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惠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罗格·安慕斯（Roger T.Ames），中文名安乐哲，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下简称“安乐哲”
访谈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王惠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5月30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帕卡德公寓
五月后，安乐哲再次走上街头，会不时地被校园内外的人认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电视新闻里的一个片段，让这位学者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在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段简短的对话中，71岁的安乐哲谈到自己的使命——帮助中国哲学走出去，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
出生于多伦多，长期执教于美国，安乐哲的学术生涯略带传奇色彩。十八岁起带着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他辗转求学于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曾受教于劳思光、方东美、刘殿爵、葛瑞汉等中外名师。安乐哲在中国古代经典翻译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英译作品包括《孙子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等。这些译本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此外，他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带着“原汁原味”的理解，他尝试澄清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也因此获得了从中国高校到文化部的诸如“会林文化奖”、“孔子文化奖”等各类荣誉。治学中，他与其他成员郝大维、罗思文等共同组成了“一多不分”的学术家庭，留下了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几年前，“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提出给学界带来了更多的生气，也让安乐哲获得了更多中外同仁的关注。
于夏威夷大学荣休后，2017年9月安乐哲受聘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我最大的成就是我40多位学生，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教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就是我的幸福。”2017年11月，学生们云集北京为他庆贺生日，幸福感更坚定了他“其他随人去说吧”的信念。
从呼和浩特出发，我坐了一夜火车，清晨到达北京。带着喜悦的心情，我再次见到了安乐哲，也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对话。
哲学缘分与哲学之路
文汇：您长期执教和生活在美国，可以说，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今，您加入北京大学，相信这个“第三故乡”会给您的工作带来新的起色。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哲学之路和学术成就？
自从十八岁去香港学习哲学，我一生都在从事“最自私”的工作
安乐哲：在我看来，从事哲学研究是“最自私”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总是在“思考自己”，实现自我提升。作为老师，我们读书、写作，与年轻人讨论问题，过着反省和值得珍视的生活。回想这一辈子，我曾经有过一丝顾虑，会不会有人说：“你骗人，你不该有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我们这样的人“没做什么”，可是薪水却不低，活得也体面。所以，如果出于自私，我会想“别有太多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会活得这么容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哲学不以面包为生”。在我看来，从事哲学工作也是一种“奢侈”。
我的哲学因缘始于十八岁那年。我去香港做交换生，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学生（比较独立）与中国学生（像儿童、喜欢玩）行为特征非常不同，有些“看不懂”彼此。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树立了“让两边彼此了解”的目标。
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回顾过去42年的岁月，我带出了四十几个博士，他们在世界各地教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有点像一个“祖父”，我有我的“孩子们”，每每看到他们的学术成就，我就颇感满足与欣慰。至于我自身有多少学术造诣，我不太敢说，不过我致力于将中国的经典文献翻译成英文——“让她自己来言说自身”——以此扭转人们套用西方术语对中国思想做出单一解读，我认为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这始终是我努力的方向。
培养国际性学者，我计划在北京大学开设新的比较哲学课程
安乐哲：我下个学期要在北大开一门新课——《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研究》。目前，我在准备教材。我的预期是：既要让中国经典著述有汉英对照本（其中有原文，也有翻译），在开篇亦会廓清该经典文本的阐释语境（Interpretive context），以此更好地解读其文化语义。上述内容构成了该书的主旨。
作为北大的老师，我的目标是帮助学生从比较哲学的立场来学习和理解哲学。为了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我将带着他们一起读书。因此，这门课的宗旨是：不但让学生可以用汉语说中国哲学，而且也能用英语讨论和讲解中国哲学。这点非常重要。北大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它培养出的人才将会走向世界各地，在不同国际场合用外语向更多的人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
我接下来的具体工作任务是：帮助中国的学者国际化，让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走出去。我的目标不是给中国人讲“中国人喜欢听的话”，而是走上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应该有她的地位，为自己发声。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加强中西方的沟通和理解。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外国，这是我的想法。
哲学特色和贡献
