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二十国集团2000～2015年期间综合国力的动态变化，发现世界经济呈现南方崛起、北方衰落新格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为主要崛起国，欧盟、美国、日本为主要衰落国(或地区)。这种南升北降新格局可以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和国家创新竞争视角得到解释，发达国家“因发达而老化”，缺少创新意愿和能力，必然走向衰退。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和平崛起基础不断夯实，一方面成为主要大国的利益攸关方，是二十国集团超过一半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大国伙伴关系，这是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资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主动走出去，积极与主要大国领导人高层互动，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和平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更加凸显，并将更多承担南北桥梁关键作用，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关 键 词：二十国集团  综合国力  伙伴关系  和平崛起

大国兴衰始终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它作用于各大国政治经济等不平衡性规律，突出表现为它们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性，更表现为它们的综合国力的不平衡性。对于不平衡规律的认识，列宁较早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间存在不平衡规律，并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①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提升和总结，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并进一步指出不平衡规律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②，将不平衡作为一个客观规律来指导具体战略战术。从国际秩序来看，不平衡性将促进国际竞争，并影响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党的十六大曾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出非常敏锐的判断——“形势逼人，不进则退”。

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日趋严峻，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习近平明确指出“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我们的事业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③这就要深刻认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研究国际秩序演变的基本动向。二十国集团(G20)既是世界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少数”。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最有效的平台和机制。④对中国而言，G20不仅是实现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有效沟通的桥梁纽带，也是实现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与转变的核心“朋友圈”。中国崛起必须在G20中发挥核心作用。⑤只有充分了解、深入研究G20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基本情况、力量对比、未来走向，才能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分享中国红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一、G20综合国力大变迁：南方崛起北方衰落

本文将G20各个国家划分为两类：一是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韩国、墨西哥、南非；二是北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韩国、墨西哥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家，但本文仍将其划为南方国家。⑥

综合国力包括了九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信息资源；由九大资源构成综合国力方程，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为此，笔者将其权重赋予0.2，其他资源赋予0.1；该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标，价值量(7个)与实物量指标，价值量又包括汇率现价美元(3个)与购买力平价(PPP)不变价格(2011年国际美元)(4个)；采用各类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方法，进而计算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数据来源均采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便于可比较、可检验⑦；样本时间为2000～2015年，由其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量进行计算，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⑧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1)：第一，进入21世纪之后的15年，世界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突出表现为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不同变化趋势，大体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持续上升型，属于“崛起型”国家；二是持续下降型，属于“衰落型”；三是先上升后下降型，属于“波动型”，如俄罗斯、巴西；四是变化不大型，如土耳其、南非、阿根廷。

第二，南方国家整体属于上升或崛起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2010年为快速追赶北方国家阶段，南方国家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从25.26％提高至2010年的36.06％，南方国家相对北方国家的追赶系数从46.1％提高至88.1％；2010～2015年为加速追赶并超越阶段，2015年南方国家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提高至40.48％，15年累计提高了15.2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1个百分点，南方国家相对北方国家的赶超系数达到了112.8％。其中最主要崛起国家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其贡献率分别为69.4％、19.6％和5.1％，三国合计94.1％。可以认为，南方国家崛起主要是中国、印度和印尼三大国崛起。

第三，北方国家属于下降或衰落型。其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54.79％下降至2015年的35.88％，下降了18.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26个百分点。其中最主要下降国家或地区是欧盟、美国、日本，其贡献率分别为41.4％、34.1％和21.0％，三大经济体合计96.5％。可以认为，北方国家衰落主要是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衰落。

第四，南北国家综合国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时，北方国家综合国力是南方国家的2.17倍，北方国家占绝对优势；2010年时，北方国家综合国力相当于南方国家的1.14倍，北方国家占相对优势；到2015年南方国家超过了北方国家，是北方国家的1.13倍，这表明南北方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南方国家已略胜一筹，占相对优势。其中，北方国家衰落要比南方国家崛起的作用更大，反映了始终处在发达地位的北方国家，因发达而老化，因老化停滞不前，甚至还倒退。

