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女司机群体的生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工业化生产与妇女运动经验、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体现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由葛琴、林艺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初期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成功塑造了火车司机孙桂兰、推土机手马兰两个艺术形象。女司机——作为具有社会和性别革命双重意义的新事物、新形象，既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建构了社会主义新型性别关系，同时也彰显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工业化大生产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时代农业机械化大发展，又能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关 键 词：女司机形象 《女司机》 《马兰花开》 妇女解放
在现代社会，司机是指操控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摩托车等现代交通运输、搬运装卸器械的人。长期以来，这些与现代技术相联系的机器操控者或者说使用者都是男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却一下子涌现出了大量的女司机，工业、农业、航海、航空等领域都活跃着女司机的身影。女司机也成为小说、诗歌、电影、绘画、歌曲等文学艺术形式争相表现的对象，出现了众多女司机形象。电影《女司机》(1951年)、《马兰花开》(1956年)①是两部出自女剧作家之手，反映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工作生活的作品。《女司机》是葛琴在深入大连中长铁路火车女司机训练营——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的地方，进行20多天实地生活体验后完成的创作；《马兰花开》是林艺满腔热情地奔赴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担任兰新铁路土石方工程队支部副书记时创作的，作品以新中国第一位女推土机手、铁道部西北干线工程局土方队推土机女工胡友梅为原型。文学与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不仅仅是现实中女司机的客观再现，它体现了新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这两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电影作品在新中国初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劳动妇女生活与命运的巨大转变，参与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和女性解放之路径的想象与设计。
一、女司机群体生成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出现驾驶汽车、摩托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女司机，女司机形象也时常会在报纸、画报、月份牌等现代媒体上出现，但是，在那个时期女司机大都来自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女司机本身就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来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女司机突然喷薄而出，以群体姿态出现，并且女司机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突变，与新中国初期社会政治经济设计及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联：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妇女解放经验、共产党的妇女理论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但是，工业化却一直是共产党人对未来国家设计与想象的重要内容。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1944年8月31日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的信中，针对解放区家庭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不能永远获得机器，我们就不能永远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②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③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现代机械化生产只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机械化不只是工业领域，还包括农业、矿业、交通等领域。工业生产了火车、轮船、飞机、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等交通机械，而这些便捷有力的现代运输、装卸机械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能够操控这些大机器的人才，于是司机就在国家对工业化的渴望中被培养出来。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从1953年开始的，而基于对工业化现代国家的想象与设计，共产党人早在40年代末就在东北地区启动了对工业基地的重建与扩建工作，所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班组——田桂英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梁军拖拉机队，都诞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愿景使具有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技能的司机在新中国成为一种重要职业。而在新中国初期女性能够在这一行当中脱颖而出、以群体的态势出现，并得到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肯定、获得女性自我认同，这与新中国对苏联妇女运动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学习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苏联模式，苏联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建设，苏联妇女成为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苏联成功地培养出了火车司机、飞行员、拖拉机手等女司机，作为苏联新时代妇女典范，她们的事迹在中国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等国家媒体上被深入地宣传报道，而且被制作成电影、连环画等在中国城乡广泛地传播扩散。苏联各行业女司机的成功，给中国妇女树立了可以借鉴与学习的样本；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奖掖与扶持，使妇女获得了力量和自信，敢于突破传统的性别藩篱迈进被男性垄断的行列。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被电影中女拖拉机手形象芭莎所感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了巾帼英雄里面有一个叫巴莎的女英雄，她会开拖拉机，她的勇敢使我感动，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⑤芭莎激发了梁军做一个拖拉机手的梦想。