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新媒体端传媒2018年5月2日报道，“2004年，全球跨国领养约46000起，其中一半领养家庭来自美国；2017年，美国跨国领养仅有4714起。在绝大多数领域都被‘深度全球化’重新定义的半个世纪里，跨国领养却逐步变成被道德、法律和舆论联合抵制的选项” 。 除了俄罗斯，危地马拉，韩国以外，中国大陆是美国人进行跨国孤儿领养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美国媒体在2008年的一则报道中提到，从中国开放国际收养的1991年截止到2008年，美国人总共收养了超过六万名来自中国的弃婴，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是女孩。端传媒绘制的涵盖1999年到2017年数据的图表显示，从中国收养的弃婴人数在2005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七千左右，而到2017年人数已经降到大约两千人。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人们对于中国孤儿被美国人领养通常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会认为被领养的孤儿比较幸运，美国养父母大多比较有爱心，甚至能自己学习中文，也不阻止甚至鼓励长大以后的养子女回到祖国观光或者寻亲。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一些匿名发帖的网友甚至嘲讽那些回国寻根的华裔孤儿忘记养父母之恩云云。
就我所知，中国政府在规定美国养父母的婚姻和健康状况，年收入等方面所做的较为严苛的要求也起到了对被收养儿童的保护作用。另外，一些美国养父母也的确是善良之辈。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家庭中，丈夫是被美国人收养的韩国孤儿。由于家庭变故，未成年的兄妹三人在韩国成了孤儿，为了不让他们骨肉分离，这对家境平凡的美国夫妻决定把三个孩子同时收养，以便他们仍在同一个家庭里一起成长。应该说，做到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的。在我读博士期间，我的导师曾让我帮忙替她的一个朋友做点翻译。她的这位朋友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她希望我翻译她们从中国带来的一份孩子的病历。我看了病历以后，发现这个孩子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也照实翻译了。这对夫妇当然知道孩子是有病的，但是看来他们的确不介意，不仅如此，还不顾我的推辞，执意给我寄来50美元的支票对我简短的翻译表示感谢。在我的同事里，也有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女孩的，也能看出他们夫妇在孩子身上倾注的心血非常之多。
既然如此，端传媒提到的抵制，以及收养的大幅度下降又从何而来呢？
我曾经读过一篇英文的报道，谈论为什么美国人热衷于跨国收养，文中认为，美国意外怀孕后的非婚生子女按习惯会被遗弃在医院，但是收养孩子的父母却往往遇到生父母反悔又来找孩子的情形，为了避免麻烦，干脆进行孤儿的跨国收养。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说明在跨国收养的过程中，除了爱心以外，的确有养父母的理性权衡的因素。另一些对跨国收养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美国人，则认为自己的同胞似乎把异国儿童，特别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婴幼儿当成“宠物”来养。当然，我宁愿这种猎奇心理是不存在的。
基督教也是跨国收养的一个重要背景。一些收养机构的创办人在机构的官网上公开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一些被收养长大的韩国孤儿成人以后也一直为基督教会工作。可以想象，被一对基督徒父母父母带大的婴儿会百分之一百地成为基督徒，而这正是基督徒乐意见到的。
在我看来，虽然美国的养父母中确实有相当多有爱心的人，但是，他们作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主流和强势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可能并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人种和肤色完全不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证实，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弱势群体对于自己是否受到平等对待比强势群体更为敏感，而强势群体一般缺少“别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敏感性。现实中，白人对于非白人作为他者的排异性却也非常强烈的。
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证明白人孩子的种族意识和被收养儿童的处境。由于居住地区的原因，我儿子在一个几乎全部是白人小孩，严重缺少种族多样性的小学读书。有一次我去他的学校参加一个类似亲子活动的运动会，亲耳听到美国白人小孩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被收养的，因为我儿子当时只有二年级，在班上年龄也偏小，自己也糊涂了，似乎也想问我，他到底是不是被“收养”的。当然，我马上否定并进行了解释——我们是住在这个小城里的亚裔移民家庭，我是他的爸爸。但是这件事却让我想到，美国小孩对于和自己头发肤色不同于的孩子已经有了“他者”的意识，而且由于收养的普遍，他们会下意识地想到，亚裔小孩一旦出现在一个白人小孩占压倒多数的环境中，那一定是被美国人“收养”的。这也说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权力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如果一个中国的小学里出现一个“洋娃娃”，中国小孩可能认为他是被中国人“收养”的吗？
