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和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发生的危机，颇为引人关注，人们都在担心他们的危机会不会像当年的欧债危机那样蔓延至全球。
委内瑞拉恶性膨胀，货币贬值，一杯咖啡的价格居然从2300玻利瓦尔币涨到了200万玻利瓦尔币；其物资匮乏的程度，连药店、超市的货架上都是空荡荡的，以至中产阶级都饿倒在垃圾推里捡吃的；社会治安恶化，暴力犯罪猖獗，发给孩子的免费午餐也遭到哄抢，警察白天当差晚上成了劫匪。自2014年经济危机以来，委内瑞拉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增加了53%。有人形容说，委内瑞拉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崩溃。
在土耳其，虽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一直维持6%-10%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土耳其不是依靠创新与内需而发展的，而是高度地依赖外国资本。截至2017年底，土耳其企业部门的外汇债务已经攀升至3280亿美元的高位。经常账户的赤字500亿美元，而土耳其央行持有净国际储备仅450亿美元。土耳其债务与GDP的比值高达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原本属于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原本是靠石油发展起来的强盛的国度。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天堂走下地狱的呢？这两个国家过山车一样的经济发展历程，能给我们中国哪些借鉴呢？
尽管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危机分别存在各自的原因，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也不同，但从总结教训以便获得启示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确存在很多共同之处。除了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强人统治和乌托邦式的理念之外，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高通胀、高债务和缺乏支柱性产业，即整个国家都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
委内瑞拉自查韦斯统治以来，一方面实行强人政治，另一方面实施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制度。但查韦斯幸运，在其统治时期，高油价为委内瑞拉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但随着后来油价的暴跌，政府收入锐减。为弥补财政赤字，委内瑞拉央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泛滥发行货币的结果，自然造成了通胀的飙升。
而货币的急剧贬值，造成了民众收入的大幅下降，失业率也不断抬升，大量资本加速外逃，委内瑞拉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储备很快接近耗干，这又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地加剧了货币的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今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将将高达1000000%，逼近人类通胀史上的最高水平。过去四年，委内瑞拉的GDP大跌了35%，比美国大萧条时期还要恐怖。
委内瑞拉的支柱产业是石油，它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储量，比沙特还要多，差不多相当于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储量之和，是俄罗斯的三倍。委内瑞拉长期寄生于石油，没有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委内瑞拉超过2/3的商品都依靠进口，成了南美少数的几个连农产品都要进口的国家。
石油价格的下跌和美国的制裁，成了压死委内瑞拉的最后一根稻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东之王”，被该国反对派称为“土耳其第一狂人。” 其政治野心是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与荣光。
在过去的11年里，埃尔多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激进措施，促使土尔其的GDP年大幅增长，最高时达到11.11%，一度超过中国的增长速度。除了2009年因为经济危机出现下滑之外，埃尔多安统治期间的大多数年份里，土耳其的增长都维持在6%以上，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2017年，土耳其的人均GDP为10512美元，位居全球第63位，比中国的71位的8643美元高出不少，也高过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巴西。
但是，土耳其的增长方式非常简单、极为粗暴，那就是：通过印钱，刺激增长。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M2增加了24倍。
与此同时，土耳其外债高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2017年的GDP仅为8495亿美元，其外债约占GDP的55%。2018年第一季度，外债总额达到4667亿美元。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却只有1350亿美元，连偿付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一半都不够。
今年7月，土耳其的通胀率达到12年的新高，达到了15.85%。高通胀也增加了土耳其的借钱难度。到2017年底，土耳其银行利率一路飙到了17.75%。
土耳其的旅游、银行、建筑业较发达；但工业较落后，产业部门不全，生产工艺及其技术水平较低，唯制衣业较发达；农业以麦子、棉花、橄榄、烟叶、茶叶、豆类植物生产为主，机械化水平不高。
房地产早已成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2018年第一季度，建筑业的增长率为6.9%，非常接近7.4%的GDP增长率。土耳其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一再迎来大爆发。它从2008年不到2000亿的总量，一直涨到了如今的1.2万亿，10年间上涨了6倍还多。可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土耳其的房价平均已经下降30%。今年以来，房价已经降了近60%。
由于除房地产之外，土耳其没有其它核心产业，美国稍一制裁就让其风雨飘摇。
与委内瑞拉和土耳其比较起来，中国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主要在于超发货币。从1996年到2016年2月底，我国M2的总量是1995年年底的23.5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6.8%。而同期美国的M2总量却是1995年年底的3.4倍，年复合增长率为6.35%。最近两年，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国的M2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明显高于我国GDP的增速和美国M2的增速。有人据此计算后，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是60:1。但因为股市和楼市积压了大量的资金，达到这个程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我国与委内瑞拉和土耳其不同的地方很多，也十分明显。最主要的体现在，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洗礼，中国已经建立了种类庞大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尽管中国的印钞也带来了通货膨胀、房价飙升等问题，但是，印钞后的投资也给工业体系带来了新的活力，让其变得成熟和高效，而工业体系所带来的生产升级又促使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稳固，为社会所带来的财富总量也不断增加，这样，又将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做了消减。
