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启超在晚清知识界“生病的中国”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理论来源上看，他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杂糅了传统中国的“病国”隐喻，经严复改造过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国家身体”观念以及从日本接受的基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国家身体”理论。凭借上述理论资源，梁启超在喻象层面对“生病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敷衍和传播，并将“医国之士”的指称对象从传统精英士大夫扩大到了所有国民，从而影响了当时国人对己身身体和国家身体的想象。

关 键 词：梁启超  “生病的中国”  国家身体

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界流行以“生病的国家”来描述中国现状，并将之与国人身体相联系，梁启超在这一隐喻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学者将此问题聚焦于梁启超对“东亚病夫”概念的传播。游佐徹整理梁启超笔下的中国形象时，曾专门列出“病夫—医国”一项，罗列出梁各个时期文章中所出现的“病国”、“病夫”叙述①。杨瑞松在考察“东亚病夫”在晚清的出现和流行问题时，认为“病夫”这一本由西方媒体用来形容中国现状的词语，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进行了“创造转化”，扩展至对中国人身体的形容上，国人身体由此被“问题化”(problematize)，建立起了“个人乃至群体的身体强弱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因果关系②。高岛航同样以《新民说》为例，认为此篇标志着梁启超“将重心从政府的改革转移到‘国民’的铸造”，“在个人与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框架之中，病国之‘病夫’和病人之‘病夫’才得以结合”，这一番改造终于使“锻炼身体提升为国民全体的课题”③。

另一些学者则致力于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吸收、译介入手，认为该理论在梁建构自己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巴斯蒂、川尻文彦和王昆考证、梳理了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译介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献脉络④。横山英从梁启超的“群”的概念的变化入手，认为国家有机体学说帮助梁对儒家传统中的“群”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梁在他糅合了儒家思想、进化论、国家有机体说和天赋人权论的国家观念中，提炼出了欲救国必先新民的观念⑤。狭间直树在讨论了梁启超混杂了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民主权说的国家观念后指出：“梁启超的国家形象是国与民的完全重合，并施加上了作为有机体的性能。”⑥雷勇则更加强调正是伯伦知理的有机体比喻，使梁“走出儒家的‘天下’观，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宪政的民族国家”⑦。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中，以人身喻国家可以远溯至先秦，并在后世不断得到阐发增饰，逐渐形成了以“国病”喻国乱，谓治“国病”如医人，由精英士大夫承担医国之士职能的“国家身体”隐喻谱系，成为中国士大夫描述国家混乱状态、批判君主无能、政府失职时经常使用的一套话语；至近代，又成为严复在译介进化论中社会有机体观念时的本土思想基点。严复借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将组成国家这一“官品”(严译organism时所使用的译语)的基本要素——被喻为细胞的“民”推到前台，赋予其决定整个机体素质的重要地位，从而完成了对传统“国家身体”隐喻的理论改造，将当时中国的危机解释话语从“国家之病”转移到“国民之病”上来⑧。然而，严复虽然为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并在理论上完成了“国家身体”与“国民身体”的结合，却因其古奥的文体未能立即得到广泛传播。梁启超才是这种理念最有成效的传播者，并因此成为构建近代中国人国家想象的另一重要人物。本文将首先梳理梁启超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中的理论脉络，就笔者的管见而言，这一工作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有效的进行。戊戌变法前后至亡命日本之初是梁启超笔下“病国”叙述出现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从其思想来源看，大致可分为三类：(1)中国传统“病国隐喻”；(2)经严复改造过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国家身体”观念；(3)基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国家身体”理论。上述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常常混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梁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谱系。其次，探讨梁启超在喻象层面对这一“生病的中国”形象的敷衍、传播及其影响。本文认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人国家想象形成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不是建立“病国”与“病夫”的理论联系，如前所述，这一工作已由严复先行完成，而梁是构筑了一个糅合了各家学说的“生病的中国”形象，并凭借自己的舆论影响力，对其进行增饰、敷衍和传播。

一、传统“病国隐喻”