从我儿子瞬间的惶惑无助，我也可以想象到，如果是一个真正被收养的孩子，面对学校里的同伴一次次地好奇，询问，从小到大将面临多少次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我为什么不同？谁是我的生身父母？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一连串的问题将随之而来。这个被收养的孩子说的英语和其他美国孩子一样地道，没有口音，自己也以为和别人没有区别，但事实上，他/她的外表注定了他/她会一次次地被单独挑出来接受查询，不断面对自己是被收养的孤儿这个事实。
这其实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是任何物质条件，甚至养父母百分之一百的爱都无法填补的黑洞。这种种族的排异事实上广泛而微妙地存在，绝不是一些像一些中国学者想象的那样——“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导致了非白人在美国横行无忌，白人带着原罪战战兢兢地生活。如果只看极少数的“左派”较为强势的精英大学，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其他层面而且足够细心和客观，必然会看见不一样的场景。即使在我任教的这所有二百年历史的私立大学里，白人学生针对黑人学生的面对面的口头侮辱和攻击，对非裔美国学生会会标的恶意污损，也发生过多起 （直到2018年9月还有一起口头羞辱黑人学生事件被学校通报并引起长达一周的学生抗议），此外还有过针对同性恋者的侮辱性口号，学校也为此举行过反“仇恨”（hatred）的抗议集会。可想而知，弱势和边缘群体才需要“抗议”强者，而强者何须“抗议”弱者？这不过是个常识，正像鲁迅说的，鹰在捉鸡的时候是不叫的，只有鸡才叫。其实，哪怕左派列出一百种性别类别供选择也不过是一种激进的抗议姿态而已，因为现实中无论如何并不存在那么多种性别可认同。2017年，哥伦比亚大学还出现过美国本地学生针对中国本科留学生的中文拼音姓名的“撕名牌”行为，也引起过一场风波。（凤凰网2017年2月4日的报道：“哥大校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校方发言人称，这起“撕门牌“事件主要针对非西方名字，尤其是东亚学生的名字。校报评论，这起事件发生在特朗普颁布移民禁令数周之后，无疑会对国际学生产生影响。一位名叫钟瑞琪（音）的亚裔学生称，当他发现自己的门牌被撕掉后，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发现他的中国朋友的门牌也都被撕。他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中国人，你可以用更具体的方式或者通过某些有意义的对话来表达，撕掉门牌的行为毫无意义。这吓不倒我，在我看来，这太可笑了。”）
时至今日，美国的种族主义虽然沉默，但仍然比看似咋咋呼呼，其实意在遏制和纠正前者的“文化多元主义”要根深蒂固得多，而且不时以多种形式露头。实现完全的包容，公正，平等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回到收养问题。在中国，人们都知道，一个家庭如果收养了弃婴，一般都会尽量隐瞒，甚至通过搬家等方式让被收养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至少暴露得越晚越好，到一个养父母可以和孩子严肃地谈话的时候，而即便这样，也还是难以避免被收养孩子的心理危机和不断的“找亲生父母”的念头。跨种族收养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无处可逃，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挑战。因而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养父母带孩子回中国或鼓励他们寻根并不是额外的奉献或者超凡的高尚，只是在客观上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必须要做的功课，否则他们无法回答孩子对他们的质询。
就我身边所知的进行收养的美国父母来说，大概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仍然收养了一个来自国外的孩子，另一种是自己没有孩子而收养，而在这种情况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收养了美国白人孩子，一种就是上面提到的收养中国女孩。收养美国白人孩子的夫妇因为孩子的外形特征和自己区别不大，可能面对的问题会比较少，孩子自己也不必面对来自其他小朋友的好奇心。从中国收养的女孩可能也存在某种心理障碍，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会表现出一种似乎有亲切感，但又有更多戒备的神情，反而不如普通的同龄美国白人女孩面对陌生人那样自然和大方。我想她们对自己的种族认同还是存在一定困惑的。至于我的同事中一个孩子亲生，一个孩子收养的情形，姐姐和收养的弟弟童年时固然是好的玩伴，但成年以后究竟能不能很好相处，感觉是很难说的。
后来，我在自己的东亚近代史课上，遇到了一个被美国人收养的越南男孩。他在来我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告诉我，他成长在一个几乎完全是白人的小镇，从小就因为种族和外形原因受到过很多不友善的对待，但现在读了大学以后，他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的祖国和亚洲文化，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越南去看看，虽然他已经不可能找到任何亲人。这场对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责怪自己的养父母。的确，养父母把他送到这所收费不菲的私立大学，也算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养父母再好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环境的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排拒，更无法让他日渐觉醒的自我停止“我是谁”的拷问。正是这种环境和经历促使他越来越想找回自己原有的种族和民族认同，至少在认知意义上更多地去了解自己究竟来自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其实，正是来自白人群体的不断刺激，导致本来已经自然融入美国社会的他的寻根欲望。
