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根本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潜在的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需求，在市场机制下被抑制，而私人消费，由于贫富差距巨大，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出口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而被压低。

本文提出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六驾马车”的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为了突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需要推进“新需求管理”，它不同于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挖掘潜在的需求，以创造比自由市场机制更持续的增长机制。

一、 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紧缺阶段进入了相对丰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三个相关联的供需矛盾：第一，是供给效率不高，第二是有效供给不足，第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就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问题。[1]这三个矛盾中有效需求不足是总量方面的矛盾，有效供给不足与供给效率是结构方面的矛盾。

对于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有人主张通过降税、降费、减权等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通过放松管制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些政策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看效果却会递减。

由于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不拓展市场空间，这种政策调整能起的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对于2014-2016年降成本情况的调查，主要是原材料、用能用地、人工以及物流这些刚性成本上涨较快，能够进行制度调整的空间相当有限，例如“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的比重”均值为5.42%。[2]与此同时，降成本过程是不同部门的收益重新分配，上游企业提供资源、提供资金的收益，包括政府税收，职工的基本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经过四十年的市场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余下的领域恰恰是不应彻底市场化，体现社会主义优势的领域。例如有人主张要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就是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彻底市场化，就如同卡尔·波拉尼指出的劳动力、土地等这些所谓的生产要素是“虚构商品”，劳动者是有尊严的，而不是生而为商品，土地是“细分的自然”。[3]此外，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的城镇土地国有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嵌入而不是脱嵌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体重要基础。一旦实行对这些所谓生产要素实行彻底市场化的“乌托邦”，将摧毁社会共同体。有人主张在民生领域进一步推进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把养老、医疗、教育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不亚于给人民带来新的“三座大山”。

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是由于市场潜在的需求没有得到有效供给，主要是通过创新驱动与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价值链分工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业态与新动能蓬勃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热点。我们看到，更有效的供给改革恰恰是因为激发了潜在需求，扩大了有效需求。但创新驱动与结构性调整也会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瓶颈，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一个个新的产品出来，市场空间马上又被填补，同时，供给形式变革促进了供给效率的提升，还会造成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指社会有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的总需求，低于社会总供给。在1920年代就出现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不足的概念，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对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有效需求不足概念处于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核心。在供给学派看来，并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的简单表达），储蓄被认为是对未来消费的节约。凯恩斯指出，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需求总会等于供给的“平行线公理”。因为社会总需求可以分别为投资与消费（这里是指封闭条件下的经济体），由于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与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使得投资与消费之间无法自发协调，也就是说，储蓄并不能自发转化为投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或者与之等价的概念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这都需要通过政府投资推动来弥补缺口，避免经济陷入萧条。[4]

所谓的“凯恩斯革命”虽然饱受西方古典经济学卫道士的攻击，但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凯恩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分析去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如同他自己反复申明的，除了与古典经济学有微小的不同之外，他在绝大多数领域是保守的。

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触及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等更根本性的因素，而是将社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作为给定的因素。要真正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需要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将思想的解剖刀深入到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分配领域中去。

根本而言，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决定。随着生产率越来越高，需求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所以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我们可以从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出口三个部分来加以分析：

第一，资本所得远超劳动所得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平衡，资本所得远超过劳动所得，财富向资本的所有者集中。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全球资本纯收益率（一般是4%-5%）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在二十世纪二者的差距缩小，二十一世纪又再度扩大。[5]社会就会出现“丰裕中的贫困”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处于匮乏阶段。我国也出现了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

就连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说“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小”[6]，当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方面，也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增长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由于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财富差距降低了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使得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第二，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资本无限积累特性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亚当·斯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资本的竞争加剧，资本产生的利润必然减少。[7]马克思将平均利润率下降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条基本规律。[8]

由于衡量的方法与使用的数据不同，学者很难在实证上对此达成一致，但是确实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根据布伦纳计算G7的净利润率从1950-1970的26.2%，下降到1970-1993的15.7%。[9] 2001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10]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刘仁和等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9.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3.02%。[11]有关机构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到2014年已经低于融资成本比率，2016年后才略有回升。2016年底，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为4.2%，仍然低于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12]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长缓慢，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脱实向虚压力。

