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综合国力的测度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不同指标体系的选择、不同数据来源、不同的指标权重以及不同的合成方法等都会产生不同的测度结果，对综合国力排名的理解必须结合其相应的测度过程。作者在对综合国力概念和测度方法简述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力测度中所用的方法和结论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结论的差异根本在于对综合国力结构理解的不同，尽管排名不同，但目前全球力量的基本格局都是超强的美国和诸多国力次强的国家构成。另外，用单方面指标测度的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全面理解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 综合国力；测度；强弱
综合国力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其测度使人们对国力的认识更为具体，它是认识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国际交往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据。本文在解析综合国力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对目前关于全球力量格局测度的不同方法进行比较，指出不同的测度方法反映了对综合国力结构认识的侧重点不同，最重要的不是各国具体的得分或排名，而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排在前面，有的国家排在后面。
一 综合国力的内涵和构成
自从地球上有了国家，就有了纷繁复杂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相互作用，无论作用的方式如何，其背后的基础都是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综合国力的概念至今莫衷一是，由于研究者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和目的不同以及所在国家国力发展阶段的差异，他们都会对国力产生各自不同的认识。
（一）综合国力的概念
对于综合国力的概念，中西方学者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学者的基本思想是以强权政治为中心，典型的代表是克莱因(Ray S.Cline)，在他《80 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强调：“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者使他国不敢去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者明目张胆地诉诸武力。”[1]现在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西方学者对国力的定义已不再是赤裸裸地强调国家间影响方式的强制性，而强调利用经济力、军事力或其他软力量相互组合的方式，典型代表如约瑟夫·奈（Jorseph S.Nye），他认为，“力是影响他人行为得到自己想要结果的能力”；[2]兰德公司对国力的定义是“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寻其战略目标的能力”。[3]
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义多是强调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提出在保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他国互惠互利、和平共处。黄硕风认为，一国的综合国力要反映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4]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5]
中西方学者对国力概念的认识差异主要是由于本国国力的强弱和意识形态等不同所造成的，西方学者认为的国力强调“影响力”与“强制力”，中国学者认识的国力更强调“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国力是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既然有强国对弱国的“影响和控制”，也就有弱国生存和发展所受到的威胁，就有弱国对强国的“反影响与反控制”，国力的格局是这些作用与反作用后的“均势”，综合国力是一国存在、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或强制他国实施本国意愿的综合实力。
（二）综合国力的结构
综合国力的结构非常复杂，既包括把本国内部事情做好的“内在能力”（即生存力和发展力），也包括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和控制别国的“外在能力”；既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硬实力”，也包括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的“软实力”；[]既包括先天性的国家资源禀赋（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禀赋），也包括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能力（即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能力）。
对于综合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构成国力的要素有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9 项。[7]克莱因主张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等5 个要素构成。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研究认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人口、资源、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外交能力等，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个因素。[8]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7 个方面。[9]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包括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8 个方面。[10]
近期学术界对于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和政治体系的研究，关于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研究较少。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可以从3 个层面进行理解国力：一是形成力的资源，二是力的形成过程，三是力的外在显示。据阿史利（Ashey J.Tellis）等人的分析，国力的资源来源于技术、企业、资本等，国力的形成过程在于政府业绩，而国力最终的表现在于军事力。[11]约瑟夫·奈认为，可以从拥有获得想要结果的资源力上看国力，也可以从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上看国力，包括武力胁迫、经济收买或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别人实现自己的想法。[12]
