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先秦至宋金时期，采诗经历着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唐御览诗》的编纂，意味着文学审美成为新的动机；金末王郁的行为，标志着民间采诗人的出现，但两者只是个案。元朝以大根脚家族垄断高官显爵，中下层品官多自掾吏入流为核心的铨选制度及其鲜明的族群歧视色彩，颠覆了南方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选择，也造就了采诗的突变：其行为主体变更为南人等级的诗人，范围缩减为单个或多个区域，动机则趋于商业化和文学化。这种变革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完全消失，采诗成为了明清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影响了后世总集的编纂。
关 键 词：南人 诗人 区域化 商业化 文学化
从官方的正式制度到民间的自发行为，采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元朝作为演进的关键阶段，其采诗呈现出迥异于前的风貌。目前学界对此论题的研究，或偏重于描述采诗的渊源与流变，或关注元代采诗之状况、特质与价值，皆有创辟之功①。然该题所涉甚夥，且前人立论亦多可商榷处。本文拟在重新梳理先秦至宋金时期采诗流变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元代采诗在行为主体、区域和动机等方面的变革及其深层原因，进而揭示此种变革对于明清文人及文学的影响。
先秦至宋金时期的采诗
学界对于先秦时期的采诗，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就其行为主体而言，无论是属于官员序列的行人或遒人，还是平民身份的年长男女，他们采诗均来自于朝廷的派遣。就行为动机而言，“观风知政”说最受推崇。先秦时期的民众往往通过诗歌谣谚等文艺形式来表达对于时政的见解。上层统治者欲了解施政的得失，采诗无疑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采诗具有明确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就行为区域而言，统治者需要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而其人力、财力与物力亦足以支持全国性的巡访，故采诗基本实施于整个王朝的统治疆域之内。
两汉的采诗与先秦相比，在采诗主体上有所改变。《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②余冠英对此有所阐释：“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③乐府的设立只是意味着采诗主体的部门化，并没有改变采诗的政治属性。
《汉书·礼乐志》“采诗夜诵”师古注云：“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④汉平帝即位，王莽为文饰太平，分遣使者搜采颂歌。汉和帝时，使者们微服单行，各赴州县观采风谣。这说明采诗依然是汉代统治者关注舆情，了解施政得失的政治工具。
既然朝廷差遣使者巡行天下，则汉代的采诗理应覆盖全国。《汉书·艺文志》存有《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及《南郡歌诗》5篇等诸多乐歌集，可证“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并非特指代、赵、秦、楚四地之风谣，而是以局部代整体的表述方式⑤。
魏晋以降，采诗作为制度存在与否至今尚有争议，使者采诗的记录却是不绝于书。北魏献文帝“虑独见之不明，欲广访于得失，乃命四使，观察风谣”⑥。《沙州都督府图经》(伯2005号)末题“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⑦。北宋文彦博采知州魏瓘《感怀诗》进呈天子，魏氏得以升任开封府尹，并加龙图阁学士⑧。使者采诗的存在，直接刺激了文学创作，如梅尧臣《田家语》小序：“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⑨周紫芝有诗题径曰《七闽山中竹，皆有实，多至万斛，民赖以食，岁且不饥。作乐府短歌，以纪异事，将以俟采诗者择焉，盖诗人之职也》⑩。然就其性质而言，使者采诗延续着先秦两汉的传统，仍是官方行为。
