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2009年提出要将阿巴进行捆绑式合作，提出建立美阿巴反恐联盟。本文以安全合作联盟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剖析了该反恐联盟八年多来的演变历程。该联盟虽然收获了一定的反恐成果，但面临的考验更为突出。从内部来看，美阿巴在互动中陷入了“相互依赖”无法兑现、“责任承担向反恐能力”转换失败，以及“利益关切”难以协调等困境；从外部来看，印度和俄罗斯等多重角力在该地区推进，基地、伊斯兰国(ISIS)、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威胁演变升级，给合作带来强劲冲击。由此，美阿巴反恐联盟的运转面临着分化与重构的可能：美方在联盟中“相对能力”日益下降且该趋势难以逆转，阿方因难以摆脱“被抛弃”的恐慌情绪并寻求更多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巴方从联盟中遭到排挤并引发新一轮安全合作关系重组等。
关 键 词：反恐联盟 依赖 利益 共同威胁 安全合作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被美国政府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①，而美阿巴三国一直是打击和清剿巴阿两国境内和边界地区暴恐势力的主要力量。2007年以来，阿巴两国境内以及边境地区的暴恐形势不断升级：巴塔势力开始强势崛起，并与阿塔势力在巴阿两国实现频繁联动和交流；阿塔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合作进一步推进。为应对这些全新挑战，并着力修缮“前线国家”巴基斯坦的“选择性反恐”策略，提升阿富汗独立安全能力建设，以应对2014年美军大幅撤离后的全新局势，美国开始着手对美阿巴三个国家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安排。2009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建立全新的美阿巴反恐联盟，成为这种全新部署的实践载体。
一、相关理论阐释
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B.Marshall)是早期界定联盟含义的知名学者。他在1959年撰文指出：“联盟就是盟友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政治安排”，盟友是“聚合到一起的政治实体，它们可能将联盟看作同等重要的战略资产，也可能认为彼此的战略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②根据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对于联盟研究的分类，“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反恐联盟可归结于利益互补的类型。③
影响联盟合作的因素微妙而繁多，既有合作框架不断演进带来的影响，也有联盟所共同面临的威胁发生演变后带来的冲击。无论是合作的已有成果和实践经验，还是诸多不同“认知”和“感受”——如每个成员对合作效用的评估和对威胁的判断——等主观感受的相互交织作用，均会引发联盟内部的权力分配、角色结构和关系紧密度的变动。从内部来看，关于联盟内合作框架演变原理，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著名学者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他认为，联盟主要由三大要素即成员的责任承担(commitment)、相互依赖(dependence)和利益关切(interests)的互动来推进，每个成员在互动中的力量变化，也是衡量其协商优势高低的核心标准。④一般来说，对联盟合作有着最高利益关切的成员，在推动合作议程具体化时的意愿也最强烈，其承担责任和做出妥协乃至牺牲的可能性也最高；而依赖和利益关切程度较低的一方，相比而言则会在合作中具备更高的协商主动权和优势。因此，决定各个成员在联盟内影响力的秩序和格局的，是这些变量在联盟内部的互动态势，而非成员间军事经济等资源的简单排名。⑤从外部来看，联盟的演变受到其面对的敌人即共同威胁(mutual threat)变化的影响。根据著名的联盟研究专家斯蒂芬·沃尔特教授(Stephen Walt)的观点，联盟需要对抗的敌人即共同威胁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威胁的综合实力、成员与威胁的地理距离、对威胁的进攻力和进攻意图等因素的综合结果。⑥在对抗这种共同威胁时，联盟具备的可靠性不仅包含了成员安全能力的聚集效果，即在和共同威胁发生冲突时的实际对抗能力，也包含了发生冲突前联盟的对抗意志对共同威胁所产生的“心理威慑力”。⑦
遗憾的是，应对共同威胁而建立的安全联盟，其合作经常陷入无政府状态。联盟内普遍存在两种“恐慌”心理。一是成员对可能“被抛弃”的恐惧。因为没有可靠的监管机制和机构，对合作伙伴高度依赖的成员常常担心会随时被抛弃，陷入独自面临各种安全威胁的境地。二是对“踏入陷阱”的恐惧。因为缺乏严格的违约惩罚监管力量，部分成员担心其安全利益会被盟友损害或践踏，从而踏入可怕的安全陷阱。⑧比较而言，“被抛弃”的恐惧，源自联盟成员对责任承诺不足，未能充分涵盖所有成员的需求；而害怕“踏入陷阱”的心理，则是源自各成员对责任义务承诺得过多、难以实现的事实。这两种心理会明显降低彼此合作的协调意愿和有效性，因而是导致联盟合作陷入无政府状态的重要因素。同时，联盟成员共同对抗的安全威胁一旦发生变异，也会给联盟的合作状态和走势带来影响。
二、美国组建美阿巴反恐联盟的驱动因素及初步效应
(一)驱动因素
美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初步酝酿、到2009年正式宣布全新美阿巴反恐合作新战略，是其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推进。2008年4月，美国政府问责署(GAO)报告指出：自2002年以来，美国在摧毁恐怖分子在巴阿边境地区庇护所的行动上，是极其失败的。⑨而加紧与巴阿两国的合作，显然是弥补这种失败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美国将阿巴两国进行捆绑式合作，主要是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所致：
一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巴基斯坦的反恐前线国家角色，并修正其“选择性反恐”策略。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有着将极端势力划分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传统。极端势力在巴基斯坦被分为三类：一是在北部瓦济里斯坦活动的“友好的”塔利班；二是在该地区活动的“不友好的”塔利班，在南瓦济里斯坦、史瓦特地区活动的武装分子以及其他以巴塔名义活动的武装分子；三是其他“友好的”武装分子，如“虔诚军”组织(Lashkar-e-Taiba，LeT)、“达瓦慈善团”(Jamaat-ud-Dawa，JuD)和“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ad，JeM)等。⑩因此，虽然巴方在2007年制定了新反恐战略，即对塔利班进行“清除、坚持、发展和分化”的计划，并先后在史瓦特和南瓦济里斯坦执行，但由于北瓦济里斯坦的塔利班曾和巴基斯坦政府签署过停战协议，巴基斯坦军队迟迟不肯向该地区挺进。同时，对于已成为连接巴塔和阿塔的重要桥梁、并持有鲜明反美立场的哈卡尼组织，巴基斯坦政府却在是否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上犹豫不定。(11)因此，推动巴基斯坦实现无差别反恐，是美国建立美阿巴反恐联盟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巴塔势力自2007年起开始强势崛起，塔利班势力得以在阿巴两国实现灵活的联动交流。2001年年底到2007年6月，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已从简单落脚实现了扎根生长，基本实现了“巴基斯坦化”。他们主要在部落地区夺取部分控制权，且和政府与军队关系日趋紧张。同时，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民众和武装组织对阿塔的支持，也逐渐从零散支持转变为全方位庇护；巴阿边境正式成为塔利班分子作战的核心根据地；塔利班意识形态也日益渗入巴基斯坦境内。从2006年夏天开始，塔利班的活动范围从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西北边境省的省辖部落地区，延伸到了西北边境省省府白沙瓦和伊斯兰堡。(12)在交火无法取得实质性战果后，巴基斯坦政府被迫与之媾和。
2007年7月“红色清真寺”风波爆发，标志着巴基斯坦塔利班势力由零散势力成为巨大洪流。(13)2008年12月14日，来自南瓦济里斯坦、北瓦济里斯坦、古拉姆、巴焦尔、奥力克兹、开伯尔和莫赫曼德等七个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省各地的二十多个武装组织代表召开会议，宣布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的成立。他们称，“由于巴基斯坦政府执行了错误政策，我们也被迫采取防御性圣战行动。”(14)TTP在巴基斯坦的疯狂行动，让巴基斯坦暴力冲突加剧。TTP在2008年12月成立后，巴基斯坦2009年的暴力冲突和恐袭事件达2586起，同比增长48％。(15)巴塔的扎根成长，无疑是整个塔利班在巴阿两国实现跨界流动的重要推力。塔利班由以往的大多从阿富汗境内向巴基斯坦的单向流窜，变成了巴阿之间双向互动交流。