新中国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在苏联专家家中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⑥在新中国第一批女司机的成长之路上，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所创造的“奇迹”起了非常大的启发与鼓动作用。苏联女司机所树立的崭新女性形象给予中国妇女女性角色认同带来启发与激励，而苏联专家则给予中国妇女具体技术指导与培训，像田桂英等女司机就是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等现代机械，需要体力，更需要文化知识。即使在新中国，司机也是一个值得炫耀和竞争的职业，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保障，普通劳动妇女很难有机会跨入这一行列。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始终把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融合在一起，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才能获得解放，只有实行了阶级解放，妇女最终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1918年列宁在《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从一切解放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把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⑧在1939年延安举行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劳动妇女——作为中国妇女最大的群体，也是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始终被当成革命主体，解放劳动妇女是共产党妇女解放最重要的目标。从苏区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层面上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强大国家政权力量，中国共产党开始全方位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念和理想，实行男女平等。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⑩由劳动妇女作为主体的女司机群体能够在新中国初期出现，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实践结果之一。
在1950-1952年期间，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胡友梅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经过媒体宣传和文学艺术的传播，这些女司机成为新中国妇女的典型和样板，感染与召唤着更多劳动妇女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女司机叙事的文学面相
葛琴的《女司机》和林艺的《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如何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火车、推土机等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女司机》记录了以司机长孙桂兰为代表的一群未婚普通青年女工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女性掌控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的奋斗历程；《马兰花开》叙述了已婚妇女马兰离开家乡和城市，到西北边陲铁路建设工地，由一个娇弱的家庭妇女锻炼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优秀女推土机手的人生之路。
《女司机》《马兰花开》没有回避劳动妇女成为女司机之路途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不论是内燃机时代的火车司机，还是西北戈壁滩上的推土机手，都是工作环境恶劣、责任重大、技术要求高的工种，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都提出了新要求，带来新挑战。15分钟要投280锹煤的投炭工作几乎突破孙桂兰的体力极限，给推土机加油、加水等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则考验了马兰的体力。况且，司机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儿，而是要初步掌握机车构造、制动机理、技术管理等内容的技术活。对于只受过粗浅文化学习训练的孙桂兰、马兰来说，技术理论学习是一座必须逾越的高峰。孙桂兰因为理论技术考试不及格差点被退出女司机训练营，马兰也因为看不懂推土机原理构造而苦恼万分。
如果说孙桂兰、马兰在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是基于女性自然生理和历史遗留的原因，那么，她们成长之路上最大压力和困难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性别成见。传统性别观念不仅在精神与理念上严重束缚与阻碍了劳动妇女走向社会，成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而且还加重她们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使她们的前进之路步履维艰。妇女闯入男性行业，在一些男性看来，这是对男性利益的侵占、对男性尊严的冒犯。驯服火车、推土机等大机器也是男性气质、男性能力的彰显，如果女人进入这些男性专属公共空间并且像男性一样获得社会地位、受到尊重，那么，男性在私人领域享有的地位和权威也会受到动摇。孙桂兰和马兰的师傅都是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观的认同者和坚守者，他们反对妇女参加公共领域活动，更反对女性进入由男性所掌控的行业。他们对孙桂兰和马兰这两个被单位领导硬派给自己的女徒弟充满了排斥感，不仅不给予她们以技术上的指导，而且挖苦作弄、制造困难，想迫使她们知难而退。陆师傅不教给孙桂兰投炭技巧，眼看着她体力透支也达不到要求标准。作为马兰的丈夫王福兴的朋友，胡阿根能够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马兰、王福兴夫妇居住，却坚决反对马兰做推土机驾驶员，不仅以傲慢轻蔑的态度对待刻苦学习推土机驾驶技术的马兰，打击马兰的学习热情，认为妇女开推土机是“让老母鸡也来喔喔啼”(11)，而且对王福兴容忍妻子学开推土机之举也是极力嘲弄挖苦，责骂王福兴“连个家主婆都不想养活了”，“把我们老师傅的脸都丢尽了”(12)，使马兰比较开明的丈夫王福兴不敢支持马兰、不敢全心全意地向马兰传授驾驶与施工技术。王福兴的徒弟金桐，也不屑于跟女人家做“师兄弟”，不断地作弄马兰，给马兰制造麻烦。除了来自保守异性的排斥与敌视之外，孙桂兰和马兰还承受同性的误解，甚至是嘲弄与挖苦，那些将男权标准内化的妇女也将马兰看成另类。马兰的母亲认为女人作为男人的家眷就应当被男人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建设工地的随队家属们对学习推土机驾驶技能的马兰冷嘲热讽，认为她是“有福不享，自找苦吃”，而且“瞪着眼睛冷笑着监视她”。(13)由于《女司机》展现的是未婚青年女工的生活，而且孙桂兰所处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是上级领导组织安排的“女司机训练营”，因此，她遭遇的困境大多是由自身体力和文化水平所造成的。《马兰花开》书写已婚已育的青年妇女，而且是单枪匹马闯入西北铁路建设工地，相比较而言，《马兰花开》将劳动妇女进入重工业、大机械行业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得更加充分。在马兰的成长历程中，传统性别成见给马兰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煎熬远远超过工作所需要付出的体力劳累之苦。
