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四十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增长奇迹。从新古典的经典视角出发，中国确实拥有高增长国家应该具备的一系列条件——高储蓄、高投资、人力资本的充分累积，以及深度的工业化体系。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学习新古典主义的“好学生”。那么，中国又是如何实现如此傲人的增长奇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要考虑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一个解释中国奇迹的经典角度是财政分权制（Xu 201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大大增强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然而，财政分权本身也会带来合谋与地方俘获的问题，并滋生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从国际研究来看，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成功通过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案例。因此，财政分权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背后关键的政治经济学因素是中国独特的选拔体制。这套体制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事选拔权集中于党的手中；二是党采用了去政治化的执政策略，并藉此造就了一个中性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持续地偏向任何一个特定的集团，也不奉行任何狭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可以关注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选拔体制同时具备“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性”的特点，它向任何出身和阶层地位的人敞开参与政治的大门，通过一套考核体系来考核并选拔官员（其中，经济发展指标最容易量化，因而更容易成为多目标委托代理环境下最被重视的指标），并选拔出相对最具有能力的官员。因此，这个体制不仅有利于促使官员制定更加稳定、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而且也有利于克服财政分权带来的种种弊端，促使地方官员与中央保持一致。
这套中国特色的选拔体制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二是党本身斗争和改革的历史。显然，这两大源头有时也会相互冲突。也正因如此，虽然这套选拔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它还远称不上是一套完美的制度。目前，这套制度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普通公民的意见缺乏制度性的代表和表达渠道；二是党和政府的机构及职能存在许多尚未界定清晰的重叠；三是党的理论与其实际执行的政策之间存在潜在冲突。显然，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叙事”，还是脱离中国现实的“西式民主叙事”，都既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也无法破解上述挑战。
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并总结目前这套中国的选拔体制，并形成一套除“马克思主义叙事”和“西式民主叙事”之外的第三种叙事方式。中国的这套选拔体制具有丰富的历史和哲学根基，因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探索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文明的世袭制不同，古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成功发展出以贤能为原则的选拔体制的文明。因此，中国应该全面总结这套具备“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性”特征的选拔体制的成功经验，并明确党作为国家治理架构的一部分的角色定位。这些举措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姚洋教授文章的中文精编版，张舜栋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