采诗动机的变化，似肇始于《唐御览诗》的编纂。陆游跋曰：“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案：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11)《御览诗》原选诗歌311首，现存286首，除边塞诗外，几无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其整体亦呈现轻艳富赡的风格。明许学夷曾述其观感云：
予初见《御览诗》，以为皆初、盛唐台阁冠冕之制。及读其诗，乃大历以后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诗多纤艳语，而实非正变，僻调亦往往见之。毛晋云：“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则斯集可知。(12)
傅增湘则从传统诗学观出发，对令狐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楚厕身禁近，奉命采进，宜准风雅遗规，关于讽刺鉴戒之作，如杜甫、鲍防、白居易、元稹、韩愈、李绅诸人，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专录此轻艳浮靡之词，以导上于游佚，其失职甚矣。(13)
许、傅的批评，说明《唐御览诗》的编选背离了“采诗观风”的传统动机。令狐楚奉旨采诗，基本秉持两种标准：一是迎合唐宪宗的审美需求。宪宗素喜卢纶诗，尝命中书舍人张仲素搜访遗文。于是，卢纶诗被采选三十二首，几占选本的十分之一；二是符合自身的审美取向。四库馆臣评《唐御览诗》云：“而今(令狐楚)所传诗一卷，惟《宫中乐》五首，《从军词》五首，《年少行》四首，差为可观，气格色泽，皆与此集相同。盖取其性之所近……故此集所录如卢纶《送道士诗》、《驸马花烛诗》，郑鏦《邯郸侠少年》诗，杨凌《阁前双槿》诗，皆颇涉俗格，亦其素习然也。”(14)所言甚是。此次采诗虽奉钦命，然动机则趋近于文学审美，寔为采诗演进史的关键性事件。
南宋晚期，李龒论毛珝诗云：“柯山毛元白，诗人之秀者也。通今达古，蓍蔡后生，采诗之家得其一二，如宝肆中犀璧混于螺月。”(15)毛珝诗熏染于晚宋的江湖风气，多为个人情感的抒写。钱锺书评价毛珝，也是从“才力”而非思想着眼(16)。此处的“采诗之家”究为何指，我们已无法做出精准的判断。但他们对于“诗人之秀”——毛珝的推重，似采用了文学而非政治的标准。
采诗主体的变更发生较晚。明确以民间诗人的身份自发从事采诗者，当推金朝末年的王郁。郁字飞伯，大兴(今属北京)人。金哀宗正大年间以布衣行走于公卿间，名动京师。翰林应奉李献能有《题飞伯诗囊》诗，自注：“飞伯以布为囊，采当世名卿诗投其中。”(17)王郁之灵感实渊源于李贺：“(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18)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李贺所投为一己之作，王郁所投为他人之作。然李献能以行为动机为标准，进行了价值评判：“呕心大胜奚奴锦，要与风人付管弦。”他将王郁置于李贺之上，体现着其对前者的高度认同，即王郁虽是布衣，却主动承担了官方的采诗职责，其行为符合传统的采诗之义。
纵观先秦至宋金时期的采诗，其行为主体和动机确实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个案式的，这也意味着采诗在元代的变革与复兴并非历史演进的必然产物，而应与元朝的某些社会和历史特质密切相关。
元代采诗的行为主体和区域
元朝统一中国，其最高政治目标是延续蒙古人的“少数统治”。基于此，元代诸帝尊奉种族主义为治国准则，推行根脚制度和族群等级制度。南人知识分子成为该体制的最大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两宋以来的统治权力和社会荣誉，部分士人还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转而从事原本不屑一顾的各种职业(19)。采诗在元代的勃兴，即源于南人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性改变。
元代的采诗可分为使者采诗和民间采诗两种类型。吴澄《故承务郎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范亨父墓志铭》云：“宪台又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闽俗本污，而文绣局取良家子为闽工，无别莫甚。嫉之悯之，作歌诗一篇，具述其弊。宪长采之以闻于朝，缘是其弊遂革。”(20)杨维桢《金信诗集序》曰：“今天子制礼作乐，使行天下采风谣入国史，东州未有应之者，吾将以信似之。”(21)表明使者采诗并非仅仅活跃于文人墨客的追思和臆想之中，而是客观现实。然与民间采诗相比，则令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赵文论及本朝民间采诗之盛，称“今采诗者遍天下”(22)。