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曾长期困扰欧洲，随着近年来欧盟多重危机的震荡，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在欧洲出现全面发展和阶段性爆发之势，成为欧洲最受关注的政治现象。未来，民粹主义在继续挤压传统政党发展的同时，也将向主流政治靠近，欧洲一体化进程则可能受到较大迟滞。

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曾长期困扰欧洲，随着近年来欧盟多重危机的震荡，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在欧洲出现全面发展和阶段性爆发之势，成为欧洲最受关注的政治现象。未来，民粹主义在继续挤压传统政党发展的同时，也将向主流政治靠近，欧洲一体化进程则可能受到较大迟滞。研究欧洲民粹主义发展，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对民众诉求和政治思潮的影响，反思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为寻求开放、包容、共赢的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和完善全球化发展提供观察视角，并为把握欧盟发展及中欧关系走向提供参考。

当前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

“民粹”源自拉丁文“人民”（Populares）一词，带有平民与精英、贵族、富人对立的色彩。伯明翰大学政治学家阿尔贝塔齐将民粹主义定义为“唆使民众反对精英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普遍缺乏成型的政治理念，更多是反精英、反建制、反传统及草根观点的汇聚,同时善于在人群中制造对立，区分“我们”和“他们”。从当前欧洲民粹现象的表现来看，其主要共同点是“反传统政治”，即与欧洲传统中左翼或中右翼的主张偏离较大，甚至是“为欧盟老牌精英所不喜的思想均可纳入其中”，因此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右翼保守主义、极左翼色彩主张的政党常常被主流舆论贴上民粹的标签，实际是为民众所喜的某些反传统政策在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载体。本文论述的民粹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反传统”类政策和思潮影响力的讨论。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及类民粹政治现象实际上与欧洲文明相伴相生。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公民”就曾提出以大众意见作为社会治理的纲领，帮恺撒、奥古斯都坐上执政官之位。近代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均有反精英统治，主张民众治国的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与欧洲民主、民权等观念发展与普及一脉相承。一战后，对建制派极端不满的民众帮助德国、意大利新兴政治力量夺权，以实现底层的诉求。因此，欧洲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中天然带有民粹基因。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近两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出现一些新发展态势。

首先，“反传统”主张在多国大选中取得成功。冷战结束后，民粹思潮虽在欧洲呈抬头趋势，但壮大势头缓慢，只有奥地利“自由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在世纪之交因提出某些吸引眼球的激进主张，并一度成为第二大党而受到一定关注。近年来，在欧洲多国，反对现行移民难民政策、敌视欧洲一体化、批评欧元体制、反对财政紧缩等被传统政治力量视作离经叛道的主张，迎合了相当部分民众的诉求，帮助打着上述旗号的政党在大选中取得“显著的成功”。

2016年底，奥地利“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霍费尔凭借反移民主张，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得票率高达46.7%，绿党的范德贝伦险胜。2017年欧洲“大选年”中，反传统政策的能量继续得以延续。高调宣扬反移民、荷兰脱离欧盟的荷兰“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鼓吹欧盟和欧元体制“不合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以21.3%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仅比最终当选的马克龙低2.7个百分点。“德国另类选择党”打着反欧元、反移民旗号，在德国大选中首次进入联邦议会且获取第三大党地位。2018年意大利大选中，反对财政紧缩、主张扩大福利的“五星运动”和反对欧盟难民移民政策的“北方联盟”分别夺取第一、二大党地位，联手组建西欧首个政策主张大幅偏离欧盟传统路线的政府。上述大选结果，反映了迎合民众诉求的反传统政纲在多国展现“星火燎原”式的影响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高尔斯顿将民粹主义崛起称作“21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现象”。

其次，登堂入室，进入体制。过去持反传统政策立场的欧洲政党坚持其纲领不愿动摇，加之各国建制派的打压，与传统政治力量维持隔绝、对抗的关系。近年来，一些有反移民、疑欧、反欧元区主张的政党在欧洲参加执政联盟甚至主政却成为常态，部分政策也被付诸实践。意“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政策主张中明确提出反移民和反财政紧缩。在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在司法改革、公共媒体管理、监管非政府组织等方面政策与欧盟背道而驰，与欧盟关系迄今仍较为紧张。参政方面，竞选时鼓吹芬兰离开欧元区的“芬兰人党”于2015年参与联合政府，移民政策强硬的奥地利“自由党”在2017年参与组阁。一方面，主张反传统政策的政党已不满足于抗议和批评，而希望通过执政来落实政策。2013年意大选后，“五星运动”时任领导人格里洛拒绝和他党合作，而2018年大选前后，“五星运动”则宣称积极谋求执政或参政，甚至曾与前执政党民主党讨论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国家面对危机后政治碎片化和理念思潮分化，传统政党若在整合力量后仍无法组成政府，则只得接纳有反传统立场的政党。

