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悦读Seminar第六十期图文述要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应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邀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贵贤与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毅松主讲柏林悦读Seminar第六十期，为在德的留学生和华人公众带来了一场以“马克思：从柏林到中国”为主题的公开讲座。讲座在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进行，由研究会副会长朱璟华主持。
一、主办人发言
讲座之前，研究会会长吴桂德对到场听众表示了欢迎，并对本次活动的特殊意义作了说明。本次Seminar适逢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线教学研究人员进行近距离的学术交流，不啻为一种很好的纪念方式。对大多数中国学生而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可以说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对马克思、对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没有深入了解。因此，主办人对这种既能深入了解马克思及其理论，又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从柏林来到中国的论坛式讲座十分期待。
二、主持人发言
在接下来的环节，主持人朱璟华向听众简要介绍了两位主讲人的学术经历与主要作品。
主讲人王贵贤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其代表性论著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原始积累与共同体的解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国家理论》《民主、正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国家观》《法律与道德》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部级基金课题等多项；参与中央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
主讲人田毅松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 版（MEGA-2 或新MEGA）、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曾参与多项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其代表性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研究读本》《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读本》等，出版译著多部。本次讲座主题也是两位主讲人与其最新访学经历相结合的思考成果。
三、主讲人报告
主讲人王贵贤副教授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与柏林（洪堡）大学的关系和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内容。
1. 马克思与柏林大学
在报告第一部分，王贵贤副教授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此句现今镌刻在洪堡大学主楼里正对大门的墙面，其德文原句为：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为开场，就马克思与柏林大学的渊源娓娓道来。
王贵贤老师介绍说，柏林大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毕生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836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到柏林大学，直至1841年。柏林大学学风极好，费尔巴哈认为这是一个求学的理想场所，因为“在这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刻苦，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大学简直就是酒馆。”在这里，马克思开始从斗斗酒打打架到真正开始对“学术与政治”产生新的思考；在这里，他开始跟随甘斯等人学习法律，并以此批判萨维尼等为代表的法历史学派，后来又从一名法科生转型为哲学生；在这里，他加入了“博士俱乐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接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并将之反映到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这里，他陆续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科本等哲学引路人，并开始对他们的理论思想加以吸收和借鉴，进而进行批判并实现了超越，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里，在柏林朋友们的影响下，他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专心自己的理论创作，之后其理论开始从柏林走向“世界”（指的是哲学与革命的世界）。就此，主讲人认为，在马克思与柏林大学关系上，可以将北大图书馆上的一句话，“今天，你为北大而骄傲！”置换于此，“当时，马克思为柏林大学而骄傲！”
主讲人王贵贤副教授发言
2. 马克思与中国
报告第二部分又分为“马克思论中国”与“马克思在中国”两部分内容，前者仍由王贵贤副教授阐释，后者则由田毅松副教授解说。
（1）马克思论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朝统治后期。当时，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是抱有误解的，甚至是如黑格尔和韦伯这样一些思想名人，也武断地认为中国人有不诚信的陋习。相反，马克思对当时的中国及其民众还是持客观的评价态度。
1842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当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关注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分析了它们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同时比较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清王朝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他们还提到了这种被动开埠通商在经济上导致了严重的财政枯竭的后果， “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他们进而指出了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变必然要解体一样。”
对中国遭受的侵略，他们在道义上表示同情，在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斗争。一方面，他们强烈谴责了英国人的“海盗式的借口、海盗精神式的敌对行动、海盗式的战争、极端不义”，认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不仅有的。”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反抗（尽管手段较为残忍）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中国的反抗“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尽管存在“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举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近代中国走向衰落、落后挨打的根源，即社会停滞不前，“中国社会的稳定结构——尽管王朝更替频繁，但‘社会基础停滞不动’”；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缺少竞争力，“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
最后，他们还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指出中国今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他们还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时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及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
（2）马克思在中国
田毅松副教授将本部分内容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两方面内容，并且谈及了马克思的学术影响。