梁启超和严复一样，对于以“国病”喻国乱的中国传统“病国隐喻”有着相当的自觉，在其早期宣传变法的言论中使用得尤为频繁。他使用这一比喻形容当下危局，申说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如1896年所作《西学书目表后序》，声讨旧学对中国的危害，喻旧学为“附骨之疽”⑨。1897发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援引伊尹辅佐商汤的典故，称掌握治国之法的“圣人”为“医”，依时变法好比对症下药：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中略)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衰矣，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吾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国病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⑩

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的演说词中呼吁，面对现在这个“病外感”的中国，倘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啻坐视国病而待其亡：

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11)

逃亡日本之初，1899年所作《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中将守旧势力喻为“痞”、“疽”，是阻挠“国家身体”康复的最大障碍：

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譬犹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饵以参苓，则参苓之功用，皆纳受于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虽然，变法之事，布新固难，而除旧尤难，譬犹患附骨之疽，欲疗疽则骨不完，欲护骨则疽不治。故善医旧国者，必有运斤成风，垩去而鼻不伤之手段，其庶几矣。(12)

1900年发表之《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将中国喻为痨病患者：

譬有患痨病，其脏腑之损失，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谓为无病。一旦受风寒暑溼之侵暴，或饮食消养之失宜，于是病象始大显焉。(中略)医一身且然，而况医一国者乎。(13)

同年8月发表之《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则以西太后政权为中国病根之所在：

办事者如医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药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气复。若所下之剂，过于狠毒，溢出于病根之外，则药又为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党之政府是也。(中略)今欲医中国之病，惟有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别立一好政府，则万事俱妥矣。(14)

上述言论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传统“病国隐喻”的叙述模式：以“国病”比喻国家的衰落、政事的混乱，将病因归咎于统治者的无能、腐败；以治病喻治国，由圣人、精英士大夫承当医国之士的角色。从梁启超描述“国病”情状时所使用的“痞”、“附骨之疽”、“脏腑”、“精血”、“病根”、“病象”、“元气”等词语也可看出，当时的梁还是从中医视野中对“国家身体”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传统中国的“国家身体”隐喻十分熟稔，可以信手拈来。他能够迅速接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病夫”评价，其中大概也有以病人喻弱国的说法对他而言本就不陌生这样的原因在。

二、经严复改造过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国家身体”观念

来自严复的影响为梁启超笔下的传统“国家身体”形象注入了西方现代政治学观念。梁、严交往至少可溯至1896年梁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之时。据丁文江和黄克武考证，二人系经由黄遵宪和马良、马建忠兄弟介绍相识(15)，此后便时有书信往还，讨论民主、君权、保教、开民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致严复的一封回信中，梁曾以其特有的饱含热情的笔调，谓得严复“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迺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并称从夏曾佑处得知严复正致力于斯宾塞之学，“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希望向严求教(16)。梁启超还曾在1897年3月3日致康有为信中，谓严复来信对自己“相规甚至”，称道严“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17)。此外，梁启超还曾向严索求《原强》文稿，欲刊于《时务报》(18)。严译《天演论》脱稿后，“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19)。

作为最早阅读到《天演论》的中国人之一，梁启超在与严复交往后也开始使用一些严译新概念。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严复在社会进化论方面给予梁启超的影响。梁1896年发表的《说群》，便可看到《天演论》的影响痕迹。《说群序》中有言：“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犂然有当于其心。”(20)严复译society为“群”，谓积“人”而成“群”，而成“国”，三者皆为受进化论法则支配的“官品”，由此建立起国家与人体之间的同质类比。梁文中阐发“群”的意义，也开始使用西方解剖学视角下的人体来比拟社会：

人之一身，耳司听，目司视，口司言，手足司动，骨司植，筋司络，肺司呼吸，胃司食，心司变血，脉管司运血回血，脑司觉，各储其能，各效其力，身之群也。(21)