三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进一步互相扶持和合作，形成了更大的暴恐合力。基地将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当成重要据点，为它和塔利班开始的高效合作提供了可能。自2007年起，基地组织开始与塔利班联手，多次向美国、英国以及驻阿盟军部队发动袭击。同年5月9日，美国彼得雷乌斯将军称，盘踞在巴阿边境的基地组织头目分子不断策划新恐怖袭击、筹集资金、训练新成员并指挥其全球分支组织，巴基斯坦俨然成了基地组织指挥全球行动的“神经中枢”。(16)另外，基地组织还频繁组织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恐袭，以间接支持和增援巴塔势力，甚至向塔利班成员传授全新战术。从2001年到2005年夏，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塔利班势力已被“驯服”，其残余势力退守阿富汗南部发动零星的恐袭活动。在此期间，美国也主要专注于在伊拉克平息逊尼派暴力活动。然而，藏匿于伊拉克安巴尔省(Anbar)的基地组织分子不断潜入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并煽动塔利班开始用自杀式恐怖袭击等新方式。他们不断怂恿塔利班分子，过去的游击战术已过时，每个成员有义务成为“毛拉·奥马尔的导弹”(Mulla Omar’s Missiles)。到2006年年底，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共同发动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达到139次，2007年上升到160次，重创了驻守巴阿两国的外国军队。(17)由此，塔利班日益成为基地组织袭击西方国家部队的得力助手。
(二)初步效应
2009年3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其阿巴战略(The Af-Pak Strategy)进行了战略部署，称其目标是“破坏、打散和歼灭巴阿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恐怖势力”。该战略中“Af-Pak”一词的全新表述，表明了美国意识到将巴阿进行捆绑式合作的重要性。2010年12月16日，奥巴马再次谈到阿巴两国解决美国反恐战略的高度关联性：“阿富汗战略应聚焦于几个方面：努力打击塔利班；有效训练阿富汗军队让他们能够发挥反恐的核心作用；通过展开民事服务以促进阿富汗的有效治理和开发；展开地区合作尤其是巴基斯坦的合作；…新战略的关键在于巴阿两国边界地区。”(18)随后，该联盟的运转初步彰显成效。
首先，美阿巴之间着手消除彼此之间的历史误解，并增进反恐合作对话。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决心的质疑，长期破坏着美阿两国对巴的信任。联盟正式创立初期，美巴两国均开始努力消解这种质疑。如在2010年春，在多次要求巴基斯坦对北瓦济里斯坦进行军事打击却看不到其相应行动时，奥巴马并没有指责巴基斯坦。同年，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冒险进入此地调查后称，“美巴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19)。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塔尔·阿巴斯(Athar Abbas)将军也回应道，“我们要在美国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之间实现平衡……美国已认识到，现在进行军事行动行不通。”(20)对此，奥巴马政府在随后的演讲中不仅对巴军方在南瓦济里斯坦和史瓦特山谷的行动表示赞赏，并表态称，“我们相信巴基斯坦政府比我们更了解北瓦济里斯坦的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21)此举大大缓和了合作氛围。此外，2009年10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克里卢格法案》，其主要条款也体现出了美国对巴基斯坦反恐事务认识的提升。法案强调，由于巴基斯坦缺乏安全、民主和稳定，才使得好战组织利用它作为发动恐怖袭击的绝佳平台；法案还强调实现巴基斯坦经济稳定对反恐的意义等。(22)
其次，阿富汗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部门改革以提高独立安全防卫能力，遏止塔利班重回阿富汗权力中心的行动。美国强调阿巴捆绑式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让巴基斯坦学者们都开始认为，美国并不希望征服或控制阿富汗，而是帮助它积聚足够的力量以保持稳定。(23)在美阿巴联盟创建后，阿富汗国家安全改革取得了更多实质性进展。除了在人员培训、队伍扩充和腐败惩治方面获得进步以外，阿富汗军队的独立作战能力也得到一定提升。2008年10月，在没有北约军队合作的情况下，阿富汗军队可以在部分地区独立行动。(24)到2009年1月，军队的第201团和第203团开始能够单独领导军事行动，其中一半的小组可以开始进行独立作战，军队和警察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能力也迅速上升。全面防护能力的显著提升为民众带来了安全感。一位阿格汗大巴区的长老甚至认为，“国家军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25)同时，美国创立的“聚焦地区开发项目”(FDD)，协助阿富汗对警察能力建设、人员培训和惩治腐败等进行全面治理。该项目启动后一年内就让阿富汗民众伤亡率下降了85％(26)，成效卓著。
最后，美国在与塔利班和谈或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中，给予阿巴更多的侧翼支持。2015年4月，塔利班再次崛起，成功控制了阿富汗近五分之一的领土，对一半以上领土具备强势影响力；2015年9月，北部城市昆都市(Kunduz)落入塔利班分子手中，被认为是奥巴马反恐策略的“严重挫败”。(27)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2016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邓锡军、阿富汗副外长卡尔扎伊、巴基斯坦外秘乔杜里、美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奥尔森，在伊斯兰堡参与了阿巴中美四方协调组(QCG)的首次会议。(28)为遏制塔利班影响力的扩张，美国也积极协助阿富汗与塔利班的和谈。同年5月18日，四方协调组会议在伊斯兰堡再次召开。在和谈严重受挫后，美国积极配合阿富汗军队，将重点移至阿富汗东部地区即楠格哈尔省(Nangarhar)等；同时，奥巴马还宣布会在阿富汗保持8400人的军队直至其任期结束，并派驻6700人的军队支持北约的“坚定支持行动”(RSM)。(29)奥巴马总统还签署命令，扩大了陆军和空军在阿富汗的行动权限，即可以协助任何阿富汗军队的分支，而不仅限于地方精英部队。对此，2013年到2014年美国驻阿巴的特殊代表詹姆斯·F.多宾斯(James F.Dobbins)认为，新的阿富汗政府已经认识到，阿富汗政府此前限制美国打击权限的决定是错误的。(30)毫无疑问，美国将巴阿两国进行捆绑式反恐合作之后，无论在促进多方反恐对话、推动阿富汗与塔利班和谈以及和谈受挫后的军事方面，都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支持。
三、内部困境：依赖、承担和利益互动的失衡
从2007年初步酝酿到2009年正式确立，迄今美阿巴反恐联盟依然是打击南亚暴恐势力的中坚力量。与其取得的反恐成果相比，联盟内部互动出现失衡和外部生态恶化的双重冲击，显然表现得更为突出。正如前文所言，影响安全联盟的合作态势的主要内因，是各成员责任承担(commitments)、相互依赖(dependence)和利益关切(interests)三者的互动。成员间三重因素的互动态势，最终决定每个成员拥有多少协商优势(negotiation advantage)以及合作的最终成效。由于联盟内部的角色的对应性，即A国对B国的依赖即是B国具备的权力资源；同样，A国对B国的责任承担，也就是B国对A国的利益关切所在。因此，下文中将会以美国作为承担、依赖和利益分析的分析主体，论述美阿巴在依赖、承担和利益关切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多重失衡。
(一)“相互依赖”的无法兑现
在南亚反恐斗争中，美国具备一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对巴阿两国均有着高度的战略依赖。这种依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巴阿两国进行反恐军事行动的实质性依赖，二是获取一种无形的反恐身份认同与合法性的依赖。(31)
