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与权力》
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39.80元
卡内提说故事，有一种哲学和格言的力量。他说故事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用文学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类，却又仍然威胁着当代世界的种种根本问题，包括人类的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秩序和权威的建立和崩溃。
作家还是学者？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说，暴君统治下的群众只有两种，一种是狗，一种是牛。狗跟狗合不到一块，碰着就咬，可是对主人俯首帖耳。牛合群，但照样反抗不了主人，主人叫干什么，再不情愿，也还得去干。
卡内提还说，权力的快感，它的表征是“牙齿”，权力首先必须能对别人的身体有伤害甚至消灭的威胁。权力就是把别人“吃掉”，消化成对自己有用的营养，然后当粪便那样排除出去。文明遮掩了权力的粗鲁表相，但却在人的牙齿上留下了痕迹。人们进食使用的刀、叉都不过是牙齿的延伸。人的笑容起先不过是见到食物后的露齿行为，后来成为快感的表情。所以，当在上者向你露齿微笑时，你可要小心了，他喜欢的不是你，而是牢牢控制着你的那种感觉。
读到卡内提这样的议论，你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诗人，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政治学家呢？
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诗人，而不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比喻和警句格言式的表述。这样的表述运用的不是明确的理论概念和分析，传递的也不是显白的知识。它要调动读者自己的想象和释义。卡内提的群众“理论”因此也被称作是一种诗学或者诗性人类学。
卡内提其人
卡内提于1905年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斯)。鲁斯是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小的岛屿港口，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30英里。卡内提的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亲在鲁斯经营纺织业，家境很富裕。1911年，卡内提的父母带着他迁移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卡内提在那里上了学。他的第一语言是Ladino，也称Spaniol，是一种源于西班牙Sephardim时代的罗曼斯古语言。他的第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第三语言是英语，第四是法语，第五便是后来用来写作的德语。
卡内提在7岁(1912年)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移居维也纳。卡内提很快学会了德语，迷上了文学。1916年，因觉得一战中的维也纳不安全，卡内提的母亲带着孩子迁居到瑞士的苏黎士，1921年又迁居德国的法兰克福。1924年卡内提再回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读化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
1922年，卡内提17岁时正在法兰克福，当时的法兰克福是工人政治非常活跃的地方。工人领袖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右翼反犹太主义分子暗杀，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当时卡内提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但还是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人潮。这种亲身体验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很纳闷，为什么一个有自己思想的旁观者，居然会无法抗拒这种“意识的彻底改变”，而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磁力般的吸引。
这种感受在他于1927年亲身经历过维也纳焚烧正义宫事件后，更加强烈地引起他的思想好奇。50多年后，卡内提在自传里回忆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我真的很惊奇，即使在我当时心情激动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清楚地把握我眼前的一幅幅情景。”1922年和1927年的这两件事都对卡内提思考群众有极大影响，决定了他对群众是一个原动力整体的看法。这也是他的群众理论最具特色的部分。
30年磨一剑
