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新保守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没有得到美国以外的人充满热情的回应。这种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引起美国内部的大批判评，甚至包括来自决策体系内部的批评。最高层次的叛逃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个为资本主义胜利大唱赞歌，并成为1990年代新保守派代表人物表明了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的转变。在他的新书《新保守派之后》（After the Neocons）中，福山指出新保守派的主要信条在伊拉克战争中被系统地破坏，他还说更宽泛的反恐战争的努力不仅受到伊拉克战争的破坏，而且受到新保守派在中东进行的民主改革工程的破坏。他认为这些工程的失败与其说是中东的现象不如说是在西方尤其是西欧的穆斯林没有根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要用所谓的“现实主义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取代新保守派外交政策。

关于福山新书的争论还没有在保守派智囊库知识分子中间展开。该书出版后不久，白宫就进入争吵的战场，发送电子邮件指出福山过去的言论和新书中采取的立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他在1988年支持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正如胡佛研究所的《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编辑托德•林德伯格（Tod Lindberg）说的，布什政府一直受到“福山先生著作非常大的影响”，比任何活着的思想家的影响都大。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派评论家和观察家正以谨慎和幸灾乐祸的复杂心情观察等待已久的作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基础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的崩溃。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开始于福山在事实上的冷战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任职期间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写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资本主义一系列胜利的时刻，提出世界处在历史---至少是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争吵意义上的历史---基本终结的历史关头。自由民主，市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取得胜利，不仅因为它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因为它们在实践上证明是正确的，而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竞争者---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全都退出历史舞台了。“历史的终结”是关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替代品的终结的论文，至少是那些在现代工程中展开的那些替代品的终结。该书没有考虑来自西方所理解的现代性领域以外的挑战的可能性。伊斯兰只是顺便提了一下。

自《新保守派之后》出版以来保守派和布什政府的知识分子针对福山的愤怒主要来自他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成为普遍性声明的概念，不仅局限于现代性意识形态，而且能跨越世界历史的局限。在他的新书中，福山没有任何退缩，反而认为别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他说他的观点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普遍性的，新保守派没有认识到在中东推行民主和自由的政策的局限性应该怨自己，怨不得别人。

在《历史的终结》出版后的一些年，外交政策中的保守派认定民主，人权，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妇女解放等基本价值观念是全球都适用的普遍原则，容不得质疑的。福山自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之创建”（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1996)中充实完善了让自由资本主义成功的某些文化价值；在“政府建设:21世纪的统治和世界秩序”（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2004)中讨论了失败的国家中的问题；在“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2003)中，考虑了如何避免陷入另外一场现代反面乌托邦（dystopia）。

在布什执政早期，由于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思想越来越两极化，福山和其他保守派思想家继续确定政府的声调。与此同时，正如我们知道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具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在工作。他们也有全球性的政治视野，但是他们的视野是个梦想，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重生，伊斯兰的长征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西方扩张导致的中断后重新开始，因为当今全球性的人口减少而恢复元气。新保守派外交政策的真正挑战不是来自位于波托马克河（Potomac）的自由派人士而是来自旧世界（Old World）的武装起来的神权主义者。伊斯兰分子的工程是矛盾的历史视角，新旧结合，在调动古代伊斯兰教义上表现出前现代化的特征，但在高度选择性使用这些教义方面表现出后现代的特色。它借用了西方思想的核心观念多元文化主义，反殖民主义，和莫名其妙的怨愤---不过是为替代世俗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服务。像福山本人一样，伊斯兰分子也有末日意识形态，但是在他们看来不是世俗的，民主的，公民社会的大同世界，而是可兰经（Koran）上描述的世界范围的乌玛（umma）。在一段关键的时期，伊斯兰分子的世界观西方人根本不晓得，有人用用阿拉伯文而不是英文详细讲解，传播它的时候，它的听众不是在华盛顿的智囊库里，而是在欧洲城市中移民社区中现代性抛弃的充满怨恨的人群中。