第五，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南方国家主导时代。预计到2020年，南方国家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至45.14％，北方国家的比重持续下降至31.96％，南方国家将是北方国家的1.41倍。这表明南方国家已居优势地位，结束了北方国家长期优势局面，根本改变了世界格局和版图，更有利于世界走向南北大趋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采用南方与北方国家的分析框架之外，还提出了两维分析框架：一维分为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另一维分为上升或崛起型国家和下降或衰落型国家。研究发现，在北方国家中几乎全部都是属于下降型，即在2000～2015年期间，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都是减少的。在南方国家中有明显的分化，例如俄罗斯、巴西是先上升后下降，这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严重冲击等有关；韩国、墨西哥均属于下降型；阿根廷则属于不变型，既不上升也不下降。

根据九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划分了上升或崛起型、下降或衰落型，也反映了南北国家在世界中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南方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都是上升的，与北方国家的相对差距都是持续减少的，甚至还超过了北方国家，只有国际资源尚未超过北方国家，也反映了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见表2)。

计算说明：系根据2000～2015年期间国家或地区对应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量计算，按变化大小进行排序。当变化量大于0，属于上升或崛起类；变化量小于等于0为下降或衰落类。其中阿根廷缺少经济资源和政府资源数据。

二、国家生命周期与国家创新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大背景下，的确“实力是硬道理”，这反映在各大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及趋势上，但无论是上升型或崛起型还是下降型或衰落型，都绝非是偶然的，其背后是与所处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关的，更与国家创新竞赛有关，国际竞争既是公开竞争也是激烈竞争，符合“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竞争规律。

那么，如何解释南方国家崛起、北方国家衰落呢?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最早用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的原因。该理论指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四个不同阶段：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衰落期。⑨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北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一直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高峰期，随着高峰期结束，发达国家就集体进入了长期老化、严重老化的阶段，既体现为几百年的制度老化，决策机制的僵化，还体现为人口和劳动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观念老化，可以称之为“老化文化”。进入21世纪，北方国家明显进入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衰落期，国际金融危机等严重打击并加速了集体性的衰落，特别是欧盟、美国、日本。与此相反，南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落伍者，直到很晚才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初步成长期，中国、印度等新兴人口大国在最近30年进入迅速成长期，从而带动南方国家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提高。南方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发展，也实现了持续的上升或崛起。年轻者超过老年者，学生超过老师，如同美国超过了英国，这是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规律，也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规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第四次科技革命使国家竞争模式发生本质变化。国家之间竞争已经由政治军备竞赛，发展为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全方位、多领域的总体实力竞赛。这种总体实力既包括一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投资总量，还包括人口流入流出规模、跨国地理辐射空间、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影响等等。因此，综合国力竞争表面上看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涵盖了个体或家庭、企业学校或单位、政党政府社会等微中宏观的各个层次竞争，是一项具有整体性、协同性、互动性的更为激烈的现代化竞争模式。在这种竞争条件下，国家竞争不只是企业竞争，国家创新也不只依赖于企业创新。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国家创新竞争、创新竞赛，即国家倡导创新、国家鼓励创新、国家推动创新，国家营造环境、国家承担风险、国家支付成本。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影响大国综合国力迅速变化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创新目标、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⑩以中国为例，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五位一体全领域创新、交叉创新、整体创新，进入全面创新发展新阶段，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创新成为中国最大的发展驱动和最重要的国家竞争力，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前列，国际影响力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南方国家崛起，实际上也表明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更具增长空间，这个增长空间不是来源于创新水平，而是取决于创新增加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企业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在国家创新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战略、规划、政策、法规、项目等多种形式(11)，引导与规范全社会创新活动，营造创新生态和氛围，打造形成国家创新体系，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力争上游。发展中国家需要“实事求是”，更要“解放思想”，破除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事实上，迄今为止，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固有的矛盾和问题，这也决定了欧美日还将持续衰落下去。世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正在转换之中，新事物总是会比旧老事物更欣欣向荣，新兴国家总会比老牌国家发展得快，并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创新和平崛起基础条件