主讲人田毅松副教授发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田毅松副教授认为，人们必须看到且应当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所起到的指导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中国人民文明素质的提升同样不容忽视。当今国内很多城市的文明程度相较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并不逊色。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他认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空前提高。由于国家对海外留学的大力支持、留学生回国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国内学界前辈和同侪的努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均有了大幅提升。不仅如此，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众多，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量到质的转变，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国外留学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研究人员基本上能够及时获取原始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动态，这也推动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田毅松副教授还介绍说，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的学术影响不容否定。首先，即便是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者韦伯、罗尔斯等人从客观立场出发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学术地位和贡献。韦伯不但在《批判施塔姆勒》等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过一定的辩护，而且公开提出，是否公平对待马克思思想，是判定一位学者研究是否客观和坚持学术良知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社群主义者麦金泰尔、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也都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前者专门撰写过《马克思主义》（Marxism: An Interpretation），介绍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批判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在多部著作中专门或重点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可见，马克思的影响不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覆盖到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
最后，主讲人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因去柏林大学求学而自豪，那么“今天乃至今后，柏林大学都会因马克思而自豪！”。
讲座现场
四、与谈人发言
在讲座的与谈环节，受邀参加讲座的三位哲学专业与谈人，结合讲座主题和两位主讲人的精彩演讲，交流了自己的看法。
1. 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郑朗
王老师、田老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具体语境问题。众所周知，中国自19世纪中期便面临着救亡图存的问题，时代背景造成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思想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著名的例子是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必然会无形中接纳其背后的历史哲学。我们能不能说，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焦虑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启蒙以降的德国古典哲学脉络中产生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绕不开康德。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加亲近黑格尔，疏远了康德及其启蒙思想。那么当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究竟能不能回避康德以及启蒙？中国是否需要一场启蒙？
主讲人回应：马克思也部分批判性继承了康德的哲学。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在批评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曾嘲讽地说：“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1页），马克思反对将人的劳动付出看做一种简单的“力”，而是认为人本身应该受到尊重。这与康德把人当做目的而非手段这一实践哲学的重要命题具有相似性。因此，我在这一点上是赞同你的说法的。
与谈人郑朗发言
2.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生王旭东：
从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可以看到，他晚年对东方社会共同体的讨论是比较多的。此外，研究马克思还要注意文本研究与思想阐发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在他的手稿和著作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一方面，研究者依据的文本不同，对他思想的解读是不同的。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争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依据了不同的文本所引起的，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之后人们发现，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是有本质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依据这部经典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解读，而苏联学者更多的依据晚期《资本论》否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二者都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是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遗留的文本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大多是以未完成的手稿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使研究者面前的文本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在研究史上出现过多个版本，由于手稿上页码和编号并不连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留下明确的编辑指示，所以，《费尔巴哈》章每个版本都面对着如何最大限度的保持客观性的挑战。
与谈人王旭东发言
3.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生孙碧云：
马克思与柏林大学的渊源颇深。作为柏林大学的学生，他在求学期间遇到了对他早期思想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比如布鲁诺·鲍威尔、科本、鲁滕堡、梅因等，并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博士俱乐部活动。在他们批判宗教、捍卫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政治立场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从融入其中到最后与之决裂，柏林大学见证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此外，现在洪堡大学开设的课程仍有很多涉及马克思思想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11冬季学期到现在，共开设了四十多门涉及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课程，开课院系包括哲学系、社会学系、法学院等多个院系，主题涉及马克思政治思想研究、经济哲学研究、批判理论研究、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研究，甚至涉及女权主义、黑格尔学派、列宁和艺术、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内容，研究视角可谓丰富多样。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洪堡大学开设了十余门相关课程，它们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这不失为一种纪念这位最著名校友的最好方式。
与谈人孙碧云发言
五、提问及会后合影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观众踊跃提出问题，两位主讲人耐心讲解，对观众的困惑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下附部分问答内容）
观众提问
1.提问：什么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
答：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分布在其不同的论著中，前后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场运动，它要求不断消灭社会现实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应当确立的社会状态，而是永远处于推动社会发展的运动之中，它要求不断革命和自我革命，它可以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与我们的通常理解相近。但是，信仰共产主义，就是要永远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提问：马克思所谓的私有制与个人所有有区别吗？
答：有。私有制与个人所有存在着重大区别，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中指出，马克思在使用“私有制”（私有财产）时是与个人所有做了区分的，前者是指“工厂、农场、生产设备”，目的是创造剩余价值；个人财产（个人所有）的目的“是为最终消费而不是为了赚钱”。（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提问：我们小时候就学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抽象理论有必要吗？
答：有必要。比如，法国高考的作文题就会有“我是谁？”，“我将到哪里去？”等抽象命题，这就需要考生以抽象的思考方式作答。所以，抽象是可以有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这种抽象并不是完全脱离文本的冥想，它应该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即将抽象理论建立在文本研究和现实需要之上。
讲座后合影留念
文：吴桂德、孙碧云 图：宋典 校：王贵贤、田毅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