卡内提写作《群众与权力》，从1925年到1959年，断断续续一共花了34年时间。《群众和权力》是一部“夹叙夹议”的长篇“杂文”，和别的群众理论著作都不一样。19、20世纪之交，在欧洲出现过不少研究群众行为和群众心理的著作，都讲究“科学性”。早期群众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者有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和塔德(Gabrielde Tarde，1843－1904)。涂尔干(Emil Durkheim，1858－1917)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都以现代社会学方法涉及群众问题。1923年由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结合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他们起先研究权威问题，后来关心的纳粹主义问题，都与群众问题有关。在卡内提的《群众和权力》中几乎找不到与当代社会学的关联。他的群众研究特立独行，尤其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气息”格格不入。
1933年，卡内提的朋友布洛赫曾劝他不要再继续写他的《群众与权力》了，“你花上一辈子的工夫，最后会完全没有结果。它每个地方都不牢靠。不要枉费时间了。你不如还是写戏剧的好。”但是卡内提就是不放弃写这本书，但他确实放弃寻找一种堪称“科学”的方法系统。1938年11月，在纳粹上台8个月后，卡内提和妻子离开了奥地利，1939年定居英国。1959年卡内提写道，“这本书占据了我的全部成人生命，在我定居英国后的20年，我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几乎没有写别的东西。”这部书在卡内提的著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卡内提研究专家福克(Thomas H.Falk)说，“卡内提为研究群众和权力付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他在这段时间内写了一部小说和两部戏剧，但比起他的主要研究来，这些都可以说只是周边作品。”《群众和权力》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那种论题结构或论述方式，也没有总括全书的序言综述、分析方法或论证过程引介。它把读者带入一连串似乎并无内在逻辑联系的个案论述，除了简短的说明，大部分是描述或叙述性的例子。正如福克所说，这本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研究专著，而是群众和权力(与读者的)对话。对话里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自全世界许多世纪的往事，用来说明作者的看法。卡内提不只是陈述事情的实况，他更想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他以完美的清晰和诗一般的优雅向读者说明他的看法”。
“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
“指令”和“蜇刺”是卡内提解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内提认为，和原始小群体的理想平等关系不同，现代群体是由指令者和隶属者这两种人构成的。同一个人可以既是指令者又是隶属者。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人的伤害。指令的原始意义是逃脱死亡，如动物听到狮吼就会奋力逃命。卡内提说，“每一个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则可能受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
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真正的群众是与权力对立的。在真正的群众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利向别人发指令；或者也可以说，谁都可以向别人发指令。不但不形成新的蜇刺，而且还能暂时除去一切旧的蜇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群众时刻是少之又少，而且十分短暂。带着蜇刺，人格分裂的个人会觉得孤单，又害怕孤单，他拼命表现对指令的顺从，惟恐一时一刻不处身于群众大流之中。
蜇刺是外加于人的指令，指令在人的身上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那就是“逆转”指令的欲望。受指令蜇刺的人一心想要指令别人，给别人扎上蜇刺，这样才能“除去自己身上的蜇刺”。人群社会中许多提拔制度都建立在人的这种基本欲望之上。上级对下级越凶狠，下级就对更下级越凶狠，小媳妇熬成婆，自己成了恶婆婆。受害者一旦得势，就会加倍地迫害别人。
惟有刽子手在接受指令时感觉不到心理伤害
卡内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20世纪最令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内提说，只有一种人能够受到指令而不感觉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包括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打手”)受到的是杀害(或“迫害”)别人的指令。这种指令的威胁并不针对刽子手本人，刽子手可以立即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杀(或被迫害)者身上。刽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因为他是在很负责地执行命令，或者很体面地表现组织觉悟。