刘将孙亦云：“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23)两人感慨中的“今”、“近年”特指元前中期，但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却与整个元朝相始终。此处的“采诗者”已不再作为观风使者的代称，而是泛指活跃于民间，以采诗为志业或职业的个体。这些采诗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南人与诗人。如杨镒，字显民，南昌进贤人，“所学名家，尤精于诗，号清白先生，有《清白斋集》”(24)；杨铸，字季子，其学“本乎伯兄显民先生。故所为诗体裁风致，若出一律，醇厚典则，浸浸乎汉魏，盖不多让”(25)；彭丙翁，“安成诗人也”(26)。南人是其在元代族群等级制度下具有的阶层身份；诗人是其自我选择的文化身份。
采诗者皆是南人，缘于元代具有浓厚歧视色彩的铨选制度。元朝未行科举之前，人之仕进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27)仁宗复行科举之后，其体制略有调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盖近侍多世勋子孙，吏业多省台旧典。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28)然大根脚家族垄断高官显爵，中下层品官多自掾吏入流的用人政策基本贯穿了整个元朝。南宋灭亡最晚，依蒙古惯例，其居民成为中国境内的第四等级——南人。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荣耀于时。唯南人见阨于铨选。省部枢宥、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29)。
回溯至南宋中晚期，士人群体已经出现显著的分化。王水照先生以科举入仕为标准，将南宋士人约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门类。南宋科举若以其管辖区域与录取人数相权衡，其比例远高于任何一朝，却仍不能满足需求，导致大量游士、相士、医士等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30)。元代南人的仕路梗塞，进一步加剧了士人的分化。时人徐明善对此颇为感慨：“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31)黄溍更是惊叹：“呜呼!四民失其业久矣，而莫士为甚。”(32)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南方士人在元朝铨选体制下，几无可能延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必须自愿或被迫实现分流，区别只在于选择哪条道路而已。
个别学者认为采诗人是元代废除科举、薄待儒生的产物。这种观点有悖于事实。北方废除科举远较南方为早，现存文献却没有汉人采诗的记录。细考量之，金朝早有以吏取士的政策，且较南宋早亡40余年，汉人虽然屈为第三等级，但对蒙元铨选制度已较为适应。何荣祖、畅师文、郭贯等名臣皆由吏发身，以至宰执的高位。而其他士人出任中下层的品官也远较南人容易。恰如元人宋禧所言：“人才之产于大江以北者，布之职位而有余。南方山泽之间，怀抱德艺，用之未及，而佚于其下者，固多也。”(33)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采诗人产生自南人，成为新的江湖士人群体，乃势之必然。
采诗人来自于诗人，则出自现实的需要。采诗人的工作大体分为采与选两个步骤。他们只有懂诗与爱诗，才能获得诗家的信任，求得其诗集或诗作。刘将孙《彭丙公诗序》云：“丙公初以采诗见于先君子(刘辰翁)，一见喜其质可深造，繇是倾囷倒廪以付之。”(34)刘辰翁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基于对彭丙公诗才的认可和行为的赞赏，才会将己作倾囊相付。而对于诗歌的删选，同样考验着采诗人的眼光。刘将孙为辰翁之子，濡染家学，当时即有“小须”之称。吴澄序其集，谓“其浩瀚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如苏洵之有苏轼”(35)。他评判杨景行诗“节制老成，句法兼有二陈所长，采置《雅南集》”(36)，言意折中，令人信服。而孙存吾编选《皇元风雅》，“亦既行之于世，识者病其驳而未纯”(37)，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
