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King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orn 1967), American academic and author
201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取消了其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区域内进行高级语言和文化培训的项目资助。被称之为“Title VIII”的项目创建于1983年，由国会给予特殊拨款。该项目支持了许多专家在学术领域、智库从事研究，也为美国政府本身从事相关工作。然而，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向俄罗斯新闻机构俄通社透露“以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可能继续给予支持”时，该项目关闭才仅仅一个月，随后即发生了如今已家喻户晓的大事件：乌克兰国内亲欧盟势力的革命，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俄关系降至冷战以来的最低点。至少可以说，中止该资助的时机并非太好。
中止美国对俄罗斯学术研究的项目支持仅仅只节省了330万元的纳税收入，相当于购买两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花费，或是航母战斗机组半天的巡洋时间所耗费的成本。这样的发展是更大的趋势的一部分：较长时期内，国家对于关注国际事务的教学与研究在规模上的削减。两年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曾予以警告，人文社会科学潜藏着危机。“如今，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该学院的报告总结道，“国际合作的精神、对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促进、国际外交的需求，甚至国家安全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公民的训练，包括语言、跨国研究、道德和政治哲学、全球化伦理和国际关系。”为了应对来自大学和学术协会的游说，“Title VIII”项目已于今年早些时候重启，但是，对该项目的经费支持比之前削减了一半以上，而且以后拨款的数字尚属未知。鉴于政府在俄罗斯和东欧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挑现在这个时间削减政府对下一批国际专家的支持似乎是很奇怪的。
作为一股影响全球的势力，美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真正霸权是其潜藏于各民族中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他们本土化的经济和人文地理。通过“Title VIII”等项目，美国政府构建了一个拥有“一分钟人”精神(译者注：一分钟人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兵。独立战争期间，“一分钟人”在北美享有盛誉，它指的是反抗英军、追求自治的民兵)的非凡的群体：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他们以其语言技能、历史敏感性和纯粹的求知欲深入考察外国社会。有时，决策者们会试着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且并非偶然的，这些学者甚至成为了决策者本身。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伟大创新的支持下，知识体系逐渐繁荣：不受约束的研究，通过严格同行评审的奖学金评估，对发现事物实用性以外价值的期待，以及基础研究与创新教学之间的联系。如果，你想要获取基于确凿证据的有关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专家意见，或是中国地区的环境恶化情况，抑或俄罗斯各地方政府的政策，那么在美国大学中总有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很难想象，一个巴基斯坦的学者会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中国的研究者可以与美国官方人员谈论底特律的复兴，或者，一个俄罗斯的教授拥有对美国下一任总统竞选的原始数据。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国家战略的转变、对全球化影响的误判，以及学者自身对现实的疏离，共同削弱了美国智力资本的关键组成部分。由国家支持的教育机构和各学科开始放弃培养人才的任务，而那些受培养的男男女女们则名符其实得舒适地穿梭于全球各地。相应的，政府机构也削减了总的支持，甚至减少了被认为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领域的特定研究课题。更糟糕的是，如今学术研究也遭受了与“文化战争”相同的责难，这些指责联邦议员过去可是为低俗的说唱歌词和亵渎神灵的艺术品而保留的。除非美国政府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这些变化不仅会削弱国家的智力储备，而且也会侵蚀那些由良好的国际事务教育所应催生的思维习惯：对于他人、实践和超越自身想法的那些思想的充分理解。
迷失在政策的转换中?