第三，反传统政策在左右两翼均有体现，甚至界限模糊。由于国情及政治生态的差异，各国出现的反传统政策主张，虽普遍追求颠覆传统治理框架，但政治光谱和政策主张却大相径庭。南欧国家因受财政紧缩、福利削减的经济负效应之苦，且腐败严重，反传统的政策主张包括政治上要求直接民主，政策直接体现民意，大力反腐；经济上反对欧元区财政紧缩政策，要求增加福利和公共开支，上述主张普遍受到中下层民众欢迎，左翼色彩浓厚。北欧的反传统政策主张则更具右翼保守主义色彩，如欧元区问题上强调现有体制弊端让本国替他国背包袱，鼓吹欧元区改革使本国吃亏，且反难民色彩浓厚。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出现“经济向左，社会向右”的倾向，如波兰政府提出补贴二孩家庭的“家庭500+”计划，波兰及匈牙利都强调国家加强经济掌控，建立“民族经济”，减少对外依赖。在社会政策上，两国又鼓吹基督教文化是欧洲文明与社会的基石，接纳难民将让欧洲“变色”，主张重塑社会规则。这些带有国家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的主张，顺应民众对国家发展的反思和诉求，偏离了欧洲国家中左、中右等主流政治力量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取向，是“反传统”政策的表现。上述现象反映了欧洲当前的反传统政策主张秉承“拿来主义”态度，主要目的是吸纳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的诉求，以求提振支持率，而很少关注这些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是“左”还是“右”，以及是否与打出此种旗号的政党的传统政治光谱相吻合。该现象在意大利也较为明显，“五星运动”侧重反财政紧缩，“北方联盟”聚焦反移民，但均在2018年大选中取得成功。

第四，对欧盟权威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反传统政策主张囊括对欧盟机构及其政策的不满，抨击欧洲一体化的负效应。各国体制内外、民众之间长期存在疑欧，甚至反欧情绪。但近年来随着泛民粹主义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欧洲影响力上升，许多国家正将“反欧盟”思想付诸实践，欧盟合法性、权威性及价值观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欧”，标志着在民粹思潮助推下，欧洲一体化不可倒退的神话被打破。2016年9月，匈牙利就是否接受欧盟强制难民分配方案发动全民公投，也是“反传统”力量“对欧盟说不”的表现。

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在逻辑

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和建制派的传统政策主张与理念，追逐以各种形式反抗现行体制，其主要动因是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技术革新给中下层民众带来的负效应。过去三十余年，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科学技术深刻、快速变革，从国家整体来看，生产力和财富虽然急剧增长，但绝大多数成果被跨国公司和富人收获，中下层民众却成为承担副作用的主体。

首先，分配不公加剧。哈佛大学教授穆尼兹指出，1970—2016年间，欧洲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50%，但工资却未同步增长。麦肯锡集团研究显示，2009—2016年意、英两国90%的家庭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英当前社会不公程度甚至超过了19世纪时的水平。同时，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却不断攀升，如英国100家上市公司CEO平均薪酬在2010年是普通工人的160倍，2014年达183倍，60%的劳动者承认“普通人与高管的薪酬差距使其失去工作动力”。

其次，就业条件恶化和社会参与感下降。近年来，欧洲国家普遍在产业空心化、经济危机、移民涌入和技术革命等作用下，传统上“体面的制造业岗位”逐渐离民众而去，不仅失业问题愈发严重，同时更多民众迫于生计在从事地位和收入更低、就业保障更差的工作，生活状况恶化成为普遍现象。此外，低技能劳动者本已稀薄的生存空间又受到新技术挤压。牛津大学研究显示，未来20年自动化技术可能让50%的现有工作岗位被机器替代。

其三，福利削减，民众获得感进一步下降。福利体制本是欧洲吸取二战教训，通过调节财富分配来部分缓解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帮助政治家获得民众支持国家治理的手段。然而，自撒切尔和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债务危机以来，福利体制被看成提升竞争力的负担而非缓和社会矛盾的基石，各国普遍缩减失业救济、医疗、教育等民生开支，欧盟也以“财政契约”“欧洲学期”等制度框架推动成员国实现财政和结构改革目标。民众不免产生“精英惹祸，民众埋单”之感。有美国学者指出，归属感缺失的穷人和失业者将投向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形成新政治力量，欧洲未来若不建立新的分配模式，可能将迎来更大的政治震荡。