严复对国家有机体内部秩序、组织(organization，严译为“部勒”)的强调在梁文中也有体现。梁启超论说一国与一身一样都有其“群”，同样将之置于天演宇宙之中：天演进化就是“物以群相竞”，灭亡一个国家只要灭亡“其国之群”，使其上下不相通、秩序紊乱即可。要使一个“群”强大，则必须依靠各部组织“各储其能，各效其力”。梁启超将缺乏统一组织、联系松散的“群”比为“老病之人脏腑阂隔腠理松疏”，因此自然会“鬼祟凭之，寒暑侵之”，而上下齐心、紧密相联之群则被喻为强壮少年：“强壮少年无患此者，体魄之相卫周也。”(22)

此外，正是自由主义忠实信徒的严复在对传统“国家身体”的改造过程中，使用了“有机体—细胞”、“拓都—么匿”等隐喻和概念，以凸显被喻为“细胞”的个体之“民”作为基本构成要素在“国家身体”中的地位，从而使“民”成为影响整个有机体素质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推出借自斯宾塞的民智、民德、民力三要素，以为强国之根本。此三要素也是严复在回复梁启超的约稿信中，于叙述《原强》写作经纬时所反复阐述的：“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23)梁启超对此显然深以为然，1899年所作《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也使用了三要素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24)1900年作《中国积弱溯源论》，断言：“夫国也者，积民而成。”(25)直接在“民体”与“国体”之间构建起联系。梁启超完全跳过了君主——在传统“国家身体”隐喻中，君主在身体中的地位都是必须首先被确定的——直接将“民智”置于最重要的“国脑”位置，由此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身体”的隐喻框架：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图中，占据脑或心这类关键位置的，只能是君主。于是：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脏腑血脉而已，而尤必有司觉识之脑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备，而无脑筋，犹不得谓之人也。惟国亦然。既有国形，复有国脑，脑之不具，形为虚存。国脑者何，则国民之智慧是已。(中略)集全国民之良脑，而成一国脑，则国于以富，于以强，反是则日以贫，日以弱。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成，犹国体之不能离民体而独立也。(26)

梁启超继而依据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再次运用身体隐喻，指出当下时局之危，同样将解决危机的关键放在民的身体上：

虽合无量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对之，犹恐不得当，乃群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俦，偃然高坐，酣然长睡于此世界之中，其将如何而可也。(27)

1902年至1903年间所作、集梁氏国民思想之大成的《新民说》更是屡次强调，在这个最终必须依靠“国民”进行生存竞争的世界中，救国不应仰赖“贤君相”，而应以养成智、德、力兼备的“新民”为“第一急务”：“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28)论及“私德”时也引用了严译《群学肆言》中“拓都”—“么匿”这一对概念，阐释个体作为决定整体素质之基本要素的重要性：

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侯官严氏所译《群学肆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谅哉言乎!(29)

既已认定“国家身体”乃是积民而成，那么接下来提出医治“国病”必先医治“民病”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和严复观点一致。梁启超的“病国”叙述中存在着大量有关“国病”与“民病”之间因果联系的叙述。如说中国之病是四亿国民之病的总和：

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30)

国家积弱乃因国民积弱：

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中略)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31)

“国病”与“民病”既互为因果，则国家之病必然导致国民之病，国民之病会积成国家之病：

惟民瘁而国不能荣。抑国不荣则民亦必旋瘁。(32)

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33)

国家自身之荣悴与国民全体之荣悴，实迭相因迭相果。(34)

因此，从梁启超对严译概念的使用以及贯穿《新民说》的对智德力三要素的反复强调来看，有理由相信，在梁启超形成自己的民权观念的过程中，严复即使不是唯一影响，至少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直接影响了梁心目中的“国家身体”构造，使其笔下“生病的中国”形象发生变化。而究其根底，乃是梁思想中对个体与国家关系认识的变化。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梁启超不再停留于以“国病”喻国乱的老生常谈，而更进一步直指国家“病根”所在，乃是“民病”。这种“国病”缘于“民病”的观念在严复那里完成了理论建构，在梁启超那里则得到了频繁的使用和巩固，随着“新民说”的传播，这一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散布。