第三，不平衡的全球化抑制了全球贸易增长，导致出口需求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开拓全球市场，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找到摆脱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出路。发达国家推动本国的产业向更高附加值转型，擢取高额利润，并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将国内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转换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链剥夺关系，这构成了全球资本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关系。[13]由于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持续地、内生地发展，就会造成这些国家潜在的巨大需求没能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

当然，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是对应的概念，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说的。如何让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恢复到供给需求均衡状态，这取决于对于均衡状态的不同理解，一种方式是通过削减供给的方式来实现消极平衡，这种路径很容易会导致经济增长进入不景气循环。生产收缩，导致社会总收入的减少，并引发投资、消费收缩，从而使得在收缩水平下的过剩得以出清。

另一种方式是聚焦于提升有效需求，实现积极平衡，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景气循环。需求的扩张使得供给在更高水平下出清，并带来更高的社会总收入，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两种不同均衡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竞争图景，就如同凯恩斯说的，前一种竞争只有表现优异的企业才能生存，而后一种竞争中，普通水平的企业都可以得到良好发展。

二、需求侧的“六驾马车”与新需求管理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社会总需求不外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增加一个私人与公共的分类维度。这样，“三驾马车”就成为“六驾马车”：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全球潜在要求，企业投资，私人消费以及出口。（见表1）这里的公共与私人的分类维度，不是从需求的部门进行分类，而是从潜在需求实现的机制进行划分，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不等价于而是包含了政府购买，是指通过公共机制主导的投资与消费。

           表1 需求侧“六驾马车”

在新的分类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供给，可以挖掘并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从而支撑中长期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投资需求空间，包括基础设施的升级，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卫生、教育、生态环境、国防、水利等各方面投资都还有很多的欠账。同时，公共投资也会拉动私人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在公共消费领域，除了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大量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在私人消费领域，由于贫富差距较大，大量的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的消费需求并未得到有效释放。在全球范围内，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南方国家，仍然需求潜力巨大，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失灵问题突出。

这种新的分类并非是要变戏法、玩概念游戏，而是要将覆盖在原先就存在的、庞大的潜在需求之上的面纱揭开。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就隐含着在水面下还有巨大的没能现实化的潜在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恰恰就是指潜在需求没能充分现实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当市场主体有意愿且有购买能力的时候，潜在需求才会转化为有效需求，这使得大量的潜在需求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得到现实化，由于消费需求与购买能力不匹配，长期需求与短期收益不匹配，公共需求与私人收益不匹配，使得其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市场机制之外，还存在公共机制将潜在需求现实化，从而可以创造更大的有效需求空间。

凯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等变量无法干预，需求管理能够干预的变量主要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弥补投资缺口，因此需求侧管理的政策经常被称为刺激政策，被当作经济萧条时期的非常态，而且会造成若干负面后果的刺激性政策。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问题，凯恩斯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也推动了后来新自由主义对于古典经济学理念的复兴。

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我们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称为新需求管理。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需求管理本质上并非刺激政策，而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根本上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换言之，这些政策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性政策，而不是相机抉择的外部刺激政策。例如，凯恩斯曾经隐晦地建议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这种建议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言，是过于激进的，而凯恩斯也被称为“马克思的凯恩斯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这些措施不过是题中应有之意。

三、以新需求管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

新需求管理主要是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推动公共消费、公共投资与挖掘全球潜在需求，来拓展有效需求空间，促进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主动调控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我国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仍然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了0.4910，随后开始下降，2015年之后又再次上升，2017年为0.4670，这比美国还高出许多，美国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15。[14]比收入差距巨大更值得关注是财富差距巨大，全社会资产分布严重不均。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最富有10%家庭拥有社会财富60.6%，最贫穷10%家庭占社会财富比重只有0.1%。[15]

巨大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除了反映地区与城乡不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分配格局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衡、投机资本与实业资本不平衡。

首先要从一次分配入手来主动调控。近年来，在实业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同时，投机资本借由房地产等资产的迅速升值，收割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目前居民财富中六成以上是房产净值。需要通过政策调控提高实业资本回报的比率，调控虚拟资本的暴利空间，严格调控炒作、投机等行为的不当收入，严厉打击灰色产业。