伊斯兰分子世界观的崛起对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思想都是考验。《新保守派之后》可以看作对此考验的拐弯抹角的回应，是试图把美国外交政策引向新的道路。它提供的新保守主义历史，不管从内部来看，还是与外交政策的其他美国途径的关系来看，都是不偏不倚的，头脑清醒的。比如，福山非常巧妙地抛弃当今美国左派企图发现几代人之前的芝加哥大学的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阴谋理论的倾向。斯特劳斯是古典主义者，对于真理和相对主义的深刻理论只是附带触及当今的政治理论。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说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不仅局限于右派，而且充分体现在当今流行的左派知识分子博客的评论中，他们宣称要揭露作为布什政府的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的斯特劳斯主义（Straussianism）。

福山说作为积极的政治主张，新保守派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主要途径之一。另外三个途径是：第一基辛格模式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和稳定，倾向于弱化其他政体的内在本质，第二，自由国际主义，希望超越强权政治，通向“建立在法律和体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第三，用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e）的话就是“杰克逊式国家主义’（Jacksonian nationalism）重视与安全有关的美国国家利益，对多边主义表示怀疑。

在这样的范式中，和其他三个途径相比，新保守派的特征是什么呢？福山列举出一系列在他看来，相互联系的观点，形成新保守派基本意识形态的基础。他说这来自非常具体的道德观念---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推广美国的安全。在冷战后期，它成为对抗基辛格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更准确的说，它反对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拥抱的基辛格现实主义。基辛格主张对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吸引力和扩张迁就妥协。这种“衰落主义”（declinism）得到无可救药的玩世不恭的尼克松和天真的卡特的认可，”只是到了新保守派运动的英雄罗纳德里根时期才被抛弃。（让多数美国的精英，不管是玩世不恭的，还是天真无邪的，感到震惊和可笑）。

福山的第二个观点是虽然新保守派是在宽泛的意义上确保美国不仅在权力而且在理想上的“安全”，但它不是光权力，或者保持国与国现实的稳定。而是一种对冷战中要取得胜利所必须确保理想和意识形态等力量的信仰，一种认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于战胜共产主义和北约军队一样重要的主张。最后，他说新保守派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该国对民主，人权和自由价值的重视是其对外行为的总体上的指示器，是其倾向战争或者和平的预报器，虽然不一定准确。新保守派同时还坚信美国理想的根本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坚信美国例外主义。

冷战以后，新保守派继承了美国权力的特殊合法性。在使用这个达到道德和理想主义目的是没有任何愧悔之心。有时候这些目的直接涉及美国的安全利益，比如在冷战过程本身。有时候他们相信为了保护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用武力，比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出兵保护科威特。在新保守派看来，当安全面临直接的威胁时，美国有权出于道德责任独自在国际上行动。因此，新保守派采取了很多军事行动，比如在索马里，波黑，海地，卢旺达，东帝汶，科索沃，以及今天的达尔富尔（Darfur），当然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福山指出新保守派相信美国的理想主义，但是对国际组织一直满腹狐疑，至少对诸如联合国这种超越某些最低限度的国家中心的多边主义，它刺激情操高尚的全球管理和国家主权的削弱。新保守派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批评，认为不管每个国家在涉及国际组织时候说得多么好听，事实上决不会言行一致。新保守派还更进一步，进入理想的领域，认为民主的主权，尤其是美国的民主主权是个理想，是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理想，只要国际组织试图破坏这个至高无上的民主，它们在原则上就错了。

福山对新保守派的最后观点对他的论述伊拉克战争是对新保守派原则的背叛非常关键。虽然这个观点建立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上。也就是他总结出来的“对野心勃勃的社会改造工程的极端不信任”。他写到，社会计划上野心勃勃的努力往往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这是“新保守派思想永恒的主题，包括从194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到1960年代对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运动（Great Society）的怀疑。”

他的观点中前六个集中在冷战胜利的经验上面。他问到，在什么程度上，这些经验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或者更笼统地说对反恐战争起指导作用？难道它们不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的案例吗？在意识形态上等同于经常说的将军采用从前战役中的策略，造成灾难性后果？他的最后主张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保守派世界观中的不一致性：相信伊拉克的民主改革进程可以通过简单地外来力量把独裁者赶下台而完成，不用面临无法预测的不良后果。

