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每次回国讲学，我都会强调“媒体杂声”比“媒体同声”的制度优势。因为像中国这样超巨型的社会，每日都可能出点问题；频繁出现局部的、小的乃至中等程度的危机，都属于常态。持续的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政府欲提高执政能力，笔者认为信息是关键的——它在大系统的运转中起着调节器的功能，决定着该系统里其他类的资源能否在适当的时刻被适当地调动到适当的部位，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决策者不可能在低素质的、更不用说错误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当代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中国的超级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信息扭曲的状态实在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大事。信息扭曲对于上层或其他的部门来说，至少会导致第一，他们得到信息太晚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第二，他们准时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不足以适时作出正确决策。不来的、迟到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决策，削弱整个国家体系执政的能力。

有人会反驳说：不下达广大民众的信息，会及时地上报给领导高层。但是问题在于：信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被持续地对比、检验和辨识。把在国际上多半公开流传的信息置于严密封锁的互不相通的保密管道里向上传递（此乃国内的惯常做法），至少会导致四种负面后果：第一是信息持续地扭曲失真，因为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知情者没机会及时指出这类信息中的哪些是全假或半真半假。第二是帮助特殊利益小集团或少数人垄断高层领导的耳朵，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第三是促使本国的专业研究素质的整体退化。 第四是搜集信息的低效益和浪费，因为各个秘密传输的管道之间互不相通，一定会有大量的重複搜集和过时搜集。

有选择的保密的信息体制有其必要性，对於大国来说它的价值尤其不可否定（因为大国的政策中国际安全的比重超过小国）。然而，有些人往往过高估计秘密信息体制的素质和效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国家高层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严重决策错误的具体事例，有三个可以在这里提及。

第一例，1986年4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样规模的核事故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有关核电站的信息是被垄断着的，向政府高层的汇报一直把安全问题描述得几近完美无缺。灾难发生后，苏联的信息系统晚了几个小时才报告给总统戈尔巴乔夫，而且报告时也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灾难，这使得戈氏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灾难，结果严重影响了政府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定，其不可补救的悲惨后果，永载史册。

第二例，2003年春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为什么连连出现严重失误而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战之前，萨达姆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在他治下，那些凡是敢於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辞职了，要么坐牢了，要么被处死了，结果他的情报系统只拣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向他报告，即所谓的“报喜不报忧”。这就导致在战争过程中，他经常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命令，最后他当然成了他一手造就的那种体制的受害者。

第三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森（Amartya Sen）对印度的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的经济作比较，发现中国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印度40年里饥荒所造成的死亡总数，原因就在於印度的信息系统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饥荒或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媒体（异於“媒体同声”）送出的信息有助於纠错的机制及时启动，不致造成全面长期的错误决策。而当时中国只有惟一的一个信息渠道，信息被长期扭曲，导致发生长期大面积的饥荒。

跟四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发生了诸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权化、地方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地方分权有其长处，容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有其严重的短处，它造成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导致信息扭曲又多了一个利益动机。唯一能抵抗这种负面趋势的，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媒体杂声”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发生问题的部位尚未被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连续呈现给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资料被加工过，所有上层的或其他部门、地区的人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被无意或有意扭曲了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决策者、行动者可能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形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单元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单元在发声。政府误判了，还有民间和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具备这样持续互补的性质。它能弥补被人忽视的部分，弥补被人砍掉的部分，弥补被人作出错误判断的部分。优越的机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常规工作中是可悲的状态，在危机时刻是可怕的状态。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内，政府和社会接触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到来之际，警报器就不至於全面哑声。这样，不仅是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整个社会都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你要想陷害你的国家，就维持媒体同声。你要想你的国家少栽大跟头，就推动媒体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