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节选自《马一浮与国学（增订版）》（刘梦溪 著 三联书店2018-9）“第一章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如果说了解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了解马一浮这个特殊的作者，尤其不容易。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陈寅恪先生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的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不是很多，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延伸，或者说是马一浮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境界和学术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看他的诗，可以了解他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又谈何容易。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向内体究的学问，不以闻见知识为能事，不以著书立说为究极。而且其学术思想的结构，表现为融通三教、会通儒佛，佛禅义理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解读起来自然增加难度。
学术界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其实不大好比较，他们各有擅场），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文气充沛，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们会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更强调对学问本身的体验。讲经术义理他虽然提倡践行，但绝不以通常所谓实用为依归。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在“三圣”中，应排在最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都有足以传世的学问成果。
解读马先生的难，还可以从他极少知音得到证明。跟从他的学生很少能够了解他。1939到1945年，时当抗战期间，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讲经术义理，听课的人没有几个能听得懂。就是长期跟随在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读懂他。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这确是马先生一贯的为学境界，但也未始不反映他的学问有不容易为人所知的一面。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一次与弟子发为感慨，说道：“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矣。独尚友千载，开卷则亲见古人，有以得其用心，下笔则确乎自信，知古人之必不我远，可为乐耳。”他是如此的孤独而自信，不愧为超绝的大学者。也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不过马先生自己，似乎并不期待后世的了解。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如同陈寅恪一样，也可以说是“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差分际，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极为少见的。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通、不染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不任教职、不著时文，“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此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应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来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
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足以了。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也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随时随地都在等待如何终局。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马先生的这种办学理念和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学者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199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马一浮遗墨》这本书值得一顾，收入的马先生的法书自然是重点内容，兹不具论。引发我兴趣的是书后的附录，包括叶圣陶先生的《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琐记》，披露了不少关于马一浮的有趣的故事。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的分歧，贺昌群和马先生的分歧，大家都尊敬马一浮但马先生的办学理念却不为人理解，叶的文章都写到了。熊先生离开书院之后，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涵有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
我个人非常敬爱叶圣老的学品和文品，他是淳厚的前辈，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一浮先生。当时除了马先生自己，几乎没有谁赞成他那种办书院的方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他的坚守是难能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守持学理之正和信念之纯，是为学不徇己、行事不为势力所屈、特立达人而不随顺时俗的文化典范。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学问的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不返身体究，不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入于自己的思维，经过自己的体悟，方能发用。
所以马先生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1938年他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发表的讲词，有如下的警醒之论：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人们一直都在讲思想、讲文化，文化为何物，讲的比较多，定义内涵或不难把握。但何为思想？则讲的不多。马先生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讲思想的同时，也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当然不是。知识未化入思维而融会贯通，就不成其为思想。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各种知识，不容易化为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宋代的义理之学，而又归之于先秦“六经”，综合阐发，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经术义理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义理的国学学者，是20世纪的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
马一浮是儒学大师，学术界向无异议。我甚至讲过，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我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一种新的义理学说。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以及其他的文字著述，都是儒佛一体的讲述。即使是集中讲论儒学，甚至专门讲述“六艺之学”，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的，几乎是讲儒就讲佛，无佛不讲儒。
我个人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的佛学造诣和对佛理的探究深度，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我一时想不出还有另外哪几位学者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内学院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大师，他们的著作我仔细读过，就圆融贯通而言，我宁愿相信马先生还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吕秋逸先生的佛学源流研究，是一等的，因为他通梵文，佛学知识的传达非常准确。但学者个人的佛禅境界，对佛氏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体悟，吕先生还不能与马先生站在一处。
我曾经说过，马一浮先生的佛学造诣，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当然李的出家，有各种缘会，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逊之的人，其出家跟马先生的影响应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马先生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后因不能戒掉瞋恚忿怼，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结果不得已又离寺还俗。马先生早预知其佛缘未到，只是不便强行劝止，只好对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顾。
马一浮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双融，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身来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通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
如果说熊、粱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则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各有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因而“颇觉亲切”。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亦所谓‘反之于六经’。”[8]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然后创办复性办书院于乐山这一时期。而究其实，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乐山，主要讲的是儒学，也未见佛学少讲。事实上他随时随地都在讲经说禅，他一生的精神旨趣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证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
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文史之学等人文学科的为学范畴之内。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理价值
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本不可用”，如果一定随俗使用，他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的不同于已往的新定义，可惜学术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2006年我写《论国学》一文，重提此案，郑重表示对马先生的国学定义本人最能认同，并建议在小学教育中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
2008年8月，我又在《文汇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分别刊出《国学辨义》长文，再一次对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理价值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说。我说国学已往有过两个定义，一是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二是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是第三个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恰切，可以施之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最近几年，国学前所未有地热络，人人都在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讲国学，什么都成国学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国学的盛宴”，实在拟于不伦。还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称作“国学”。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做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也更容易入于现代教育体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级的形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做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中国的以文史之学为主的人文学如果不把经学从文史哲各科门中独立出来，则现代学术终走不出学科的混沌不明之路。而“国学”的名称亦将难以获得与普通民众与教育结合一处的实际意义。
熊、马的学术思想虽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完全一致。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