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三会学坊“百年启蒙”座谈内容。
洪恺这个基调发言讲得真好，我听了以后才明白，今年会议的主题主要是跟“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我原本以为是跟法国的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谈的。志勇布置我说要不要结合卢曼讲一讲，我确实对启蒙运动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不过卢曼确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作“社会学启蒙”，也确实涉及到卢曼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因此，我今天的发言，主要还是介绍性地，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卢曼对启蒙这个话题的思考吧。卢曼在196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原来是法学博士，1966年的时候他跟了当时的社会学大家Schelsky 做博士论文，导师的观念很先进，说你这个水平，不用循规蹈矩地再专门花时间去做博士论文了。结果卢曼拿了两本书稿来，他上午拿了一本去答辩就拿了博士学位，下午又拿了另一本，然后就拿了教授资格。第二天他就变成了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卢曼担任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时做了一个就职演说，那个演说的题目叫“社会学启蒙”，刚好跟启蒙联系起来。十年前我当时刚找出这个演讲来看，由于当时德语还不够好，同时对卢曼的理解也不够深入，所以当时也看不太懂。但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放弃，越是看不懂，就越想看懂它。15年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重看了一遍，当时还做了一些笔记。这个周末我又把文章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找了15年的读书笔记看，就感觉好理解多了，读完收获也很大。由于今天的会议涉及到中国的启蒙问题，所以虽然我发言的主题是卢曼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反思，但我尽可能地稍微结合中国做一些发挥。可以说，这篇卢曼在1966年担任社会学教授时的就职演讲，可以被看做是在当时欧洲的后工业社会状况下，西方的一个特别出色的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反思。
关于当代后工业社会时代欧洲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哈贝马斯与福科的版本，但对卢曼版本的了解就比较少了。比如说，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是未尽的哲学的事业。卢曼跟哈贝马斯在观点上差别是特别大的，卢曼可能代表着对启蒙运动的另外一种方向的反思。尽管如此，他们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状态下，尤其是法国后现代哲学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情况下，我们在新的知识语境下如何看启蒙运动的事业。
这跟刚才洪恺讲的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洪恺也说，哪怕从中国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也可以看到启蒙运动面临着知识语境的转换问题，旧知识失效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然后你怎么回头看旧知识的体系，也就是去反思：启蒙运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理念、它的思考、它的追求、它的事业，在我们新的知识体系下何以有效？这一点上，无论是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反思，还是对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确实是面临着一个类似的任务。
“社会学启蒙”后来也作为他的一个六卷本论文集的名称。我们知道1984年《社会诸系统》出版以后，卢曼整个的著作体系的写作就变得非常有计划性，相对而言此后的整个著作体系都是很完整的，但他一生中确实也写了大量的单篇的论文，无论是84年以前，还是84年以后。就体系性而言，这些论文的体系性与他84年以后写作的专著那么强，但对于我们理解卢曼的思想特别重要。我在研读卢曼著作的过程中，感到收获特别大的是把卢曼写的这些单篇的论文和他后面体系性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发现收获特别大。你看他体系性的专著时会发现，对很多问题他是点到为止，不太展开讲，有时候这是为了不同著作之间体系的协调与论述的简洁所做的牺牲，因此卢曼在构思相关问题时的很多考虑就很难体现出来。其实很多的考虑是在单篇论文会做更详细充分的阐述与论证。他后来把所有的单篇论文都集合起来，这就是6卷本的《社会学启蒙》系列论文集。这个系列的作品也是慢慢出来的，出第1卷的时候特别早（1970年），当时也许没有想到后面会出到第6卷，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系列。
我觉得这篇文章无论是对理解卢曼也好，还是对理解启蒙运动也好，都是一个很特别也很有帮助的视角。卢曼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学何以能够与启蒙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学启蒙”的组合？在社会学的传统上，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启蒙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理解，但其实是少数派。卢曼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曼海姆就认为社会科学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贯彻和延伸。又例如达伦道夫曾经把美国社会学看做是对启蒙的运用，另外包括盖伦、谢尔斯基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在社会学传统中这么想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把社会学跟启蒙运动扯在一起看，这是特别奇怪的，因为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18世纪，社会学的兴起实际上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它们实际上有前后交替的关系。恰恰是由于对启蒙运动的不满，对霍布斯和康德以来的带有强烈规范色彩，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契约论传统的不满，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发现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规范的契约论的方案根本就无法解释这个现实，所以才产生了社会学这样一个学科。我们可以讲，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知识论的传统上，它终结了启蒙运动的范式地位。