同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例偏低，持续下降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要探索公有资产的全民共享机制，形成创新共有产权、混合产权等方式，逐步形成劳资共有、劳资共享的新型产权，让劳动者分享资本的收益，从而遏制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分化，同时也扩大全社会的有效需求。

其次要通过强大的国家再分配杠杆来调控。高净值群体往往也是有强大避税、逃税能力的群体，需要加大对财产的持有、转移的税收征收与监管力度。同时需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倾斜力度，进一步利用财政支出杠杆，促进公共服务高水平均等化，积极鼓励并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加大其收入调节功能。

第二，探索非货币化的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探索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线上与线下的衣、食、用基本公共消费区。基本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当年票证制度是针对短缺经济的“第二货币”，新的公共消费券制度则是针对过剩经济的“第二货币”。每个公民根据其收入与财富状况，按照一定配额领取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公共消费区商品实行计划指导价，按照两种方式消费，凭券免费消费与凭券抵扣现金消费，供应商的消费券收入可以抵扣税款、获得政府政策补贴以及等同社会捐赠。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转卖，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公共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抵扣税款或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

这种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损有余补不足”的贫富之间调剂制度，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同时又可以提高穷人的消费能力，释放潜在的社会需求。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共同体，激发潜在公共投资。

激发潜在的公共投资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投资刺激经济，而是建立国家与市场的金融共同体，来激发潜在需求。由于公共投资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外部性强等特点，市场的资金往往不愿意进入，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之间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中去。

例如，史正富提出了可以通过设立百万亿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形成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伞形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资金可以投资到水利、减灾、国防、社会保障、科技等不同战略领域，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16]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同时也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第四，将民生作为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重点领域。

住房、养老、教育、健康等民生领域无疑还有巨大的潜在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不能作为所谓新的“朝阳产业”，成为资本狂欢盛宴，那样地话，中国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根本方向在于推进民生领域投资与消费的社会化。除了将前文所述的社会化投资机制引入民生领域，同时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坚持民生供给方式不能过度商品化与金融化，民生品的消费需要个人、就业单位与国家共同分担责任。

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品配给制。以住房为例，如果对于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条件，采取实物配给制的方式供给只允许使用不允许交易的共有产权房，由于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实际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国梦。

第五，实施“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拓展市场需求空间。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者王建曾经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通过国际市场转换机制，沟通我国的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17]这一战略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背景下而提出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并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中国需要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动内外联动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需求空间，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

首先需要巩固提升中国全球制造中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逐步成为全球创新与创造中心。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具有经济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具有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综合优势，具有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不需要蹈日本、美国等产业空心化的覆辙。

其次，形成完整的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战略布局。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加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加快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投资、技术援助，帮助所在国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本国制造业，创造本地就业。

通过布局国内国际两个生产、两个市场，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全球经济大循环：资源品--制造业的大循环，制造业--建设项目大循环，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大循环，生产服务业--投资贸易的大循环。

在推进海外投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大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将提升发展中国家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大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大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中国走向世界，带动中国标准，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投资贸易的大循环。

全球经济大循环战略将不但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了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总之，“新需求管理”看起来像反市场的激进的“乌托邦”政策，其实却不然，它正是针对原教旨市场经济的弊端，为了克服经济增长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提出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0页。

[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组：《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财政研究》2017年第10期。

[3]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4]参见（英） 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8章-18章。

[5] （法）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页。

[6]（英） 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7] （英）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7-53页。注：书封面印商务印书馆，版权页信息为华夏出版社

[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57页。

[9] （美）罗伯特·布伦纳，著，郑吉伟译：《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0]荃镇采访，蒋宏达 张露丹译：《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11] 刘仁和、陈英楠、吉晓萌、苏雪锦：《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q理论的估算》，《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12]刘陈杰：《新时期经济格局与家庭财富管理》，《金融博览》, 2018年第 3期。

[13]（美）罗伯特·布伦纳著，郑吉伟译：《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4]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1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2014年1月。https://wenku.baidu.com/view/a19bbd21f7ec4afe04a1dfc9.html

[16]史正富：《用结构性投资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经济导刊》2016年第2期。史正富著：《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31页。

[17] 王建：《什么是国际经济大循环》，《四川建材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