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伊朗德黑兰时报在今年四月采访白轲教授的新闻稿，原文发表于2018年4月7日伊朗德黑兰日报，访问地址：http://www.tehrantimes.com/news/422393/No-trade-war-likely-Prof-Larry-Backer。
德黑兰，四月七日（Mehr News Agency）在就近期美国和中国针锋相对的关税争端发表评论时，白轲教授表示，两国经济一体化的深层次结构不会因为一系列的重新谈判而付之一炬。
随着美国和中国加大针锋相对的关税争端，在过去数月内，人们常常说，没有人会赢得贸易战。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法律和国际事务教授白轲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以下是对白轲教授采访的全文：
特朗普总统增加关税的决定将怎样影响美国国内的钢和铝生产商？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将是本次采访中最长的，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有可能造成最微妙问题。与许多专家和其他可能急于提供简单直接的答案的人相比，我更多地看到了其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在最高度的概括中，即使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搞不清楚提高关税会产生积极的还是消极影响。目前，钢和铝的生产只是整个涉及钢和铝生产链的一小部分。这个想法的逻辑似乎是，提高关税将使进口的同类产品更加昂贵，因此美国生产商将会用相对更便宜的国内生产的钢铁和铝产品替代国外进口，从而保护美国的钢铁和铝生产商。这可能有利于国内生产和消费，但可能不适用于国内生产出口，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将关税与关税影响下的平衡定价（以及减少外国补贴）匹配起来时。然而，国内生产和消费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在国内投资和就业方面可能产生积极的短期影响。
然而，在全球生产和所有权链的深层嵌入下，有关关税的讨论也必须在更复杂的语境下进行。关键的是（在钢铁和铝的生产中）我们无法判断生产的产地和所有权的国别归属（也就是说，拥有或者控制着钢铁或铝生产链的主导企业的“公民身份”可能是属于很多个国家的）。有报道称，一些美国公司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因为它们是外国企业的子公司，且从起母公司接受钢铁加工，然后出口。这种影响将与钢铁生产业主的国籍关系不大。同时，这些关税还有着一层讽刺意味，即最终外资企业将在美国建立钢铁生产工厂，促进美国生产但同时将该企业的利润汇回母公司的母国。这种见解反过来又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不同的答案。
首先，即使关税有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我们目前也不清楚这种影响的程度会有多大。再一次，通过增加关税解决问题只能在完全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分析之下，才能被认为是有用的。因此，这种关税影响的范围可能难以判断，在这种现实语境中，关税可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评估对结果的影响，所有这些技术都将依赖于一组假设和方法，而这些假设和方法很可能会以服务于目标的方式来曲解结果。当然，这些政策的效果由于其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也就是增加关税的目标)和其对该生产效益的国籍归属的影响之间的差别而变得更加复杂。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应当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增加（并促进当地经济）而生产的利润又被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情况，。
其次，即使有显著的影响，我们也不清楚这种影响是否会被普遍感知到，或者会影响到国家的不同地区，或者对不同的工业部门有不同的影响。关税提高通常会产生一种综合效应。但这种综合的效应只服务于政治利益，它不能反映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现实。更有可能的是，关税增加在不同的公司、行业和地区会有不同的、或许积极或许消极的影响。不过这一现象有可能正是问题症结所在，即关税增加是为了保证刺激到美国某个部分的某些特定经济活动并在之后对更广阔的经济范围产生间接的影响。
再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时间的变化和随着时间变化，不同经济部门的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关税的增加是为了促进钢铁和铝的生产，但这一效果可能需要数年之后才会明显地刺激到生产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生产刺激能否持续。关税作为补贴可能对投资于生产（和雇佣劳动力以支持生产）的决定产生直接影响，不过最终，该行业产量的提高将必须在经济上可行——特别是在中长期，全球消费者和生产者可能会在生产规划中考虑到这些关税并加以调整。
第四，从另一方面来说，关税的直接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了——不是在钢铁和铝原产地上（即在美国境内或境外），而是在金融市场、接待人、政治领导者等身上。也许这是当代关税政策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关税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大于对全球生产的影响，也大于其对（长期）商品生产不同部分布局的分配以及其在动员大众舆论以实现某些政治目标上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关税可能不会产生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战争时期那样的问题。全球化极大地削弱了关税的威力，因为使其有效的国家边界已被严重侵蚀——关税战不太可能以20世纪20年代的那样的思维方式燃起战火了。
第五，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从立竿见影的角度或者是短期的角度来看这次增加关税的效果。的确，全球分析师们都倾向于从短期而非长期的角度思考、分析和作出反应和调整。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短期的影响的确会更加显著。我们已经看到，“通常的始作俑者”已经开始与其媒体发声筒站在一起，在就其反对或支持关税的观点大声疾呼的同时也开始动员大众舆论已实现其目的。不过相反的是，长期的战略调整才是更为重要并且通常被短视的媒体和分析师们所忽略。
那么，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的铝和钢铁行业呢?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直接的答案是其影响将取决于行业和国家如何反应。行业可能可以通过对其全球产业链的战略调整来最小化或者规避关税的影响。相较之下，国家就显得不那么灵活了。各国只能选择支持他们国内的产业或者冒险看企业会不会用脚投票，离开该国。如果国家不采取相应的关税政策作为回应，它们可能会被诱导对其国内行业提供足够的支持以抵消关税带来的价格影响。间接的答案可能更加重要一点。国家和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改变关税税目产品生产者的所有权来减轻关税的影响。例如，如果中国企业拥有或可以在美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钢铁和铝生产设施，那么关税的影响将会很小。从长期说来，若没有豁免关税的机会，逐渐的生产转移便有可能发生——不过并不一定是流向美国——相反，这些生产力可能流向已经获得关税豁免的其他国家。
