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话语体系的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得不正视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实现中国自主性这一宏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同样存在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学界现有的讨论未能清晰区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中国主位意识、学术发展阶段和学术话语权。中国主位意识是话语重构的前提，但离开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的支撑，不仅话语重构难以完成，政治学的话语权也将难以有效拓展。这三个层面不可或缺而又互相联系，构成我们反思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三个维度。就我国政治学现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状况而言，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剖析，进而明确后续学术研究应该转型的方向。当然，在这一努力中，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尊重学术共同体和学者的自主性，也要尊重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
关 键 词：政治学话语重构中国主位话语权概念理论方法 political science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Chinese subjectivity discourse power concept theory metho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与此相伴随的，一是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的学术规范化，其中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正来等人倡导并实践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为代表；二是由部分研究者倡导并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该取向与党和国家提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形成了呼应。从话语的角度看，无论是学术规范化，还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意味着话语呈现方式和话语本身的某种重塑。特别是本土化方面，更能体现学术话语的重构诉求。就政治学而言，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及其面临的问题。可以发现，学术界的这种努力来自学者自发的反思，体现了一定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这种反思和自觉，其实也正是我国提倡的理论研究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的官方话语一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简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党和国家的理论结晶，均意味着政治理论的中国化，中国主位和中国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强调。而党和国家倡导的“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以及“古为今用”的现实取向，无不是我国一贯提倡的学术原则。这就是说，不管是党和政府倡导与促进的学术研究基本取向，抑或是学术界部分学者的自觉努力，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一直在重构当中。
那么，中央近年来为何专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问题呢?这种强调在什么意义上是全新的?其中直接针对的问题和最主要的诉求又是什么?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讲话，①可以发现这其中的考虑，即中央此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问题，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即明确宣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表达中的中国主体性，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的主体性服务。这是一个统摄性的诉求，下面有具体的要求和指向。从政治学的角度仔细分析这种主体性诉求，可以发现，它至少意味着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而意味着批判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范式；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相呼应的政治话语；是与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大国需要相匹配的学术话语；坚持中国本位的立场而非以“他者”眼光为主，接续中国历史和传统，将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道路更自主、更自信、更充分地向世界表达和呈现。这种对中国主体性的宣示和强调，显然是一个政治导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因为它是追求话语领导权的国家行为，意味着国家对知识和学术的某种再造。中央如此强调这个问题，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中央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其话语状况有重构的需求；二是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其话语体系的创新方向是明确的。对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来说，这两点的针对性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一、成为“问题”的政治学话语
正是因为要明确地追求并贯彻中国的主体性，我国当前的政治学学术话语才成为问题，或者说，才是一个急需改观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为使本文的讨论比较集中，本文只关注政治学学术话语，也就是在政治学界使用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而就学术话语而言，简单地说，主要包括概念(范畴)、理论(理念，范式)与方法(路径，技术)三大板块。回顾我国政治学恢复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政治学在概念、理论和方法这三个方面均实现了相当的积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如果以中国主体性这一尺度来审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政治学学术话语存在的问题。
具体到概念，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社会科学门类，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专业特征和学科特征。一旦一个概念成为政治学的常用概念，它就具有了政治学特有的内涵取向和侧重。因此，政治学本身的知识谱系会产生一些具有政治学学科特色的概念，如权力、国家、政体、自由、民主，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概念虽然来自其他学术范畴，或是借用了其他学科的部分概念，但在政治学的学术使用上已经实现了内涵上的转化，如结构—功能、合法性，等等。在国内出版物中，诸多工具书性质的“百科全书”、“手册”和政治学著作，对政治学基本概念都作有梳理和解释。显然，这些概念及相关解释，受到欧美学术话语的重大影响，我们很难在国内政治学讨论中看到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而原创的核心概念。这与政治学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产生于西方的事实密切相关，但也与我国学者在锤炼和传播本土概念上的不足有关。