宋、金士人皆以科举为晋身之阶，对诗人持一种鄙薄的态度。舒岳祥《跋王榘孙诗》云：“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一第，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38)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述及金朝科举，对此亦有所批评：“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置诗文不为。其或为之，则群聚讪笑，大以为异。”(39)既然诗人是失意者的选择，且受人诟病如此，那么甘心以诗人自居的士人当为少数，由诗人而为采诗者则更不现实。元灭金、宋而有天下，先后废除两朝的科举制度，直接造就了“科废而诗兴”的局面。刘辰翁《程楚翁诗序》云：“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40)陈基《送申屠彦德序》述及二次废科带来的诗歌兴盛时亦言：“方是时，士罢科举之习，一时作者以古雅相尚，而彦德诗文一出，争相传诵。”(41)即使在恢复科举的时代，考录名额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身属汉人等级的北方士人尚能凭借吏员出职，身处南人等级的多数士人则只能退身乡野，以诗歌创作为心灵寄托。元代诗人群体的壮大，为采诗人提供了丰沛的人力资源和文献资源。
元朝采诗的行为区域，与周、汉两朝亦有所歧异。元代提及采诗的诗文中，最喜用“四方”一词，如虞集《元风雅序》云：“清江傅说卿行四方，得时贤诗甚多，卷帙繁浩。”(42)贝琼《陇上白云诗稿序》谓：“且欲遍采四方之遗，兵变而辍。”(43)。然观现存的两部采诗以成的《大雅集》和《元风雅》，前书编者赖良积30年之辛劳，所采集的成果仅为长江下游南北诗人的诗作；后者虽以“元”为名，谢异孙仍劝孙存吾等人要遍历风雅之国，才能使此集得以无憾。这种状况其实并不难解。元代的采诗多是民间一人或两人之行为，采诗范围取决于他们的实力或勇气。刘辰翁为彭丙翁、胡复初送行，言及采诗之艰难：“余谓采药名山，可计程必得。今江湖有几，畏途满眼，不惟有霜雾之劳，而又有虎虺之患。”(44)平心而论，以元代幅员之广阔，即使有再强大的勇气、再丰厚的实力，他们走遍全国亦无太大可能。因此，元代的采诗多是局限于单个或数个区域之内，如高敏则采诗彭泽，葛存吾采蜀诗，周祯采闽诗等等。最为著名的杨氏兄弟，杨铸远赴江西、三吴两地，杨镒“将游秦淮，历齐鲁之墟，过泰山，拜孔林，而迤北至于京师”(45)，这已然是采诗群体中的佼佼者了。
元代采诗的动机
关于元代的采诗，使者采诗固不待言，即使是民间采诗，文人们亦多将其视作先秦两汉采诗的自然延续。范梈《赠答杨显民四方采诗》曰：“观风本是使之职，太息幽人为之起。”(46)郑元祐《送杨季民采诗还江西》云：“悲凉南国采诗归，大雅寥寥入谱稀。”(47)他们所赋予的行为动机，依然是观风知政，刘岳申《赠采诗两生》即云：“方今政治之得失，民情之休戚，上之有关于德化，大之有系于家国，独不可因民风以上达。其于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不尚有补乎。永新陈天衢、张文渊以采诗告行，故为定其大者，书以赠之，以待其归。”(48)故而采诗所成总集，如赖良《大雅集》、钟廷方《治世雅音》、孙存吾《皇元风雅》等等，皆明确以“风雅”作为精神传承之标识。
考察有元文献中与采诗者相关的诗文，其题目大体存在两种范式：一种将“采诗”用作名词者，如陈仁子《送采诗彭丙翁序》、梁寅《赠采诗方道成》、王沂《赠采诗熊思齐还清江》等；一种将“采诗”用作动词者，如胡布《周秀才祯入闽采诗》、倪瓒《送赖善卿采诗》、郑元祐《送杨季民采诗还江西》等。前者与元代文人赠答江湖士人群体的诗题极为相似，表明“采诗”不再是陌生的词汇，具有显著的类职业化特征。后者则将“采诗”视为一种行为模式，表明采诗者可能出于职业的需要，也可能只是为了个人的志趣。那么，采诗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揭傒斯《与太虚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进贤杨显民，其兄弟叔侄皆爱吟，且愿得当世作者之诗，刻而传之。而先生之作，企慕已久，望尽取得意而可传者，并录而归，幸勿以江湖采诗邀利者视之。此公实有意千载之事者，非其人者，决不与兹列者也。德机处更望指迷为佳。及杨志云集，希尹处或有，并选以示之为佳。非其人者，切不使之闻之，此实盛举也，幸相与玉成之，不过欲传诗耳，非有所求。(49)
太虚即何中，抚州乐安人，元代著名诗人。揭傒斯在推荐杨镒赴其处采选诗集时，明确将采诗者分为“江湖采诗邀利者”与“有意千载之事者”两种类型。两种类型的采诗者，其行为动机既具有共通性，又具有差异性。