在福山看来，对新保守派原则的误解导致了布什政府重新进行了一次过去的战争---针对共产主义的战争---错误地相信伊拉克战争将根本上产生同样的结果，释放被压抑的社会和文化要求，如要求民主，资本主义，公民社会和依法治国。本来应该清楚东欧国家的民主要求和社会文化压力是长期存在的条件产生的结果，这些条件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根本不存在。因此，在推翻独裁者以后，美国打开了派别争斗，种族和其他暴力冲突原因的大门，可能导致内战。这些都没有出现在估计的后果的本子上。因为新保守派错误地从欧洲和现代性的西方文化的例子中吸取的模板。福山观点的这个方面偶尔被不公平地描述为种族主义观点，认为阿拉伯世界素质低没有法律观念。真正的情况是现实主义者敦促在道德行为上谨慎。它隐含的意思是承认自由民主的出现来自长期的社会和文化母体。不能够简单地通过推行选举来实现，还承认民主本身是脆弱的，即使社会条件存在，重要的条件摧毁起来比创造起来难度大多了。指出新保守派道德假设内部的矛盾是对新保守派的保守的批评。或许这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在引用狭隘的国家利益或者国家稳定，更像是道德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人们或许注意到福山对这些事情上的观点本身显示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在《历史的终结》中他是黑格尔式的必胜主义者（Hegelian triumphalist）在本书中，他表现出伯克式（Burkean）谨慎，如果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的话。或许是对他改变态度的不自在可以解释这点，福山对新保守派必胜主义的实质性批评很少出现在《新保守派之后》的实际文本中。

福山告别从前的战友对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左派来说，许多人已经放弃了他们传统上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陶醉在往往和右派相关的卑鄙的理想主义，反对伊拉克战争不是根据战争的合法性基础，而是因为它不大可能实现目标，可能产生更糟糕后果的风险。在此过程中，错误地对萨达姆犯下的罪行轻描淡写。回想一下在1990年代的时候，美国，加拿大，西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几乎是个禁忌，暗示巴尔干战争可能是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仇恨的结果。那是邪恶的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由道德上不敏感的共和党人比如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提出，遭到进步的国际主义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和萨曼莎.帕沃（Samantha Power）的大肆谴责和抨击。我本人在“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工作时发表演讲谈论这个问题，用康德的道德确定性坚持认为战争决不能归因于古代的种族仇恨（如南斯拉夫），如果没有公平决不可能有和平（如塞拉里昂），惩罚总是会遭到反弹的（如智利）。把南斯拉夫战争归因于古代的种族仇恨而不是当今政客的操纵是避免卷入其中的缺乏道德和玩世不恭的策略，这种看法是有进步意义的。另一方面，今天典型的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民主党的莫利沙士（Kos Moulitsas）写到“很明显在中东，没有人厌恶战争。他们有多个世纪的积怨要解决，他们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战胜这些怨愤。”同时，萨达姆好像被左派重新塑造出来作为法庭上的另外一个无足轻重的坏蛋，没有提供足够的程序上的保护。伊拉克现在比过去更糟糕确实可能是真的，虽然在我看来远非如此。

或者结果真的很糟糕。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贬低人权理想主义拥抱基辛格现实主义对美国自由派是不幸的。就好像他们长期以来克制自己到虔诚的威尔逊主义教堂朝拜，现在突然解放了，可以来到街上庆贺现实主义的狂欢节。他们突然解放了，可以阐述遏制，稳定和国家利益的美德了。

福山对于新保守派推动伊拉克战争有很多话要说。在这方面，他是前后一致的。他从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或许是他的伯克式本能起了作用，来自他从2000年以来就在国家构造的艰难和在东欧以外的地区从零开始的民主建设的巨大困难方面的研究。那些对《历史的终结》喝彩新保守派好像没有读过他关于国家构造和国际发展的书。

在我看来，福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在批评天真的新保守派方面，和他们相信东欧的解放将在伊拉克重现。但是把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归功于新保守派却未必正确。他们是布什政府中战争同盟中的关键部分。但是最核心的人物，战争的主要鼓吹者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更好的描述，用福山的挑选的类型，是保守的杰克逊国家主义者。传统的保守主义现实主义者斯考克罗夫特和基辛格对新保守派的冒险行动说不，而保守派杰克逊国家主义者说是。这是关键的区别。两者既不能描述为现实主义者也不能描述为道德主义者。