从反恐军事行动的实际操作看，美国试图依赖更紧密的巴阿关系形成更大的“本土反恐合力”的尝试，在巴阿关系屡陷僵局的情况下不断受挫。在美阿看来，巴基斯坦尤其是其军方与各类暴恐势力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双重国策，是军事行动屡屡失效的主因。哈佛大学危机国家研究中心(CSRC)2010年度报告提出，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长期保持着联系的不仅有巴塔领导人，还有阿塔以及哈卡尼组织的成员。(32)因此，巴基斯坦军队在西北边境地区疯狂打击巴塔时，阿塔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好战分子经常可逃过一劫。有分析家指出，三军情报局对阿塔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并影响其决策行为，而这被美阿广泛认为是巴基斯坦为了满足抗衡印度需要而展开的行为。(33)美国还认为，也有可能是巴方为了在普什图族人中产生更大影响力，阻止阿富汗在西北边境提出更多领土要求。(34)阿富汗也指责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和国内武装分子，并将此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并认为这是破坏阿富汗和塔利班和谈的主因。对此质疑，巴基斯坦曾多次努力澄清，暴恐势力和组织仅活跃于巴阿边界的半自治部落地区；到2016年3月，巴方对该问题的表态发生了变化。在参加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会谈时，谢里夫总理的外交事务顾问萨尔塔吉·阿齐兹(Sartaj Aziz)坦承：“我们对塔利班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力，阿塔领导人和部分家族成员就在巴基斯坦”，但他也强调巴基斯坦无法代替阿富汗与塔利班和谈，只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而已。(35)
在对反恐行动合法性的依赖上来看，美国在开展军事行动尤其是无人机打击行动时，迫切需要巴阿认可和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第2条中的第4细则，只有在获得对方国家同意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能合法地运用武力在另一国家开展自我防卫行动。(36)自正式组建美阿巴反恐联盟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打击次数迅猛增加，2009年达到了54次，是此前五年次数的总和。(37)美方也多次承认，其无人机行动没有获得巴基斯坦政府的允许。在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初期间，美国在北瓦济里斯坦的行动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反美情绪，巴基斯坦外交部要求停止这样的打击行为，并抨击美国所有的反恐行动缺乏合法基础。巴基斯坦《新闻报》(The News)曾发表题为《奥巴马正在将整个世界推向战争中吗?》的报道，尖锐表达了这种愤懑情绪。(38)而美国却坚称，巴基斯坦官员暗中默许其无人机行动，还以“造成平民伤亡有限”和“精准打击力”来维护其正义性，但布鲁金斯协会等却抨击了这种说法。(39)长期以来，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是长期脱离于巴基斯坦司法体系之外的“非治理区域”，因而无法为无人机行动造成的伤亡而向美方提出诉讼和索赔。2017年3月2日，谢里夫宣布将会在下一个五年改革计划中，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纳入政府主流治理和司法体系内。此举是1947年来的首创，旨在让该地区的居民享受同样的法律权益。如得到落实，该地区民众就可起诉无人机打击的行为。(40)显然，美国希望获得无人机打击合法性支撑的期待，将会因巴基斯坦司法体系改革而遭遇更大的挫伤。
(二)“责任承担向反恐能力”的转换失败
在这个利益互补型的联盟中，美国试图通过向巴阿两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即“资源”(resources)，并使其转换为巴阿两国反恐“力量”，但其效果被质疑为昂贵而毫无用处。虽然美阿巴均认为，帮助阿富汗实现安全稳定是消灭恐怖主义的关键，然而从阿富汗方面来看，无论是协助阿富汗进行“独立安全能力”建设和安全部门改革，还是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宏观影响，远未实现由美国承担责任转变为提升阿富汗能力的目标。在协助阿富汗安全改革时，以美国联合北约等对阿富汗安全机构采取了短视的“训练加装备”的模式，来推动安全部门改革。大量资源投入安全“硬实力”建设，即盲目扩充安全部门人数、增加武器、重点打击叛乱活动等，却忽略了安全服务“软实力”建构，如尊重人权、培育社区监督机构和有效司法制度等。这种协助模式被国际社会批评为草率的“权宜之计”。(41)
图略
图1 美国对阿富汗救助与重建工作援助的累计拨款(2001～2017)
资料来源：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Quarterly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January 30，2017，p.66.https://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17-01-30qr.pdf
不仅如此，阿富汗“租赁型国家”的发展模式也被进一步固化。(42)即使奥巴马总统宣布要把援助力度向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倾斜，这种落后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为了给这种“租赁型”模式建构合法基础，阿富汗政府一方面通过为各社区单位提供就业、贷款甚至直接拨款以获取民众支持，另一方面也将大量资金拨付给安全部门以随时对不同政见者进行镇压。(43)由此，政府职能沦为简单地负责分配援助资源，而怠于思考改革和职能扩展。同时，为了获取外援，各地权力集团和非正式组织竭力靠近政府，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资助者和代理人”关系网，各种权力寻租、腐败、浪费现象频繁发生。(44)除此之外，美国和北约的强势干预导致“阿人治阿”主体角色在阿富汗安全部门改革严重缺失，这也是大量援助资源被浪费的重要因素。从2015年起，阿富汗国民安全部队接管全境防务工作，其维稳压力瞬间暴增，在与阿塔对峙中伤亡人数也迅速上升，阿军的空中支援、情报搜集和分析、特种部队作战和后勤补给方面，均在失去美军这个巨大的依赖后举步维艰。2015年4月24日，阿塔发动了代号为“决心”的春季攻势，阿富汗局势进一步恶化。(45)预期的“培养安全能力”目标，有步入“助长依赖性”歧途的风险。
奥巴马总统也希望调整对巴援助“重军事轻经济”的结构，来提升其综合反恐能力。(46)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克里卢格法案》，承诺未来五年对巴提供总额为75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一是从单纯地支持军事行动转换为协助其加强安全防卫能力和部队人员培训；在原有“联盟支持基金”(CSF)的基础上，美国于2009年新设“巴基斯坦反叛乱基金”(PCF)；二是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扶贫和基础设施的援助力度。(47)然而遗憾的是，巴基斯坦在使用援助资金时存在一定的监管缺失和腐败问题。甚至有美国军官指出，巴方非法挪用援助金的比例高达70％。而巴方民众也怀疑美国利用援助“频繁而深刻地干预国家内政”。(48)
在美国看来，巴基斯坦缺乏足够的军事行动诚意，尤其是不愿彻底清剿联邦部落管辖地区的北瓦济里斯坦，是导致大量援助浪费的主因。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首先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仅限于为培训巴基斯坦边境部队提供培训，而不能直接部署军队。其次是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独立于国家司法和治理体系以外，民众政治疏离感和被剥夺感让该地区暴力问题难以根除。在“利剑”行动后的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基础设施几乎瘫痪，治理改革迫在眉睫。将FATA并入开伯尔—普什图省(KP)的计划在2015年就被提出，但饱受争议。甚至谢里夫的盟友即伊斯兰贤哲会(JUI-F)代表也在2017年3月的国民议会上表示反对，导致计划搁浅。(49)巴基斯坦反恐能力欠缺，显然还与非军事因素有关。一是法治缺失。有力的法治工作是反恐行动的根基所在，但巴基斯坦的法治水平却令人担忧。(50)法治缺失、执法行动低效和法律专业人才的匮乏，让巴基斯坦军事反恐无法产生可靠效应。反恐立法缺陷明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在监押期结束后往往未经审判就被释放；没有建立合理机制以搜集恐袭情报；对各类宗教学校也缺乏监管机制。二是高度贫困状态。高达一半以上的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众多儿童被送往宗教学校，更容易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大量年轻人在贫困和失业率高企的双重压力下，直接加入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51)三是外来势力的秘密卷入。多年来，巴基斯坦学界和舆论界指责有外来秘密势力卷入国内恐袭活动。据《华盛顿季刊》报告称，巴基斯坦多起恐袭活动中曾多次发现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印度调查分析部—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CIA-RAW-Mossad)联合组织的踪迹。(52)