三、基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思想的“国家身体”理论

如果说严复为梁启超的“国家身体”图添加了作为细胞的个体“民”，伯伦知理则为其注入了“统一”的因素。众所周知，梁启超戊戌后亡命日本，后者不仅是他的政治避难所，也为他提供了无穷的思想资源和灵感，其中就包括对他的国家观产生重要影响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该学说直接影响了梁对于“国家身体”的认识。

梁抵日之时的日本政治思想界，国家有机体说已颇成气候，伯氏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被译介到日本，成为伊藤博文等明治宪法体制制定者用以解释新国体的主要学说(35)。梁启超显然迅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抵日翌年便开始向中国读者介绍伯氏学说。其中较为系统的介绍文章包括：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间，《清议报》第11、15-19、23、25-31册发表的由梁启超译自日文的伯伦知理《国家论》(36)。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梁译(署名“中国饮冰室主人”)伯伦知理著《国家学纲领》，系对1899年《清议报》版《国家论》的节译。1903年《新民丛报》第32号上以“力人”(37)的笔名所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0月4日第38、39册合刊上梁又署名“中国之新民”，将前文大幅扩充修改，加入了结合中国现状而发的议论后重新发表，谓“此题已见本报第三十二号中，以其所叙述尚简略也，且夫著者之所感触别有在也，故不避骈枝之诮再撰此篇，读者谅之”(38)。此外，《新民丛报》还转载过《译书汇编》1902年2卷1期刊载的《国家为有机体说》，该文系转引日本法学家一木喜德郎(39)对此学说的介绍(40)。梁启超对伯氏学说的大量译介，可见当时他对此说之重视。

《清议报》版的《国家论》中，因以日译本为蓝本，也就直接使用了日译“有机体”而非严复译“官品”作为organism的译语。其中论及国家的生命体属性时写道：

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民人聚成一体。此说由来尚矣，而德国政学家，独以新意驳之曰：国家有生气之组织体也。组织，化学语，犹言结构也。筋肉关节，相错综以成人体，犹组织布帛也。凡有生气者，皆谓组织体。徒涂抹五彩，不得谓之图画。徒堆积碎石，不得谓之石偶。徒聚线纬与血球，不得谓之人类。必也彼此相依相待，以成一体者也。故国家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制度府库之谓也。国家者盖有机体也。有机无机，皆化学语。有机，有生气也，人兽草木是也。无机，无生气也，土石是也。(41)

上述论述被梁启超几乎原样抄入《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伯伦知理曰：十八世纪以来之学者，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积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质。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谓之图画。徒堆瓦石，不得谓之宫室。徒集脉络与血轮，不得谓之人类。惟国亦然。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42)

巴斯蒂认为此篇几乎完全抄自吾妻兵治译的《国家学》，“除了确切表明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的观点之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43)。那么这种学说中又是什么吸引了梁，使他愿意“全文抄袭”?

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最吸引梁启超的是“一体”。伯氏的国家有机体说不同于斯宾塞之处在于，它以卢梭的民权论为驳论对象，着眼处不再是聚成国家之“民”，而是聚成之后的“一体”，是“国家身体”的统一性。“民”应当成为“国民”：“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家相待而不可须臾离。”(44)“民”必须与“国”紧紧绑在一起，否则彼此都将无法生存：“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45)国家这个有机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国家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46)而是在各部分协调运作基础上拥有统一意志和精神，能够统一行动的整体。正是这种对有机体内部统一性的强调，深深地吸引了梁启超。