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学启蒙的说法，是不是合理？卢曼的就职演讲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例如，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康德在他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中提出的，启蒙就是理性的公共运用，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理性的公共运用过程中，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就可以去分享这个公共理性。所有人都在这个公共理性的前提下会形成共识，这样社会就能进步。“五四”也是继承了这样的思想。
这种情况下，由于强调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特别强调从传统和权威中，主要是宗教的权威、政治的权威，传统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强调个人的解放。我们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编了很多的百科全书，向公众普及了很多科学的常识。启蒙运动带来的一个伟大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科学的常识在起作用。在20世纪后半期的后工业社会中，在后现代的知识氛围中，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是一个未尽的事业。但卢曼的态度就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对于启蒙运动提倡的个性独立、批判反思的精神，卢曼是认同和坚持的，但卢曼又确实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和后现代的知识气氛中，启蒙运动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因此也必须做出调整和反思，而不仅仅是简单将它当作一个未竟的事业予以坚持就完事了。例如，从知识范式更替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在上述几点都对启蒙运动提出了批评。其实社会学对这这几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怀疑的。
例如刚才洪恺讲的知识分子的定位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其正当性来源于知识与真理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与知识具有更亲密的关系，因此似乎更容易发现真理，一旦你发现了真理，知识分子就可以提供一种咨询的角色，这就回到了古典的柏拉图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有权者要去有智慧者那里咨询，最好是哲学王来统治，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启蒙运动包含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共产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启蒙运动的衍生体，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比较同意汪晖所谓的现代性的反现代性。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反对，恰恰借用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的很多的思维的范式在里面。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学有点把这点给打破了。所以卢曼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就提出来，社会学传统对启蒙的如下两个核心观点是表示质疑的，拒绝承认。第一，就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参与到共同的理智中，可以分享理智，而且不用经过任何的制度性的中介，这点社会学者是比较怀疑的。第二，是乐观主义。因为第一点，启蒙运动就形成一种比较美好的对进步的确信，认为可以通过理性和知识的进步，让世界不断变得更美好。其实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点也被打破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恐怖景象，就已经带来了很多反思，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包括后工业社会中各种科技风险的爆发，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如今我们对知识的恐慌可能还要大于对知识的自信。
社会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启蒙？或者说继承了启蒙？卢曼认为，至少有一点社会学还可以看作是跟启蒙有关联的。如今人们不再是像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可以通过知识来获取进步，扩展人类的德性与能力，建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社会学把启蒙自身当成一个反思的对象，而这就是社会学启蒙的任务之所在：反思启蒙的边界在哪儿？对启蒙进行揭示，启蒙这个运动或者是事业本身也是有它的界限的，它有它做不到的地方。它有它另外的一面，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也促进了启蒙运动，它使得启蒙运动至少更具有反思性。这就是卢曼对“社会学启蒙”总的理解。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学启蒙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偶联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说，通过对现代世界之偶联性和复杂性的揭示，我们可以观察和反思在这样一个偶联的、高度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启蒙如何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旦揭示现代世界的偶联性和复杂性以后，你会发现启蒙的核心要义就是复杂性的化约。
