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启蒙

作者：邓晓芒

出版社：我思图书｜崇文书局

出版年：2019.1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这一代学人，通常属于“老三届”知青的一代人。

然而，这一代学人之间尽管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却也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对同一个中国现实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的分歧。他们都在同一个时期下过乡，当过农民，体验过中国农村的劳动生活和中国农民的纯朴及愚昧。但是，置身于同样的处境中，却可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态度。一种是，在经历过文革那种人人相斗、相互仇恨的“急风暴雨”之后，沉入到农村那相对平静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亲身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亲切、单纯和温暖，很容易认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脉唯有在偏僻农村才完好地得到了保存，才免遭文革“破四旧”的蹂躏，于是从中生发出要恢复和发扬这已经濒临断层的传统文化，以拯救堕落了的世道人心的志向。另一种则是，并不是把文革看作某种个人意志任意妄为的产物，而是追溯到产生文革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于是在下到农村之后，通过农业劳动的体力磨炼和与农民的贴近的交往，这部分知青感到自己把握到了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刻、最隐密的根源，这就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家族式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培养着人的依赖性，并为集权统治准备了最广大最深厚的温床。我本人在长达10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中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由此形成了我的基本立场：对文革的反思不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批判，而是要从根子上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对这个社会赖以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因为只要这个社会的根基不变，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变，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法式的家族人际关系不变，文革的一套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很明显，上述两种思路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要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要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两者竟然都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以为，假如没有当代的国际潮流和国内现实的根本变化，这两种思路本来是谈不上谁对谁错的。就第一种思路来说，其实中国历史上对某个暴虐的统治者或某群专权小人所造成的恶果加以反思，并回到以仁爱立国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上来的例子多得很。尽管这种类似于“拨乱反正”的做法只不过是在一个王朝兴起的初期对社会生产力和人际关系带来了良性刺激，接下来就慢慢地一步步走向腐败，甚至变得倒行逆施，以至于需要再一次农民起义来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任务；但毕竟，儒家理想的“治世”总要比“乱世”好。就此而言，我对上述第一种思路抱同情的理解。站在儒家的立场来反思文革，无疑会认为文革的罪行主要在于摧毁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血脉（“评法批儒”），毒害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人际关系，而没有这种被当作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人就丧失了“道德理想”，这就导致了“人文精神失落”。因此后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使命在许多人看来就在于重新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去挖掘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道德资源，以维系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

所有这些初看起来似乎都言之成理，而且颇符合一般人的日常社会经验。但我以为，这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其合理性的儒家正统立场，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当代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转型就在于，从把个体意识建立在群体意识基础上的模式转向把群体意识建立在个体意识基础上的模式，也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儒家社会模式的新型社会模式。从这种立场来反思文革，我们就会发现文革执行的传统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在贬低和扼杀个体意识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文革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沉渣的泛起，其主要的罪过就是完全扼杀了个人，摧毁了人的基本人格，把人变成了政治机器上的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更没有个人权利的零件。当然，这种批判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比如说，汉初对秦始皇暴政的批判就不可能立足于人格和人权的根据，而只能是主张用“仁政”取代暴政、苛政。“仁政”并不意味着尊重老百姓的人权和人格，而只意味着要爱护百姓，让他们有一条活路而已，因为他们是统治者的“子民”。如果说，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现代人权和人格的意识，因而当时的最佳选择也只能是“仁政”的话，那么在今天，皇权的意识形态根基早已被摧毁，中国人完全可以将个人的人格独立性作为自己的立论的根据和批判的标准，而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批判模式，这也是当代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选择。

因此，我所选择的这第二种思路不是顺从日常社会经验的惯性的思路，而是切入到现实生活的根本变化并对其作出展望的前瞻性思路，因而是一条新启蒙的思路。这一思路无疑只有在接受和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最内在的精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这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两种精神都是中国古代传统中极其缺乏的。我所主张的是保持现实感，从同一个现实走向未来，而不应当返回到过去、从而失落现实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歧路。

——选自邓晓芒《批判与启蒙》P203-206，崇文书局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