如前所论，梁启超在接受伯伦知理前就已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宇宙图景。他论说进化论学说中的“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之论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影响及于国与国之关系，结果就是“帝国政策”的出现(47)。因此，梁启超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意志坚定的“国家身体”，上下齐心，体格强健(明治日本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样板)，方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保种存国。而当时的中国在他看来却是“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48)，国之大患所在就是缺乏秩序与统一：“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49)卢梭之说申民权，倡平等，是反对专制的利器，却无法提供当时的梁启超最需要的东西：一个有着强壮“身体”的国家。梁启超没有耐心等候卢梭要求的全民“合意之契约”(连卢梭自己也说这契约的达成将是未来以后很久之事)，而且这契约即便能够达成，也只能组成“社会”——一个“变动不居之集合体”，“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50)，不能建成国家。“国病”已入膏肓，进化论的预言已经告诉他，再拖延下去就是亡国灭种，而伯伦知理的理论却能让他看到一个内能统一、外能拒侮的强壮的“国家身体”。如前所述，这种对机体内部秩序的强调在《说群》中已现端倪，伯氏理论似乎更增强了梁下此论断的信心。因此，梁启超自然会被伯氏强调统一和秩序的国家有机体说所吸引，这种机体内部的协调统一正是建立一个强壮“国家身体”的基础。

于是，梁启超论说在这个“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的时代里，此前倡民权、重个体，主张“放任”之论的“卢梭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当下“大势之所趋迫”，是强调国家的“干涉”、“集权”。他盛赞伯氏可称为“二十世纪之母”(51)，因其指点出这一时代大势，实深得当代世界政治之真谛。1902年所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梁启超指出伯氏学说的国家主义本质，称其“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实乃当世强国之“原力”：

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中略)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52)

梁启超说卢氏之说是过渡时代的应急之“药”，伯氏之说才是建设时代的立国之“粟”(53)，前者只能救急症，后者才能使国家身体真正达于强健。国家为个体和社会服务的自由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家主义时代，“民”必须成为“国民”，民的身体必须裹进国的身体，强国之义，舍此无他。

四、敷衍“国家身体”

综上所述，从理论来源看，梁启超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实则综合了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社会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说。然而，梁启超对构建近代中国人“国家身体”想象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对伯氏学说的译介，“国病”缘于“民病”的理论建构在严复那里也早已完成。梁的贡献在于他凭借上述理论储备而敷衍出的一系列“国家身体”形象，以及凭借其舆论影响力，使“国家身体”隐喻的大范围散布成为可能。严复虽然通过翻译斯宾塞学说，利用“官品”、“拓都”、“么匿”等概念完成了将“国家身体”与个体身体相联系的理论准备，但因其太过追求古雅的文体而阻碍了这些观念的大范围传播。梁启超则在此理论基础上很快完成了“国病”和“民病”之间因果联系在隐喻层面上的转换，并敷衍出大量的类似叙述，应用于他对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议论中。梁启超不像严复那样立志要著“学理邃赜之书”，“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54)，而是一早就自我定位为“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55)(这也成为他后来与严复之间的重大分歧所在)。利用被严复视为“大雅之所讳”的“报馆文章”(56)，他娴熟地操纵着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辅之以进化论优胜劣汰的预言，同时也从未放弃使用以“国病”喻国乱的传统论述——因为这很容易在他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读者中唤起共鸣——描绘出极具可视性的“国家身体”形象图，迅速敷衍出大量的“生病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由他饱含感情的独特笔调描出，跨过谨慎的理论推演，直接在喻象层面展开，栩栩如生，触目惊心。

伯伦知理明确将政府、议院等国家机构比喻为人体的四肢器官，这个身体在宪法支配下结合为一整体，国家的改革则被喻为身体的成长变化。在伯氏的“国家身体图”中，每个喻体都有其不可替换的指涉对象，代表了伯伦知理对国家应然形态的构想(57)。严复则很少描绘宏观的“国家身体”，而是着重从微观阐发，念兹在兹的是组成这身体的无数个体——被喻为“细胞”的民。对伯伦知理和严复而言，“国家身体”的样貌都是各自学说的具象体现，轻易变换不得。然而，梁启超对此却不太在意，他的“国家身体图”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化。严复和伯伦知理都曾论说国家不是民众的简单集合，而需要各组织的协调运作，此论梁启超也颇为赞同，于是点画渲染，细描由府州县乡埠组成的“国家身体”器官图：

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积府州县乡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尽其职效其力，则肤革充盈，人道乃备。有一痹废，若失职者，则体必不立，惟国亦然。(58)

