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二十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学与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具有深度、广度和活力的领域。其中，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历史阶段，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对此的研究是从当时知识分子对“新时期”的自我认定开始的。根据黄平的考释，“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时期”等说法最早出现在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而“新时期文学”则生发于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①。当年，“新时期”概念很快被《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文学刊物引渡到文艺领域。1979年11月1日，周扬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此后，“新时期”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的常用概念之一。对此，程光炜曾谈到，“八十年代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例如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等，比较倾向于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个时间神话。”②
正如程光炜所使用的“神话”一词所表明的那样，“新时期”所包含的断代意识实际上遮蔽了它自身的历史性。借用陈思和提纲挈领的术语说，即1980年代属于一个“共名”时代，而当我们在1990年代走入“无名”时代后，对“共名”时代的多重解释才有可能进行；并且，由于“无名”时代的分裂状态和多重主题的存在，对1980年代的解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特征③。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试图为1990年代至今大陆的文学学界对1980年代的解释做一番梳理，分析其来路和成就，并试图结合中国文学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来提供继续深化的可能。
一、思想“现代性”：从论争到批判
1980年代的纷繁复杂和众声喧哗使得它自身具有自反的潜质；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思考的深入，它所选择的“启蒙”“纯文学”等“去政治化”“非历史化”的概念会逐渐显示出其政治性和历史性，批判的武器也终究会迎来对武器的批判。
在文学研究领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洪子诚的专著《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91)。作者在1997年写的《后记》中说道：“书中谈论的，大体上也侧重于对8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的方面。这是因为，在当时，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辉煌成就’的描述已相当充分，我想应该在它的‘限度’、它的‘脆弱’的方面，从‘文学史’的角度补充一些意见。”④正如作者用“姿态”所可能暗示的那样，1980年代作家的“自我意识”并非只是“主体”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姿态”，其背后隐藏着历史的脉络。因此，将1980年代文学放回到文学史，为成就祛魅，为问题探源，就成了贯穿这部著作始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学史的探寻所倚重的依然是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其洞见也是从1980年代文学和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中生长出来的。例如，作者在试图为“问题”给出解决之道时，提出“关键在于创造者的精神结构”和“独立的文学传统的建设”⑤，然而，这里的“创造者”和“独立的文学传统”都是一种历史的造物和“姿态”。因此，1980年代文学研究还有待更多的历史探寻和批判。
这种探寻和批判更明显地出现在围绕当代思想文化状况的论争中。1980年代结束的方式令人错愕，而当人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之后，发现尽管改革、开放、市场化等“现代化”实践继续推进，但启蒙、人道主义、自由等曾经是自明的概念纷纷成为被怀疑、审视和争论的对象。在这种遭遇之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论争。这些论争的背景不一而足，但均有学术的内在发展与外界压力共同作用的因素，也有知识分子代际更迭、立场转换的因素，同时还有留学人员开始发声等更为具体和复杂的因素。例如，在1991年知识界关于学术规范与1980年代学术“失范”的讨论中，新一代学人(相对于在1950-1970年代接受国内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多接受的是“文革”后逐渐确立起来的体制化的学院教育)确立自身规范和话语权的意图就隐含其中⑥。而在发生于1993-1995年之间的“人文精神”论争中，则有1980年代话语方式延续和发展的身影⑦。因此，与其说1980年代的人文学者共同体在论争中分裂，不如说是知识群体的更新、扩大和分裂并存。
相对于学术规范和“人文精神”的讨论，后来关于“现代性”的论争更是对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在1980年代知识界的实践中，知识分子不仅将“启蒙”“现代”等概念置于核心位置，并且习而不察地在它们与诸如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等概念之间画起了等号。于是，在1989年之后，等号后面的内容被怀疑，等号前面的那些“自明”的概念也迎来了批判。如果说1980年代思考现代的入口是“现代化”的话，那么1990年代对此的思考则是从“现代性”展开的。作为一个西方概念，“现代性”本身有着复杂的历史来源和理论内涵，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也非常含混。这里主要关注1990年代的学者如何使用“现代性”来批判和清理1980年代的知识遗产。
199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依据论者的态度，可以大体划分为“终结/批判”“谨慎反思”和“正面肯定/期待完成”三类。其中，后两类并无实质区别：“反思”往往并不根本否认“现代性”的合理意义，而“期待”恰好说明了其“未完成”或不完美。因此，这两种观点也是1980年代意识的延伸，而“终结现代性”则更为引人注目。