无论“江湖采诗邀利者”，还是“有意千载之事者”，他们大都会以采诗作为谒见权贵或名流的工具。南宋庆元、嘉定年间，即有诗人为谒客者，方回斥其“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谒乞觅之赀。败军之将，亡国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阳，刊梓流行，丑状莫掩”(50)。然行此道者终须较高的才情，方能如愿以偿。采诗者以对方的诗作为索求对象，自可藏拙；且“采珠者极桂海，采玉者穷冰天”，他们“不私己而汲汲以诗是采”(51)，往往会得到名家的称赏。即以杨镒为例，“元诗四大家”中，虞集有《送杨生序》，范梈有《赠答杨显民四方采诗》，揭傒斯有寔为介绍信性质的《与太虚书》；他如陈旅、危素、郑元祐、吴会等时贤均有赠答之作，足见采诗给杨镒带来了盛名。至若彭元鼎、高敏则、黄南卿、欧阳良等人，悠悠常徒，若无刘将孙、赵文诸名家嘉言推许，恐早已湮没无闻矣。限于天赋、阅历、勤奋程度等原因，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依靠创作留名于文坛可谓是痴人说梦。那么成为一名采诗者，结交达官权贵与文坛豪隽，通过他们的表彰而著名后世，反不失为终南捷径。
然而，“江湖采诗邀利者”的动机更偏重于求利。南方士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被大大收窄后，既然选择诗歌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总还是希望能以“立言”成名。姚桐寿与杨维桢过从甚密，记录了后者所遭遇的一件趣事：
杨廉夫寓云间，及余到海上，时一过余。岁壬寅冬，杨从三泖来，宿余斋头。适就李贝廷臣以书币为萧山令尹本中乞吴越两山亭志，并选诸词人题咏，于时杨尹已移官嘉禾矣。杨即为命笔，稿将就，夜已过半，余方从别室候之。俄门外有剥啄声，启扉视之，则皆嘉禾能诗者也。余从壁间窥之，率人人执金缯乞杨留选其诗。杨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少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烨、金炯四首。杨谓诸人曰：“四诗犹为彼善于此，诸什尚须更托胎耳。”然被选者无一人在。诸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至有涕泣长跪者。杨挥出门外，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52)
元代的诗社与文会勃兴，动辄吸引数十百人参赛。出资者往往聘请著名文人操持选政，排名靠前者不仅享有物质奖励，更意味着其文学才能获得了印可。若其人果有才华，参加比赛原可名利双收。然故事中的“嘉禾能诗者”宁愿用币帛来贿赂杨维桢，也要达到保留其诗的目的，充分说明他们重名更甚于求利。若干采诗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蓝海，收取类似“版面费”的小额费用，用编选总集的方式来迎合此类士人好名之心，以期达到营利的目的。赵文《高敏则采诗序》云：“今之所谓采诗者，大抵以一人之目力、一人之心胸，而论天下之诗。要其所得，一人之诗而已矣。而况或怖于名高，或贪于小利，则私意颠倒，非诗道，直市道而已。”(53)杨维桢《蕉囱律选序》云：“是集行，则《皇朝风雅》之选于赇者，君子有所不遗。”(54)“市道”指商人交易之道，“赂”指用金钱来换取好处，带有鲜明的贬斥意味。采诗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意味着总集编纂的目的已不再单纯。此行为固然为时人所鄙夷，却是采诗商业化的逻辑起点(55)。
“有意千载之事者”的行为动机则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其首要目的，即是以诗存人。此类证据甚夥，有采诗者的夫子自道：
圣朝还淳反古，又为同文丕变之一初。吾友刘孟怀以书生周旋乡里，惧久遂湮没，将周游四方，求之以授世之能立言者，以庶几其传。其用力可谓甚劳。其言曰：“其能必传者，无以余为也；其可传而不幸将遂不传者，使他日幸而有所托以传焉。”其用志岂不甚厚，且名其集曰《崇雅》。(56)
亦有名家的客观评价：
予尝读《中州集》，怜伤其意，以兵余乱后，史佚人亡，存其梗概于此。因念东南百年，文献为盛，今渺然谁复睹记?如予之晚出，犹能及诸老见闻，知其仿佛，今发种种已尔。尝欲效《中州》体，因其诗，各为之小传，以待方来。苦无四方之使，徒时时望云而兴叹。故每于采诗者之游，未尝不怂恿厚望之也。(57)
元好问裒辑《中州集》，“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巨儒达官所为诗，与其平生出处，大致皆采录不遗。”(58)。此举行于金亡元兴之际，有着鲜明的以诗存人的动机。南宋沦亡，其统治区域的士人受不合理制度之苛待，自愿或被迫隐没于草莱之间，往往以诗人自命。若无及时之抢救，其作品失传只是时间问题。即如中州士人不肯自屈为吏而为诗人者，亦面临同样之困境。即此而言，采诗者以诗存人，功莫大焉!