您提到了特朗普总统提高关税决定的背后可能有着除了美国公司之外的内部或外部受益人，还是只有美国的公司能够从这一决定获益？
如今，什么是“美国公司”？ 在大多数经济活动都与全球生产流动相联系的背景下，某个国家的公司这一概念现在基本上已经过时了。各种国籍的公司都组织起来管理和参与（钢铁、铝和其他产品的）全球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管理或控制生产过程和其他企业角色的经济企业往往被描述为跨国企业的代表或化身，并将其跨国的国籍属性应用于全球生产体系。但现实地说，这代表了对生产现实的过分简化。因此，美国的主导企业可能会从关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美国以外投资大量钢铁和铝生产企业的美国主导企业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相反，在美国拥有钢铁或铝生产设施的俄罗斯或中国企业则可能会从关税中获益。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划分了（生产链上）生产地点的国籍和生产所有权的国籍，在许多情况下，要指出赢家和输家的普遍国籍是很困难的。这一点正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可以控制其领土内的事物的生产，并利用其边界来确定进入(或退出)的成本。不过，对于国家内部或外部生产的后果的控制，对于这些政策的受益者的国籍并没有太大影响。如果所有海外钢铁生产都由美国企业拥有，那么钢铁进口关税将对美国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会增加它们在全球配置生产链的成本。
那么，增加关税的决定会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产生多大影响呢? 因此，更有效的可能是我所说的报复性关税。
此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与对等关税有关。这很简单——即如果美国在钢铁和铝上提高了关税，那么其他国家也会对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同样的关税。不过这对美国的影响有限，因为美国是钢铁和铝的净进口国。因此，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报复性关税。即如果美国对影响其他国家工业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这些国家可能会对美国的农产品或其他产品征收关税，因为在这些产品上，美国的出口规模很大。但在全球经济中，这可能只会带来短期的痛苦，因为控制生产链的人可以以某种代价重新调整他们的贸易路线以减轻关税的影响。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有人只考虑短期效应，而忽略了在资本和投资仍然自由流动的全球背景下，一个更为良性的长期效应的基本要素。而且，实际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不会采取报复性关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战，更好的办法反而是购买美国的钢铁制造商，增加未加工钢材的产量，然后出口到本国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制成成品钢。
欧盟对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虽然最初的情绪反应(一种由全球媒体煽动的情绪)可能会倾向于对脆弱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一旦情绪平静下来，这种做法可能就不会被效仿。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示，它将接受有关豁免关税的双边谈判。这不是小事。事实上，在这一关税协定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从旧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化体系转变到建设新的“美国第一”倡议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在语境中思考关税政策的内在动力。美国已经开始以一种链接美国企业的管理或某些生产链的方式发展其自己的贸易网络了。这需要从多边形式中重新定位贸易关系，而不需要以美国为中心的集中双边形式。为了促成贸易基础的重整，美国必须首先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只是对于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为此，某些冲击是必要的。这些冲击措施包括退出多边协议(包括巴黎协定和TPP)，以及破坏旧的自由贸易同盟。但单纯的退出并不会产生再中心化的效果，重新谈判双边关系的提议(在这个过程中恢复关系或放弃行动)是重新调整的驱动因素。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如果该进程被系统化地推进并有一个明确的长期愿景，美国很可能会产生一个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大体相同的贸易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贸易的未来并不是体现在关税上，而是通过这些关税和其他冲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建立在控制生产链条的基础上，这一体系要么通向华盛顿，要么通向北京。
特朗普的行为是否会导致美国与世界其他经济强国之间的贸易战? 这种可能的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不可能爆发贸易战。经济一体化的深层结构不能因为一系列的重新谈判而破灭。贸易战并不是目的（尽管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一直暗示这一点，我们可以直接无视这些推文）。“美国第一”倡议与上世纪20年代末的孤立主义政策并不一样——它更像是后者的反面，是为了鼓励强有力的扩张（尽管目前聚焦于本国为重点），而不是通过建立一个类似的社区使其所有相似的参与者都在全球市场上与新兴的生产链部分进行竞争。事实上，尽管国家领导人的无能可能通过错误和个人虚荣心的政治闹剧将关键国家推向贸易战争，但其结果却不会进一步扩展国家权力。在当代政治中，贸易战尤其危险，因为它们会产生两种类型的不稳定。首先，贸易战会在下游的生产链中制造不稳定因素。这些国家在就业方面将受到重大影响，这将导致政治动荡。更有可能的是大规模的移民会破坏邻国的稳定，最终导致移民危机，这在西方尤其明显。其次，贸易战也会破坏主导国家的稳定。美国和中国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现基本经济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都可能受到民粹主义反复无常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不会在正式意义上推翻任何一个体系，但会严重地破坏它们。
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建立在贸易、安全以及北约等军事机制的基础上。难道你不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会波及其他安全领域和军事领域吗?