这一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张颐武。在论文《“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1994)中，他提出，“对‘现代性’的追问与重估正是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那么，该如何“追问与重估”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是一整套巨大的‘知识’，它的形态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分开的。‘现代性’的‘知识’生产了承载和表达自身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强化了‘现代性’话语的无可质疑的权威性的‘知识’二者几乎是完全同一的，中国‘现代性’的‘出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出场’是同步的。李泽厚的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正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话语中的中心位置的完整的叙事。”借助对这两部写于1980年代的著作的分析，作者指出：“‘现代性’的建构乃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这种知识必须以西方话语作为唯一的参照系……‘现代性’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⑧在这里，我们看到1980年代启蒙意识在“现代”与“西方”之间建立起来的等式成了问题的中心，而启蒙知识分子挟思想文化以自重的姿态也加重了自身的罪责。然而问题是，如汪晖所言，“中国现代性话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⑨，那么，1990年代早期以此对立语式建立起来的“告别现代性”以及所谓的走向“中华性”⑩的言论就依然在现代性框架之内。因此，如果说1980年代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11)的话，那么1990年代早期对1980年代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仍需要倚重1980年代的思想工具?
与之同理的还有1990年代的后殖民批评对1980年代的批判。如刘禾所指出的那样，反省现代性本是后殖民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后殖民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12)同样，在1990年代，对1980年代启蒙意识和现代性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殖民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探讨“中华性”的文章就也可以被看作后殖民理论向中国旅行的痕迹。然而，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具备解中心潜质的理论如何向民族主义姿态滑动。正如刘禾所言，后殖民理论在初入中国语境时被庸俗化和漫画化，其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被简单地理解为“反西方”，或者干脆也被简单地理解为另一种“西方理论”(13)。实际上，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社会变动为这种理论旅行和变异提供了契机，而这一点已为今天的学界所熟知：“后殖民理论的输入时逢中国学习西方又到了一个需要反思的关节点。中国后殖民批评重复了百年历史的基本主题：学习西方必须警惕全盘西化，必须警惕中华文化被西方殖民。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要旨，一是强调民族文化的本位性，二是把文化批判的对象指向西方文化霸权，三是从总体性角度把握中国当代文化，贯穿其中的是民族主义情绪。”(14)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反思1980年代的学者当中，最有范式意义的是汪晖。如果说“现代性”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不过是比1980年代所掌握的更新的西方理论工具、而且可以随用随换的话，那么对于汪晖来说，“现代”和“现代性”就是从深入的理论思辨和历史探寻中找到的中国研究的切入口。从他的思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启蒙意识如何遭遇全面的批判。
汪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从中国研究的视野中出发的。在发表于1994年《学人》第6辑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汪晖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理解中国的思路进行分析，来质疑单纯地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用世界体系理论修正后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提出一种依托在全球交往空间视野中的分析框架。他认为，韦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背后的历史性“限制了这些范畴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能力。在这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反思(这种知识体系经常表现为对现代性的批判)。通过这种反思，我想暗示的是，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及其问题的分析首先需要置于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并致力于寻找相应的历史范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15)。由此可以看出的是，尽管都在使用和质疑“现代性”，但汪晖的思路是通过对“现代性”概念的把握来发现其限制，进而寻找更切实的范畴和概念来进行中国研究，而不是将对现代性的质疑集中和停留在对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批判上。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更宏观和具有突破性的思路，使得1980年代在他的批判下遭遇了全面的危机。