美国人天性就摇摆在孤立主义和全球战略之间，但这样的选择通常是政府在推动的。一个世纪前，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外语的人数比例大致相当，两地大约均有三分之一的在校生学习现代外语。然而，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在学校教授德语或其他国家的语言属于非法。这导致1923年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推翻这一做法。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试图培养语言学家和实用领域的专家，但是这些举措很快就中止了。直到冷战爆发，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私立大学才对这一问题投入密切关注，并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资助学者对苏联的政治、历史和经济进行专项研究。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才关注到如今被称为“国际化”的那股潮流，使之成为成为国家战略——这也是应对人造卫星做引发的恐慌，以及苏联将很快在科技领域获得超前优势的感觉。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案》，然后是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及其后续法案，都为在美研究生进行高级语言培训和从事区域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资助。而其他措施包括，立法搭建一个遍布美国主要大学内的国家资源中心网络，进而帮助运作硕士研究项目和其他形式的机构，用以培养下一代的专家群体。到2010年，被称为“Title VI”项目的总体规模达到了1.1亿美元，项目涵盖了东亚、拉美、中东、俄罗斯、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随着用于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傅尔布莱特奖学金(译注：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在1961年的成立，“Title VI”项目成为培养未来政治科学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在世界各地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表面上看，这些投入似乎取得了回报。美国各大学府中呈现出全球最具国际化视野的氛围。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可以在缺乏进一步国际化战略的情况下胜任其职。从事专项研究的新的学院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成立于2011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全球化与国际化研究学院与2012年开办。老牌的学校中，包括佐治亚大学的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以及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排名均属全球前列。美国的案例已成为全球各地相关机构的典范，如柏林的赫尔特管理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两校分别成立于2003年和2004年，以及成立于2010年的牛津大学布拉尼瓦克管理学院(th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诚然，美国年轻人们可以与开罗的同龄人一起玩电子游戏，与圣彼得堡的朋友聊天，从在北京朋克乐队那里下载音乐。但是，消费这个世界与理解这个世界并不相同。在经历了20多年来的稳定扩张之后，美国大学外语课程的招生人数在2009年至2013年间下降了6.7%。多数语言课程的学生人数遭受了两位数的下降。甚至西班牙语——美国学生所选择的一门比其他外语学习者人数总和还多的语言——也遭受了自现代语言协会(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58年开始统计学习人数以来的首次下降。现在，美国高校研究最多的第三大语言——紧随西班牙语和法语之后的——是一门土生土长的语言：美国手语。
类似的事情在一个最令人懊恼的领域中也发生了：专门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群体。根据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该领域内30%的研究人员声称，除了英语以外，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并不需要其他语言;有一半以上的研究者表示，在他们的工作中很少或从不引用非英语的文献。(然而，40%的研究者将中文列为仅次于英语的最有价值的语言。)至少在美国，近几十年来，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显著增加反而产生了一个更为狭隘的学科。
部分问题出在教授身上。学术界的一条铁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学科界限都将打通。英语教授渐渐疏远了小说和文学理论。经济学家羡慕数学家。政治科学家放弃应对权力和政府的困境——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斯·韦伯、汉斯·摩根索等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只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小心地对细节问题提出假设。在学术研究上犯错比研究那些细枝末节问题更缺乏吸引力。学者们研究的问题几乎完全源自以往学术交流中未曾明说的那些东西。任何一个研究生一开始所学到的就是，必须首先“填补文献的空缺”，而后才判断是否值得填补。博士课程也只是教青年学者们在多个领域进行读写那种错误且卑微的工作。如果有必要，就借用他们同行的术语，然后以同样的热情和有效性向更广大的受众解释他们的发现。
当然，这种对美国学术界的狂热崇拜可能是被夸大了。举例而言，现在，那些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年轻学者们，因其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和对本土情况的熟知而受年长同行们的嫉妒——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对于该地区的大量投入，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当下的很多学生本身来自于该地区，并选择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放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抽象概念与对特定文本的现实理解相结合时，甚至是量化研究越来越多的政治科学也有所惠及。统计建模、田野调查和“大数据”已经彻底变革了多个不同的领域，如发展经济学、公共卫生和产品营销。没有理由不认为，类似的技术也同样可以丰富国际事务的研究，而私营公司已经在开垦该领域。诸如Dataminr(一家创业公司，该公司专门分析社交媒体信息，用以探测突发新闻产生模式)之类的公司如今追踪着从环境危机到武装冲突的所有事件。外交政策专家习惯于争论战争的起因，而今天他们可以实时看到战事的惨烈。