本文借鉴近期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成果认为，把综合国力当做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可以更好地理解综合国力的结构。从国力生产过程上看，国力结构包括国力资源、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外在显示的国力。国力资源是国家力量形成的基础，依据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生产要素理论，构成现代国力的主要资源有技术、人力资本、资本资源、信息基础设施、自然资源5 类。[13]在现代经济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创新都取决于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科技是综合国力构成中先导性的要素。科技领先靠的是卓越的人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除了人力资本资源，一国的发展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本资源，健康、高效和有序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其供给的规模和效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瓶颈” 冲破作用是无疑的，包括计算机、电话、因特网之类的现代基础设施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市场化程度得到加强，已成为国力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资源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其作用已逐渐被其他资源所替代，但是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在国力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视。
在综合国力生产系统中，国力资源是国力生产的必要条件，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是国力的最主要组织者，在国力生产中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提供国内各项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资源的条件，合理规划和管理，保护各项建设的成就，如为人力资本的建设和保护进行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与管理，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宏观环境等等。第二，政府根据现有的国家力量与国际环境，选择适合的外交政策和目标，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方面的建设，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使之在国家外交力、政治力等方面取得成功。第三，政府是国家军事力量的组织生产者。
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上看，国力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即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经济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表现，它不仅是国力系统中其他力量的基础，通过经济购买或援助等经济支付方式影响或控制他国，也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一定的外交策略，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参与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制度的建设，对他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国力重要的显示。尽管现在军事力相对历史上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国家与国家之间被多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联系着，但是军事力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最重要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军事力仍然是国家间争端的最终“裁判”，威慑制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仍依靠国家的军事实力，军事力依然是一国威力的明显尺度。
总体看来，综合国力是一个包含众多复杂子系统的大系统。一国经济力的强大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以及在全球创新系统中对领先产业的占有，而获得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根本在于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则是创新的根本性条件。军事力的获得以经济力为基础，同时政府是国家军力的组织生产者，人才素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对军事力的生产影响也是无须多述的。而一国的教育力、科技力、政治力、外交力和军事力等本身也都是非常复杂的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这些力与力之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独自或交迭地对外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所以综合国力不是多种力量的简单加总，而是多种力量有机组合的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尽管国力系统中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如一国经济力强大并不代表外交力也一定强大，所以考察一国的国力，总体上考察很重要，结构是否均衡也非常重要。
二 关于综合国力的测度
（一）国力测度方法的回顾
早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基于现实方便的考虑，人们往往以单一指标进行综合国力的测度。历史上，国力往往被看做与军事力对等，所以军事力自然被看成国力的表征。如国际政治学家伊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和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以全部的军事能力衡量国力，诺曼·奥考克（Norman Alcock）和阿 兰· 纽考伯（Alan Newcombe）以军费支出衡量国力，[14]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以海军能力代替国力。经济指标也被当做综合国力的代表，如克劳斯（Klause Knorr）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总产出代表综合国力，布鲁斯（Bruce Russett）则利用全部燃料和电能消费量测度国力。
单一指标方法由于描述国力过于简单和现实的缺点受到批评，人们更愿意用多指标合成方法描述国力。汉斯·摩根索[15]是系统测算国力的开创人，他的方法后来被许多学者效仿，他认为国力的构成要素应区分比较稳定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国力组成部分包括：地理条件（最稳定的要素）、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和原材料，是比较稳定的要素）、工业能力、军事装备（特别是技术、领先水平、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特别是人口结构和趋势）、国家特质、国家士气，外交和政府管理的质量。