这种遭遇主要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及《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这里限于篇幅仅对前者进行分析。该文写于1994年，同年发表在韩国的《创作与批评》(总86期)，修改后于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汪晖以1980年代末被表面的社会动乱所遮蔽的社会演变和延续开始，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三种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分别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主义和1978年以后出现的用人道主义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及其在1990年代的后续形式，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主义等)，揭示二者之间在“现代化”这一维度上的复杂(非简单对立的)关系，将“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置于到聚光灯下，使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诸多问题和方法成为怀疑的对象，进而指出其无法再回应已经到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复杂问题的尴尬处境。他提出：“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16)汪晖的思路并非是简单否定1980年代，而是为思考中国问题寻找新的进路：从反思现代性出发，“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而现代性作为反思的出发点，其结果便是这个概念本身的作用的终结，“我们将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17)
可以说，汪晖的实践是通过对1980年代的启蒙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视野进行勾连，进而将之整体地置于怀疑的焦点上。其对我们思考1980年代及更广阔的历史的解放作用由此而来，而其问题也因此而生：这种整体性的归纳和提升，在多大程度上缘于研究对象，又在多大程度上出自研究者的意图?当研究者不断地重复着“80年代”时，是否同样将1980年代封装进了一个(尽管不同于“新时期”的)“框架”之中?在整体性的批判(与弃置)中，当时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参与如何得到具体理解?下文我将表明，这些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依然存在。
二、“再解读”：转向与提升
前文说过，1990年代知识界的复杂构成也是对1980年代进行深入反思和批判的条件之一。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提醒道：“一方面，1989年事件造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西迁，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原因出国访问、滞留海外或选择流亡生涯；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期国家执行的留学生政策在1990年代产生了影响，因为自那时起欧美和日本留学的许多学生陆续获得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这些国家获得职位，另一部分回到中国。”(18)1990年代的许多论争中都有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身影。海外知识分子的当代中国经验和西方学术背景，一方面使他们在扭转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中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向中国大陆学界传播后殖民理论、后现代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理论和方法上起到了中坚作用。
这部分学者在海外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可以说是在1990年于杜克大学召开的名为“Politics，Ideology，and Chinese Literature：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Critique”(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学：理论介入和文化批判)的会议上(19)。这次会议是美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大多是从大陆到美国的学者，其中包括刘康、唐小兵、李陀、刘再复、刘禾、吕彤邻、汪悦进和张英进等。李欧梵在会议的总结致辞中说道：“在现代中国研究这一崭新领域中，这些‘新人’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主要作为他们在美国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学术训练的结果)已经带来了刘康所谓的‘范式转型’。”(20)这些学者的文章大多涉及对1980年代的重新理解，并且通过政治分析、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理论对过去的理解方式进行清理，不仅推动了国内外学界对1980年代的研究，更推动了海外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更新。对此，王德威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2006)中指出，这次会议“适足以宣告理论时代(即199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研究进入‘理论热’的时代——引者注)的自我期许”(21)。
由于这一部分学者的双边甚至多边经历和身份，他们在国外的研究也自然地延伸到国内，并以引发“再解读”学术潮流的身份登上舞台。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22)在香港出版(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主要从历史叙述、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形态等角度去“再”解读红色经典和革命通俗文艺，引发海内外关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学者李杨也出版了类似的著作，即《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1942-1976)》(23)。此后，对1940-197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再解读”的著作越来越多，如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24)(1996)，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25)(2000)，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26)(2006)和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27)(2010)等。学者们纷纷以社会批判的理论和思路，来重读那些曾经被19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弃置的红色文学和革命通俗文艺，探讨其意识形态性、历史性和现代性。相应地，1980年代文学则被打入统编文学史教材的冷宫中。然而，也正是这种有意的反向选择，向我们展示出这种“再解读”与1980年代的紧密联系。