其次，诗人们各处一隅，故步自封，显然不利于诗艺的提高。葛存吾远赴蜀地采诗，向虞集解释其初心：“吾将历观都邑山川之胜，人物文章之美，使东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见焉。且夫风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传习，则莫盛于诗，缘古者采诗之说而索求焉。”他在蜀地查访数年，满载而归，“得诗六百余篇，归庐陵，将刻而传之”(59)。而杨铸沿江入浙，停留于三吴之地几近一年，见人赋诗，一篇一什，皆予以采录”。采诗者博采众长，并将作品汇刻成集，有助于实现诗风和诗法的互通。
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的采诗动机较为特殊，他是为了替本地诗学张目：“曩余在京师，时与同年黄子肃、俞原明、张志道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余愤曰：‘言何诞也!诗出情性，岂闽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后归浙，思雪子肃之言之冤。闻一名能诗者，未尝不躬候其门，采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阅十有余年，仅仅得七家。”(60)俞原明即俞焯，泰定四年进士；黄子肃即黄清老，累官翰林编修；张志道即张以宁，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三人均是闽诗派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浙诗的蔑视，直接促使杨维桢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采诗中去。其结局并不尽如人意，却将大批江浙诗人团结于其麾下，促进了铁崖派的崛起。此在元代虽为特例，但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元代采诗对于明清的影响
自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开科至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科举重新成为最核心的铨选制度，将大批士人拉回至“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轨道。然而，它毕竟是高淘汰率的竞争制度，除了期待如范进般“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士人之外，其他失败者依然需要分流。因此，元代采诗对于明清士人的重要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明、清的采诗与元朝相似，其行为主体依然以民间诗人居多，如明莫如忠《汰砾集序》称：“霍山洪山人以采诗为五岳游，凡三过云间。”(61)清陈恭尹《送王蒲衣采诗惠潮》赞王隼云：“时无采风使，草野亦陈诗。”(62)然而，钱谦益、全祖望等著名文人纷纷选择以采诗为事业，其行为更值得我们关注。
钱谦益是成一朝之诗的代表。明熹宗天启初年，程嘉燧激赏《中州集》，遂与钱谦益订约：“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63)中原鼎革，钱氏政治失意，复惶恐有明一代之诗从此湮没，于是行走四方，孜孜以求，留下了详细的采诗记录：
余于桑海之后，缪任采诗之役。评骘稍著，誉咎丛生。(64)
戊子中秋，余以锒铛隙日，采诗旧京，得《金陵社集诗》一编，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65)
余采诗于宛陵，得梅氏禹金、季豹、子马之诗，喜圣俞风流，于今未坠。因以想见诸君子赓歌矢诗，皆在有宋圣明承平闲暇之日，为之抚卷三叹也。(66)
全祖望则是成一地之诗的楷模。他专注于宁波地区，所采诗人大抵为晚明的仁人志士，如《周布衣传》云：“周布衣西，字方人，学者称为劲草先生。定海卫人……予之采诗也，求先生之集，遍访既无知者。”(67)《词水陈隐君峡者》云：“先生为施都督二华外孙。都督子仲吴殉王事，先生藏其遗文。予采诗之役，求之已不可得，犹幸先生之集无恙也。”(68)
明清文人的采诗动机大抵与元朝相仿，以诗存人仍为最重要的目的。明胡松《盛明风雅初集序》云：“布衣江问山采诗四方，实寔勤且博，间以鲁国非车子所梓《盛明风雅》故帙遗余，因以其叙见属……问山君雅好吟，颇通诸词，闵作者之苦心，悼后来之失传。即凡一联一句可传诵者，悉录罔逸，故其多若此，而尚有俟于诠鉴。”(69)间或有为本地诗歌鼓吹似杨维桢者，如倪宗正《苕溪沈君以采诗过太仓有赠》云：
苕溪有客淸且苦，平生志愿惟好古。奔走三吴采风谣，不问华阅与蓬户。偶然谒我娄江浒，芒鞋未脱半尘土。语言朴野礼貌疎，腰项无态媚官府。背负一囊诗一部，三吴豪杰肺肝吐。珠玑磊砢照目光，云是此客手亲组。三吴大雅传二京，格韵中和薄秦楚。欲叩知音忙向人，收名定价归李杜……(70)
倪宗正，字本端，余姚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官南雄知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以李梦阳为核心的“前七子”反抗以李东阳为核心的茶陵派，倡导复古的时代。诗中的“秦”、“楚”似应为两派的代称。沈君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吴地，无论诗人贵贱，惟诗是采。其动机，无疑是想为吴诗派争一席地。
元代采诗对于明清总集的编纂亦颇有影响。采诗者通过遍访各地作者，搜求诗作，编纂成集。这种成书方式为明清文人所传承与发扬。清康熙九年，魏宪自序《诗持三集》云：“故余今日之齐之鲁之楚之梁之燕赵之吴越，仆仆于车尘马足而不敢即安者，务使我生以后，自甲子至今风雅名篇，不至散漫无纪，而天下后世之人得从而指之，曰：‘夫夫也以其好而存斯集，存斯人也。’则余亦大幸矣。”(71)查慎行《喜韩自为过访村居》诗云：“吴兴前辈尽，海角故交疏。岂意停归棹，犹烦访敝庐。采诗千载后，话旧廿年余。村野无供给，非君孰谅余。”自注：“自为有《近诗兼》之选。”(72)韩自为，名云，贡生。他赴査慎行处采诗，显然出于编选《近诗兼》的需要。
《四库全书总目》论及总集的产生：“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73)元代因采诗而成的总集，此两种类型兼而有之。但由于采诗者游走四方的特殊性，固以前者居多。四库馆臣评价《皇元风雅》：“然元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74)足见傅习、孙存吾对于诗歌文献的保存之功已获官方认可。至于《大雅集》，杨维桢称其专收吴、越人之隐而不传之人，成为《列朝诗集》、《元诗选》的重要文献来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同为异族入主中国，元、清两代的统治者对于汉法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清朝诸帝多信奉“行中国之法者，即为中国之主”的观念，除保证满人特权等少数举措之外，几乎全盘采用汉法。元朝诸帝不仅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这使得他们长期坚持蒙、汉二元体制，依违于西域法和汉法之间，造就了元代士人独特的境遇。作为文学的承担者和创造者，士人的命运又直接影响到文学的走向。采诗原本是官方的政治性行为，却随着元代士人的遭际而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这种改变一经发生与沉淀，又对明清的文人与文学产生了恒久的影响。