《女司机》《马兰花开》展现了劳动妇女新气质和新能力，塑造了社会主义劳动妇女新形象。孙桂兰敦厚、质朴、泼辣，马兰聪慧、温柔、细腻，尽管她们性格差异很大，但是，都有一股不服输、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勇气。她们都寻求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对自己即将从事的新职业无限向往，把作女司机当作是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在孙桂兰、马兰从家庭妇女到成为优秀女司机的路程上，布满重重关卡，她们像“英雄好汉”，过五关斩六将，如果没有坚强意志、不屈决心，每一个关卡都可能把她们击退回到传统性别角色之中，成为依附男性的家庭妇女。她们顶住传统成见打压，抗住体力挑战，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困难。朴拙要强的孙桂兰“早起，晚睡；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别人花一分气力，我花十分”(14)，不断练习、刻苦学习，终于能够独自坐在司机台上，驾驶着巨大的钢铁机械驶过山川，穿过桥梁，奔驰在新中国的铁道线上。马兰顶着严寒酷暑、冒着油渍尘土，迎着体力、技术上的困难，承受着母亲丈夫的不理解、师傅师兄的作弄挖苦，不退缩、不躲避，执着学习、虚心求教。马兰坚定勇敢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聪慧伶俐的领悟力、包容厚道的胸怀、关爱理解他人的同情心，消解了来自师傅和师兄弟的敌意和歧视，赢得了队友的尊重、家人的理解，给城市家庭妇女们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女推土机手马兰就像西北贫瘠土地上绚烂绽放的马兰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美丽和生机。
《女司机》《马兰花开》展现的新中国进行的社会结构变革以及实施的妇女解放政策，是劳动妇女挣脱家庭角色束缚、成功走进传统男性行业并获取人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奴役是与阶级压迫相伴而生，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底层劳动妇女已经进入中国工业化生产行业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劳动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提供了机会，但是，在私有制下以个人身份走进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妇女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成为被资本家和私人业主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在这种状态之下，妇女与机器、与工业生产劳动形成对立、排斥的关系，大工业生产劳动带来了劳动妇女的异化，制造了新的身体和心理痛楚。“进入生产空间的女性并没有在劳动中获得应有的社会尊严和身份认同，反而处于一种性别越界造成的屈辱之中”。(15)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了公有制，社会结构变革带来了工人与工业生产、工业机器之间关系的巨大改变，劳动者成为国家“主人”、工厂“主人”、机器“主人”，生产发展、机器改进等活动与国家民族兴旺昌盛有关联，与劳动者自身的幸福指数相联系。新中国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观念，让劳动妇女走进大工业生产领域的行为、寻求独立自主的思想，获得了社会舆论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拥有了现实合法性；新中国所推行的切实有效的男女平等政策，保障劳动妇女顺利迈入工业生产领域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其实，孙桂兰和马兰在学习驾驶火车和推土机的过程中，其身体所承受的苦痛并不比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夏衍《包身工》里的纱厂女工“芦柴棒”、草明《万胜》里的缫丝厂女工万胜弱多少，但是，她们精神上是愉悦的、情绪上是高昂的。如果没有社会结构改革所激发、催生出妇女对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工作的自豪感、对职业妇女的认同感，孙桂兰、马兰是难以克服重工业对女性生理、心理上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仍然盘踞在中国百姓集体无意识里的时候，如果没有新中国妇女解放政策的保驾护航，没有高段长、徐教导员等上级领导对新中国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国策的坚决落实与推行，闯入了男性行业与领域的孙桂兰、马兰，随时都会被驱逐出列或者无奈地自我撤退。开火车、操控推土机，这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激发了旧时代里长期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劳动妇女孙桂兰、马兰的创造力和潜力，她们在这具有僭越意味的劳动中确立了社会主体地位，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进而赢得了社会尊重、家庭理解。在电影《女司机》的尾声中，孙桂兰所带领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她们操控的火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驶向了远方。优秀推土机手马兰获得了母亲的理解、丈夫的赞美，与丈夫一起成为西北铁路建设的主力军、中坚力量。孙桂兰、马兰——来自社会底层寻常、平凡的劳动妇女，在工业建设之中为中国劳动妇女闯出了一条新路，她们带着底层劳动妇女从未有过的自信和骄傲，将劳动妇女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开阔。
三、女司机形象的文化意义
首先，女司机形象大幅度地突破了传统性别角色规范，改写了劳动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性别关系的建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底层劳动妇女所进入的社会劳动市场，主要是纺织、家政、护理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作性质与传统劳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劳作是相同、相通的，都是琐碎的、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服务性工作。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些社会工作是妇女传统家庭角色的社会延展，不同的是劳动市场将妇女家庭中无偿服务变成社会中有偿劳动，劳动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从男性/家庭的依附者变成了男性/家庭的供养者，所以，它们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与突破是有限度的。火车、电车、汽车、推土机、拖拉机、飞机、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司机，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高、对人身体力量和脑力智慧有着更高要求，从它们诞生起就成为男性的专属行业与职业，将妇女排斥在外，偶尔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知识女性染指其中，很快就成为传奇和故事。