(三)“利益关切”的难以协调
奥巴马总统在组建美阿巴联盟时就宣布：“我们必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继续合作以解决巴阿经济困境；我们还必须让印巴之间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以避免过去的错误；我们确信良好的美巴关系须建立在对巴国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支持上。”(53)然而，巴基斯坦学界和政界却并不认可美国协调多方利益的诚意，他们认为美国组建美阿巴联盟更多的是出于两方面权衡。一是美国对穆沙拉夫、扎尔达里和新上任的谢里夫的能力均表示质疑。美国虽然意识到协助巴基斯坦实现民主转型是解决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关键，但穆沙拉夫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政治困境已经终结。美国认为巴基斯坦民主转型依然遥遥无期。二是美国绝对不会抛弃阿富汗战场，避免陷入类似伊拉克战争的局面让美国国家形象遭到损毁。因此，通过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在阿富汗进行合作，才能修补此前单边主义的负面形象，也可将阿富汗事务的政治经济代价部分转嫁给巴基斯坦。(54)显然美国协调三方利益诉求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分摊代价”和“怀疑巴方能力”的烙印。
同样，阿富汗对阿巴双方能否实现利益汇合也表示质疑。阿方认为，为了在阿富汗境内增加与印度对峙的筹码，巴方才暗中勾结和支持阿塔势力，不断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陷入僵局。对此巴方多次澄清：实现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能有效防控阿富汗境内的毒品贸易、极端主义和难民危机流入巴基斯坦，才是完全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当然，巴方确实担忧美军撤军会让印度在阿富汗境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担心1989年历史重演的焦虑再次困扰着巴基斯坦。因此，虽然巴方极力否定通过支持塔利班以便和印度对峙的说法，但在2010年向美国递交的简报之中坦然承认，“印度是巴基斯坦最重大战略关切之一”。(55)同时，巴阿之间对于塔利班和谈、阿富汗局势等问题也存在利益分歧和对抗，且有蔓延至广大民众中的趋势。在2015年的阿富汗民意调查中，有接近48％的受访民众认为，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可以从阿富汗的动荡中受益，20％的人认为受益者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阿富汗民众认为，巴方在协助阿富汗推动塔利班和谈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起到显著作用。在被问到是否同意“阿富汗没有巴基斯坦的合作条件下能够推动与塔利班和谈”时，有27.7％的人表示不同意该观点，28.6％的人表示强烈反对，反对意见的比例高达56.3％；有高达4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巴基斯坦的配合，阿富汗也能够顺利推进和平谈判。(56)民众广泛认为巴阿利益存在分歧，显然会弱化两国合作打击恐怖势力的意愿。
四、外部冲击：多重角力推进与暴恐威胁演变升级
美阿巴反恐联盟在与暴恐势力斗争的过程中无法挣脱南亚地区长年形成的多层次安全困境。这种安全困境是由多重问题相互交错建构而成，其中民族宗教冲突无疑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层次。因此，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它们与其他南亚国家一样，其国内政治中普遍存在着因种族和宗教差异而激发的动荡，且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并且由于这种种族宗教联系常跨界流动，它所引发的暴恐问题也极易形成国内与地区层次冲突的互动。(57)这就共同构成了美阿巴联盟需要面对的双重艰难生态，且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善。然而，除此之外，美阿巴反恐联盟还受到了多重外部角力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类暴恐威胁演变升级的全新冲击。
(一)多国角力推进导致美阿巴合作的环境更加复杂
由三个行为体组成的联盟，往往会受到多组联盟的“外部双边”(extra-dyadic)关系网络的影响，并引发联盟的结构变化甚至关系重组。(58)当前的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安全合作体系：其内核不仅包含美国与印度这样的稳定型大国的合作，也包含美国与阿巴这两个非稳定型并处于转型期国家的合作；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沙特和中国等国家，则形成了影响该安全体系的外层辐射圈。
改善印巴关系是奥巴马提出建筑美阿巴反恐联盟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外部助力之一，但印巴关系发展显然背离了该目标。2014年，莫迪赢得选举胜利后宣布，要对巴基斯坦恐怖势力进行严厉打击。随后，他邀请谢里夫参加了他的就职仪式。同年12月，莫迪总理又对拉合尔进行访问。但这些举措并没有真正迎来印巴关系回暖。2016年年初，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布尔汗·瓦尼(Burhan Wani)被打死后，被巴基斯坦作为民族英雄宣传，引发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大规模暴乱；随后该地区19名印度士兵被杀，印方穿越边界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改善印巴关系成为特朗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59)
除了印度外，俄罗斯的介入也是影响联盟运转的重大冲击因素。近年来美俄在安全问题上对峙加剧，南亚地区将会成为两国抗衡的新角力场。2015年12月31日，普京总统签署发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和北约东扩都是巨大的安全威胁，与2009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意味着俄罗斯对国际安全局势判断发生深刻转变。(60)近年来俄罗斯开始积极寻求在阿富汗事务中发挥影响，并为支持塔利班以打击伊斯兰国(ISIS)数次召开地区合作会议。对此，美国表示出高度警惕，美国军队立刻督促特朗普总统增加驻阿富汗军队人数，遏制塔利班势力的扩展。(61)美俄双方围绕塔利班的不同立场，将会给美阿巴处理与塔利班斗争事务增添新变数。
另外，伊朗近年来对阿富汗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以来，伊朗处理对阿富汗外交决策时采取了双面政策，即一方面希望阿富汗局势实现稳定，一方面又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在阿的军事存在是伊朗“向东看”战略的严重威胁。但近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伊朗开始更多地向后者偏斜。在伊朗看来，美国以阿富汗作为平台，建构其中亚和南亚的战略基础，将会严重伤害伊朗利益。因此，伊朗在2012年《美阿伙伴协定》签署后，立刻对其大肆抨击。同时，尽管承认与塔利班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伊朗国内日益形成一种新的观点，即没有塔利班参与的阿富汗政权是无法实现国家稳定的(62)，从而偏向于支持塔利班具有合法地位。
无论是南亚地区的印巴阿等主要国家，还是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沙特等外围国家，都对阿富汗各类政治事务表现出纷繁复杂的利益关切，立场各异。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与多国角力的强势推进，给美阿巴反恐联盟的运作铸造了更加复杂的外部生态(见图2)。
图略
图2 相关国家和组织在阿富汗事务中的立场示意图
资料来源：James Shinn and James Dobbins，Afghan Peace Talks：A Primer(Pittsburg：Rand Corporation，2011)，p.69.