在理论建构上，所谓“理论”，就是基于事实或推演而形成的对事物间关系的一种判断。理论有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别，也有大理论和小理论之别。形成理论、建构理论并让理论为读者和同行所接受，这是学术研究在发现事实之外的更为重要的目标。在每一个学科的发展史上，都会凝练出一些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理论或命题，这些理论或命题由于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基本问题相关，并深刻揭示了相关问题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因此成为后来者接受或讨论的焦点话题，对该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关于政治学学科基本的理论和定理，国内外不少著作均已有相应的梳理和总结。同样，这些理论及其建构逻辑，欧美学术话语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很少见到中国传统或当代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或基本理论而存在。就算我们也有一些努力和贡献，但要么很少体现为大理论或宏观理论上的贡献，要么只是具有地域性(主要是中国国内)影响的微观或中观理论。
在方法或方法论上，似乎不应过于强调国别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只有方法或方法论上的成熟与否，以及运用程度上的差异。但实际上，具体的某一或某几种方法同样也会限制我们的研究，甚至会扭曲我们的解释，进而影响我们对政治事实客观全面的把握。政治学研究中存在不同层面和类别的方法。有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如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理论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有分析路径意义上的方法(如政治系统论与结构—功能路径、国家—社会路径、国家—政党—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还有研究技术和分析技术意义上的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深度访谈、田野观察等)。就中国主体性这个维度看，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提及：部分政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略有生疏或回避，而直接接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由此产生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局部解释，而无法形成对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发展道路的纵深洞察和总体判断；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要么方法陈旧老套，无法跟上国内外政治生活的新现实，要么一味追求分析技术上的前沿和新潮，而忽视中国语境下政治事实的本来面目；在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上，要么将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个案，运用通用方法来验证已有的政治学理论，要么将中国作为一个另类政体，而只倾向于问题化地研究中国政治，进而忽视了研究方法的适切性。
总之，从中国主体性的高度审视，我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自主生产概念、建构理论、创新方法的能力总体上偏弱，而简单采用来自欧美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依然严重。问题是，现成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本来有其独特的经验基础，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或运用于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中，更不能有效地支持中国政治的未来建构。特别是在采用那些明显具有价值偏好或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或理论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简单采用了“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未能充分审视，对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未能充分认知。由此导致了政治学的学术表达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要么无法呈现政治事实，要么片面呈现政治事实，要么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政治事实。而在政治学学术话语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的关系上，解释性话语明显不及批判性的话语，政治学话语的正当化功能尤显不足。虽然不能否认学者的研究应该独立，并应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批判应该在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实之后进行，而不是纯粹从理念或分析框架出发，简单地批判现实并建构中国政治的未来。
不可否认，面对党和国家的急切需要，面对国内外政治诸领域的现实变化，我们的政治学学术话语多少显得供给乏力，或是供给错位。现有的政治学话语，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解释力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度有限，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力有限，对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引导力更是微弱。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学术话语最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在“挨骂’问题上的被动性。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在政治上做对了很多事，但在话语上依然没有有效地研究和呈现。因此，对党和政府来说，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有必要倡导重构政治学话语；就政治学界来说，要使研究实现真正的转型与升级，同样需要重构学术话语。
二、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之缺陷的三个层面
近些年来，政治学界就话语体系问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也发表了不少论文。特别是在2017年，对政治学话语体系问题的集中探讨更有升温的态势。在这些讨论或争论中，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但就我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之缺陷而言，实际上存在三个不同层面的剖析，不同层面的剖析显然有不同的侧重。概括来讲，部分论者侧重的是研究立场或立足点的问题，部分论者看到的是学术发展阶段和学术研究水平，部分论者则看到了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这三个层面可以构成我们反思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基本维度。但现有的讨论大多未能系统地涵盖这三个层面，也未能清晰地阐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影响政治学话语的重构。
1.中国主位意识缺乏
学术话语是学术研究的呈现，学术话语的根本是研究，话语的缺陷归根结底在于研究的缺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立足中国，扎根中国，从中国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出发，坚持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他国、看世界，基于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建构理论并设定未来的政治图景。这就是中国主位意识。就此而言，正是政治学研究的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导致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运用上的一系列问题。
正是因为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导致政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用中国的经验和材料来论证欧美现有的政治学理论，而忘记了从中国经验本身建构适切的政治学理论；政治学者总是从国外看中国、从他国(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眼光看中国，这样看待的结果往往是批判性的甚至是标签式的，而不是解释性或建构性的，尤其忽视了政治学学术所具有的正当化功能。也因如此，政治学者在研判当代中国政治时忽略了来自中国自古至今的本土资源，也未能深入当代中国政治内在的复杂机理，或未能看到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党政主导型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性；政治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特殊性缺乏合理认知，包括未能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起点和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处的全球体系，等等。