为了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教训，我国在挤掉地产和金融泡沫，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货币超发的同时，要在3个方面苦下功夫、做好功课——这也是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的良方：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金融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早已形成了共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所做出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仅为20%，其余的80%是由科学技术引起的。但是，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起步晚、投入不足、发展不平衡、核心技术缺乏和对GDP的贡献不足等问题。
在一些创新型的国家中，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 而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 截止2017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却只有40%左右。而且，我国缺乏关键技术。以手机为例，有人形象地说，我国的手机无脸、无脑、无心，即人脸识别、后台运营和核心芯片都不能自主生产。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打击，就是极其现实的事例。
自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在激光、微晶钢、通讯、航天、高铁等制造方面，目前处于世界超一流水平，而在其它的重工、轻工、电子原件等方面还相对较弱。《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高端制造领域。这表明，我国已经意识到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意义。但美国对此颇多忧虑，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分歧，如何有效地落实这一规划，还需要探讨，妥善把控。
近几年来，我国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防备金融风险，不意味着釜底抽薪，遏制金融产业的发展。正好相反，我国必须强化金融产业的发展。在我看来，金融业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短板，需要尽快弥补，并创新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挥舞贸易战和经济制裁的大棒，主要是其实力和影响力，其核心内容是成熟市场、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和美元金融。金融业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元为例，全球几乎90 %的货币交易，都涉及美元，或者以美元的形式来进行，这意味着全球每天都有价值4.4万亿美元的交易。此外，全球各大央行大约60 %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总计6.5万亿美元。美国也是全球金融体系最为发达、最具创新的国家。
虽然有人把金融产业划归虚拟经济，但是，我们要赶超美国，离开了金融实力完全是痴人说梦。我们必须补足金融方面的短板，包括股市、债市和汇市诸多方面，尤其是要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业发展，同时，自身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产业。
在当前情况下，我国要在3个领域把长期占用的资本解放出来，让其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和我国战略布局的领域：
一是房地产。居民购房的资金无非是自有资金和贷款与借款。2007年，我国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低于35%，而最新数据显示，已经高达90%，差不多已经快追上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了。这部分资金大多被套牢在房产上。因为房价持续上涨，还出现了一个“炒房”阶层，即购买住房不是用于居住，而是用于投资，实则是投机房价持续上涨。无论是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还是炒房资金，把本应该用于正常投资的资金转移到了房地产，会造成实体企业运营与发展资金的不足。
二是股市。2018年已弹指过去了一半。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今年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达7.85%，其最近的三年涨幅为46.54%。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上证指数下跌15.73%，深成指下跌17.83%，分别位居16个全球市场指数的第15名和第16名。而且，过去三年的涨幅也双双垫底，从2015年6月28日以来，分别下跌了33.53%和37%。我国股市套牢了绝大部分股民的资金，这样，一是造成了民间资本投资实体企业的资金不足；二是股市长期低迷，也造成了上市企业再融资的困难。
三是国企占用资金。我国银行从资金安全的角度出发，更愿意把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但相对于民用企业，国企资金占有量大、使用效率低。不少国企甚至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按7%-9%成本从银行贷款，再转手以18%~24%的高利率贷给中小企业。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程度，还大幅地推高了市场利率。还有补贴问题。通过上市公司数据估算，2017年，我国政府向企业发放的补贴规模在数千亿级别，按照取中性假设的估计值，同年企业所获补贴的金额超过4300亿元。然而，政府补贴的分配向国有企业倾斜，使得民营企业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加剧了融资的压力。
总之，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危机的教训，我们要综合施策，短长结合，防患于未然。短期内，要减少货币的超发，控制通货膨胀，防范债台高筑，尤其是控制与减少地方债务，防止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一定要通过强化上述“三高”产业，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化解中美贸易战，防范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类似的危机，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