文汇：能否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罗思文与我共同提出“角色伦理”，目标是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
安乐哲：“角色伦理”是罗思文教授（Henry Rosemont）与我共同提出的一个全新想法；为了实现“让中国来言说自身”，“一套特色语汇”至关重要。罗思文与我始终关注语言哲学的问题。我们跟随了费孝通、唐君毅、劳思光等中国传统思想家的步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面对一些现代思想家的质疑和提醒，比如郭齐勇和陈来。
事实上，我的学术成就与这些学者分不开，虽然他们经常批判我。这种批评主要是因为我们中间隔着语言的“障碍”。举例来说，郭齐勇指出我的想法具有局限性。
第一，我不认为儒学是普世的；
第二，我不认为儒学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目前，很多人把汉语中的“普适”对应于英语中的“Universal”。但“Universal”这个术语本身蕴含着“终极性”（“Ultimacy”、“Final End”）的涵义，其中尤为突出了上帝的概念，而这在汉语的语义中并不存在，因为中国没有上帝这个概念。
中国的“终极”是一种“优化”、“最大化”、“最佳效果状态”的共生系统（Optimizingsymbiosis）——一个最佳优化的和谐。所以，如果只是在汉语语义环境中使用“普适”这一词，这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附会到西方传统之中，就会产生误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差异很大的西方观念与中国观念牵强附会在一起。
哲学的当代使命：从知识论返回到“社会智慧”
文汇：您长期从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这种视野下，您会对哲学做出怎样的理解？
安乐哲：在哲学的道路上，我的榜样是杜威（John Dewey）。杜威来过东方，先到日本，然后转到中国。他写了《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一书。在书中，他明确地批判了“哲学家式”的现象，指出哲学家也需要面对“老百姓”的疑问。可见，哲学家的责任并非只是面对技术性的哲学问题，还应该直面日常生活。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其中一条核心的原则是：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哲学如何改变生活？）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社会智性（Social intelligence）。我们现在的世界存在很多困惑，包括全球变暖、食品安全、水质污染、传染病肆虐、环境破坏以及收入不平等各种问题。此刻，人类需要哲学来面对这些问题。
文汇：这些人类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哲学问题吗?
安乐哲：全球饥饿等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科学、科技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只要我们明天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道德和伦理学的思考都是哲学。
在西方，尤其是欧陆哲学，二十世纪的特征是要恢复智慧
文汇：在您看来，哲学在当今社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安乐哲：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内在批判，要从一个抽象的第二世界假设回到尼采的论域中来——回到我们的身体，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谈“事实”（The truth），而是谈“我的事实（My truth）”。所以，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是回到日常生活。
然而，中国哲学永远也没有离开日常生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它不是一套绝对抽象、系统性的思想，而是面对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家庭的问题。无论是学生和老师、还是个人与其先祖，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关系。
文汇：从时间上看，您怎样区分当代和现代？
安乐哲：二者差不多，当代是离我们最近的；现代以一个技术转向（Technical turn）为标志。在西方，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是要恢复智慧，扭转哲学的“知识论”（Philo-episteme）倾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西方哲学离开了“爱智慧”（Philo-sophie）的语境；古希腊走向了对诸如“原则”——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知识对象——等概念的崇尚，这也就是所谓的形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
最抽象的知识是最实在的，这一教条显然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日常生活，就没有智慧，而智慧恰恰是实用性的。所以，西方的传统思想就变成了知识论，其目标是追求知识。现在大学的课程也因此成为了知识论（Epistemology），而不是“智慧论”（Philo-wisdom）。相应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自我反思应该恢复智慧。所以，当代哲学的责任是做社会智性的领导。
哲学面向普遍的对象，哲学担负着一种责任
文汇：哲学家应该如何引导社会？
安乐哲：大家通常对哲学带有一种“误解”，把哲学视为一种专业的、片面的学习对象。然而在我看来，对每一个人而言，能够彰显其独特性的部分，恰恰在于他的哲学、他的思考和他的价值。所以，哲学存在于一个普遍的生活层面，而不是那个所谓的“专业的”哲学。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无论你读化学，还是社会学，最后的学位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的内在意义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对“社会最后变成什么样子”、“物理学、化学、文学等各个门类中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哲学家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职责，给出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
哲学的最后一站不是“真理”，而是“智性对话”
文汇：如果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学习和理解哲学，您如何看“哲学咖啡馆”这一在法国比较典型的现象？
安乐哲：在我看来，这是欧洲非常重要的成就，也是一个追求智慧的社会现象。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老百姓与哲学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其不良影响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政治领域之中。