孙桂兰、马兰等普通劳动妇女闯进这一行业，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性别僭越，颠覆了人们对两性社会分工和职业“性属”的认知；孙桂兰、马兰等普通劳动妇女在这些行业中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打破了人们对劳动妇女的刻板印象。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在新时代成为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推动者。孙桂兰、马兰等出身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女司机形象，不仅冲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内性别角色分工，而且颠覆了家庭外社会性别角色分工，消除了行业或职业之间由传统性别文化所设定的性别禁忌、性别区隔，拓展了妇女的生存空间和人生领域，让底层劳动妇女也获得了人格独立与性别平等的权利，能够在更高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展现生命活力和聪明才智，创造世界、实现自我。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向人们昭示，像孙桂兰、马兰这样长期被社会歧视、家庭轻视的劳动妇女，一旦获得走进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利和机会，她们完全可以与男性并肩作战，同样负担起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大任。同时，劳动妇女在社会领域的成功，也改善了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增加了夫妻之间的亲密感，使夫妻关系由男尊女卑的“夫唱妇随”到男女平等的“互助合作”。《马兰花开》中随队家属小风，整日枯守在家中等待、伺候丈夫张文冰，因为与丈夫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的话题，陷入苦闷与猜忌之中。在马兰的鼓动与影响之下，小风走出了家属区，走进了建设工地，由昔日被丈夫“供养”的家属变成了和丈夫并肩工作的推土机维修工。在电影的结尾，王福兴手捧马兰花，自豪而兴奋地去迎接作业归来的妻子，由衷地赞美妻子“看你开的有多好”，马兰也“把脸埋在花里，两眼幸福地望着自己的丈夫”。(16)女司机形象重塑了中国劳动妇女形象，突破了行业性别“属性”，推动了新中国男女平等观的建构。
其次，来自底层劳动妇女的女司机形象呈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的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7)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就是实现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中的妇女权利。妇女，尤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妇女能够突破传统角色规范，获得权力，实现解放，是考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在妇女解放路途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成功经验，是新中国制定妇女解放政策、设计妇女发展路径的重要参考。孙桂兰就是在苏联工程师谢道夫的指导之下掌握了操控火车的技术，由一名在旧时代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工厂女工成为自主掌握人生命运的优秀女火车司机，从精神到肉体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马兰从一个依附丈夫、蜷伏在家庭之内，过着安逸生活的城市家庭妇女，在新时代变为西北铁路建设工地上一个与丈夫比肩而战、技术娴熟、令人仰慕的优秀推土机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中国的新妇女”不断涌现的局面，担任中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指出：
广大妇女群众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旧中国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并且正在从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变成和男子平等的公民。
过去很少妇女或者没有妇女参加的重工业、交通事业、国防建设等方面，也出现了新型的妇女，如女盘旋工、电车、汽车、火车的女司机、女航空员及跳伞员等等。在国营农场也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和女厂长。
综观三年以来我国妇女们所获得的平等权利和特殊的保护，妇女在国家的培养和爱护下所表现的伟大的力量，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我们远大的理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着苏联人民和妇女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满怀信心，热情奋发地前进再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18)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国家建设时期，张扬妇女解放话语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策略。通过意识形态给予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赋予她们和男子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的政治与道德承诺，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19)以孙桂兰、马兰为代表的以底层劳动妇女为主体构成的女司机形象，作为具有政治革命和性别革命双重意义的新生事物、新形象，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也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
再次，女司机形象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始终是在与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中展开的。刚刚获得了国家民族独立的新中国，学习苏联国家建设经验，把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作为赶超帝国主义列强、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重器”。《女司机》《马兰花开》都描绘了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面，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不论是孙桂兰所驾驶的内燃机火车，还是马兰在西北铁路建设工地上所操控的推土机，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代言形象。铁路大幅度延伸、火车快速行进，隐喻着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疆域拓展与速度提升，它们既是对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描绘，也是向衰败落后旧中国的告别，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未来想象。这些穿越职业性别壁垒、僭越旧性别角色规范的女司机形象，不仅承载着人们对“新中国的新妇女”的想象，而且担负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想象。来自社会底层妇女的成功，更能反衬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创造性与伟大力量。“讲述一个掌控、驾驭机器的新妇女的故事，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之激进现代性项目的指涉”。(20)
孙桂兰、马兰等女司机形象具有强大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对她们的成功塑造，召唤着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踏入社会主义建设行列。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劳动力匮乏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仅仅依靠男性是不够的，“闲散”在家庭中的劳动妇女成为国家建设可以开掘的有效力量。由于受传统性别角色理念束缚和现实条件限制，劳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投入国家建设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动员与鼓励。显然，对于文化水准普遍低下的劳动妇女，抽象高蹈的理论宣传、政治动员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来自身边具体可感的样板、典范的召唤力量则是巨大的。国家、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新妇女”，是发动广大劳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策略与路径。