(二)共同面临的暴恐威胁不断变异升级
首先，南亚地区恐怖势力间的竞争不仅没有削弱彼此，反而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强劲的动能。如基地组织在与ISIS的竞争中就得到了锻炼和提升：鉴于ISIS的残忍行动造成了穆斯林的抵触情绪，基地组织在南亚伊斯兰国家尝试执行“软化”政策，如提供社区服务，提倡对违反沙利亚法的穆斯林进行教育和感化；在行动中保持绝对谨慎秘密状态，避免ISIS的过度曝光行为；它甚至为某些造成平民伤亡的暴恐活动而向民众致歉。2014年9月，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宣布建立新的南亚分支，并在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重建伊斯兰国家，以回应ISIS的挑衅姿态。(63)基地组织在南亚获得更加广阔的势力范围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而ISIS虽然在叙伊战场遭受重创，进入“后大规模军事对抗”时代的ISIS也极有可能将南亚这个混乱地区视为休养生息的最佳庇护所。
其次，阿塔不仅在联合打压下顽强生存下来，且开始具备与外部力量进行“外交斡旋”的能力。一方面，美国坚定地认为，须继续加大力度打击阿塔势力；另一方面，阿塔也已开始暗中接触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的官方人员；俄方多次声称塔利班将成为打击ISIS行动中的有力助手，并为此召开了专门的军事会议。(64)这样一来，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在各国未来的反恐合作中究竟应被视为“敌”还是“友”，将成为各国不得不面对的抉择困境。即使阿塔不被视为联合打击ISIS的助手，单纯打击它的难度也已大幅上升。阿塔运用“双尖战略”(two-pronged approach)——即一方面不断发动恐袭刺激广泛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则不断扩大控制区域以削弱阿富汗政府权威——的手段开始变得日益娴熟；它也开始对阿富汗各个省份和安全机构等进行渗透；其核心领导机构“奎达人民立法会”(Quetta Shura)已从俾路支省的奎达转移到了白沙瓦省西北部城市；作战方式从零散的“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争，升级为大规模的传统军事斗争模式；它对驻阿的美国和北约安全部队资源输送设施的破坏力也日益增强。(65)2015年6月，7000名来自中亚、中东和巴基斯坦的外国好战分子进入阿富汗，ISIS的影响力也逐步渗入，让基地组织和阿塔的合作进一步得到推进。(66)
最后，巴塔虽短期内遭到严厉的军事打压，但仍能从国内重重交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中获取成长动能。一位巴基斯坦学者在2013年对7656名民众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受访者对巴塔表示高度种族认同，将其“正义”事业概括为：将克什米尔穆斯林从印度统治下解放出来；提供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努力让巴基斯坦成为遵从沙利亚法的国家；将非穆斯林赶出去；传播正确的伊斯兰教教义等。(67)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美巴合作的持续进行，巴基斯坦宗教政党频繁挑衅政府的反恐决策与行动，无形中也为巴塔的成长提供了助力。如伊斯兰大会党(JI)就以捍卫国家利益作为道德制高点，多次组织反对穆沙拉夫、扎尔达里以及谢里夫等领导人的抗议活动；另外，民众中强烈的反美情绪已让恐怖主义从部落地区蔓延至全国；逊尼派和什叶派持续冲突的同时，逊尼派内部的迪奥班迪派和巴雷维尔派(Barelvis)的矛盾也在加剧。极度混乱的局面成为巴塔发展的绝佳环境。更可怕的是，巴塔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扩充分支组织，一方面也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多元，吸收了如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阿赫勒·哈迪特(Ahle Hadit)和汗比利(Hanblis)等多种神学思潮，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拓展。(68)
值得肯定的是，巴基斯坦被诟病的“选择性反恐战略”在谢里夫2013年当选为总理后得到了首次深度修正。在与巴塔和谈失败后，巴基斯坦军队于2014年6月15日发起了“利剑行动”；2014年12月白沙瓦事件爆发后，巴基斯坦政府进一步深化反恐并辅以非军事措施实行综合治恐。(69)2015年2月，巴基斯坦明令禁止此前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哈卡尼组织和达瓦宣教团等在国内活动。(70)曾被国际社会频频诟病的“选择性反恐”开始向“无差别反恐”转型，这种推进让民众的满意度也逐年上升。盖洛普公司在2014年的调查表明，当被问及“政府在反恐努力中是否行动充分”时，巴基斯坦民众满意度从2013年的34％上升到了2014年的54％。(7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修复行为并非是迫于美国威慑而做出的让步，而是巴基斯坦政府屡次与巴塔等势力和解宣告失败以及2014年白沙瓦恐袭等重大事件发生后，谢里夫和解战略遭受质疑，在军方、反对党和民众齐声施压下做出的战略转型。
五、美阿巴反恐联盟重构的前景展望
从实际效果来看，近年来阿巴两国的反恐态势出现了分化。阿富汗境内恐袭次数从2009年的500余起上升到了2015年的1484起(72)，而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恐袭次数和死亡人数则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73)美阿两国频频将阿塔强势反扑和阿富汗局势恶化的责任推卸给巴基斯坦，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阿塔自2015年的强势崛起，以及美国和北约部队在2014年年底的大幅度撤离，与阿富汗尚未建立起足够防卫能力有关；阿富汗形势恶化，恰恰也是巴基斯坦开展“利剑行动”、逼迫巴塔等暴恐势力逃往阿富汗境内的直接结果之一，指责巴方无疑会大大挫伤其积极性。同时，美国对阿巴两国尤其是巴基斯坦“以援助换取对其影响力”的方式，也远未达到预期效果，美国“过度承担和付出”的恐慌进一步蔓延。而阿富汗虽能以美巴和印巴矛盾为依托博得美印两国的高度关切，但它在后撤军时代“被伙伴国抛弃”的恐慌也难以消解。美阿巴反恐合作面临着诸多分裂和重组风险。
一是美国作为联盟资源首要提供者的“相对能力”(relative capability)不断被削弱，且该趋势难以逆转。毫无疑问，美国依然会是该联盟中“绝对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最雄厚，但其“相对能力”即对巴阿两国的威慑影响力、介入阿巴安全事务的战略意愿和十余年的反恐声誉度等，均呈下降和衰落之势。一方面，美国国内民众对其大幅度投入巴阿两国的行动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在短期内美国也难以有效修缮导致其领导力式微的系统性失误，其领军角色的士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美国开始对自身反恐能力表示出了深度忧虑。美国媒体就多次表示，“我们在打击ISIS时缺乏一套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战略框架。”(74)这种相对能力的下降，在调解巴阿分歧时也体现得尤为突出。如2017年年初巴阿边界冲突再度爆发后，该地区马上发生了恐袭事件。巴基斯坦军队立刻轰炸边界并关闭了所有哨点，大量阿富汗居民离开家园。对此，阿富汗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美方强烈要求巴阿停止敌对，但巴基斯坦并不顺从，甚至威胁将会采取单边行动并要求阿富汗交出76名武装分子；阿富汗也对美国的调解置若罔闻，强令巴基斯坦大力清剿这些哈卡尼组织和塔利班成员。(75)显然，美国协调两方矛盾的“威慑力”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二是阿富汗依然紧密跟随美国反恐步伐，但也开始在联盟外寻求支持。2014年美国大幅度降低在阿的军事存在后，阿富汗局势立刻陷入激烈动荡，美国称之为“一场彻底的灾难”(76)。塔利班迅速控制了2001年以来最多的控制区域；ISIS已经在阿富汗东部获得了可靠的据点；平民伤亡再次创出新高，仅2016年就有3498人死亡；大量外迁的难民开始回到阿富汗；60多万民众因战争影响而流离失所等。(77)对此，美国声称将继续真诚协助阿富汗问题的解决，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继续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也强调阿富汗是“塑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78)但后撤军时代安全局势的急剧恶化，让阿富汗始终无法摆脱“被盟友抛弃”的恐慌。对此，阿富汗一方面继续肯定美国援助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开始加紧寻求联盟外部国家尤其是印度的支持，同时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积极寻求中方的支持。(79)