然而当梁需要向读者分析瓜分危局时，组成“国家身体”的器官又成了路、矿、财、兵：

一国犹一身也，一身之中，有腹心焉，有骨节焉，有肌肉焉，有脉络焉，有手足焉，有咽喉焉，有皮毛焉。铁路者国之脉络也，矿务者国之骨节也，财政者国之肌肉也，兵者国之手足也，港湾要地者国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国之皮毛也。今者脉络已被瓜分矣，骨节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仅余外观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躯，安得谓之为完人也哉。(59)

申说养成“新民”才是强国的要义时，“国家身体”的各部器官组织又全被比喻成了民。《新民说》开篇叙论中言道：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60)

此外，《新民说》中的另一段则缝合了传统的“病国”隐喻和严复的欲治“国病”应从治“民病”入手的观点：

人之患瘵者，风寒暑溼燥火，无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气强盛肤革充盈者，冒风雪，犯暴暵，冲瘴疠，凌波涛，何有焉?不自摄生，而怨风雪暴暵波涛瘴疠之无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岂以善怨而获免耶?(中略)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61)

同样地，这个“生病的中国”的病根究竟何在?需以何种药医之?与严复一早认定医治“国病”应从医治“民病”入手不同，梁启超笔下的大量“病国”论述中，中国的“病”与“药”也总是变化无定。病根所在，有时是不知变革(前揭《保国会演说词》)，有时是西太后政权(前揭《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有时是缺乏伯伦知理所谓的有机统一性：

国家既为有机体，则不成有机体不得谓之国家。中国则废疾痼病之机体也，其不国亦宜。(62)有时是政体与腐败的官吏：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63)

有时是民间习俗，如早婚：

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64)

有时是国人习性，如尚阴柔文弱：

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65)

梁启超开列过的治病之药，则有变法(前揭《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有破坏：

不观乎善医者乎，肠胃症结，非投以剧烈吐泻之剂，而决不能治也，疮痛肿毒，非施以割剖洗涤之功，而决不能疗也。若是者，所谓破坏也。苟其惮之，而日日进参苓以谋滋补，涂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剧者也。(66)

有卢梭的民约论：

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67)或者是有限度的自由主义：

欧美自由之风潮，卷地滔天，绝太平洋而荡撼亚陆，忧时爱国之士，知此固医国之圣药，而防腐之神剂也。(中略)然而烈药之可以起死者，有时亦足以杀人，必调剂使适其宜，而后能全其药之用。(68)

或者是锻炼国民体魄：

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69)以及改良习俗、尚武等等，不一而足。

梳理上述“病国”叙述的时间线可以看到，梁启超从伯伦知理学说中引申出来的重视“国家身体”的统一性，与含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重视个体之民的言论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即戊戌至旅日之初——发出的，可见这一时期梁的“国家身体图”实则杂糅了传统“国家身体”隐喻、经严复改造过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国家身体”观念以及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其中虽然有梁启超本人性格的缘故，如他自己所言，所谓“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70)，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病国”隐喻、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严复的国家官品说，这些理论之间本质上存在着怎样巨大的区别，梁启超似乎不太关心，抑或是没有时间关心。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理论的建构，而是观念的传播。他相信，惟有像断定中国“为世界第一病国”(71)这样惊心动魄的言论才能真正震慑他的读者，唤起他们对时局的关心。“病国”言论集中出现的戊戌至旅日这段时间，也正是梁启超锻炼成其独特的政论文体(郑振铎因其大量使用于《新民丛报》，直呼为“《新民丛报》式文体”，形容其文“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72))，影响了晚清民国几代知识分子。《新民丛报》不仅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且因时值清政府改科举为策论，报上许多文章都被作为策论题目，而“大行于内地”(73)，以至“以剿袭《新民丛报》得科第者，不可胜数”(74)。许多当事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过当年如何在梁启超的文风吸引下接受了他的观念。胡适说梁文于“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并引用《新民说》中“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一段，说自己由此体会到“新民”之义就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75)。梁容若回忆阅读《新民说》《合群》等，自己“都在兴奋悚动里读完，留下深刻明快的印象”(76)。蒋梦麟说对于当时亟需介绍各种西方观念的中国人而言，“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新民丛报》因而成为“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77)。