福山对布什政府战争同盟的描述缺少了一个内容。那就是至少部分现实主义者或者杰克逊国家主义者转变成为完全的新保守派，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 Rice），她刚开始作为斯考克罗夫特的现实主义门生，后来成为我们可以归纳为布什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认定追求民主和普遍价值本身就是现实主义者的策略。这派思想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主张如遏制，妥协，稳定，狭隘的国家利益是让我们陷入目前困境的原因，只有更大的视野才能让我们脱困。理想主义—这个保守派在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时候不断提到的词汇，是新的现实主义。这个观点应该和天真的新保守派区别开来，政权更迭的战争和民主转型用现实主义者的工具主义计算法变成了精心计算的关于政治变革可能性的赌注，这个赌注被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转让的威胁而夸大。不同的人对可能性进行不同的评估，做出不同的估计，进行不同的赌注，包括什么也不做的赌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支持并继续支持伊拉克战争，在我看来这是福山非常醒目地没能涉及的观点。不是说福山杀死了稻草人，确实有许多天真的新保守派，现在很可能被事件所惩罚，但是也有很多不那么天真的现实主义者转变的理想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这个赌注的结果仍然还是不确定的。

福山第二个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民主改造政治作为反恐战争策略的观点。从诸如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之类作家中吸取营养，他认为在中东进行民主政体改变解决不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因为它们不是中东的问题，而是西方穆斯林面临的身份认同消失问题。即使认为民主转型战略能够让伊拉克局势安定下来，恐怖主义的社会先驱不能在那里发现。他们来自我们无法用军事攻击对付的地方，汉堡，伦敦，巴黎的郊区。因此伊斯兰分子恐怖主义的现象不是区域性的，政治的，甚至社会问题，而是个人心理问题的堆积，集中起来在共同分享的然而仍然高度个人化的叙述—怨愤，被排斥，寻找穆斯林的社会和经济融合，尤其是穆斯林中产阶级在多元现代社会中的融合。即使在9-11劫机犯的出生地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这种观点也在流行，他们的自杀袭击精神的形成是在西欧。在这个意义上，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没有击中要害，瞄准了错误的地区和错误的国家。

我不想否认福山心理观察的力量。这些是对恐怖分子的集体荣誉感进行深刻理解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这些是非常有力的描述，西方社会和西方国家发生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变化，虽然可能不是福山心中想的那种变化。我认为它们显示的变化需要涉及西方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明确的放弃，这个主张已经严重破坏和削弱了西方社会。它们主张传统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重新确认，尤其是保障言论自由，甚至包括亵渎上帝，以及传统的自由派拒绝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在某一点上，欧洲和美国必须更强有力地防卫他们的自由主义遗产（在美国就是自由派多元主义，更准确的说是自由派世俗主义，从欧洲的反对教权主义演化而来），面对伊斯兰主义和其他崇尚暴力的极端主义的文化挑战。防卫的核心是对待宗教极端主义的明确态度。伊斯兰—温和的伊斯兰必须在世界宗教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它必须位于宽容的框架之内，一个钢铁框架不用道歉地坚持宗教宽容公共生活的自由的世俗秩序。西方的穆斯林社区必须知道更大的社会整体不会在要求所有人尊重自由社会的价值问题上妥协。他们也必须明白他们在面对来自本社区内部的极端分子的要求时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福山的心理分析观点虽然很重要，却没有处理强行政权更迭的观点，也没有试图打开中东进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故事并非全部都是在西方居住的穆斯林。附属的角色如腐败，专制的中东政权依靠宗教意识形态和沙特支持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也不能低估。难怪在该地区推广民主将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可以预料的后果，如埃及法学家赫沙姆•纳赛尔（Hesham Nasr）等人指出的，是伊斯兰政党的兴起和人口中伊斯兰教教法的兴起，因为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没有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愿意给予在议会中占少数的伊斯兰主义一个机会。纳赛尔指出这个问题不是伊斯兰主义是否应该得到机会尝试的问题，而是如果尝试了以后不喜欢，他们是否仍然拥有一个保证让他们可以放弃的政治制度呢？他问，一个社会怎么能够放弃上帝的法律体系呢？