对于多指标合成方法，最简单的是用线性汇总方法，克雷佛·基曼（Clifford German）的研究不仅提出指标体系，也提出指标非线性合成的方法，他的国力可用公式描述为：G=N(L+P+I+M)，G 是国力，N 是核能力，L 是土地，P 是人口，I 是工业基础，M 指军事规模。[16]克莱因也使用非线性合成的方法，其著名的国力公式为：Pp=（C+E+M）（S+W），Pp 是国力，第一项括号指国力的物质要素，后者是精神要素，其中，C 指基本实体，包括国土和人口；E指经济能力，包括GNP、能源、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食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M指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S 指国家战略意图；W 代表贯彻国家意志。
中国学者测度综合国力一般用多指标合成方法，王诵芬[17]等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使用分层赋权逐层汇总的线性汇总方法测度综合国力，选择的综合国力要素有：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这种方法在许多后继的研究中被多次运用，不同的是指标选择上的差异。黄硕风运用混沌学、系统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论的原理，以定性和定量分析、专家知识与建模计算相结合的体系集成方法，建立一组旨在测算中国国力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提出综合国力应该是“硬国力”（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等物质形态的要素）、“软国力”（指构成国力的精神和智能形态的要素的集合）和“协同”变量（代表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的集合）的非线性组合。[18]
比较国力测度的单一指标法和多指标合成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单一指标虽然过于简单和现实，但对现有国力的把握显得非常明确，而多指标方法考虑复杂的国力系统，对于国力的把握不仅包括现实的力量，也包括潜在的力量，对国力认识更为系统和全面，但在多指标合成过程中，由于合成方法的不同和指标权重设定的不同等原因，往往会造成测度结果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应该说两种国力测度的方法是彼此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
（二） 综合国力测度必须考虑的问题
综合国力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多项自成一体又互相关联和作用的复杂子系统，对其进行测度必须基于对国力结构的全面认识。如果把国力当做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形成国力的资源主要包括知识技术资源、人力资本、信息基础设施、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国力的最主要组织者。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上看，国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在这个系统中，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另外，国力的结构也非常重要，一国国力的强大也表现在各种力量转化是否灵活、国力结构是否均衡,因为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往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决定，如果只有经济手段或军事手段单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便是经济力或军事力量再强大，对一些通常只需要用外交手段处理的问题显然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各种力量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国力系统才是有效的国力系统。
测度综合国力必须利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计必须满足全面性和系统性、适用性和可行性、可比性和准确性以及敏感性和稳定性。既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全面性，对于每个子系统，又必须强调自身系统的完整性；既要适应描述现代综合国力的需要，又要使数据来源具有可获得性。由于国家间的差异，使用的指标必须具有国际可比性；一国的国力变化受限于国际环境，为了准确地进行国际比较，既要选择那些能够准确、及时反映国力发展变化的指标，即比较敏感性的指标（如信息力），又要注意综合国力的概念和内容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选择指标要具有相对稳定性，尽量选择那些范围、口径、计量单位、计算方法和价格水平等方面较长时间保持不变的指标。
由于反映综合国力各方面的性能指标和其物理量及数量级相差较大，且代表单位的量纲也各不相同，在进行综合评价时必须将各种指标量值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量，测度方法必须具备统计学的合理性，在实践中，无量纲化方法主要有“功效系数法”、“指数法”、“模糊评判法”等，本文主要使用了“功效系数法”。[19]对于难以量化的“软指标”，如外交力和政府调控力，一般使用专家调查法（Delphi 法）进行测度，专家的评价往往有一定的任意性。在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体系逐级汇总时，指标权重的选择会对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同样的数据，使用不同的合成方法（如线性合成的方法和非线性合成的方法）结果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在国力测算过程中由于对国力结构的认识不同，选择的指标体系不同、无量纲化的方法不同、指标赋予的权重不同和汇总方法的差异等等，最后的评价结果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理解综合国力的测度结果必须结合测度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这样才能获得对某些国家为什么排在前面，而某些国家为什么排在后面的全面认识。
三 当今全球力量的格局
（一）当今全球力量的总体格局：测度结果的比较
对于当今全球的力量格局，不同研究的结论有一定的差异，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研究认为，2003 年，综合国力排在前6 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英国，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国力排在世界第七位。[20]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简称“国际形势黄皮书”）研究认为，美国以几乎所有项目的绝对优势排在第一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属于国力超强的国家；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和加拿大属于综合国力次强的国家。[21]另外，兰德公司战略评估组（SAG）研究认为，当今世界的力量格局是：美国占20%，中国与欧盟相当，各占14%，其他国家的力量都相对较小。[22]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认为，2005 年，世界大国按实力可分为3 个等级：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第二等级大国则是中国和日本,第三等级大国有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印度。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是多强之首。[23]