正因为梁启超抛开了理论层面谨慎小心的推演辨析，才能将各种路数的“国家身体”理论统统转化为一系列简明可视的身体喻象，杂烩诸家，也因此而引人入胜。目的所在，便是用那一具具触目惊心的病体残躯唤起读者的惊惧体验和危机意识，从而投身于他最关心的事业：将中国构筑成一个强壮的“国家身体”，其过程就像他那部未完的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三位主角姓名所投射的那样：觉民、去病、克强。

因此，就近代中国人“国家身体”观念的形成而言，梁启超的最大贡献不是像严复那样字斟句酌地推敲出雅训的译本，谨慎地建立起概念间的逻辑联系，而是利用他元气淋漓的磅礴文势和作为意见领袖的舆论影响力，对上述“国家身体”理论进行了视觉化处理，最大限度地敷衍、增饰了“国家身体”的隐喻谱系并将之大范围地传播出去，特别是通过着力宣传“新民”理念，进一步巩固了个体与国家命运相连的观念，为这一隐喻在中国知识界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严复引入斯宾塞理论，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国家身体”的理论改造，而梁启超则为其添加了伯伦知理学说，并在喻象层面作了详尽展开。这个由严、梁二人共同构建的基于现代政治学框架的“国家身体”隐喻体系，为当时国人思考己身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严、梁二人在对近代“国家身体”理论——无论是斯宾塞式的还是伯伦知理式的——的译介和阐释中共同关注的一点是：个人在国家中应该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正如梁启超敏锐嗅到的：“近世之政治学，全自国家与吾人之相关如何著想。”(78)在这一问题上，二人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们在这些西方学说中看到了从改造个体身体开始努力，最终建成强壮的现代“国家身体”的可能性。在这幅未来的国家图景中，个人被认为将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的目的与国家的目的由此被整合在了一起，把民的身体拉入国家这个庞大的有机体中，终极目的是实现“国家身体”整体性功能的有效发挥。正如狭间直树曾经指出的，“梁启超构想的‘中国之新民’，是能够承担起体现了民权与国权相结合的有机体国家的主体，并以从这一立场上培养国家主义和国家思想为指归”(79)。

此外，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梁启超的“国家身体”叙述是与其“国民话语”的建立同步进行的。可以看到，随着“国民话语”的建立，拥有“医国”资格之人，不再局限于“圣人”或精英士大夫，而是扩大到了每一个“国民”。这种转化的出现是严复和梁启超传播现代“国家身体”理论的产物。严、梁都曾号召自己的读者：“医国”早已不仅是一二君臣之事，而是每个“国民”之责。相信“有生之物各保其生”就能实现保种，那么对于面临“灭种”危机的中国而言，强调每个个体努力各保其生，最终就可以实现“保种保国”。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因此，自己撰写此文就是“取中国病源之繁难而深远者，一一论列之，疏通之，证明之，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80)。梁启超明确告诉他的读者：国家病症已一一开列于此，人人皆应以“医国”为己任。当时的梁正在积极致力于将中国建成民族国家，因此，在他笔下，能救治“国病”之人不再被称为圣人或贤士，而是被赋予了“同胞”这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称呼，被与“爱国”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不知“国病”、不思救治之人则被打上了“无脑筋”、“无血性”的标签。这也就可以理解，梁启超大量制造出各类触目惊心的“生病的中国”形象的原因，就是意欲在召唤读者“共医国病”的过程中，凝聚出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种策略他在与严复讨论时曾有所提及：“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81)而“共医国病”正是一个相当能够吸引当时士人注意的目标，一方面唤起了他们“医国之士”的传统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现代“药方”。

这一“共医国病”的事业如果成功，那么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健康的国民身体和健康的国家身体整合在一起，协手并进，朝向进化论指引的美好未来。如梁启超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悬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国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进，积日渐久，而必可以致之。”(82)然而，接受了这种观念的中国人很快发现，那个被裹进了“国家身体”的个体身体并不总能与“国家身体”相协调，当二者龉龃之时，“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轻重取舍问题，便成为此后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难题。