十几年前，我受邀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讲演，当时的听众有两百多人。他们当中并不都是学生，还有来自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律师、工程师与商人等等）。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对比较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哲学不仅仅是大学中的课程和纯粹的知识，也是社会的普遍需求。所以，我非常佩服欧洲在这方面的表现——哲学家的想法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可是现在美国并不关心哲学，该趋势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愈发明晰，这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教育）的流行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为了为自己而为自己”的文化心理似乎成为了市面上唯一的声音。
然而，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以追求包容性的智慧，来应对我们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当下困境，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状况。去年在复旦大学，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也来和我们一起参会。他写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哲学的最后一站不是真理，而是一种“智性对话”（Intelligent conversation）。所以我认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参与讨论，并且坚持论理到最后一刻。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具有上述觉悟，同时时刻做好准备。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文汇：您对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做如何理解？
西方提供了对人的个人主义的理解，儒学给出了为“人”的第二种选择
安乐哲：“学以成人”的主题带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能在中国召开这样主题的哲学大会非常令人期待。据我所知，本次将有六千名学者参会，其中两千名来自世界各地，其余来自中国本土，这给了中国哲学家一个“讲述他们自己”的机会。
目前，中国哲学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思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的课程教育被引入东亚，并对中国本身的语言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旦谈及哲学，本体论、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所有的相关论题，无论说到什么都无法摆脱西方的范畴。
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的学者大都还是在用西方概念来阐释“哲学是什么”。其实，中国哲学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次大会的主题与中国哲学关系密切，也与我目前的写作相关——《角色伦理——有关人的理论》（Theorizing Persons for Confucian Role Ethics）。如果要谈儒学的话，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要理解什么是“人”。在我看来，儒学对现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在西方的个人主义之外，提供了第二种对人的概念的理解。
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与中国观念中“人”的概念有相似性
文汇：“学以成人”用英文该如何翻译？
安乐哲：一些人会把学以成人翻译为Learning to be human，可是我会把它翻成Learning to become human。
在我看来，Human beings 和Human becomings是一对非常好的区分。个人主义是Human beings，是一个自是、现成存在的灵魂；Human becomings则是一个过程，只有通过培养自己，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人。前者是排他的，后者是包容性的。Human beings的潜在（Potential）属性是单子个人，Human becomings的潜在属性则在于你的环境。换言之，在西方，“潜在”这个概念直接与“固有性”挂钩，而中国文化语境里的“潜在”往往体现为一种“关系性”。
文汇：认知科学的“实用主义转向”也强调了人的各种关系性，您如何看这种发展变化？
安乐哲：这种儒学传统的思想现在也在西方出现了。比如，米德（George Mead）和泰勒（Charles Taylor）都谈到了人是一种关系。或许在西方，这是一个新颖的想法，但是事实上该思想早已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之中了。
儒学认为：人时刻处于关系之中，并且此类关系是无法还原的；我们没有什么个别，什么都是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在皮肤里面，而在世界之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腿”和“走路”，具体而言，就是把“身体（Body）”和“人（Person）”之间的关系搞乱了。人是一个活动（Activity）、事件（Event），而不是一件物品（Object），如今，上述儒学的传统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和重视。
文汇：活动（Activity）这个概念让我想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也是“语言活动”。
安乐哲：后期维特根斯坦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很重要。我不久会在北大专门开设有关维特根斯坦与儒学的课程。无论是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还是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都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
文汇：就概念本身而言，“家族相似”理论之中存在着张力，如果家族相似成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似的，那么要怎么来区分呢？
安乐哲：我们区分的是类比性（Analogy），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取的不是静止的单子个性（Individuation）的方法。在西方，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公理式的个体性（Principle individuation）是本体论性的一个本质，它有一个理念（Eidos）。可是，儒学有另外的可能性；如果你培养你自己，你就实现了具体化，成为个别的、特殊性的人。孔子不是普通人，是一位君子、一位仁者、一位圣人，是特殊的人，所以也成为一个带有规范性的个人。在学习中培养自己，之后，你就变成那样一个人，也就是“学以成人”。