纵观历史，大国崛起多数要经过战争，无论是西班牙的崛起、还是英国的崛起，都是经历了惨烈的国家战争。近代以来，美国作为大国崛起，没有经历战争，但这主要归因于美国偏安一隅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当时新兴国家远离战场积蓄实力，在战后窗口期，借各国喘息之时迅速崛起。然而，如何在和平年代和平崛起，人类历史并没有提供经验，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中国和平崛起机遇并没有随着中国崛起而弱化、缩小，相反地，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直接带动了南方国家的崛起。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中国仍处在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并还将拥有长期的战略机遇期。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更加紧密，日益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具有强大的贸易优势。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主要国家的贸易关联度迅速上升，改变了美国一家主导的贸易格局，逐步取代美国与各国贸易伙伴关系地位，相继成为各主要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国成为G20国家中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成为8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已经成为11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19个国家中占比达到57.9％，还是5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剩余的4个国家基本都是排名前五位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成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共同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它们之间互联互通的桥梁和纽带，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从中美关系来看，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还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尽管隔着世界最大之洋的太平洋，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和规模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以及双边关系，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对世界既可能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负外部性，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也正在不断为自身创造机遇，这一机遇主要体现为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与主要国家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友善。无论是南方国家的崛起，还是北方国家的衰落，都期待并需要中国机遇，无论是贸易机遇、投资机遇，还是技术创新机遇、绿色能源机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已经形成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大于竞争的新局面。中国主动顺应并推动南北新格局发展态势，突出反映在中国与G20南方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积极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12)，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世界绝大多数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它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是平等关系，是对话关系，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中，拥有大国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13)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进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与印度建立起“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周边五大国中已经有四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是创造和延长中国机遇的正确选择，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简单真理。

值得指出的是，建立大国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资产。从这个意义上看，每届党的领导集体建立的伙伴关系，就为后来人留下战略资产和宝贵财富。这个资产不断地积累起来，在一届又一届中共中央领导者的努力经营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坚实，才有了今天的中国与大国之间平等、互利、共赢的国际位置。这也形成“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长远效益。具体来看，中共中央在1990～2002年的13年里，共与11个国家建立了14国次伙伴关系(部分国家多于1次)，平均每年1.1国次；在2003～2012年的10年里，共与18个国家建立了23国次伙伴关系，平均每年2.3国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从2013年～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仅仅4年的时间里，共与15个国家建立了16国次伙伴关系，平均每年4.0国次，超过以往时期，这些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递进向前的，不断加强合作和升级的(除日本外)，彰显了继承与开拓相结合的大国国际政治信用与中国自信。(14)

四、主动作为：在挑战中提升全球领导力

世界潮流将中国推到时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国在人类21世纪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5)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走出国门，主动出访G20国家，积极建立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2013～2016年期间的短短4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曾先后19次访问G20国家，李克强总理12次访问G20国家，合计达到31次，其中南方国家访问累计16次，北方国家累计15次，南方国家略高于北方国家。在G20的18个国家(除日本外)中，平均每个国家访问1.72次，这就直接反映出中国在主动作为，积极与主要国家互动合作，也表现出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打造并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全球领导力。从所访问国家的频次比较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俄罗斯，被访问次数达到4次；美国、德国次之，达到3次；法国、英国、巴西、印度、韩国均达到2次，这8个受访次数超过1次的国家中，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占一半，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带头主动“走出去”，与南北方主要大国建设友好关系，既建立国家关系，也建立私人关系。(16)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中国和平崛起与G20综合国力变迁格局，体现出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彼消到此长、从量变到质变的世情发展规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背景和条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深度调整期的判断，改变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逆全球化抬头；没有改变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主要经济体走势继续分化的判断，改变的是南方国家综合国力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并继续走向主导。

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大国实力走势对中国来说，机遇仍大于挑战，利仍大于弊。中国相对欧美日等的综合国力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越来越凸显。为此，中国应继续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G20平台主张世界大事共同商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17)