反全球化、反欧盟等现象的背后，是欧洲社会经济运转模式内生的结构性矛盾。有中国学者指出，欧洲数百年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加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其内核在于“平等”和“边界”两大理念，两者间的结构性矛盾诱发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平等”的内涵包括了政治、社会及经济权利的平等，这些元素均已融入民众和资本普遍接受的“公民身份”当中。资本和民众在“平等”上的矛盾在于，资本主张制度和法律所保障的行动自由及自由竞争的权利；民众则看重获取平等经济地位，因此两者出现矛盾。而在“边界”的概念上，由于资本在全球逐利的本性，资本主义要促进资本破除民族国家给人、财、物流动带来的壁垒，而从民主的角度看，民主制度框架内“平等”“自由”等理念却还要以民族国家为载体，使资本和民主在国家边界问题上出现“破”与“立”之争。因此，由于民众利益和资本主义发展在“平等”和“边界”问题上的矛盾，资本力量侵犯经济权利、打破民族国家高墙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后果对民众实际利益和获得感影响极大。民粹主义虽将问题简单归咎于欧盟、移民难民、财政紧缩、全球化、自由贸易等，极具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色彩，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资本力量冲击“平等”和“边界”的概念，以及民众和民主制度要求民族国家框架下实现“秩序重构”的诉求。在民众普遍呼唤“颠覆性变革”的背景下，民粹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无疑会更受欢迎。

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基础经历了从剧烈衰退到逐渐复苏的过程，进而带来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创造了民粹主义的发展环境。近两年来，政治社会环境并未随经济复苏而改善，因而民粹主义仍将持续其发展势头并对欧洲一体化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政治力量正失去市场。欧债危机以来，欧洲中左翼政党无法就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拿出有效方案，在中右翼“自由市场+小政府”及民粹主义的夹击下逐渐式微。近两年大选中，中左翼或中右翼政党却都遭遇支持率下降的挑战。2017年法国大选中，传统上轮流坐庄的社会党和共和党早早出局，出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德国大选中，中右的联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均损失了20%左右的议席；捷、奥、意等国中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均被边缘化。同时，传统政党为民粹主义争夺选民，政策主张向极端化发展。科尔宾领导的英国工党提出对富人增税、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有“劫富济贫”色彩的主张，明显比“第三条道路”和“全民国家”的主张更左，使其在2017年大选中赢下40%的选票；再比如，联盟党在默克尔第三任期由于承诺接纳难民而人气大减，新政府成立后不再高调支持接纳难民，与基民盟共同组成联盟党的基社盟在边境管控、难民入境许可等问题上公开支持政策收缩。

法国总统马克龙组建的“前进运动”虽被视作亲欧、反民粹力量，但也以“促新求变”为卖点，提出“保护型欧洲”“买欧洲货”等保护主义口号。实际上，传统政党正在自我改造，向着更左或更右发展，保持原有传统路线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其次，民粹主义也在向主流靠拢。传统政党在移民、欧盟等政策上整体右转的同时，打着一些反传统政策主张崛起的一些政党，为了执政的目的，也放弃了部分不现实的激进主张，向主流政治靠拢。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在早期纲领中均提出将在上台后就是否脱离欧盟或欧元区组织公投，而临近大选均放弃了“脱欧公投”之类的激进主张，宣称将就财政、移民、欧元治理机制等问题与欧盟“重新谈判”；意“五星运动”所推举的欧盟事务部长萨沃纳，在组阁时曾因其过往“疑欧元”的理论引发外界担忧，认为其在内阁任职将对欧元区不利，但萨沃纳任职后反而表示“欧元是不可动摇的”。未来一段时间，反传统政策和欧洲主流政策理念将在更多国家因联合执政、政策理念竞争等因素，出现“互学互鉴”、政策主张相互靠拢的倾向。

其三，严重迟滞欧洲一体化。一体化本质是各国向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政策统一的进程。这与民粹主义鼓吹的“人民自主”和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秩序重构”相冲突，加剧民众对“欧盟机构臃肿低效”“民主赤字”“欧元体制”等问题不满，使欧盟深化改革或在任何领域推进一体化政策受到严重民意反弹。在国家层面上，无论是波、匈等与欧盟严重对立的国家，还是法、德等主要大国，在考虑欧盟政策时须首先考虑内政和选举因素，更多从本国利益出发做决策。如马克龙多次就欧元区共同财政、债务等制度构想向默克尔投石问路，而由于德国在新机制下可能承担潜在财政金融负担，支持欧元区改革在当前德国极易招致政治失分，因而默克尔曾迟迟不愿接招。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则主张放弃紧缩，甚至要求欧洲央行直接减免本国外债，势必与北欧国家正面冲突。未来，各国在移民、欧元区、自贸协定、对外政策等方面矛盾将更加凸显，共识和妥协空间极为有限，欧盟制度建设将面临更大阻力。同时，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临近，若民粹主义继续当前的上升势头，或将成为欧盟立法机构的重要反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