各研究对综合国力测度结果的差异根本在于对国力结构认识的不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分析了当前国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能力，也分析了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即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获得收益的能力，国力系统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社会发展程度、政府调控力、外交力和生态力等，显然生态力的加入是它与一般国力结构认识的显著区别。国际形势黄皮书的研究基于国力是个生产系统的理念，认为国力结构包括国力资源（包括科技力、人力资本、资本资源、信息力和自然资源）、政府调控力和显示的国力（包括军事力、外交力和经济力）3个方面，同时，黄皮书认为，国力结构的均衡程度也是国力的体现。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国力系统包括GDP、人口、国防支出和技术创新4 个因素。阎学通的研究认为，综合国力体现在政治力、经济力和军事力3 个方面。可见，各项研究的差异并不反映对国力认识的矛盾性，而是各研究包含的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所导致。
另一方面，即使对国力结构的认识相同，使用的数据相同，由于合成方法的不同，结论也有差异，这里列出国际形势黄皮书研究中利用的非线性汇总方法与一般赋权逐级汇总方法计算结果的差异（见表1）。按照黄皮书非线性合成的方法，美国排在第一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排在后面的依次为：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和日本；韩国排在综合国力较弱的地位，印度在10 个大国中的综合国力最弱。按照一般逐级汇总的方法，美国仍然排在第一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排在后面的依次是俄罗斯、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和中国，而韩国排在综合国力较弱的地位，印度最弱。除了最强的美国以及较弱的韩国和印度排名没有变化外，其他国家的排名都变化。
表1 综合国力测度不同方法的得分和排名差异（略）
以上两种测度结果的差别主要在于线性合成和非线性合成的方法差异所致，前者是各指标赋权逐级汇总而得，后者考虑了各国国力系统中各种力量的均衡程度，在前者的基础上除以国力结构离散系数而得。黄皮书基于结构均衡与否也是国力强弱的思想，考察了各国国力系统的结构离散程度，认为离散系数越大，国力系统越不均衡。在参与评价的10 个国家中，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离散系数最高，它们的国力结构非常不均衡，加拿大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都排在稍弱的位置，国力资源排在第四位，而政府调控力排在第一位；日本国力资源和经济力全球第二，军事力排在中等，而外交和政府调控力相对较弱；俄罗斯的军事力和外交力比较强大，政府调控力、经济力和国力资源都比较弱小；中国外交力、军事力较强，政府调控力排在第四位，经济力排在第六位，而国力资源排在倒数第三位。法国国力结构不甚均衡，军事力、外交力相对其经济力较强，经济力相对其政府调控力和国力资源较强。而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国力结构相对均衡，国力系统中各个方面力量都比较强大。可见，使用非线性合成的方法不仅包括总体测度，也包括结构均衡的测度，在方法上比一般的线性合成方法包含更多的内容。
总体来说，由于对国力结构的认识不同、选择依据的数据不同、使用的合成方法不同以及合成时权重选择的不同等都会对国力测度的结果产生影响。所以理解综合国力的最终排名必须结合研究者对综合国力结构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合成方法。从以上研究的差异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指标选择的依据和方法如何，目前国内研究对于全球力量格局的认识从整体上看还是一致的，美国的国力遥遥领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与之匹敌，国力次强的国家较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它们综合国力的得分差异不大，由于方法的差异会有排位先后的不同,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国家间的相对力量差异不大,处于次强国家的阵营。
（二）从单方面指标的角度测度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的测度往往会因为指标体系选择或合成方法等不同造成结果的差异，为了补充对综合国力的理解，也可以从单方面指标的角度测度综合国力。在复杂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于特定的问题，往往某一方面特定的力量会发生更重要的作用，如对于禽流感问题的国家间影响力，国力往往就表现在国家能够提前研制疫苗的科技力上，所以从单方面指标的结果进行综合国力的测度对综合国力的全面理解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与总体综合国力的测度相比，单方面指标的测度结果往往随意性较少，稳定性较好。这里仍然对以上列出的10个国家进行比较。
由于技术创新水平对国家竞争的重要性，有些综合国力的研究者认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从科技投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科技产出3 方面进行科技力测度，美国、日本是科技大国，德国、英国、法国相对较强，韩国、加拿大排在后面，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排在后3 位的大国。科技的竞争终究是人才的竞争，如果从人力资源的数量和其素质上测算人力资源，当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数量资源，而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也较强，不仅有一定的劳动力数量，更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继后的国家分别为法国、俄罗斯、德国、印度和韩国。从再生产需要的物质基础“资本资源”上看，美国是资本大国，内资和外资资源丰富，资本市场发达，日本和英国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继后是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它们的实力接近，而韩国、俄罗斯和印度是实力最弱的3 个国家。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力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国家的综合国力，从计算机、电脑等信息产品的拥有量上看，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信息第一大国，正是凭借对信息技术的领先占有，美国成为当今的超级大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信息力也很强大，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信息力最落后的3 个国家（见表2）。
如果以一国的经济水平代表其综合国力的话，美国遥遥领先，2004 年，美国GDP 为11.7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的29.6%，其次是日本，其GDP 达4.67 万亿美元，继后是德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处于第6 位，GDP 为1.65 万亿美元，俄罗斯处于这些大国中的最后一位。[24]在历史上，人们总以军事力代表国家的综合国力，从军费投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看军事力，美国是军事第一强国，俄罗斯军力也很强，它们属于第一阵营，而英国、法国和中国属于第二阵营，德国和日本属于第三阵营，印度、韩国和加拿大处于后面的位置。2004 年，美国军费投入高达4555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投入的40%以上，其次是英国、法国和日本，军费支出均超过400 亿美元，中国、俄罗斯军费投入数相对较少。从核力量上看，俄罗斯和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俄罗斯装配的核弹头数目为7 360 枚，其中，战略性的有3 980 枚，非战略性的有3 380 枚；美国装配的核弹头总共有4 896 枚，其中，战略性的有4 216 枚，非战略性的有680 枚；俄、美两国的核力量在全球都具有毁灭性的能量。中国、法国和英国的核力量也很强大，印度也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从武器出口看，俄罗斯、美国都是武器出口大国，各占全球武器出口的32%和31%，法、德、英也有相当的武器出口。[25]