表面上看，“再解读”热潮是对1980年代的否定和扬弃，同汪晖的现代性批判共享着同样的策略、贡献与问题。唐小兵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自己编选《再解读》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如果不是将这些作品作为纯粹审美的对象，而是放到思想史、文化史层面上来看，那么它们是有其历史价值的”(28)。这里所说的“将这些作品作为纯粹审美的对象”，正是在1980年代产生的文学意识。在这种意识下，1940-1970年代的红色文学和革命通俗文艺因为缺少“文学性”或类似的理由而被认为是过时的或不值得严肃对待的。因此，若想对这些文学进行重新解读，就必须“拆解80年代形成的文学知识体制”(29)。然而，“再解读”和1980年代的文学意识又有着紧密的继承性关系。这一层关系就在于“再解读”与19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后期的“重写文学史”的联系上。
刘再复在为《再解读》所写的序言中首先分析了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背景，并说道自己曾为它被政治批判中断而惋惜。然而，在《再解读》中他“欣喜地发现，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并没有中断，而且在海外伸延。许多有心的年轻学子利用人文环境的自由条件，别开思路，也进了‘重写’实验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刚过开始，但已明显地构成对世俗批评视角与世俗批评语言的挑战。”同样，唐小兵在访谈中也强调了“再解读”与“重写文学史”的联系(30)。并且，有趣的是，作为“再解读”潮流中的重镇之一的黄子平，也是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如果说19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是对1940-1970年代文学史模式的重写的话，那么“再解读”就是在发现和确认1980年代文学观念与五四以降的文学观念之间存在联系或同一性的前提下，在反思1980年代及以前的解读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再”解读。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确认“再解读”与1980年代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对重新理解1980年代的启发意义：尽管“再解读”并不直接“解读”1980年代文学，但它对1940-1970年代红色文学以及通俗文艺的重视和对1980年代文学的有意忽略，本身即表达了一种新的学术态度和思路。例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中说道：现有的用以解释现代中国文学的诸多范畴，“如‘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化’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是叫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结果往往是狗逐其尾，自我循环。”(31)这段话很典型地说明了“再解读”的背景和贡献。1980年代的文学学者之所以无法真正对1980年代文学进行反思性批判，就是因为文学批评与研究和当代文学共享同一套话语，并且这种话语往往还来自于当代文学自身，于是批评和研究陷入了“狗逐其尾，自我循环”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代文学的自我确证。“再解读”在思路和范畴上另起炉灶，使得对文学进行真正的批评成为可能，更使得文学批评升级成为学术研究成为可能。
三、“重返八十年代”：历史化与学科化
自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些具有个人创见和学术洞察力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2)(1999)、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33)(1999)和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34)(2004)等，其中对1980年代的文学状况有了更深入的反思。这一方面是1990年代学术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了一定的静观距离。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有着明显的重新定义“文学史”，进而发现文学观念之历史性的倾向。
似乎是在为更深入地理解1980年代积聚能量，从2004年开始，关于1980年代的回忆录、访谈录、摄影集、怀旧集开始涌现，例如旷晨、潘良编著的《我们的八十年代》(35)(2004)，王晓梅编著的《记忆长河·怀旧八十年代》(36)(2005)，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37)(2006)，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记忆碎片》(38)(2008)，陈祖芬的《八十年代看过来》(39)(2008)，刘禾编的《持灯的使者》(40)(2009)，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41)(2009)，李颉的《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录》(42)(2009)，马国川的《我和八十年代》(43)(2010)，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44)(2013)和《新周刊》编著的《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45)(2014)等。这些书籍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来追述1980年代，在社会上营造出了“八十年代热”的文化氛围。这一方面或许是现实政治的原因：在此期间，社会大众普遍感觉改革停滞，社会体制僵化，经济衰退，社会压力增大，因此社会大众自觉不自觉地怀念作为改革开放先锋时期的80年代，并赋予其一种自由、文艺、激进的乌托邦色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具体的时间原因：进入新世纪，1980年代活跃过的当事人大多已处于知天命或耳顺之年，当年的激情与梦想也早已在回忆中沉淀成怀旧。
