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名为“先秦政治思想与儒法传统”的学术沙龙，我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学时的导师——尤锐（YuriPines）教授发表了题为“王权主义与禅让理想”的主题演讲。由于涉及尧舜禅让的问题，尤锐教授问道：“在座的有谁还相信尧舜实有其人？”他认为古书中的尧舜传说并不能反映历史真实。自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尧舜抹杀论”、疑古派作进一步发展，尧舜传说的历史性早已大打折扣。面对提问，虽然大多数人犹豫不决，但仍有一些同学坚定地举起了手。演讲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锐教授在评议时对尤锐教授的看法提出了争锋相对的质疑。尤锐和李锐两位先生的观点，颇能代表国外与国内学术界、“疑古”与“走出疑古”之间的不同立场。
我们知道，中国古史是从尧舜时期开始逐渐明晰的，《尚书》的开篇便是《尧典》。先秦诸子都对尧舜津津乐道，虽然说法时有分歧，但都对他们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基本史实亦甚清晰。蓟国作为尧的后代、陈国作为舜的后代，似乎也并非后人臆说。近年随着山西襄汾陶寺“尧都”考古的突破，尧舜传说似乎逐步得到证实，但也带来更多的问题。
在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沉浸于越地虞舜传说的搜讨与研究。我注意到了北京大学的陈泳超先生著有《尧舜传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这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此书已经售罄，多方寻觅而不可得，便不知天高地厚，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有机会阅读此书。
没想到陈老师很快给我回信，并且托学生复印了一本寄给我。感动之余，我开始认真研读。该书给我带来的触动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我便以此书为标杆。在后来写作博士论文时，也时时以该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管未必能够企及。
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以下简称“陈著”），嘉惠学林。我再度有幸获得作者赠书，也得以再度细读、学习。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最大的变动是增加了出土文献的内容。郭永秉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后以《帝系新研》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中，专门设了一小节评价《尧舜传说研究》，在充分肯定该书价值的同时，也强调“本书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材料来研究尧舜传说”。近年刊布的出土文献，确有不少涉及尧舜传说。在增订版中，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诸子所载的尧舜传说及其学说论争》讨论诸子笔下的尧舜传说之后，专设一小节“出土文献”来概述，在其他章节中，也注意吸收出土文献的新材料加以讨论。如在第五章第一节《有虞世职的传说》中，作者曾取舜父瞽叟为乐官名的说法，并进一步加以论证，而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子羔》中，正明确说瞽叟是“有虞氏之乐正”，验证了作者的卓识；再如引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周训》时，作者就简文重作编联。但陈著志不在出土文献相关材料的系统探讨，故许多问题未加深论。艾兰（SarahAllan）、汤浅邦弘、郭永秉等先生近年均就出土文献所见尧舜传说加以讨论，可以参看。
陈泳超先生无意于将尧舜的事迹一概视作史实抑或神话，而是以“传说”的视角切入，综融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壁画图像、口承传说等多方面的材料，通过纵向的历时变化、横向的空间分布、内部的情节单元、个案研究等角度寻绎尧舜传说的演变轨辙。陈著认为，“就尧舜传说而言，也显然不必将还原上古史作为唯一目的，甚至能否还原，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简单地说，尧舜传说之所以、又如何被推上如此崇高的地位，就足以构成一个饶有意趣的学术话题”。这一处理方式，较之纠结于尧舜是否确有其人或者一概否定尧舜真实性的做法来得更为高明。而据作者坦言，这一选题正来自疑古派的影响。
我们知道，顾颉刚先生不但是“古史辨”的主将，也是民间传说研究的重要先驱。顾氏受到郑樵“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通志·乐略》）一语的启发，投入“杞梁之妻”也就是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他认为“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从东周、秦、汉直到晋、唐，不知有多少万人在讲说和传播，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发展和变化，才成为一个广大的体系；其中时地的参差，毁誉的杂异，人情的变化，区域的广远，都令人目眩心乱，捉摸不定”（《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希望继续研究虞舜传说，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果。受此启发，陈泳超先生投入尧舜传说研究，完成了顾氏的未竟事业，其成果同样堪称典范。
