈现减少的趋势；而被译为“迈锡尼” iww hryw-ib nw w3 d-wr（直译为“大海中的小岛”）的词语则在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迈锡尼还是在埃及都有对方的考古文物出土，尤以出土于埃及的迈锡尼陶器为多。而在迈锡尼出土的埃及物品多刻有埃及国王和王后的名字，表明两地存在着外交和贸易活动，并以官方贸易为主。
古代埃及的艺术作品反映出迈锡尼和埃及联系的变化。公元前15世纪中期迈锡尼人的形象在埃及人的坟墓壁画中多有出现，而一百年后的公元前14世纪中后期，迈锡尼人则完全绝迹于埃及人的艺术作品中，表明埃及与迈锡尼文明的联系中断。新王国结束后埃及进入动荡的第三中间期，国力衰微，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相继入驻埃及，而此时的希腊正处于其文明的黑暗时代，亦即荷马时代。
直至埃及进入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公元前664年—前525年），这是古代埃及文明行将终结之时由本土埃及人创建的王朝，是埃及文明最后的辉煌。而在希腊，正是其海外殖民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希腊人首先以雇佣兵的身份来到埃及，继之而来的便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古典作家，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伴随埃及社会中希腊人口的增长，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摩擦不断升级，为了约束埃及境内的希腊人，更是为了避免希腊文化对埃及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这一王朝的国王阿玛西斯在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为希腊人创建了一个聚居地——瑙克拉提斯城，以此将希腊人与埃及人隔离开来，从而断绝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故此，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埃及社会中的希腊因素并不常见。但是，这并不代表希腊文化对埃及社会没有影响，随着商业的发展及人们交流的增多，埃及的文字在形式上开始走向字母化，不过埃及人并没有接受希腊的铸币和铁器冶炼等先进技术。相反，埃及因素频繁地出现在希腊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如陶器的图案、艺术表现形式和墓葬等，埃及文化渗透到了希腊人的生活中。
到希腊马其顿人创建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305年—前30年），埃及文化始终对希腊存在一定的影响。托勒密王朝在政治上加强了专制主义统治，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主义，但是在文化特别是宗教上的控制却显得相对松弛。所谓埃及的“希腊化”，并不单纯是希腊文化强加于埃及文化，而是两个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古代埃及文明几乎所有的文化形式，如文字、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甚至国家组织形式，无不深深地带有宗教痕迹。因此，希腊人从埃及吸收的文化大都与宗教有关。
托勒密王朝宗教信仰的最显著特征是埃及传统的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托勒密的统治者不仅创造出埃及宗教与希腊宗教的结合体——塞拉匹斯神崇拜，而且把阿蒙等同于宙斯，托特等同于赫耳墨斯，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等。不仅如此，埃及宗教还深深地影响着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述，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优多克斯和莱克格斯等古希腊圣贤都曾到访过埃及，其中毕达哥拉斯曾在埃及驻留22年，在埃及，他学习了神秘知识。而从柏拉图的《对话集》中，我们看到有关赫耳墨斯主义的早期记载。所谓赫耳墨斯主义，就是希腊化的埃及神学，是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它形成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均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早在托勒密王朝之前的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747年—前656年），以孟菲斯神学为代表的古代埃及宗教就已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所谓孟菲斯神学，就是以孟菲斯城主神普塔为创世神而构建起来的宗教神学体系。在世界起源、对立法则、自然元素理论、物质永恒理论、有序世界等方面，孟菲斯神学都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埃及文化尤其是宗教思想为希腊人营造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提供了范本。故此，萨顿说埃及是希腊文明的父亲似乎并不为过。
然而，当希腊文明的各种构建日趋稳固后，便摆脱埃及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希腊人在辩论、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他们还从巴比伦、腓尼基、犹太等文明中汲取营养，最终成长为内涵丰富且成熟的文明，并对埃及文明施加影响，比如，希腊人教会了埃及人如何建造舰船等。到埃及文明后期，两个文明不再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比肩的兄弟。因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其实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从而演绎出人类文明交往的变奏曲。
（作者：郭丹彤，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