更深层的问题出在资金和党派政治上。在一个充斥着全球化英语的网络世界，私人赞助者已大幅削减了其对某些工作的支持，这些工作被政治学家理查德·菲诺称之为“浸润和突进”(soaking and poking，译者注：按维基百科相关内容的解释，即研究者凭借因其所获取的本土化的身份、地位等，进而得到本土化知识体系的那种研究方式。)：包括学习那些较具难度的语言、生活在陌生的社区以及弄明白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现在，几乎没有哪家美国的主流基金会为国际和区域研究提供的经费支持可以接近二十年前的水平。以时髦的语言来说，在颠覆和履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下，各大基金会的董事们希望研究项目都具有可行性，而其影响也应是可度量的。而短期内，对那些本身就很难习得的技能进行大量投入是不可能产生效果的。这些发展并不代表一种单纯的转变，将研究重点从俄罗斯和欧亚地区转换到中东和东亚(这里将是全球政治秩序合理化的一个支点)。举例而言，纽约的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在2009年终止了其对穆斯林社会进行的久负盛名的高级研究计划，而且，此后不久放慢了其原定更广泛进行的伊斯兰教计划(Islam Initiative)。
美国政府也纷纷效仿。暂停“Title VIII ”项目只是最近的一系列削减计划之一。外语援助计划(The 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该计划创建于1988年，为各地学校提供来自教育部的配套奖学金，用于帮助外语教学——于2012年终止。而此前，用于资助大学基础性区域研究的“Title VI”项目经费已经下降了40%并持续停滞。如果以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资助“Title VI”项目的拨款标准来看，即使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该项目也将获得近十亿美元。但是，2014年，该项目所获资金也仅仅略低于6400万美元。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资助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教育计划”(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NSEP”)的项目资助，该计划提供了对从事外语研究和加强文化渗透的学生进行的经济支持。NSEP成立于1991，由大卫·博伦(David Boren)倡议建立，随后得到了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参议院的响应，该计划的目标是训练一支全新的、冷战后一代的外交事务专家队伍。该计划同意将博伦奖学金和博伦基金(Boren Scholarships and Boren Fellowships)提升至3万美元，而作为交换，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其毕业后至少要在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工作至少一年。然而，鉴于其声望，尽管名义上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方的支持，如今博伦计划(the Boren program)相比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所提供的资助已经很少了。
NSEP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创新性地倡议对继承语持有者——即那些自然具有外语能力，并希望提升其英语专业技能的美国公民——进行资助，如今也缩水了。(译者注：hertiage language，族裔语或继承语，一般指一个人的父辈或祖辈的母语)该倡议的资助对象从未超过每年40人，其中多数人的第一语言是阿拉伯语或汉语，而且资助对象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2014年仅有18人。(该计划目前由我从教的佐治敦大学主持。)虽然，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是，NSEP语言先锋项目(NSEP’s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的入学率有着显著增加，该项目所提供的资助用于学校开设高级语言课程，从而研究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语言。但是，原始数据显示美国下一代的语言学家数量实在太少。去年，入学所有受NSEP赞助的语言项目的学生总数(包括，学习阿拉伯语、中文、印地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斯瓦西里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和约鲁巴语)不足千人。
伴随这些趋势的此起彼伏，对全球事务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资助的那些工作，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每年对NSF拨款约有73亿美元，其中有一部分——不超过2.6亿美元——用于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在这一小部分中——大约只有1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政治科学家，而且用在国际事务研究上的数字更小。即使如此，这些学者们如今也遭受了痛斥，而这样的指责曾经主要是针对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
仅举一例，过去两年中，NSF一直受到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的特别关注，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会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NASA及其他机构合作的项目。委员会想要批准对所有NSF资助的项目进行相关性测试，用以要求基金会确认所有纳税者缴纳的钱都被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最近的一篇针对希尔、拉莫·史密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代表委员会主席)评论文章中，作者嘲笑了NSF资助的多项工作，包括新西兰环境史研究、土耳其的女性与伊斯兰教，以及印度地方政治。“研究下美国，如何?”他写道，“联邦研究机构有义务向全美纳税人解释，为何他们缴纳的税金被用在了为大学教授提供免费的海外度假上?”为了应对此类批评，学术协会自己雇佣了一些游说者，用以重申以下事实：如今，相比政治博弈的对象，教育和科研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仅仅与一些私人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愿望清单相等同。