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在政治学概念和理论上表现为：对中国本土政治概念、理论的生疏和回避，主要是忽略了中国自古至今依然有活力、有影响的一些政治概念和理论，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和所信奉的政治理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宣传话语中的政治概念与理论，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主张，等等：简单借用欧美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或建构政治理论，而对这些概念、理论的经验基础和价值取向缺乏基于中国政治事实的反思；基于中国的政治史和丰富的政治实践，原创性地提炼具有学术想象力的政治学概念、理论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足。
中国主位意识缺乏在政治学方法上表现为：单纯地倚重国外新潮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特别是单向崇拜量化分析方面的研究技术，而忽视了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大历史、大结构大制度、大理论的研究方法从来都不可或缺；简单推崇量化和大数据研究，而忽视了质性研究对理解中国政治丰富性的不可替代性；忽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有效运用，从而使政治学界的部分讨论与党和国家的相关表述存在严重的隔阂。
2.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
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之缺陷，前述中国主位意识之缺乏显然要承担相当责任。但主位意识属于研究立场、心态和取向问题，并不能决定话语的全部，尤其不能决定话语的质量和水平。虽然主位意识对研究水平也会产生影响，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政治学话语质量和水平上的不足，主要还是受制于我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不足。而研究水平的不足，不仅归因于我国政治学独特的成长历程，也受制于政治学发展所处的独特阶段。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也不乏思想家深刻的政治思考，但在政治研究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方面存在局限。在我国，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话语体系，学术研究的西方化明显，本土化则刚刚起步。1949年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需要和向苏联的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取向压倒一切，学理和学术的因素受到抑制，学术话语被意识形态所替代；另一方面，1952年我国根据苏联的高教体制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政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能稳定而持续地积累，其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自然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邓小平号召政治学等学科“补课”，②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自20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从早期的编撰教科书开始，逐步转向对经典作品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引用，进而逐步转向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
从积极面看，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大大增强。政治学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③我国政治学至今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终因其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多次中断以及学术积累的不足，使研究的总体水平尚未达至理想状态。就发展阶段而言，政治学界对欧美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尚未全面完成，结合中国政治经验所作的本土化研究仍在起步阶段。这并不是说政治学者不够努力，也不是说政治学者的努力全不得法，而只是说明学术成长有其自身的周期和规律性，需要好几代学者不断地传承和积累(包括本土化也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以及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和成熟。正是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的不足，导致了政治学学术话语之不足。
在概念上，政治学者的概念化能力不强，包括对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挖掘和阐释能力不强，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发现并提炼政治学概念的能力不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宣传话语的学术概念化能力不强，对来自欧美的政治学概念的转化能力不足，等等。众多学者仍处在对现成概念的简单套用阶段，而不能很好地结合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为现有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或原创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全新概念。
理论与概念的表现相近。政治学研究以在学术对话基础上建立理论、促进学术增量为目标，但研究水平的不足使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建构理论上鲜有出色表现。这一方面与国内学者不太擅长建构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的知识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但更多地还是与我国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在宏大理论的建构上，近四十年的国内政治学少有建树。特别是相对于欧美一流政治学作品中的理论建构水平，我国一流的政治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理论建构雄心和能力都是不足的。在微观和中观层面，我国的政治学者(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在开发这些理论的普遍性方面多少又显得底气不足。换言之，基于中国政治事实而建构的微观和中观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上升到一个普遍理论的层面，或者进入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中，其理论说服力依然是有限的，其学术贡献也是有限的。这既说明我们理论建构的水平不足、理论对话的能力不强，更说明我们对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
学术水平之不足在方法上体现为：一是诸多政治学研究缺乏明确而规范的方法依据，不管是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理论研究还是政治科学研究，都有相应的方法论基础和具体方法准则，但不少政治学研究和写作，并无基本的方法依据，这拉低了政治学学术话语的水平；二是对现有研究方法的简单模仿或运用，而缺乏对每一种研究方法利弊的警醒，更不能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改进方法运用的具体流程和侧重，说到底就是对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不足，对它们的适用性认识不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者们才会普遍地在方法和技术上作相应的改进，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
3.学术话语权不足