注释：

①[日]遊佐徹：「梁啓超が描いた中国の自画像(資料編)」，『中国文史論叢』2010年第6期。

②杨瑞松：《想像民族的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23期。

③[日]高岛航：《“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日]狭间直树、石川祯浩主编，袁广泉等译：《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60-361页。

④[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日]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1期。

⑤[日]横山英：「清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国家有機体説」，『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1986年第45号。

⑥[日]狭間直樹「『新民説』略論」，狭間直樹編：『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共同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第87頁。

⑦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⑧关于此问题，详见拙作：《从“官品”的翻译看严复对中国传统“国家身体”形象的改造》，《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

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6页。

⑩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文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2页。

(11)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三》，《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27页。

(12)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89页。

(1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2-13页。

(14)梁启超：《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2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黄克武《严复与梁启超》，《台大文史哲学报》2002年第56期。

(16)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06-107、110页。

(17)(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38页。

(18)(23)严复：《与梁启超书(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4，514页。

(20)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页。

(21)(22)梁启超：《说群序·说群一·群理一》，《饮冰室文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6-7页。

(24)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文集之三》，《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5页。

(25)(26)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4，21页。

(27)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4页。

(28)(29)(33)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5，118-119，117页。

(30)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0页。

(31)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文集之七》，《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08页。

(32)梁启超：《政治与人民》，《饮冰室文集之二十》，《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7页。

(34)梁启超：《说政策》，《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6页。

(35)关于日本译介国家有机体学说情况研究参见：[日]河村又介：「加藤弘之と国家有機体説」，『日本学士院紀要』第26巻第1号，1968年；[日]山田央子：「ブルンチュリ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国民」観念の成立とその受容」(上、下)，『東京都立大学法学会雑誌』1991年第32巻2号、1992年第33巻1号；[日]嘉戸一将：「身体としての国家」，『相愛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年報』(4)，2010年。

(36)据巴斯蒂考证，该文系伯氏1874年出版的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的节译本。《国家论》由该书第一部分《国家总论》第1卷《国家之性质与目的》、第3卷《国体》和第4卷《公权及其作用》的各一部分组成。不过，梁所用日文底本既非伯氏原著也非平田译本，而是1899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吾妻兵治著译的《国家学》。见[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7)王昆认为“力人”并非梁启超笔名。参见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1期。

(38)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期合刊。

(39)一木喜德郎(1867-1944)，日本法学家、政治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历任文部大臣、内阁大臣等职。著名的公法学专家，主张天皇机关说。该学说受到欧洲国家有机体说影响，明治大正时代曾是日本宪法理论的主流思想，认为国家统治权应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是国家有机体中的最高机关。

(40)《政法片片录·国家为有机体说》，《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1期。

(41)[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全编》卷9，第11页。

(42)(44)(45)(48)(49)(50)(51)(53)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号合刊。

(43)[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6)[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全编》卷9，第9页。

(47)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文集之十三》，《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2页。

(52)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14页。

(54)(56)严复：《与梁启超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517页。

(55)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08页。

(57)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号合刊。

(58)梁启超：《商会议》，《饮冰室文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页。

(59)梁启超：《瓜分危言》，《饮冰室文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6页。

(6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1页。

(61)(63)(65)(66)(69)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5，64-65，115，63，117页。

(6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号合刊。

(64)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文集之七》，《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08页。

(67)梁启超：《自由书·破坏主义》，《饮冰室专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25页。

(68)梁启超：《服从释义》，《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1页。

(70)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07页

(7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6页。

(72)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9页。

(73)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45页。

(74)李肖聃：《星庐笔记·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7页。

(75)胡适《在上海(一八四○—一九一○)》，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75-176页。

(76)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83页。

(77)蒋梦麟：《西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7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3页。

(79)[日]狭間直樹：「『新民説』略論」，狭間直樹編：『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第98頁。

(80)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2、14页。

(81)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10页。

(82)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文集之十三》，《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