总的来看，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方案，可概括为：南北方案，一国一策，利字当头，得道多助，把中国机遇转变为世界机遇。其中，具体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建立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18)中国要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本方针，积极主动与发展中大国发展好关系，大力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对南方国家要保持战略耐心，认识到南方国家接受并适应中国崛起仍需要时间，同时，长远来看南方国家(包括印度)崛起将有助于中国崛起。扩大与南方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扩大对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始终坚持与“穷哥们”做“好兄弟”。制定中国新的国际发展援助规划，做到“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积极推动世界大国、高收入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加各类发展援助占GDP比重，扩大全球援助计划，主动承担与中国综合国力对应的国际责任。全面推动中国与南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积极争取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第二，处理好与北方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都必然追求的决定性目标。处理好与北方国家的关系，要利字当头，以强化和拓展共同利益为战略基点，既要讲利，更要讲德，以“德”作为战略与道义制高点；积极主动扩大朋友圈，缩小敌人圈，孤立顽固分子。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保持战略定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19)，坚决维护安全和核心利益，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敢于画出红线，亮明底线。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北方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对立的客观存在，强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平衡，强调不同文化文明的“和而不同”。妥善处理重大分歧，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分歧，加强大国之间的高层往来，强化多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建立国家利益协调和危机应对机制，关键时候，旗帜鲜明亮出牌子，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占领话语制高点。利用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来换取降低传统安全的威胁。以大国自信，冷静看待发达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客观对待西方媒体舆论的批评(20)，展现出一个不争霸、不退缩、不结盟的大国形象。

第三，当好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桥梁。根据世界经济格局变迁和大国实力走向，对中国国际发展战略及大国外交问题进行顶层研究和设计，构建一个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兼容并包的新型大国外交的政策框架，主动提出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中国已经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领导力量，中国要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核心理念(21)，发挥大国外交影响，在外交舞台充分施展大国外交的影响力，向各国提出经济共荣的中国主张、做出经济开放的中国承诺、分享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充分利用大国外交的几张“王牌”，如自由贸易协定、长期签证等，主动与关键大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既要把南方崛起的世界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要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22)妥善解决大国分歧，南北分歧。推动国际秩序公平合理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拓展对外贸易平台、促进国际贸易合作交流，推动建设统一、开放、包容的全球大市场。

今天的中国仍处在全面崛起的时代，有利条件越来越多，回旋余地越来越大，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拥有更多有利条件和机遇。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面临比美国当年“和平崛起”时具备更有利的条件(23)，国际体系变化就是机遇。(24)中国崛起要顺应国家创新的“硬道理”和得道多助的“软实力”，主动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不仅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还要统筹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实现人和(25)，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在2020年如期完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创造更大范围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健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郑云峰、谢宜泽对本文数据收集与计算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论文中可能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分别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1页。

③习近平：“新的5年奋斗历程已开启”，新华网每日电讯，2013年3月9日。

④张宇燕：“纷繁复杂世界的背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1页。

⑤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曾预言，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崛起，世界将面临秩序的重建，G20将取代以往国际经济治理平台，成为全球经济总舵手。见“Asia to Play Bigger Role on World Stage,G20:ADB Report”,The People's Daily,26 April 2011.

⑥2014年，韩国人均GDP(汇率法，美元)为27971美元，墨西哥为10326美元。

⑦具体指标体系与计算方法，请参见胡鞍钢、高宇宁、郑云峰、王洪咱：“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经济导刊》，2017年第3期，第14～15页。

⑧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上网时间：2016年12月)

⑨参见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⑩胡鞍钢、高宇宁、郑云峰、王洪川：“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经济导刊》，2017年第3期，第14～15页。

(11)王春法：“论综合国力竞争与国家创新体系”，《世界经济》，1999第4期，第59～64页。

(12)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13)“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14)作者整理自外交部网站，以及新华社新闻报道。数据采集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需要说明的是G20国家中，中国只与美国、日本仍然不是伙伴关系。

(15)“持续推动二十国集团稳步前行”，《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0日。

(16)数据系作者整理自新华社报道。欧盟并没有计算在内。采集截止日期2016年12月15日。

(17)王洪川、胡鞍钢：“包容性增长及国际比较：基于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第42～55页。

(18)Wilfried Bolewski and Candy M.Rietig,“The Cultural Impact on China's New Diplomacy”,The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8,pp.85-86.

(19)胡鞍钢、王洪川、谢宜泽：“强国强军的战略逻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5期，第141～150页。

(20)张蕴岭：“寻求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50～59页。

(21)“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22)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参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23)Barry Buzan and Michael Cox,“China and the US:Comparable Cases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2,2013,pp.109-132.

(24)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7～36页。

(25)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大战略：统筹两个大局与天时地利人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