除了主位意识和学术发展阶段，与学术话语特别是其影响力(即话语权)直接相关的，就是学术话语的表达和交流能力。换言之，就算研究做出来了，还有一个能否有力地呈现给外部世界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的问题。这自然包括政治学在国内学术话语圈的影响力，政治学对党和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政治学对中国普通公众和传媒的影响力，政治学者的国际交流能力，政治学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被国际学术界及传媒认可的能力，等等。但党和国家更为关切的学术话语权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话语权；二是我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权。部分学者在讨论我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之不足时，也都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紧迫性。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并得到不断的强调，学术话语权上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国际话语权层面。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论是信息的获取、前沿问题的把握、理论范式的运用，还是方法的更新和学者的互动合作，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若要获得发展，都需要充分参与国际交流，并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受国际学术界的检验。只有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和学者，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同行的对话，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从而改进自己的研究。也只有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才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得到应有的评价。否则，学术研究就只能是地域性的或国别性，不能为人类的知识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虽然政治学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和政治性，甚至包含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诉求，但只要遵守现有的国际学术规范，还是有机会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让国际上的政治学同行听到我们的声音，听懂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对国内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拓展有帮助，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相关讨论和争论中的话语权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国内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步，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抵制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和丧失本土意识的“殖民地学术”都不可取。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④政治学研究国际化的核心在于，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来展开研究并从事有效的学术对话，语言仅仅是表现形式和基本工具，重要的在于研究中贯彻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逻辑，而这种科学精神和学术逻辑是能够为国际同行所理解的。这直接关系到国际政治学界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者的努力，更关系到国际社会如何客观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
学术话语权之不足，不仅表现在国内学者总体上的对外交流能力上，更体现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对外交流方面，由于我国退出了国际政治学会，政治学者只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的活动，这多少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影响力。虽然国家每年都选派了大量的学者到世界各国进行访学交流，但这并未能改变欧美学界主导政治学话语的局面。虽然关于中国政治的议题在国际学术刊物、国际研讨会和传媒上日渐增多，但主导的范式和倾向依然主要是欧美主位的。归根到底，我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相对弱势和在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失语，除了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国际学术范式，主要还是受制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外语交流水平及频率。
在概念上，学术话语权之不足表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概念和理论(范式)的消费者而不是概念或理论(范式)的生产者，或者即使生产了本土概念或理论也无法将其打造成适合国际交流的通用概念或理论，或者无法将国际通用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注入中国的理解并将此理解向国际同行讲清楚。在方法上，我们更多的是追随者、研习者和使用者，而不是修正者或创造者。所有这些，导致我们在面向国际政治学界时，处在无法自主说话和充分表达的境地——而这显然并非仅仅是语言问题。应该说，短期来看，学术话语权特别是国际学术话语权，尤其需要学贯中西的学者、杰出的外语人才以及发达的交流和传播渠道。政治学界在这些方面尚都比较薄弱。长期来看，还是仰赖于中国主位的高水平研究。伴随着我国硬实力的增强，只要政治学研究真正做好了，相关话语也就更容易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三、基于话语重构，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
应该说，反思我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包含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彼此替代。不应强调某一层面而忽略其他层面。也因此，重构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促进政治学学术话语创新，进而推进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有必要从这三个层面具体展开。
在政治学的概念上，现在需要基于中国主位意识，重新思考政治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厘定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概念，反思这些概念的所指与能指，尤其是反思这些概念所由产生的经验基础及其携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向，重新界定政治学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别是要反思欧美通用概念的经验基础与内涵逻辑是否适合中国的本土经验?适合的当然应该继续使用，不适合的或有疑问的则需要推敲。如宪政、合法性、治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概念，在学术上究竟如何处理?是谨慎使用还是“旧瓶装新酒”?实际上，这里要解决的是欧美译介话语与中国本土政治学话语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对欧美政治学话语本身的反思、移植、嫁接与转化。相关的基本概念至少还包括政治、权力、权利、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转型、民主转型、民族国家、国家治理、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政党，等等。哪些概念需要沿用并尊重既有的学术习惯，哪些概念需要充实其内涵，哪些概念需要改造其内涵，都是需要认真勘定的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要促进中国语境下的常用政治话语进入主流政治学学术讨论空间。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政治学学术话语的结合、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学术化、普通人的日常政治话语进入主流政治学话语空间。这里的关键是，中国本土(官话与大众话语)语境中的常用概念如何社会科学化?譬如民心、天道、天下、人民民主、人民内部矛盾、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人民/群众、老百姓、接班人、治国理政、忠诚、贪官/清官、政治风气等概念，都需要学术化。当然，基于中国主位重新审视并厘定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提炼并吸收中国语境中的诸多概念，都要尊重政治学界的话语习惯和路径依赖。也就是说，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性。在欧美译介话语影响较大的背景下，追求话语自主性的努力不能操之过急；相反，应该尊重学术规律，相信政治学者的学术自觉。