四 结论及其他
由于对综合国力结构的不同理解和合成方法的不同，不同的研究者对当今全球力量格局的认识有所差异。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可以认为，当今世界的力量非常不均衡，美国的国力遥遥领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国力较强的国家较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它们综合国力的得分差异不大，由于方法的差异会有排位先后的不同，属于国力次强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全球力量的格局是不断变化的，典型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从当初可以和美国对抗的大国（苏联）降为如今的国力次强国（俄罗斯），而中国已从过去的弱国加入了国力次强国家的阵营。
综合国力的测度显示国家存在、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或强制他国实施本国意愿的综合实力，它更多是从拥有的资源上进行测度，而不是在国际冲突中某种具体力量的反映，更不是国家竞争结果上的反映。实际上，国际事务纷繁复杂，在具体的问题上国家力量的优势和劣势并不一定和总体实力对应，而在战争中，并不是军事弱国就一定会失败，如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利。
由于各国国力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每个国家提高综合国力的侧重点也不同。总体上看，综合国力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提高综合国力既需要国力各要素的均衡发展，也需要抢占科技进步的制高点，发展在全球创新系统中的领先产业，根本在于对现有优势资源的占有。不同时代的优势资源各不相同：农耕时代，土地和劳动力等自然资源是优势资源；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进步水平成为优势资源；今天的美国通过对信息技术的优先占领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未来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国家拥有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的“软实力”，[26]软实力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软实力的成长并不是硬实力成长的必然结果，它具有自身的规律，需要一定的环境、机制和其他条件，这些都是综合国力测度研究进一步要做的工作。
注释：
[1] 转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 页。
[2]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77，No.5, 1998,pp.81-94.
[3] Ashley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MR-1110-A, 2000,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110/ .
[4]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5 页。
[5] 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5 页。
[6] Joseph S.Nye,Jr., Sofi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1.
[7] ［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明等译：《国家间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第151-197 页。
[8] 转引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第28 页。
[9]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13 页。
[10] 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第69 页。
[11] Ashley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MR-1110-A, 2000,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110/ .
[12]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77， No.5, 1998,pp.81-94.
[13] [美]迈克尔·波特著, 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年版，第72 页。
[14] Norman Alcock and Alan Newcombe, “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4, 1970, pp.335-343.
[15]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第24 页。
[16] F. Clifford German,“ A Tentative Evaluation of World Power,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 1960,pp.138-144.
[17] 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第70～72 页。
[18]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62～116 页。
[19] 功效系数法是指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并计算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2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1]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 《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40 页。
[22] Gregory F.Treverton and Seth G.Jones,“Measuring National Power,”in Strategic Assessments Group,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05，p.3, http://www.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2005/RAND_CF215.pdf .
[23] 阎学通：《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10 期，第5～7 页。
[2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参见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http://devdate.worldbank.org/dataonline/GDP 。
[2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5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5，SIPRI.
[26] Joseph S.Nye,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