元代不仅有采诗，还有采词和采文。刘将孙《萧学中采词序》：“年来采诗多，未有及词者。吾友萧壑冰之子学中，慨然有意兹事……是行得词若诗，皆广搜而悉储之，予愿得而细评焉。”(75)危素《送镏志伊采大元文乘序》：“向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稍编辑《文类》若干卷，既刻而行于世。宜春镏志伊读而叹曰：‘尊官巨人之文则既列于此，其或抱道怀德而高蹈于山林，或守志厉行而自远于声利，至于憔悴枯槁之士，所以汲汲营营于文字之间，冀是可以自见于寥寥千载之后，而卒泯没而无闻，非可惜哉?’乃治装发京师，而其志将及禹迹之所至，不尽得当世之文不为之止也。”(76)诗、词、文是两宋具有代表性的三大文体，元代采诗者极多而采词与文者寥寥，是否意味着词、文两大文体在元代已成衰落之势，抑或有其他原因，这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论题。
注释：
①参见杨匡和：《采诗演进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杜春雷：《山川风土有佳音：论元代的采诗者与采诗活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6页。
③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页。
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第1045页。
⑤参看许云和：《<汉书·礼乐志>“采诗夜诵”解诂》，《乐府推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87页。
⑥魏收：《魏书》卷64《张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1页。
⑦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⑧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页。
⑨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⑩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196页。
(11)令狐楚编：《御览诗》，《唐人选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12)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3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1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39页。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89页。
(15)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卷42，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23页。
(16)参见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7)元好问：《中州集·己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页。
(18)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李贺著，王琦等注：《李贺诗集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页。
(19)参看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61页。
(20)吴澄：《吴文正集》卷8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807页。
(21)杨维桢：《东维子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42页。
(22)赵文：《青山集》卷2《黄南卿齐州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4页。
(23)刘将孙：《养吾斋集》卷9《送彭元鼎采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4页。
(24)(25)钱熙彦编次：《元诗选·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6，186页。
(26)陈仁子：《牧莱脞语》卷7《送采诗彭丙翁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0册，第303页。
(27)姚燧著，查洪德辑校：《姚燧集》卷4《送李茂卿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28)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4《送强仲贤之京师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4册，第293-294页。
(29)陶安：《陶学士集》卷12《送易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721页。
(30)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31)徐明善：《芳谷集》卷下《耐闲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585页。
(32)黄溍：《文献集》卷5《送叶审言诗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第362页。
(33)宋禧：《庸庵集》卷12《送吴管勾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476-477页。
(34)刘将孙：《养吾斋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9册，第97页。
(35)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第1431页。
(36)欧阳玄：《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杨公墓碑铭》，《全元文》第3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39页。