我在另一个学期的中国近代史课上，又在学生中遇到了一个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孩，完全不会讲中文。后来我发现她对中国有非常负面的评价，比如她坚持在她的期末的独立研究中认为中国有严重性别歧视，女工被剥削等等。她所说的事情自然也有一些实证资料的支撑，但是我怀疑的她的负面情感可能也多少受了自己被遗弃和被收养的经历的影响，而她的美国养父母可能也对被收养儿童对中国的印象形成产生过某种作用。一位收养了中国女孩的美国养母著文写下了自己的感悟：“我需要认识到，我的中国女儿，不论我多么爱她，总有一天会了解到她的生母抛弃了她—不是因为她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中国严苛的法律使她必须这样做。”这位母亲代表了美国人中的一种共识：来自中国的弃婴是计划生育政策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但是，就在我以为这名女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反感和排斥的时候，却发现她同时在我们学校从头学习中文并把自己的辅修专业定为跨学科的“中国研究”。这又说明，不论她对中国有多少不好的想象，她终究仍然希望通过更多的学习去了解中国，去重建情感联系，而这个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找回自己的过程。
在上面这两个案例中，这两个学生的养父母对待他们是不错的，但可以想象他们发现自己和父母的体质特征不同时的困惑，如果在学校或者其他地方遇到别人的异样的目光或者面对面的询问时的冲击，因而，这种认同危机一定会始终存在。在端传媒的报道中，甚至提到进入青年期以后，被收养的孩子中会出现自杀现象。虽然这方面的具体报道我看到的很少，但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被收养的中国孩子长大以后希望回到中国寻亲，或者哪怕是看一看，并且也完全理解为什么跨国，跨种族的收养现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抵制。毕竟，在被收养儿童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所涉及的自我认同，种族隔阂，儿童心理，同辈群体压力，婚恋等多方面问题可能是收养父母始料未及的，也不是靠家庭条件优越和养父母有爱心就可以解决。更何况，养父母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完美无缺，或者完全根除种族主义歧见。只要他们出现了对收养子女或者他们所来自的国家的一点轻视，其心理冲击对于脆弱无助的被收养子女都会是巨大的。即使为美国取得体操金牌因而成名的被收养中国女孩，也避免不了美国媒体在采访的时候对她身世进行不怀善意的追问。一些海外华人对于成年以后去中国寻亲的被遗弃儿童冷嘲热讽，错误地认为她们没心没肺，不懂得知恩图报， 确实是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她们的处境。
从广州收养了一个原名叫“木兰”的中国小女孩的美国女演员Julia Sweeney 讲述了一段轶事：她为了不让别人想到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迪斯尼卡通片《木兰》，特意给养女取了英文名字Tara，并把Mulan 作为中名。一天，一个美国老人问起，“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女演员本能地替养女回答，“Tara”, 没想到这个三岁的小女孩自己清楚，大声地自己回答：“木兰”，还“皱起了眉头，似乎在说—你可以叫我Tara，但我只认Mulan”，这位演员写道。由此，她开始学会尊重小孩自己的意见。
在美国人跨国收养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国韩国，对这种模式的反思早已开始。上个世纪七十年来，经济尚不发达的韩国有很多贫困家庭或单亲妈妈自愿把孩子送给美国家庭抚养，相信他们能在美国过上幸福的生活（韩国的情形不涉及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但是后来发生的各种西方养父母对韩国收养子女的奴役，虐待，甚至杀害案件让韩国社会反思。有些被迫把孩子送到美国被收养的韩国母亲得知自己的孩子的遭遇后后悔不已，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强烈抗议跨国收养，并批评政府借此牟利，呼吁韩国政府关注被收养儿童在所在国的福利。
由上述种种因素看来，跨国特别是跨种族的收养的逐渐冷却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和异国收养的孩子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群体，而收养既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固然，和在自己国家的孤儿院长大相比，在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里成长，享有一个正常家庭的温情是一种幸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幸运”而忽视他们因为在祖国被遗弃，又在异国的环境中承受种种挑战和压力造成的心理创伤。我希望所有回到中国寻亲的华裔孤儿能在国内和在海外华人中都获得理解和善待，这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一点事情。也许有关国家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尽量促成和鼓励孤儿的国内收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