人类普遍受“指令”和“蜇刺”驱使。那么，在发生集体迫害和暴行的时候，普通人担负的又是怎样一种责任呢？仅仅是某种生物本能(求生、合群、逃避肉体痛苦)，还是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左右人们在关键时刻的行为呢？二战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在德国汉堡被征召的后备警察营被派到一个叫作Jozefow的波兰村庄去全数消灭那里的犹太人。士兵们被允许提出要求不参加这次行动。500名士兵中只有12个表示不想参加。其余的士兵以从背后开枪的处决方式杀害了所有的犹太人。有的士兵兴高采烈，但大多数士兵都是以认真完成任务的态度参与了这次屠杀。
阿伦特解释了卡内提不能解释的问题
怎么看待这件往事呢？很难以单纯的“洗脑”理论去解释德国警察为何能以杀害犹太人为荣为乐。因为不只是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二战中都有许多以杀害犹太人为荣为乐。就此而言，卡内提的指令和蜇刺说能解释德国人的暴行，也能解释其他非德国人的暴行。卡内提的理论能解释为什么488名汉堡警察愿意杀害犹太人，但它却不能解释为何毕竟有12个人拒绝这样去做。
卡内提的同代人、杰出的德裔犹太思想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注的正是后面这12个人的少数。她强调的是个人责任，而不是人的普遍自然趋向。卡内提的人性理解是阴暗而且悲观的。在他那里，人在极端情况下表现出残忍和无情，是有人类学或心理学原因的，这种倾向即使在坏事发生后，也不可能由于道德思考得到改变。阿伦特则认为，干坏事，参与暴行，尤其是心甘情愿地参与暴行(如她所讨论的纳粹分子艾克曼那样)，根本原因不在于一切人所共同的人的本质弱点，而在于每个个人自己的不思想和无判断。
卡内提论权力的本质
卡内提用人所受到的伤害去解释群众的行为。这种伤害包括身体的死亡威胁和心理的“蜇刺”伤害。群众行为往往会很残忍，很暴力，不可预测。但是，卡内提和先前群众理论(以勒庞为代表)的重要区别在于，他认为，群众有这些倾向，根本原因并不是群众的某些恶劣、低下本质，而在于权力对群众的伤害。
受权力伤害的群众总是会表现出某些行为特征(如轻易对他人施行暴力)，这些行为几乎没有例外，以至显得似乎就是群众的本质。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蛊惑者(领袖)不给群众指令，那么他就不能永久地败坏群众”。
在卡内提那里，理想的群众、真实的群众恰恰时刻代表着与权力相反的存在状态。权力是孤家寡人独享，不可与人分有的。权力是“一个孤独的个人，(把意志力)强加给别人，强加给他自己，强加给一个对象。这样的个人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非社会人(asocial man)的传人，他只是为了享有社会生活的好处才勉强与他人接触”。
权力以“活命”消化死者，权力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是站在同志和敌人尸体堆上的胜利。卡内提用约瑟夫的故事讲述什么是“权力”。约瑟夫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37—100年，他的希伯来名字是约瑟·本·马塔提亚。约瑟夫在耶路撒冷受到过非常好的教育，曾经带领犹太人武装起义，反抗罗马统治。约瑟夫和他的战友杀死了许多罗马人，但最后终于起义失败。在罗马人占领乔塔帕特后，约瑟夫和40名犹太战士(其中一名是他的朋友)一起躲进一个山洞。犹太战士们宁死不降，要求全体自杀。
约瑟夫不想死，他对战士们说，真正的战士必须死在强者之手，犹太教不允许自杀。他说有一个比自杀更好的赴死不降的办法。那就是，所有41名犹太战士围成一个圆圈，1、2、3报数，第一个报到3的人由第二个报到3的人杀死，以此类推。最后剩下的那个人因手上有犹太同志的血，而可以自杀。约瑟夫把自己安排在第16个位置上，把他的朋友安排在第31个位置上，结果一轮轮“命运安排”的屠杀下来，只剩下约瑟夫和他的朋友俩人。于是两个人一起走出山洞投降了罗马人。
约瑟夫投降并没有破坏先前约定的规则。他无须破坏约定的规则，因为他自己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他已经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留下了后路。他甚至可以用高尚的道德理由为自己投降罗马人辩护。他投降，是因为他不愿亲手杀死他的犹太同志(他的朋友)。他可以说，投降是忍辱负重。他为罗马人除掉了那些负隅顽抗的犹太人，踩着战友的尸体，当然还有罗马人的尸体，存活了下来。
卡内提平静地叙述约瑟夫的故事，他只是提示“权力”与“幸存”的关系，提示权力者总是为别人设置他自己不必遵守的、但却可以置别人于死地的正确路线。卡内提说故事，有一种哲学和格言的力量。他说故事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用文学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类却又仍然威胁着当代世界的种种根本问题，包括人类的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秩序和权威的建立及崩溃。卡内提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他只是把这些问题郑重地摆在读者面前。卡内提于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赞扬他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关切。20世纪是一个人类经历无数苦难、前所未有地自我糟践和自我毁灭的时代，卡内提表现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作家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