当然，我同意一场贸易战争会波及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方面。但只有企图自杀的国际和其疯狂的领导人，在没有广泛监督和机制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够将美国与欧盟关系推向那样危险的境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之间一直存在着争执，并以某种规律性的方式对彼此表示反对。戴高乐就是一个例子（在欧洲内部和与北约关系上）。无论如何，美欧“协约”周边国家的不良行为可能会确保核心联盟的军事实力，并阻止愚蠢的经济政策。
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是对欧盟未来的威胁，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能导致更独立的贸易关系，而不是服从欧盟的考虑。考虑到这个事实，你如何看待欧盟的未来?
许多人害怕过去的幽灵，甚至更多的人认为与过去翻来覆去地战斗是很重要的。不过正如刚刚与上世纪二十年代贸易战的类比一样，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兴起的法西斯运动的类比在这个情境下并不合适。的确，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强力打压之后，极右势力在欧洲和（事实上的）美国又开始抬头。不过上文提到的那种打压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导致右翼极端主义倾向的再次出现，这是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左翼极端主义同时发生的。自1968年的大社会叛乱以来，这种极端主义一直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宠儿。在东欧，这种文化的时刻起着不同的作用，当然，也会产生一种回归到威权民族主义的舒适的状态，这种民族主义很容易被描述为左派或右派以适合媒体评论员的工作议程。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左与右之间必须恢复平衡，否则欧盟将陷入困境。这可能在中期内发生。然而，就目前而言，右翼势力的崛起并对抗一种不受控制的左翼文化可能会产生一种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曾经标志着早期魏玛共和国的出现。但在其基础上，欧盟正遭受着第二代萎靡不振的困扰。当下崛起的精英们从未经历过那些足以使欧洲团结起来的创伤，在那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几乎是在自杀。他们不知道饥饿和恐惧，也不担心更大的权力的渗透会破坏他们的自主和独立（这些担忧是留给帝国残余的）。因此，他们可以纵容这种无视他们自己的繁荣和安全所基于的体制结构特权。的确，不是右翼的崛起，而是对现状的厌倦可能对欧盟的稳固性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最近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关税和其他措施。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否有可能发生贸易战或更激烈的关系?
我认为中美两国间最近简短的关税交锋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变化的特征和其回应美国国内外观众消费的恰当回应。稍加回顾，在2018年3月中旬，特朗普总统开始对除了太阳能电池板，钢铁和铝的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起初，中国政府以预期的方式积极和公开地利用他们所有的网络作出反应。中国表示有意对美国约3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大豆、飞机等主要贸易商品。影响是直接的——全球金融市场在一周内大幅下跌。然而，在必要的公共舆论上的话语交锋之后，人们发现，双方强加的关税似乎是美国和中国开始重新谈判贸易关系的一个邀请。美国人发了一封信，表明他们在这次关税交锋之后所要寻求的变化，该信强调了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也包括了美国的强制性技术和技术转让规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表示，中国和美国需要继续谈判，并重申承诺更好地开放国内市场，或许还会针对美国指定商品的进行购买。谈判仍在继续。当这些活动的消息走漏时，全球市场做出了适当的反应。
因此，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关税已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贸易政策的目标。美国现在可能将关税作为“美国优先”倡议的形式，并使其在美国贸易政策的重构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目标不是破坏贸易，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此非常清楚（只是人们选择性地看不到这一事实），相反，其目标是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要从二战后形成的贸易体系转变到当下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第一”第一倡议所共同塑造的贸易体系。大约十年前，伊朗的领导层就指出了二战后时代的结束及其结构的解体。不过很可惜，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现在看来，看来他们是正确的，全球社会将继续看到新制度的表现，因为世界第一梯队的力量重新调整了他们的愿景，他们想要在本世纪的第一个阶段，与彼此达成和解，重新调整权力和生产的等级制度体系。
采访人：Payman Yazd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