与“八十年代热”相呼应，学术界也开始掀起一股“重返八十年代”的潮流。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张旭东在香港出版的《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1997)一书的序言《重返八十年代》(46)。本书主要收录作者写于1980年代后期的关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文章，因此这里的“重返八十年代”并非是指书中的内容，而是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个人的“重返”：在1997年(作者已是身处1990年代的西方学界的知名学者)出版、重读写于1980年代(作者还是1980年代中国刚完成大学教育的学术新人)，“恍然间像经历一场意义的招魂仪式”(47)；但更重要的是学术和思想意义上的“重返”和对“重返”的呼吁：从1990年代来看1980年代，会发现其“意义便失去了直接的、不言自明的有效性”(48)，因此，“它是要抓住一个机会，以便在‘主体的历史’的废墟上，回顾一个集体的神话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由无数个别的‘欲望的象征’构筑起来。”(49)可以看出，这里对“重返”的呼吁是和1990年代国内思想界对1980年代的清理和批判相呼应的。也正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作者在这里并非有意要提出一种研究范式或视角，因此，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2004年，张新颖发表了一篇谈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章，题目也叫“重返八十年代”(50)，但作者并未赋予这个说法太多深意，同样也没有引起关注。
真正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推向前沿的是程光炜、洪子诚、李杨、贺桂梅、王尧和杨庆祥等学者。在2005-2012年之间，这些学者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以“重返八十年代”为总题名的论文，关注和思考1980年代的文学史问题，并且先后出版了多本相应的论文集和专著，例如“八十年代研究丛书”(51)、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52)(2010)、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53)(2011)、杨庆祥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54)(2011)、王尧的《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55)(2013)、杨庆祥编的《分裂的想象》(56)(2013)、程光炜、杨庆祥编的《重读路遥》(57)(2013)。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如蔡翔、南帆等，虽然没有聚集在“重返”的大旗下，但也在这一时期发表类似的80年代研究论文，与“重返”形成共振和呼应。可以说，“重返八十年代”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引起相关学界广泛关注的“学术事件”。
正如上文对“再解读”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重返八十年代”实际上是“再解读”的自然延续。既然“再解读”意识到1980年代存在问题，因此转身去研究被1980年代遮蔽与割舍的文学文化现象，那么，接下来自然就需要研究1980年代何以进行这样的遮蔽和割舍。因此，正如“再解读”的学者中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黄子平，“重返八十年代”中同样也有参与“再解读”的李杨和贺桂梅(58)。并且，和“再解读”一样的是，这里的“重返八十年代”并非对1980年代文学的简单重读，而是在方法论更新的基础上对文学史的重绘。因此，“重返八十年代”实际上是从“重写文学史”到“再解读”脉络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实践，“历史化”是位于核心的关键词。这并不是说以往的文学观念或文学研究不注意历史。相反，正如程光炜所说的那样，“历史化”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批评家命名八十年代的主要方式：“‘历史/人’的关系，‘文明’与‘愚昧’之间‘必然’的冲突，‘创新’与‘保守’的‘超越’，等等，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寓言’，不仅成为理解‘八十年代文学’的独有方式，而且也成为贯穿于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的一种知识谱系。但它触眼地表现为一种对讲述者自身‘历史’状态的‘焦虑’。”(59)也就是说，“历史”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线性进程，一旦主体将自身或他者至于这种“历史”之中，那么相应的位置和姿态或焦虑就由此而生。然而，在这种对“历史位置”的观看和焦虑中，自身的“历史性”(即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它与这个语境的复杂联系、以及造就它的历史观甚至所有知识的基础或“元理论”/“元叙事”等等)往往被无视了。因此，1990年代的“再解读”以“历史文本化”(60)的方式将“文学”和一种被强加其上的“元历史”解绑，实际上是为发现文本自身所带有的、却被文本所遮蔽和无视的历史性打开了进路。换句话说，这里的“历史文本化”，实际上更是“文本历史化”。
就是在这条路径上，“重返八十年代”将“再解读”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不难理解，程光炜等学者在方法论上往往倚重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以及文化政治等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论述中，1980年代被认为是“漫长的当代文学的一个‘制高点’或‘了望塔’”(61)，或者是“六十年的‘原点’”(62)，通过挖掘这个“点”的历史性，还原其偶然性和建构性，进而可以打开理解更广阔历史的通路。这一点也正如杨庆祥所说的那样：“在程光炜主持的‘重返80年代’的研究工作中，一个一直困扰我们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动力的问题是，如何把80年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从‘批评化’中抽离出来，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文学史’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化’成为‘重返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视角或者说方法论。”(63)由此，“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实践有效地提高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和现实针对性，也为更广阔的研究实践打开了进路。
四、反思：“重返”什么?如何“重返”?