还有一点，基于中国主位意识审视既有概念并创造新概念，从历史的脉络上需要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其来有自和自成一体，尤其是看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延续性。这包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治理话语与建国后至今政治学话语间的关联，这里涉及传统政治概念的激活和再阐释；应该看到近现代政治学话语与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之间的联系，在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打造政治学概念；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政治学话语，既看到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异，又看到其中不变的地方，从而甄别出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
与强化中国主位意识密切相关，政治学概念的进一步成熟和丰富，主要还是依赖于政治学者不断拓展研究深度、提升研究水平。这其中不仅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也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对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基于经验研究或理论反思，如何创造概念，这是摆在国内政治学者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部分学者已经创造了诸如压力型体制⑤、差序政府信任⑥、贤能政治⑦、治理民主⑧等概念，这些概念及相关讨论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是，广阔而复杂的中国政治现实仍有大量的概念等待被挖掘。只有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学术积累到一定阶段，新概念或老概念的新内涵才能为学界所接受。当然，政治学概念的开拓与创新，还需要充分吸收相邻学科或前沿学科的概念，这里就涉及到其他学科的概念能否借用，如何借用和转化。政治学的概念一方面固然需要专业边界，另一方面也应保有充分的开放度和灵活性，以使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更好地沟通。
在追求话语权的意义上，政治学概念对内应该让普通民众也能够听懂并运用，并能与党和政府基于共识展开有效沟通，同时也能从政治学特有的立场和视角探讨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外，要能够清晰准确地向国际学术界发声，向国际传媒发声，向国外政治空间发声。这从表面上看是语言的使用和翻译问题，但根本还是我们是否有中国主位的扎实研究和深刻理解。面对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基本概念，首先要理解并尊重其内涵，并进而表明自己的看法；学者提出新概念，则需要有理有据地详细解释，并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这些概念，以促进这些概念的传播。话语权属于软实力，软实力的基础是硬实力，但话语本身的思想性、严谨性和逻辑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为提升政治学的话语权，学者应该做的还是提炼并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概念体系。
从中国主位意识的维度看，今后我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价值观、理念和学理逻辑上做必要调整。包括理论的主题、分析框架、论证方式、叙事方式等根本性话语，需要做一定的革新；也包括如何剔除现有的政治学理论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知识偏见(如政治现代化理论、民主转型理论、历史终结论等)。二是在理论立场上，需要重新审视建立理论的参照系，重新定位我们的学术判断。应该由从欧美看世界、从国外看中国，转向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这就意味着对欧美民主的再审视、对中国政治与民主模式的再思考，以及对现有世界政治体系的再认识。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审视哪些是“政治学的公理”，⑨哪些理论其实只是地方性知识(包括欧美的和中国的)。第三，正是因为中国主位，我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对内应该是解释性、建设性和引领性的，对处则主要应该是参照性的和反思性的。特别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如何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并予以正当化，也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第四，缩短政治学界的理论储备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与政治学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政治学研究不同于宣传，也不同于对策研究，因此需要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在中国政治框架和语境中展开，这就需要将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范式/路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一定区分，并处理好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
与中国主位意识密切相关，今后我国政治学在理论建构上的成绩，主要还取决于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即使主位意识确立了，若没有扎实的研究和建构，理论也难以成立并产生说服力和影响力。这就涉及到究竟是独立地创造理论还是在对话中产生新理论?学术研究强调在梳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话和反思来建构理论，这应该是学者努力的主要方向。但也不排除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了既有理论一直忽略或遮蔽了的政治事实，基于这些事实可以建立起自洽的理论，甚至会重构或颠覆既有的理论。抑或是当现有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时，我们则应该基于独立的研究，原创性地建构理论，在任何时候这都是学术进步的重要环节。
就追求话语权而言，今后我国政治学在理论上需要做的，对内应该促进理论走出学术界的小圈子，走进更广阔的话语空间，让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人能听懂，让官员能听懂，普通人也能有所理解。更主要的是对外，一是从过去主要用中国的材料或案例来验证欧美既有的普遍性理论，更多地转向基于中国经验建构能与欧美政治学理论对话的原创性理论，或修正欧美既有的政治学理论；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应该在现有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展开，通过语言翻译，能够参与到国际学术界的有效交流中，并让国际同行能够理解并认同其中的理论逻辑；三是加大我国政治学理论的翻译和传播，用准确而鲜活的语言，让国外的政要能听懂，国外的传媒能听懂，国外的学者同行也能听懂。
从综合性与专业性的角度看，中外政治学的研究一般都经历了一个转变，即从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大学问转向研究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专业化学问。早期的政治学研究往往与其他的内容杂糅在一起，后面的政治学研究，其内容边界越发清晰，同时在此基础上又强调交叉研究。与此相伴随的便是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化，即从逻辑思辨向经验论证转变，从宏观关照向考察中观机制、微观心理与行为转变，从制度分析向过程分析转变，从系统分析转向对具体人物、政策和事件的分析，等等。