“坏人”是相对于“君子”的“小人”，会失去“成人”的机会
文汇：人往往有好坏之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坏人”的存在？
安乐哲：人存在“小”与“大”的不同是正常的，一个坏人是一个小人。如果没有受教育，如果不与别人形成良好的关系，一个人就会朝着“小人”走去。在中国，恶（Evil）是对机会的白白丧失。你有机会做一个大人，可是如果始终甘于做个小人的话，你会是恶的。“恶”不是一个静止不变东西，而是缺失。虽然未必会有直接的惩罚，但有缺失的人会失去机会。一个具有规范性的个人就相当于一件代表作（Masterpiece），“学以成人”是其最终形态。如果问：你为什么要做人？回答是：因为我要是个人。这是由己而出，不只是意味关系；要做人，为了要是个人。
中国文明强调“无限游戏”，这是人类需要的“共赢”模式
文汇：您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安乐哲：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的“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举例而言，有限游戏好似我和你下棋，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还有一系列的规则，有“输”有“赢”，无疑，这是一种封闭的模式。如果说游戏是人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游戏”包括教育、商业和外交关系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目前，“非赢即输”的有限游戏模式（Winners-losers）是非常普遍的，这跟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分不开。美国与中国博弈，有一种谁赢谁输的心态。可是无限游戏不一样，它没有开局，也没有结局，其目的在于加强关系，以此来面对很复杂的世界。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改变一些固定做法，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指向的是一种卓有成就的生活。所以，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旦采取了无限游戏的模式，我们要么“双赢”（Winners-winners），要么“双输”（Losers-losers）。
我个人觉得，这种经济政治局面（世界秩序）与个人主义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过，以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思想中“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一致；可见，这是无限游戏模式。
我们要从有限游戏模式过渡到无限游戏模式，不是“共赢”，就是“共输”。也就是说，有一方不赢，其余各方皆输。
“生生不息”显示了中国文明的过程性特点，中国哲学必将拥有其世界地位
文汇：中国哲学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安乐哲：中国哲学给出的不是一个终极答案，或者说，一揽子什么都解决的回答。但中国哲学必然有其贡献，而且非常重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的两百年来，中国似乎没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现代的世界应该给中国自身应有的位置，“让她自己来言说自身”。
二十世纪初，杜威曾经到过中国，来到北大，但当时的学者对杜威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都看好欧洲的新兴哲学。康德依旧是哲学的标准，如果不学习康德的理论，就等于还不够规范。当时不少人都持有类似的想法，因而中国的哲学研究也就呈现出欧陆哲学的范式。可是二十世纪中叶及以后的西方哲学开始排斥康德的二元论——那种非个人理性（impersonal reason）的概念与抽象范畴的思维——转而追求一种过程思维的方法，去理解人的经验实践的过程。
可以说，怀特海（A.N.Whitehead）和伯格森（Henri Bergson）是这个时代的先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几乎都是过程哲学，包括：现象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和诠释学，它们都接受变化的宇宙论。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哲学谁也不能预测《易经》中“生生不息”的思维方法是否会作为我们哲学研究的一个范例，就如同康德在二十世纪初期曾是我们的标准一样。
二十一世纪一开始，过程思维便得到了重视，而中国传统思想一直都是过程思维。
中国家族的力量依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文汇：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之中，必要的秩序与原则是如何产生和维系的？
安乐哲：我个人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回到莱布尼茨。在他看来，如果要谈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学，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无疑极具借鉴价值。中国的“礼”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跟西方的法律不一样。当然，西方也有它的“礼”，但其指涉的语义显然是不同的不是这个概念。
我谈到过，严复曾说，如果谈两千年来的中华帝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央政权大约影响了秩序构成的百分之三十，剩下的部分皆被家族因素所左右。中国的家族观念和家庭制度非常重要，也被我们的现代社会所需要。
文汇：中国的“家风家训”或者家规比较常见，但似乎没有像西方的贵族一样的家族概念，我们要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别？在您看来，中国的典型家族代表是？
安乐哲：在二十世纪以前，你出生在一个家族，你的整个生活都在那个家族里，无论经济、政治还是你的身份均与家族密不可分。同时，家族本身又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组织。现代社会也一样，比如，你回到家，会参加数十甚至上百人作为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比较典型的家族是钱穆的家族。可以说，现代以前的中国制度完全依靠于家族的制度（氏族、村落）。可以想象一下，美国现在有八十万警察在维持国家秩序，管老百姓，但以前的中国有这样的警察吗？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是哪里来的？是长辈用见识和胆略对某种情况给予的判断，相应地，政权机构与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问题与矛盾往往借助于家族内部的判断而得到解决。
中华文明并不局限在一个国家的维度上，而是人类的一部分
文汇：在中国哲学、中国传统、中华文明等提法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区分？