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对1980年代进行“整体化”把握的倾向，在现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对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实践来说，这一问题就潜藏于它的“历史化”之中。实际上，任何严肃的人文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化”这一途径。通过“历史化”，对1980年代的文学研究超越了刘禾所谓的“狗逐其尾”的“批评”，将文学和历史转换成“问题”，进而可以对其展开深度的知识和理论操演，从而真正确立一个领域的门槛和范围。因此，这种“历史化”更是一种“学科化”的努力。
但问题是，一旦将一个领域学科化，那么也就意味着对这个领域的制度化。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研究领域不等于学科：当代文学、当代中国并非“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文学”或“中国”，而是有着多重复杂性的领域。从根本上讲，这一问题来源于1980年代与之后时代的差异。贺桂梅曾说道：“考察80年代，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一方面在于80年代历史与文化意识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则在90年代以来这种共识的分裂和评价上的紧张分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烈争辩。”(64)这种“统一”和“分裂”的差异，很容易导致如今的“学科”无法真正重返历史：一方面，如今的“分裂”容易导致我们难以真正体会“统一”时代各种实践的互动共融；另一方面，对当时“统一”的强调和想象，又容易导致我们忽视当时不同实践的差异及各自的脉络。
如今，在中国文学研究向中国研究扩展的背景下，上述问题就尤为明显：需要“重返”的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还是“1980年代中国”?在“重返”路上，如何把握那些通常不被归于“中国文学”、但又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文学和思想现象?例如，1980年代文学所受的外国影响，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相关刊物、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发等等，这些必然是1980年代中国不可分割的拼图，并且对于当时的人物和事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实践中只能被处理为当代文学的“资源”或外部因素。
因此，即便只是“当代文学”，它本身即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世界化的文学空间，无法在“中国”和“文学”内部得到全面的理解。在新的条件下，1980年代研究不能只是“历史”上的“重返”，而更应该是“空间”上的“打开”，即打开现行学术体制下的专业边界，同时打开思维上的“国界”，尽可能地进行比较和跨越的文学研究。同时，在既有的关于1980年代的意识框架已经得到清理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将理解从总体性的视野重新拉回到形形色色的文本当中，具体而微地体察不同实践和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以求尽可能地真正“重返”它们各自的脉络与历史。
注释：
①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②程光炜：《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③陈思和：《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载《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④⑤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62、150-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对此的分析，可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323-32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对“人文精神”论争的讨论，见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72-90，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⑧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⑨(11)(15)(16)(17)(18)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极与90年代》，60-61、1、365-366、97、157-159、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⑩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2)(13)(3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16、5-6、19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4)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9)同名论文集由Duke University Press于1993年出版，编者Liu Kang，Xiaobing Tang.
(20)Lee,Leo Ou-Fan.“Postscript”.Liu Kang,Xiaobing Tang(ed.). Politics,Ideology,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301.
(21)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22)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版。
(23)李杨著：《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4)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5)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26)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7)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30)唐小兵、李凤亮：《“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29)贺桂梅：《打开六十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3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4)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旷晨、潘良编：《我们的八十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6)王晓梅编：《记忆长河·怀旧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37)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8)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记忆碎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陈祖芬：《八十年代看过来》，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40)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曾于2001年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41)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2)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43)马国川：《我和八十年代》，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
(44)李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45)“新周刊”编著：《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6)该篇序言还发表在《读书》1998年第2期，并收入《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03年版。
(47)(48)(49)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第106、106、107页，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03年版。
(50)张新颖：《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1)包括程光炜编的《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洪子诚等著的《重返八十年代》和杨庆祥等著的《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三部论文集，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52)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3)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4)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王尧：《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6)杨庆祥编：《分裂的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7)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8)《再解读》一书在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时，收入了贺桂梅的文章《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59)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载《山花(上半月)》2005年第11期。
(60)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1)程光炜编：《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2)贺桂梅：《打开六十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63)杨庆祥：《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64)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