在一般意义上，研究方法是最具普遍适用性的，因此，不应在方法问题上过于强调中国主位意识。但具体到政治学研究上，却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方法背后的方法论，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侧重，同样具有一定的价值色彩从中国主位意识的角度看，今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仍有不少：一是需要在方法论上作一定的矫正，包括重新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运用，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坚持，等等。二是重新审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不同的研究方法，若从大类上反思，可以归根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区别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强调要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整体的逻辑最终可以从个体的逻辑中寻找到答案。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量化研究的主要设定。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逻辑的相对独立性，整体塑造个体，需要从整体的逻辑理解个体，整体的逻辑无法简单还原为个体的逻辑。如阶级分析法就属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可能需要加强。第三，从方法和方法论上，重新审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量化方法—质性方法的具体搭配和侧重。近十余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强调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而弱化理论研究，或是强调实证研究而淡化理论研究，在经验研究中又偏重量化研究而忽视质性研究，这一格局对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巨型政治体来说，无疑是缺乏学术力度的。
就研究水平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政治学学科的方法论自觉也日益增强，相关的译著和专著先后出版了不少。除此之外，已有不少学者从方法或方法论的角度，对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作了深入反思和全面总结。在方法运用上，今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而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不能抽象地讨论哪种研究路径的学术价值，而要看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说到底，方法是为研究目标服务的，方法本身并不构成研究的终极目标。如果要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和政治演变的逻辑，结构—功能与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路径以及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案例研究路径显然都具有优势。定量研究虽然也可以运用到更多案例的统计上，就像利普哈特做的研究那样。但具体到政治的过程、机制，特别是背后的“故事”，量化这一路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量化研究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辅助方法，而不是框架性的方法。因为量化研究最擅长的，还是对大规模样本诸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但相关性不同于因果关系，要探究政治中的因果关系，机制分析、逻辑推演和深度叙事，都不可替代。而且，在学术研究的不同阶段，倚重的方法也是不同的。资料获取、材料分析、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只有在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方法，才能提高研究的水平。
在话语权的意义上，方法论的自觉和方法训练及其运用，却是影响我国政治学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对中国传统思维智慧和方法论的吸收不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不足，影响了政治学作品在学术界之外空间的接受度，进而影响了政治学话语在国内的话语权。因此，需要吸收中国本土的思维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学界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相对落后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导致政治学作品在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力偏低。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研究方法特别是方法严谨性和分析技术上的相对落后，影响了国内政治学者的作品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学术界，进而成为影响政治学学术话语权的一大短板。因此，需要加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使政治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上与国际同行站在一个起点上。只有这样，中国主位意识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才能更坚实地拓展政治学的话语权。
当前，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话语体系的创新和重构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着。如本文前面所检视的，我国的政治学话语在中国主位意识、研究水平和话语权三个层面，均存在亟待反思和正视的问题。因而，需要在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作相应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创新政治学话语体系，贡献于国家的政治话语权。但也要看到，目前追求话语权、促进话语重构的过程，也容易使学术研究具有偏向性和选择性。这样也可能会形成对西方政治世界的新偏见，和对本国政治的封闭的自我认知。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同时，在研究的积累性、传承性和学理性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拔苗助长地推动话语体系更新，可能会立不住，沉淀不下来。这里尤其需要尊重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性和学者的自主性，并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保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
学术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规律，外力的刺激或干预并不能脱离这种周期和规律的制约。社会科学的学术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或文本解读，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广阔视野下的比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事实，提炼新的概念，构建新的理论。而无论是学术探索的哪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积累。话语重构若要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学术共同体的检验，就要有相当的耐心和尊重。特别是对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和研究转型而言，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变化，中到机制分析，大到政治理论的建构，都不能拔苗助长，通过急功近利的各种方式去刺激。实际上，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若能够基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探索和积累，基于话语重构的研究转型就会水到渠成。否则，那种通过人为“打造”和“制造”的话语重构，特别是没有相应学术积累的伪研究，将不仅损害政治学者和政治学共同体的良性成长，从长远来看更会损害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③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④熊易寒：《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与母语写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⑤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⑥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2012年第3期。
⑦贝淡宁著，吴万伟译：《贤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⑧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⑨俞可平：《政治学的公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