三是极有可能产生的结构变异，是巴基斯坦从合作关系中遭到排斥，并由此引发该地区安全合作关系的重组。2012年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巴基斯坦提供的安全合作背离了美国的反恐目标。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在访问阿印两国时，一方面认为巴方拒绝对恐怖分子的庇护场所进行打击的行为“在挑战美国忍耐的底线”，另一方面却肯定了印度为阿富汗经济和军事发展做出的贡献。(80)早在2013年，特朗普就要求对巴基斯坦施加强硬路线，认为“只要恐怖分子还在巴基斯坦境内，随时会回到阿富汗，所有重建和援助工作将前功尽弃”(81)；2014年6月，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称：“ISIS以为用恐怖势力对抗印阿两国，符合巴基斯坦国家利益，但这只是在自己身后藏了一条危险的蛇。”(82)可见，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不满日益公开化。
面对在阿富汗重建工作上代价庞大、效果微茫的局面，美国也多次将罪责全部推给巴方。美国的阿富汗重建事务特别检察长约翰·F.索普科(John F.Sopko)强调，重建阿富汗“是历史上最昂贵的重建援助工作”，但是15年里对阿富汗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都没能改变巴基斯坦将恐怖势力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模式。(83)美巴分歧日益尖锐化，继续影响着安全合作的进程。2016年5月，美国在俾路支省击毙阿塔头目曼苏尔(Mullah Akhtar Mansour)。巴基斯坦认为此举破坏了和谈，但美国认为曼苏尔才是和谈的阻碍，必须击毙。(84)美巴分歧也让阿巴中美四方会谈被迫中断，重启会谈遥遥无期。而美国从阿富汗大量撤军后，美国对巴基斯坦借用运输干道运输军事物资的依赖会下降，这也为美国排斥巴基斯坦提供了更大空间。2016年9月到10月，俄巴进行了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85)因此，美国对印度的偏袒和俄巴的走近，导致美阿巴联盟面临陷入实质分裂的风险。美阿巴反恐联盟极有可能演变为美阿印为一方、俄巴中为另一方的两大国际安全合作阵营。
不可否认，在美阿巴联盟建立之初，它就面临着美国与巴阿在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与阿巴距离遥远等天然掣肘；基于“员工和雇主”模式的互补型联盟的缺陷，也很难通过简单的军事经济援助来弥补。然而，巴方的“前线反恐角色”被强加了远超其实际能力的诸多责任，是导致合作低效的突出原因之一。从跨界合作来看，阿富汗捉襟见肘的安全防护能力无法为巴阿提供强大助力；从国内反恐来看，巴方政府又必须面对军队强势干预、宗派冲突加剧、伊斯兰政党频频指责，以及自身治理能力尚弱等挑战。即使巴基斯坦开始加大对核心区域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北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军事反恐力度，清剿后留下的居民安置、医疗和教育等问题，都需巴基斯坦花费大量资源来解决。另外，印度的负面冲击也并未得到应有的战略重视和积极应对。面对这个南亚地区综合实力的绝对强者，只有美国才具备影响其外交策略、缓解它与巴基斯坦对峙的能力。而只有缓和了印巴对峙局面，巴方才能从东部边界抽调更多的军事力量进行反恐。这些事实既是该联盟合作失误的直接体现，也可能成为未来推进合作的突破口。
鉴于成绩乏善可陈，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基本放弃了“阿巴”(Af-Pak)的表述，(86)但对巴阿合作与分歧的关注却从未降温。2017年5月12日，巴基斯坦城市马斯通(Mastung)遭受自杀式恐怖袭击，ISIS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巴阿边界冲突进一步恶化。美阿巴立刻举行三方协商会议，就如何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密切商议。此前不久巴阿也刚刚举行了边界谈判。(87)巴阿两国在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体系中依然有着不可替代性。重新定义合作角色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充分消解印度在美巴、阿巴对抗中的筹码角色，才有可能为美阿巴实现良性互动，并有效应对暴力恐怖威胁提供现实可能。
注释：
①Charles Burton Marshall,“Alliance with Fledging States,”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214.转引自孙德刚：《国际安全合作中联盟概念的理论辨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第52页。
②Charles Burton Marshall,“Alliance with Fledging States,”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216.转引自孙德刚：《国际安全合作中联盟概念的理论辨析》，第53页。
③Hans J.Mongenthau,“Alli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188.
④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S.M.Walt,The Origin of Alli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quoted from Barbara Elias,“America’s Missing Leverag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A Structural Analy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4,No.8,2013,p.1393.
⑤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p.15.
⑥[美]史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7页。
⑦Catherine C.Langlois,“Power and Deterrence in Alliance Relationship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9,No.2,2012,p.148.
⑧Barbara Elias,“America’s Missing Leverag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A Structural Analysis,” p.1394.
⑨Ari Jean-Baptiste,“Terrorist Safe Havens: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y Accomplish fo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Master Thesis,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Graduat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2010,pp.21-34.
⑩Ayesha Siddiqa,“Pakistan’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Separating Friends from Enemi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1,2011,p.152.
(11)Ayesha Siddiqa,“Pakistan’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Separating Friends from Enemies,” p.149.
(12)Thomas H.Johnson and M.Chris Mason,“No Sign until the Burst of Fire:Understanding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Fronti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No.6,2008,p.74.