(37)贝琼：《清江文集》卷1《乾坤清气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298页。
(38)舒岳祥：《阆风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441页。
(39)郝经：《陵川集》卷3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393页。
(40)刘辰翁：《须溪集》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523-524页。
(41)陈基：《夷白斋稿·外集》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377页。
(42)傅习、孙存吾编：《元风雅》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8册，第3页。
(43)贝琼：《清江文集》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485页。
(44)刘辰翁：《须溪集》卷6《赠采诗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529-530页。
(45)李存：《俟庵集》19《送杨显民远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717页。
(46)范梈：《范德机诗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117页。
(47)郑元祐：《侨吴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478页。
(48)刘岳申：《申斋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01页。
(49)何中：《知非堂稿》卷7，清钞本。
(50)方回：《桐江集》卷1《送胡植芸北行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2册，第379页。
(51)王逢：《大雅集后序》，赖良编：《大雅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9册，第577页。
(52)姚桐寿：《乐郊私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53)赵文：《青山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4页。
(54)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43页。
(55)祁晓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曾论及日人菊池五山、清水茂文等儒生年年出版《五山堂诗话》，除收录名人诗作外，还通过收取“入集料”，也刊载初学者等无名之辈的诗作，达到营利的目的。而初学者虽然需要付费，仍是趋之若鹜。此与文中所述现象较为相似。鉴于采诗商品化是个重大论题，笔者拟著专文进行阐释，兹不赘述。
(56)刘岳申：《申斋集》卷1《赠刘孟怀采诗文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180页。
(57)刘将孙：《养吾斋集》卷9《送临川二艾采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4页。
(58)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3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7册，第476页。
(5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1《葛生新采蜀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54-455页。
(60)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7《两浙作者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39页。
(61)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4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35页。
(62)陈恭尹撰，郭培忠标点：《独漉堂集·诗集·江村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1页。
(63)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卷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64)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5《鼓吹新编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10页。
(6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3页。
(66)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18《梅杓司诗序》，第791页。
(67)全祖望撰，朱铸禹校：《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09-510页。
(68)全祖望辑：《续耆旧》卷71，《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第723页。
(69)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22，第2245-2246页。
(70)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8册，第539页。
(71)魏宪：《诗持三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8册，第385页。
(72)查慎行著，周劭标点：《敬业堂诗集·续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83页。
(73)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第1685页。
(74)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8，第1709页。
(75)刘将孙：《养吾斋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5页。
(76)危素：《说学斋稿》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7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