当何队副因为土方工程任务紧、人手不够，反对土方队抽出人员培养马兰的时候，徐教导员指出培养女推土机手的重要作用：“培养马兰的意义，决不是可以用一方土加一方土来衡量的。她如果能学成了，这对今天的妇女出来参加建设工作，该有着多大的推动力。”(21)土方队的随队家属小风就是在马兰的影响与鼓励下走出家庭，成为投身于社会主义铁路建设的维修工，由依附男性而生存的随队家属变身为自食其力的在岗职工。相对于政治动员、理论宣传，生动可感的小说、电影、诗歌、绘画等文学艺术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妇女的召唤力、鼓动力更大。恰如现实世界中的田桂英、梁军是被苏联绘画所刻画的火车女司机、苏联电影所塑造的女拖拉机手所震撼，从而突破性别陈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一样，新中国有大批劳动妇女是在中国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所塑造的孙桂兰、马兰的感染与召唤之下加入了女司机行列，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底层劳动人民作为主体的女司机群体的出现，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设想、苏联工业革命与妇女解放经验、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葛琴、林艺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初期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成功地塑造了火车司机孙桂兰、推土机手马兰两位女司机形象。女司机——作为具有性别革命和社会革命意义的新生事物、新时代劳动妇女形象，既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建构了新型社会主义性别关系，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同时也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新成就，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女司机》《马兰花开》中塑造的女司机形象，其“所确立的范型意义不仅重新定义了家庭的意义，而且将国家的宏大叙事—生产叙事散播到各个领域，使其成为超性别化、超年龄化的真理叙事。”(22)不过，也必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场由国家倡导、政治动员、政策保障的行业去性别化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人传统性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行业去‘性别化’和职业分层并行”，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大部分妇女参加劳动的起点还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23)
其实，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艺术所描绘的女司机形象长廊之中，火车、电车、汽车、飞机、轮船、推土机等运输工具的女司机形象不多，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女司机形象的最大群体是拖拉机手，歌颂女拖拉机手的诗歌、绘画层出不穷。有学者统计过，1950-1976年间涉及拖拉机的版画大约有150余幅，在这些版画中女拖拉机手占据90％以上。(24)这种文学艺术布局，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现实客观记录与描摹的结果，也是潜藏在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与规训的结果。拖拉机是重工业制造的产物，但是，拖拉机也服务于农业生产；换而言之，拖拉机是机械化的象征，更是农业的象征。在传统话语逻辑中，具有繁衍生殖能力、吃苦耐劳精神、甘于奉献牺牲的妇女常常与大地、农业联系在一起。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农业生产大发展，又能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也缓解了“女司机”给人们带来的性别僭越感。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象征“工农联盟”的拾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为身穿炼钢工装的男工人和怀抱稻穗的农妇；在196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象征“农业为基础”的壹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是以梁军为原型的女拖拉机手，象征“工业为主导”的二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为男车床工人，象征“工业以钢为纲”的伍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为男炼钢工人。在《马兰花开》中马兰的师傅胡阿根也是被马兰的女性/妻性所感动。胡阿根生病以后，马兰不计前嫌为他洗衣、做饭，马兰身上仍然保持的传统“女性气质”、所承担的传统“女性义务”，缓解了胡阿根这个单身男性的性别焦虑。《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其性别革命意义巨大，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度。
注释：
①电影《女司机》195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剧葛琴，导演冼群，舒绣文饰孙桂兰。电影《马兰花开》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剧林艺，导演李恩杰，秦怡饰马兰。
②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1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7页。
⑤参见195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女拖拉机手》，编导沙丹，摄影钱渝，音乐陈文甲。
⑥张琳：《火车女司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⑦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4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⑨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⑩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11)林艺：《马兰花开》，北京：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12)林艺：《马兰花开》，第34页。
(13)林艺：《马兰花开》，第25页。
(14)钟惦棐：《评<女司机>》，《陆沉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15)马春花：《“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16)林艺：《马兰花开》，第6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18)邓颖超：《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第2版。
(19)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0)马春花：《“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21)林艺：《马兰花开》，第42页。
(22)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23)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4)李月秋：《新中国版画中的拖拉机形象的象征意义》，《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