卢曼演讲第二节的标题是“社会学作为一种启蒙”，在这部分，卢曼认为社会学启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揭示或者是承认了在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下，跟18世纪启蒙运动不一样的智识条件是，“不一致的视角”获得了承认，人们越来越能够承认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的观察视角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基本上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统一的知识体系，可以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而形成共识。然而，这种知识状况在20世纪后半期后工业社会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卢曼列举了很多例子。例如，他讲到了美国文学理论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 ）所讲的因不协调而带来的视角（ 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的理论，强调正因为不协调才增加了看问题的视角。又比如说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又例如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尼采用非宗教的符号学来解释宗教的理论，斯宾格勒把不同的历史文化进行共时性比较的理论。又例如法国和俄国的小说，还有伯格森的意识流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我们不再那么容易相信，我只要把知识找出来通过知识我就可以发现真理，我就可以形成一种社会解决的方案。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形成了对知识的疏远而不是亲近。
第二，社会学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潜功能”的理论。它和启蒙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启蒙强调的是运用理性挑战和质疑主流，形成对传统和权威的挑战。对社会制度与结构之潜功能的揭示恰恰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它对表面上占主流的、权威的显功能进行修正和批判。他揭示了原来被压制的，被认为是偏离的东西也有它的合理性，揭示了潜功能也许比显功能更重要。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实证社会学就不一样。实证社会学认为社会学的工作就是描述现实，它追问的是“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潜功能理论追问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隐含在事实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第三，是从事实的理论到系统的理论。实证社会学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认识事实是什么。但卢曼更强调社会学要关注的是事实所在的语境是什么，事实所在的意义的脉络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你在不同的语境和意义脉络上，呈现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实证社会学更强调的是对事实进行因果解释，或者说是对事实之间关联性的探问。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更强调“意义”这个概念，通过把事实放在不同的意义脉络和结构下进行观察。例如从法律系统、政治系统、宗教系统的角度出来，事实呈现的面貌和背后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功能的方法，这也是卢曼早期特别强调的一个方法。功能的方法更多强调的是，重点不是去发现事实，而是把事实放在不同系统的意义结构中进行观察的问题，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是当面临多种选择性可能性的话，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这里有牵涉到现代世界的偶联性与复杂性的问题。系统如何在偶联的现代世界中，通过内部运作和结构化约世界的复杂性。所以决断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一点卢曼跟施密特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但也有实质的差别，例如卢曼的决断论是在系统理论与功能比较的视野下的。卢曼认为任何一种选择，如果说功能上能够替代就可以，所以不需要是一样的。这个也不展开讲了。
这四点结合起来，卢曼就认为20世纪后半期后工业社会中启蒙运动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揭示、发现、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耦联性，思考和理解这种耦联性，以及如何化约复杂性。
第三节是强调了复杂性的获取与化约。又分成四个小题目：
第一，揭示启蒙的原则与局限。
第二，怎么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卢曼认为社会学在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面向上，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启蒙运动是把社会维度的复杂性用共识的方法回避掉了。但实际上卢曼认为社会复杂性维度，涉及到自我和他我之间的沟通问题，由此形成双重偶联性的问题，比共识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了。在社会复杂性维度的揭示和分析方面，社会学有它的独特优势。
第三，作为理论的问题，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认为理论是奠定在原理或者是公理的基础上的客观知识体系。但卢曼认为，事实上理论并非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知识体系，相反理论是以问题导向的。因为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已经是复杂性化约以后的结果。然而，复杂性的化约就是问题本身，而理论的实质就是复杂性的化约。因此，理论研究要学会从公理及其后果的语言切换到及其解决的语言。
第四，作为启蒙之媒介的系统。
在第四节中，卢曼指出，实际上不仅是他在做此种理解，也有一些跟他的思考有亲缘关系的理论，比如说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还有福斯特等人的控制论，韦伯和曼海姆处理过的理性化理论，他还专门点了法理学，还有决策科学和历史学，他认为所有这些与系统理论都是有亲缘关系的，也有竞争的关系。
最后结论部分就是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这部分处理社会学的反身性问题，也就是将社会学本身作为社会学反思的对象进行处理的问题。限于时间关系，这些内容我就不展开了。一开始还想把卢曼的社会学启蒙思想跟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最后发现也没有结合得很好，把卢曼的东西讲完差不多时间就到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