福山的最后一个观点关于后新保守派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和早先的政策批评相比缺乏说服力。他呼吁新的外交政策范式，一个讲究实际的自由派国际主义，他称为“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这个术语试图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他说，新保守派外交政策的深刻矛盾只有通过重新复兴的多边主义来解决。他说，首先，美国应该追求多边合作的世界，不要过分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他觉得多边合作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在联合国机构里，而是在和美国领导的自愿组成的同盟相比更松散的联合体，和联合国相比更紧密的多边合作。第二，福山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超越主权和强权政治，由于机构性限制而形成的规范性”。

实际上福山描述的是老的，熟悉的自由派国际主义，不过不怎么强调现存的国际机构而已。我怀疑这个观点精明在哪里？实际上，很可能等同于让欧洲的中等强国获得力量的多边主义。这个提议会让许多欧洲人和美国左派感到温暖，但不是我。而且这个观点和福山早先的观点也没有联系。“现实主义威尔逊主义”好像是因为要找到一个新的范式而诞生出来，任何范式只要能限制美国新保守派进一步行动就行。这个提议与其说是要解决新保守派的矛盾不如说是要把它们强制隔离。

该书出版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让这种描述更恰当。如今黎巴嫩的新冲突，我们已经进入外交政策的新时期，看来除了最坚决的现实主义以外别的任何策略都不值得考虑。伊朗通过代理人真主党采取行动检验并发现西方列强软弱和疲乏。已经发现游戏理论家长期以来注意到的情况---对于免费搭车的人来说世界是脆弱的，对于那些呼吁严厉的但是非真诚的外交会谈亮出底牌的人来说。伊朗用还没有完成的核武器的威力赌博，叙利亚已经发现一年的时间让国际机构的意志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疲惫不堪的布什政府在剩下的两年时间里如梦游一般依靠多边主义伙伴的保佑，仅仅是希望度过剩下的外交政策危机，将棘手的局面留给下届政府。如果布什果真在伊朗和北朝鲜单独行动，我们可以肯定这次肯定是迫不得已。显然，没有人有时间探讨理想主义，新保守派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好像在这场新中东战争中已经死掉了。

福山对这个局面的解决办法可以更好的描述为徒劳无益的国际主义。这种形式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英雄般的国际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肯定造成徒劳的结果。这种效果可以从苏丹现在面临的无所行动看出来。几个月之前纽约时报杂志已经报道了这些事情，在国际刑事法庭（ICC）的检察长的简介里。文章说国际社会不会阻止在达尔富尔的大屠杀，因此让我们继续准备对那些不愿意一开始就阻止屠杀的人的刑事审判。但是，如果这样的话，ICC干吗还要麻烦呢？难道眼睁睁看着屠杀进行不采取任何行动不是道德堕落吗？只是用严厉而又模糊的诺言要在屠杀结束后逮捕凶手来安慰自己？这是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罪恶的例子。在伊拉克问题上，新保守派更倾向于战争。他们寻找一个迅速的，没有痛苦的民主转型，他们没有找到，证明这是天真的想法。但是他们的其他想法不是天真的：那就是相信从长远来看，现实主义者对罪恶的政权的妥协和遏制策略---西方过去三十年来不惜一切道德代价追求稳定---只能养虎为患。在《新保守派之后》中，福山已经通过精心挑选的和符合实际的细节分析了该策略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是内在的矛盾，哪里不适当地仿照历史重新进行一场冷战。他的书是眼光敏锐的，观点深刻的，虽然最终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具有破坏力。相反，他提供的替代方案所谓的现实主义威尔逊主义不过是徒劳的国际主义而已。不过，在当今情形困难的时候，这根本不能作为选择。

译自：“Doomed international” Kenneth Anderson

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NEOCONS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226pp. Profile. £12.99. 1 861 97922 3

http://tls.timesonline.co.uk/article/0,,25346-236709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