(13)钱雪梅：《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2期，第53页。
(14)Misbah Abdul-Baqi,“Pakistan Taliban Disclosed,” Islamonline,August 23,2010.http://www.islamonline.net/servlet/Satelite? c=Article_C&pagename=Zone-English-Muslim_Affairs％ 2FMAELayout&cid=1203757776285/.
(15)Pakistan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09,” January 10,2010,p.8.转引自钱雪梅：《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2期，第54页。
(16)《美巴阿三国清剿塔利班：新一轮反恐成败难卜》，新华网，2009年5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17/content_11387286.htm.
(17)Brian Glyn Williams,“Mullah Omar’s Missiles:A Filed Report on Suicide Bombers in Afghanistan,” Middle East Policy,Vol.XV,No.4,Winter 2008,p.26.
(18)The White House,“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Annual Review,” December 16,2010,quoted from Zafar Nawaz Jaspal,“Af-Pak and Regional Peace in China’s Perspective:A Critical Appraisal,” Pakistan Horizon,Vol.64,No.4,2011,p.30.
(19)Karen DeYoung and Griff Witte,“U.S.and Pakistan Adapt Their Approach on Divisive Issue of North Waziristan,” Washington Post,April 14,2010.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4/13/AR2010041302614.html.
(20)Ibid.
(21)Karen DeYoung and Griff Witte,“U.S.and Pakistan Adapt Their Approach on Divisive Issue of North Waziristan”.
(22)“Enhanced Partnership with Pakistan Act of 2009,” Congress, Session,Adopted June 24,2009,quoted from Isaac Kfir,“U.S.Policy toward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No.4,December 2009,p.23.
(23)Isaac Kfir,“U.S.Policy toward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20.
(24)Data provided by experts in the Combined Security Transition Command-Afghanistan(CFAC-C),February 14,2009,quoted from Anthony H.Cordesman and Adam Mausner,“Winning in Afghanistan——Creating Effectiv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y 2009,p.68.https://www.csis.org/analysis/winning-afghanistan-2.
(25)“Good News from Arghandab,” The Economist,July 31,2008,quoted from Anthony H.Cordesman and Adam Mausner,“Winning in Afghanistan:Creating Effectiv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p.68.
(26)U.S.Department of Defense,“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June 2008,pp.25-45,quoted from Anthony H.Cordesman and Adam Mausner,“Winning in Afghanistan:Creating Effectiv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p.108.
(27)John Queally,“Fourteen Years after U.S.Invasion,Taliban Offensive Claims Major City,” Intellihub,September 29,2015.http://www.intellihub.com/fourteen-years-after-u-s-invasion-taliban-offensive-claims-major-city/.
(28)“QCG Meeting Urges Taliban to Join Negotiations,Taliban Says Unware of Peace Talks,” Xinhuanet,February 25,2016.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2/25/c_135130565.htm.
(29)Dan Lamothe,“U.S.Shifts Emphasis of New Operations against Taliban to Easter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Post,July 12,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6/07/12/u-s-shifts-emphasis-of-new-operations-against-taliban-to-eastern-afghanistan/? utm_term=.f845fec1d5d8.
(30)Missy Ryan and Thomas Gibbons-Neff,“U.S.Widens War in Afghanistan,Authorizes New Action against Taliban,” Washington Post,June 10,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6/06/09/defense-official-u-s-to-begin-striking-taliban-advise-regular-afghan-soldiers-again/? utm_term=.88fc4cc8d577.
(31)Siddharth Varadarajan,“Building Trust,One Step at a Time,” The Hindu,June 23,2010.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columns/siddharth-varadarajan/article481022.ece.
(32)报告作者在2010年2月至5月对9位叛乱组织的首领进行了半结构化匿名访谈，还有1位塔利班中间协调人，10位1996～2001年期间的塔利班高级官员，22位阿富汗部落长老和政治分析家等。See Matt Waldman,“The Sun in the Sk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kistan’s ISI and Afghan Insurgents,” June 10,2010,p.2.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7a08b0c40f0b652dd000a78/DP18.pdf.
(33)Steve Coll,Ghost War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2001(London:Penguin,2005),p.235.
(34)Matt Waldman,“The Sun in the Sk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kistan’s ISI and Afghan Insurgents,” p.29.
(35)Millyas Khan,“Why did Pakistan Admit to Hosting the Afghan Taliban?” March 3,2016.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5719031.
(36)Yolandi Meyer,“The Legality of Targeted-killing Operations in Pakistan,”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Vol.47,No.2,July 2014,p.228.
(37)美国发动无人机打击在2004年仅为1次，2005年3次，2006年2次，2007年5次，2008年迅速增加为38次，2009年达到54次，2010年138次，此后逐年下降：2011年75次，2012年48次，2013年减少为17次。See Yolandi Meyer,“The Legality of Targeted-killing Operations in Pakistan,” p.228.
(38)谢许潭、张明明：《美巴主流英文报纸对两国反恐合作解读的对比分析》，《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3页。
(39)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无人机行动击毙1名恐怖分子需要以10名平民牺牲作为代价；随后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等机构的调研报告得出更严峻的结果，即无人机击毙1名恐怖分子需要付出49名平民的生命作为代价。转引自Yolandi Meyer,“The Legality of Targeted-killing Operations in Pakistan,” p.227.
(40)Munir Ahmed and Riaz Khan,“Pakistan Unveils Reforms for Tribal Areas as Drone Kills 2,” Washington Post,March 2,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pakistani-police-kill-vendor-suspecting-him-of-being-bomber/2017/03/02/b5361718-ff16-11e6-9b78-824ccab94435_story.html? utm_term=.e4b9fed25ce0.
(41)Mark Sedra,“Diagnosing the Failings of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Afghanistan,” Security and Peace,Vol.28,No.4,2010,p.238.
(42)Willemijn Verkoren and Bertine Kamphuis,“State Building in a Rentier State:How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Afghanist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44,No.3,2013,p.501.
(43)R.H.Bates,When Things Fell Apart:State Failure in Late-Century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7,quoted from Willemijn Verkoren and Bertine Kamphuis,“State Building in a Rentier State:How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Afghanistan,” p.511.
(44)T.Kelsall and D.Booth,“Developmental Patrimonialism? Questioning the Orthodoxy on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9,Africa Power and Politics Program,London,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10,p.8,quoted from Willemijn Verkoren and Bertine Kamphuis,“State Building in a Rentier State:How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Afghanistan,” p.501.
(45)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7期，第45页。
(46)这种重军事轻经济的援助模式体现在：从2001～2008年，美对巴援助总额达到78.9亿美元，但仅有30％的资金用于其经济建设；在恐怖主义密集区域——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该比例更为畸形——军事援助额占比高达96％，经济开发援助仅为1％。详见“US Aid to Pakistan by the Numbers,” Centre for American Progress,Washington D.C.,August 21,2008.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news/2008/08/21/4821/u-s-aid-to-pakistan-by-the-numbers/.
(47)Akbar Zaidi,“Who Benefits from U.S.Aid to Pakist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46,No.32,August 6,2011,p.103.
