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体系中，政治制度与政治架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某种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正因为如此，政治建构对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十分重要。在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的政治建构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使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始终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
西方国家政治建构中出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化了，政府和政党成了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组织，国家被俘获、政党被俘获。早在1965年，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揭示了利益集团是如何绑架政府和法律法规的。例如，如果美国五大航空公司的CEO们决定，他们想向政府争取一项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他们会集中资源雇用一个游说公司，十分强硬地告诉国会，如果不给这10亿美元，他们的公司就活不下去，就会集体破产，后果很严重。于是这五家航空公司每一家都得到了2亿美元的援助。40多年后的2006年，英国议会政党资金特别委员会对政党的变化发出了如下警告：“维持了过去一个世纪之久的政党体系已经崩溃。党员资格不再有任何意义，政党越来越依赖于私人捐款进行竞选。”国际著名财经专家纳波利奥尼则在2011年认为，西方的政党已经成为政党有限公司，“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会不会导致政治上出现利益集团化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他还强调：“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防止市场中的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产生消极影响，最根本的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特殊的党派利益。共产党没有特殊利益，才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才能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效防范和摆脱利益集团的纠缠。
第二，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使国家领导层始终能够依法有序稳定更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中国国家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领导层经过了集体选择、长期培养。领导层是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的智慧选择出来的，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产生经历了很多个台阶的历练。按照胡鞍钢教授的研究，领导人产生要有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这是能力、知识、信息、经验“加速积累期”；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这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从过程看，领导层权力是制度化交接的。2004年9月在江泽民退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交接班会上，江泽民说：“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这些制度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交接的安全性、有序性和平稳性。我们应当沿着现在的方向继续前进，建立更为完善的选择制度、培养制度、使用制度，使领导层的更替更加制度化；建立更为系统的法律法规，使领导层的更替更加法治化；建立更为成熟的联系群众制度，使领导层的更替更加公开化。
第三，加强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使政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政治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一直强调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政治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也都包含着政治发展规律。2009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政党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也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提出了政治发展中执政的三大规律问题。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强调，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观点。他说：“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我们应当很好地研究历史治乱规律、人类社会政治研究规律以及关于执政的三大规律，为政治建设夯实客观基础。
第四，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建设，使决策少失误或者不失误
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内在要求。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决策机关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在每一个重大的程序关口都有人对相关决策负责，使决策有完善的规则和程序作为基础，这样会大大减少决策失误率；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公众的意见与建议能够及时反映到重大决策中；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包括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江泽民同志亦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前进。
第五，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既体现民主要求，又展现出其固有的效率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政治建设的原则。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7月指出：“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就能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要加强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典型经验的系统总结。在现实工作中，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实现的体制机制，使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落实到相应的体制机制上，用比较完善的体制机制确保民主集中制先进性的落实。对于这样的典型，应当进行系统总结，发挥其带动示范作用。要加强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施的制度建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制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实施条例》。这一条例要详细规定民主集中制实施的方法、程序、监督和问责等内容，要规定党委会召开的方式，包括集体领导的具体内涵和管理措施，要对集体领导进行具体界定，防止集体领导变成谁都不负责任；要对个人分工负责进行科学界定，防止个人分工变成个人专断等。
第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政治建设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发展
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生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我们必须把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历来强调“民为本”，强调“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强调治理的公共性、人民性，把国家治理看作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著名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在2013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这种包容与吸纳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国家治理存在着兴亡盛衰的规律，其体现就是人心向背。江泽民曾经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中国历史发展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论证了这一规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赢得民心，最好的治理就是为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上带来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