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终结论”一度让西方人相信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就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在心理上彻底臣服。然而，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以输出“普世价值”为宗旨的民主推广活动不但给很多非西方国家制造了灾难，“普世价值”最终也祸害了西方国家自身。在此情形下，务实的西方政治家们又开始实行有违“普世价值”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了明显的价值观悖论现象，全世界为此转向而愕然。
价值观悖论现象之一：自由市场与贸易保护主义
自由市场在“普世价值”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奉自由市场为圭臬。在西方，自由市场事实上由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保护自由市场的制度框架、全球化的政治思潮“三驾马车”构成。
当19世纪开始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时，德国流行的则是李斯特的国民政治经济学，鼓吹国家主义而抵挡来势汹汹的英国商品，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起源于他在美国流亡时的所见所闻，整个19世纪的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期。二战结束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西方国家之间之所以总是发生战争，是因为没有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而导致利益冲突，于是设计出保护西方自由市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包括IMF和被改成今天的WTO的关贸总协定等制度安排。冷战之后，胜利的西方自然会把自己的制度推向全世界，于是才有了以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为动力的全球化。
这一轮全球化体现了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以自由市场为动力的全球化至少有以下结果：一是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二是加剧了西方国家的国内不平等和不公正，三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崛起。一句话，全球化让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特朗普总统就职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TPP就是对WTO的一种反叛性收缩，以图把中国排除在经济圈之外。中国加入WTO时规定，15年后中国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是2016年西方国家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西欧、美国还不停地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以“替代国”的作法来衡量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标准。2016年是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标志性年份。首先是英国脱欧公投成功，这已经是对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重大打击；接着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公然要废掉TPP，还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主张传统的双边谈判。
这些无疑都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重创，也是西方国家因实力下降而改变其价值观的象征。
价值观悖论现象之二：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原则
和自由市场原则一样，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基础的言论自由原则同样产生于英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约翰·密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论自由》，其中大谈作为自由基石的言论自由。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冷战政治学”，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乔万尼·萨托利的民主理论，都是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体系，以此来抗衡当时作为世界性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正原则。
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西方国家国内也产生了文化多元主义思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最终形成了作为“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化、道德标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课语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等等。从政府机构和公共舆论，到社区和家庭学校，言必称“多元”，而且成为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
以至于，一个瑞典小镇的即将退休的警察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发出这样的“推特”：他受理的强奸、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穆巴拉克、阿里等姓氏，瑞典姓氏的只有一个，但是警察局就是不敢公开这样的公开的秘密。哈佛大学校长因一句捯饬实验室设备女生不如男生而被迫辞职，否则哈佛大学女生就在哈佛校园裸体游行(性别平等原则)。
凡此种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浮夸之风，虚假泛滥成灾。不仅如此，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美国文化右翼的声音，以捍卫基督教文明而反击那些代表多元宗教的文化多元主义。因此，特朗普当选必然导致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即基督教文明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
在西方，言论自由原则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又变成了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原则，而政治正确原则事实上又在限制着言论自由，由此而导致的“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西方国家的一种长期性政治现象。
价值观悖论现象之三：自由平等博爱与白人至上原则
受美国独立战争影响而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写进其共和国宪法。殊不知，这些基本价值是属于历史书写者的，当其他族类分享这些价值而引发利益纠纷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中的族类性质就暴露无遗，那就是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基础上的白人至上论。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当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主张财产权的自由时，他自己正在从事贩奴的生意，奴隶就是他的自由权即财产权。当1830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基于平等化趋势的民主化浪潮时，他心目中的平等只能是在新大陆上的白人的平等权，而对当时正在对印第安人实行的种族清洗政策视而不见。作为托克维尔的信徒，密尔虽然以《论自由》而赢得自由主义大师的称号，但其在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中毫不掩饰其种族主义观点，认为代议制政府只能是欧洲人的好政体，其他民族因能力不行而不合适。1857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大暴动，密尔宣布放弃其《论自由》思想，认为自由权利不是所有族类都配享有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19世纪的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
面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非西方国家的读书人尚能同仇敌忾地搞民族主义革命；而当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肢解了白人支配的殖民主义体系后，白人优越论在冷战时期被改造为“普世价值论”，把基于本民族的、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诠释成全人类价值，结果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腿软下来了，心理上被俘获了。既然是“普世价值”，人类皆兄弟，兄弟皆平等，按《圣经》信条，被西方搞乱了的大中东穆斯林人自然应该畅通无阻地进入欧洲避难，墨西哥人自然有权利移民曾是自己故土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文化多元主义也自然是一种政治正确而批评不得。
但是，移民潮打乱了欧美固有的安全秩序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是平等的宗教主义和平等的种族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冲击了白人优越论，因此才有势力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右翼。要知道，克林顿总统信奉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让文化右翼忍无可忍，因此才有长达几年的对克林顿羞辱性的莱温斯基丑闻案的独立调查；更让美国白人焦虑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又催生了一个有色人种的黑人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当选代表了美国白人的恐惧心理，有评论说是美国白人的最后一搏。这不，特朗普刚刚就任，就宣布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阻挡墨西哥移民并遣返非法移民，还颁布了引起司法官司的“禁穆令”——90天内不给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居民美国签证。我认为，与其孤立主义的经济政策一致，特朗普总统的人口政策是典型的19世纪美国的政治传统，一种白人至上主义的基督教文明。
价值观具有文化历史性和政治实践性，这是其一般规律。在第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看来，把自己的文明体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为“普世主义的”，是帝国主义才会有的行径。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流行的价值观是强势民族国家物质文明的一种外溢，弱势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不可能成为主导性价值。果然，短短的二十几年内，欧美从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突然转而奉行起反“普世价值”的政策，世界还不能适应欧美国家的这种价值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