(48)Baqir Syed Sajjad,“Wikileaks Bombs Rock Islamabad,” Dawn,December 2,2010.https://www.dawn.com/news/588062/wikileaks-bombs-rock-islamabad-3
(49)Amir Wasim,“PM-N Ally Fazl Opposes FATA Reforms in NA,” Dawn,May 16,2017.https://www.dawn.com/news/1333406/pml-n-ally-fazl-opposes-fata-reforms-in-na.
(50)在2014年有关99个国家法治指数的抽查中，巴基斯坦行政机构的执法水平排名第95位，在秩序和安全方面，排在全球倒数第一；该指数还表明，巴基斯坦的司法体系反应迟钝并且很低效，违法行为非常普遍。See“The WJP Rule of Law Index 2014,” pp.15-27.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introduction_key_findings.pdf.
(51)Ishaq Dar,“Over Half of Pakistan Lives under Poverty Line,” Daily Dawn,August 30,2014.http://www.dawn.com/news/1110248.
(52)Mohammad Waqas Sajjad,“External Factors of Instability in Pakistan-troubled Alliance in War,” Strategic Studies,Vol.30,2010,p.2,quoted from Sajid Haider,Carmen de Pablos Heredero and Munir Ahmed,“Identifying Causes of Terrorism in Pakistan,” The Dialogue,Vol.X,No.3,2015,p.220.
(53)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on a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March 27,2009,quoted from Zafar Nawaz Jaspal,“Af-Pak and Regional Peace in China’s Perspective:A Critical Appraisal,” Pakistan Horizon,Vol.64,No.4,2011,p.33.
(54)Isaac Kfir,“U.S.Policy toward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No.4,December 2009,p.24.
(55)Rizwan Zeb,“Pakistan and Afghanistan,2014 and Beyond:Not Friends,Not Yet Enem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Vol.8,No.2,2013,p.165.
(56)Hussain Ali Karimi,“Afghan People’s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aliban,” Report by Afgh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March 2016,pp.34-35.http://www.aiss.af/assets/aiss_publication/Afghan people’s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s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aliban-English.pdf.
(57)[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58)Skyler J.Cranmer,Bruce A.Desmarais and Justin H.Kirkland,“Toward a Network Theory of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8,No.3,2012,p.298.
(59)Barkha Dutt,“Why India and Pakistan Could Be Big Headaches for the Next U.S.President,” Washington Post,October 25,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6/10/25/why-india-pakistan-could-be-a-big-headache-for-the-next-u-s-president/? utm_term=.3c76be34b1f5.
(60)Emery James,“Coalition Building to Counter ISIS:Part 2,”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1,No.2,February 2016,p.8.
(61)Pamela Constable,“Pakistan Shells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as Tensions Rise over Terrorist Attacks,”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1,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pakistan-shells-border-with-afghanistan-as-tensions-rise-over-terrorist-attacks/2017/02/20/2d0157e2-f0aa-11e6-a100-fdaaf400369a_story.html? utm_term=.3d51a2b9d31b.
(62)Kayhan Barzegar,“Iran’s Foreign Polic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7,No.2,2014,p.119.
(63)杨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东南亚、南亚的扩张比较》，《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6页。
(64)Emery James,“Coalition Building to Counter ISIS:Part 2,” p.8.
(65)Javid Ahmad,“Will President Trump End the‘Total Disaster’War in Afghanistan?” National Interests,February 26,2017.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president-trump-end-the-total-disaster-war-afghanistan-19587? page=2.
(66)Dawood Azami,“Why are the Taliban Resurgent in Afghanistan?” January 5,2016.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5169478.
(67)“Why Pakistan Can’t Fight Terrorism,” Pakist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Vol.3,No.2,April-July 2011,p.5.
(68)Mudasir Nazar,“Pakistan’s Frontline Status,War on Terror and the Jama’at-e-Islam Response,” South Asia Research,Vol.36,No.2,2016,pp.143-145.
(69)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第19页。
(70)“Pakistan Bans Haqqani Network,Jamaat-ud-Dawa,” India Times,May 2,2015.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world/pakistan/Pakistan-bans-Haqqani-network-Jamaat-ud-Dawa/articleshow/45976300.cms.转引自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第18～20页。
(71)Brad Hoffman and Mohamde Younis,“Pakistanis Saw Progress on Terrorism before Attacks,” December 22,2014.http://www.gallup.com/poll/180293/pakistanis-saw-progress-terrorism-attacks.aspx? g_source=drone+in+pakistan&g_medium=search&g_campaign=tiles
(72)http://www.start.umd.edu/gtd/search/Results.aspx? start_yearonly=2009&end_yearonly=2015&start_year=&start_month=&start_day=&end_year=&end_month=&end_day=®ion=6&country=4&asmSelect1
(73)2009～2016年期间巴基斯坦境内恐袭次数逐年下降，依次为2586次、2113次、1966次、1577次、1206次、625次和441次。“Pakistan Security Report:Special Report 2016,” PIPS Research Journal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Vol.9,No.1,Spring 2017,p.16.
(74)Anthony H.Cordesman,“The Islamic State War:No Clear U.S.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ember 10,2014.https://www.csis.org/analysis/islamic-state-war-no-clear-us-strategy.
(75)Pamela Constable,“Pakistan Shells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as Tensions Rise over Terrorist Attacks”.
(76)Christopher Jaffrelot,“Pakistan at the Crossroads,” Carnegie,April 19,2016.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4/19/pakistan-at-crossroads-pub-63422.
(77)Javid Ahmad,“Will President Trump End the‘Total Disaster’War in Afghanistan?”
(78)Elise Viebeck,“Trump’s First 100 Days:What We Don’t Know about the Strike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Post,April 14,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werpost/wp/2017/04/13/trumps-first-100-days-what-we-dont-know-about-the-strike-in-afghanistan/? utm_term=.f11b51e08aff
(79)Huasheng Zhao,“Afghanistan and China’s New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4,2016,p.891.
(80)Larry Hanauer and Peter Chalk,“India’s and Pakistan’s Strategies in Afghanistan: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1,2012,pp.45-50.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12/RAND_OP387.pdf.
(81)Arushi Kumar,“What Does India Think of Trump’s Afghanistan Policy?” Carnegie,February 14,2017.http://carnegieindia.org/2017/02/14/what-does-india-think-of-trump-s-afghanistan-policy-pub-67998.
(82)Barkha Dutt,“Why India and Pakistan Could Be Big Headaches for the Next U.S.President”.
(83)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Quarterly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5.
(84)Kamran Yousaf,“Pakistan Finally Confirms Mullah Akhtar Mansour’s Death in US Drone Strike,” The Express Tribune,May 26,2016.https://tribune.com.pk/story/1110836/pakistan-finally-confirms-mullah-akhtar-mansours-death/.
(85)Petr Topychkanov,“Deep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Pakistan Threatens Delhi,” Carnegie,October 11,2016.http://carnegie.ru/2016/10/11/deep-military-cooperation-between-russia-and-pakistan-threatens-delhi-pub-64828.
(86)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最后一次在新闻标题中用“Af-Pak”的时间为2013年5月4日，《今日美国》和《纽约时报》也先后放弃了该词汇的表述。
(87)“Pakistan,Afghanistan,U.S.to Act against Daesh,” The News,May 13,2017.http://e.thenews.com.pk/pindi/5-13-2017/mainpage/page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