这场对于中立性的“声讨”，是更广泛的发展趋势的一部分：政府资助学术项目的军事化。从事国际和区域研究的学者们易于获得战略上的优先考量。当申请联邦政府补贴和奖学金时，甚至历史学家和文学教授也变得惯于兜售各自工作的政策意义。然而，今天，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资助直接来自美国国防部。密涅瓦计划(Minerva Initiative)的相关部门为相应研究提供了支持，用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重点领域”，以及“针对由国防部长确定的特定主题区域的项目“作为对应的应用研究。在当前的三年周期内，直至2017年，该计划预计将支付1700万美元给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研究人员。有数百万人已自2009年首轮开始后已获相应的资助。
但是，在那些广泛意义上支持国家利益的研究与直接增强国家安全的工作之间，仍有所区别。举例来说，在教授阿拉伯语和中文上开发新技术，或是分析欧盟的法规政策，前者的必要性显然不如后者。当学者们需要科研经费，而政府方面则需要可操作的分析时，其危险性在于，“国家安全”一词的内涵就会被激剧拓展，超过任何合理的定义范围。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个跨国威胁真正形成的时代，知识——这个曾经被认为由政策所限定范围的领域——如何应对大规模的抗议并阻止犯罪，这些都极易陷入监视与磨洋工的问题之中。
曾经，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意味着赋予美国政府在其与各国家之间互动时的一种领先地位。而现在，随着诸如密涅瓦计划等的实施，直接赋予政府领先地位已经超过了直接管理这些项目所带来的诱惑。最近，密涅瓦计划已将注意力放到了以下问题上：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起源、明尼苏达州围绕索马里难民问题的“激进化”，以及概而言之的“在美伊斯兰教转化的研究”——旨在提供“让政府使用的监督任务的选项”。由密涅瓦计划资助的学者们与美国军方研究机构的项目管理者合作，学者们向国防部长进行汇报，而国防部长则根据研究成果来确定与战略重点相关的研究主题。在一种对强调全球威胁和国土安全进行激励的机制中，“邪恶”就存在于这些研究成果中。在这一框架下，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就成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桑迪·胡克大屠杀(the Sandy Hook massacre)则是警察与心理学家关心的事——这样的区别，不仅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荒谬的，对公共政策而言也是令人不安的。
全球战略的代价
事情可能会有所变化。对外语研究、文化渗透、和高级调查等项目的资助可能将成为一项政府战略，其资助的水准可能会恢复到前几年。研究和教学工作可以从国家安全机构中剔除，因为这些工作可以以“Title VI”教育部的典范，或者以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惯用做法来获取公众信任。通过教学来进行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可以免于政治“骗局”(gotcha)。而国会工作人员可以把时间花在其他比去NSF档案中深挖受公众嘲笑的深奥课题上。
与此同时，大学都需要发挥自身作用。学术界可能、并确实在变得一团糟。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们不应以如何将自身融入其所在领域的学术主流为判断依据，而是应以如何做到真正的原创并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进行学术判断。是否有奖学金资助不应使研究缩减到只是关心国家安全的狭隘道路上。然而，很难理解为何有人致力于投身国际事务的研究而又缺乏对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承诺，因为这项研究是一种源于对人、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价值的追求。
鉴于没有人能知道未来危机将在何处爆发，拥有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广泛的智力储备是推行全球战略的筹码。昨天还明显并不相关的事情——举例而言，对乌克兰东部的人口统计，或是大众对西非公共卫生状况的态度——都将突然引起相关的后果。以这种主题方式获取智力资源，塑造了某种被J·威廉·富布莱特所言“以他人之眼看待世界”的心理结构——一种人们合理地看待各自身份、利益需求、政治取向和领导人的理解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乍一看可能是奇怪或错误的。它还为识别聪明的政策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支撑，尤其是对那些被误导的问题。权力应举重若轻：碎片与特殊的文化知识，可以在真实理解某事与错得离谱之间形成关键性的区别。
国际事务的教育和研究也是一个国家国内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社会依赖于拥有一支官方以外的见多识广的专业核心人员——这些人在大学、智库、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养成专业知识以抵御来自政府的压力。许多国家可以布防导弹、派出驱逐舰;而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成立一个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或者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然而，后者才是吸引人们从世界各地各自的研究机构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例如，伦敦大学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东方和非洲学院(SOAS)，它关注于对亚洲和非洲的研究，这里是一个各种语言和引发各类事件的聚集场所，韩国人、尼日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里接受世界级的教育，除此以外，还对朝鲜和韩国、尼日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领土问题进行研究。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当得到充分的资助、公众的尊重和从涉及国家安全的紧急事件上提供保护时，国际与区域研究多么重要。它们的主要作用并非是推动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更确切的是，约束政策制定者：通过显示为何事物总是比他们认为的要更复杂，如何预见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何时以对历史文化的现实的理解来调和野心。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已经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重塑：美国可以用一种具有同理心的好奇感来看待其他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神话和世界观。保持这一能力不仅是一个强国对未来的保障性政策，也是其所具有的开放、好奇和精英社会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