顾颉刚先生强调“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答李玄伯先生》），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陈著“从选题开始一直比较多地受到‘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并从个人学术感情上说对顾颉刚等先辈也深表敬意”，虽然其写作正值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但作者认为“本研究在传说层面上基本不受太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陈著正说明了尧舜传说“层累”的一面，并敏锐指出《史记·五帝本纪》和《帝王世纪》正是两次“层累”后的集成之作。不过，从“传说”角度切入的研究固然可以梳理尧舜传说自东周以来的演变，但在“探源”方面又不免捉襟见肘。
“古史辨”运动推倒了旧有古史观念的大厦，继而以“神话”与“传说”去占领这片废墟。在神话学家以及一些疑古派的学者看来，包括尧舜禹在内的人物，原本都是神话人物，后来才被“历史化”的，这与一些先秦史家“历史神话化”的主张截然相反。胡适先生曾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总结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方法：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这一研究方法，也基本为陈著所继承。但他也强调，第一点和第二点存在对材料时间性的严重依赖，因为古书时代先后的问题在很多时候都难以判定；第三点的所谓演变规律，同样存在逆向或双向的可能，如“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难道就不可能“由人变为神”“由史实变为神话”？陈著正是在扬弃疑古派方法论得失的基础上，就尧舜传说进行了系统而立体的研究。
胡适先生强调排列传说的先后次序，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存的材料并不能反映传说演变的全貌。疑古派为人所诟病的一大罪状便是“默证”，即因现存古书不见某种观念，便断定某种观念在某一时期不存在。如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铭文中没有提到尧舜，便认为东周之前人们不知道尧舜。这不但需要否定一些有可能包含较早史料的文献，如《尚书·尧典》以及清华简《保训》；还要认定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铭文是当时仅有的文字材料，而且理应是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其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说有易，说无难”，断言尧舜传说在东周以前不存在，需要提出其在此之前不可能存在的证明。经过历次“书厄”，现存典籍已难以反映先秦古书的全貌。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铭文本身是很特殊的文体，在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古文字学家都普遍相信，至迟在商代，竹简已经成为主流书写载体，但因种种原因已难以获见。在此背景下，轻率“说有”固然不够严谨，断然“说无”则同样有失客观。
陈著虽然强调另有“由人变为神”“由史实变为神话”的可能，但其主要是就汉代谶纬中尧舜形象神异性的加强而言的。至于尧舜一开始的形象，陈著倾向于将其归入神话人物，认为先是尧舜由神话向史实转移，在谶纬中则由人王而被神化。顾颉刚、杨宽等学者主张将包括尧舜在内的上古帝王事迹视作天帝神话的转化，陈著认为“‘古史辨’派尽管时有罅隙，有时也颇有恃才臆断、疑古过头的缺陷，但在这一点上却有相当的依据，它是任何一位治上古史者所不得不正视的论断”。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不少极具启发性，但将一些上古帝王视作神话人物的转化仍有“默证”之嫌。更何况根据现有的材料，尧舜一开始便是以人王的面目示人的，何以肯定他们是“神话历史化”的产物？根据疑古派的论证方法，恰恰可以说明尧舜并非神话人物。陈著认为现存的尧舜传说以春秋为最早，同时又认为春秋以来知识阶层对尧舜神话不断加以改造，从而使得“历史的风貌无情地掩饰了神话的风韵”。这实际上还是基于神话学家以及疑古派“神话历史化”的预设。
陈泳超先生后来告诉我，该书的许多观点在之后已经发生改变，但为维持原貌，并未多加修订。他已经放弃了尧舜一定由神话而史实的观点，而是更坚定地贯彻“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传说学立场。他志不在证实或证伪，他在“传说”的道路上不断执着探索，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为我们呈现了更为鲜活的尧舜传说。他后来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正是其在山西洪洞羊獬村对尧舜传说长达八年田野调查的结晶。
尧舜是否真的作为古帝王存在过，目前还难以有统一的结论。无论如何，他们作为“伟大的符号”（陈泳超先生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如若尧舜果真是历史人物，那么传说中的尧舜与真实的尧舜之间也不能轻易画上等号。即便在“尧舜”成为流行IP的战国时期，尚且同时存在尧舜禅让和舜囚禁尧两种说法，传说学的意义便在于揭示古史传说流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歧异与趋同现象。近来李旻先生在SoialMemoryandStateFor⁃mationinEarlyChina（《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探讨商代之前政治空间特征与文献所记周王朝建国叙事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圣王传说背后的合理性因素。这与传说学的研究之间存在一定交集，但又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就“探源”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