安乐哲：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中国与印度被视为两个国家，但事实上，她们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两种文明。与一般的国家相比，它们的规模完全不一样。比如，中国的人口比非洲多三分之一，是欧洲的两三倍。也就是说，我们或许要叫中国、印度为“中洲”、“印洲”；她们是“洲”(Continents)，是“文明”(Civilizations)，超出了国家的体量，呈现出另外一种规模。所以，儒家文明（称Sinitic Cultures）远播日本、韩国和越南等。
同时，在世界上，像东南亚，比如说泰国，人口有一大部分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是类似的情况。现在的北美洲（比如温哥华和多伦多）华人非常多，许多当地城市也可以“算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谈论“华人”和“儒学”这样的观念与文明，那么其受众将至少会关联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因此，中国文明“不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而是人类的一大部分。
哲学与文明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谈西方文明的话，离不开柏拉图和基督教。所以，哪怕是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内部批判以后，我们的常识（Common sense）还是基于柏拉图而展开。相比而言，中国的文明和哲学离不开儒学。儒学和孔子有关系，是世代延续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哲学和文明有密切的关系，是对传统敬奉的传承。
面对世界机遇，中国哲学“不求做得快，而要做得好”
文汇：目前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安乐哲：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谁都要多了解中国。所以目前在西方，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成为了热点，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一直和中国同事说“不要着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发展”。
三十年前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速度太快，年轻人难免会产生困惑。中国肯定有她自己的机会，“我们不是要做得快，而是要做得好”，“要让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本身的思想，而不是让他们误会中国”。
在中国国内，现在的情况也非常好，无论政府层面，还是学术领域，人们都觉察到中国的将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要尊敬你自己，要自信地来了解你们自己的传统”。所以，每一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国学院，在外国有孔子学院，这种生态很好，要坚持做下去，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外，要重新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语，而这一次要用中国自己的哲学观念去表达，而不是依托基督教或西方宗教观念的框架来误读她。现在，如果在西方图书馆找中国的哲学经典，要去BL-BQ（宗教）和PL（文学）区域，而不是在哲学区域。可见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会”。
来自大陆本土的哲学学者在美国助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文汇：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是否发生过变化？
安乐哲：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观。此前，在美执教中国哲学的都是西方人和港台学者。之后，有大约五十到一百位（如李晨阳、倪培民和王蓉蓉等）年轻的、在中国大陆本土受过教育的优秀学者留学后，留在美国执教中国哲学。所以，那是一个转折。一批中国青年学者让美国人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迈出了一大步。在对教学与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和美国同行也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大致格局。所以，当前美国一部分做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
文汇：这批学者的发展状况如何？
安乐哲：他们都有自己的学生，和我一样，学生也是他们的骄傲。学者们都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在不断游学的过程中共同促进学术交流。比如，复旦大学的黄勇，他曾拜师罗思文，后留学、执教美国近三十年，五年前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与他一同跟随罗思文的校友倪培民，曾留学于康涅狄克大学，师从库普曼（Joel Kupperman），之后执教美国三十年，现在在北师大教书。北大出身的李晨阳，执教美国三十年，现在新加坡教书。王蓉蓉也来自北大，是张世英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现在是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的哲学教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今非昔比。
当前的美国哲学健康而包容，不像半个世纪前只有分析哲学
文汇：目前哲学在美国的发展状况如何？
安乐哲：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哲学发展健康而包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析哲学占据哲学界首位，但现在，我们既有来自欧洲大陆哲学的竞争，也有不断发展变化的本土哲学——美国实用主义的挑战，还有中国哲学、日本哲学等多元化的哲学沟通与发展。当然，今天的分析哲学仍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发挥着工具的作用。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智慧。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哲学的自我理解在改变，哲学专业也在改变，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哲学学者的机会也非常多，比如一个在夏威夷大学读中国哲学的博士，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
文汇：在哲学专业领域中，如果高层次的人越来越多，该如何考虑他们的去向？
安乐哲：哲学是一种在世生活的存在模式（Being in the world）。如果读了哲学学位并没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这也无碍。如果真的是一个哲学家，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比如编辑、出租车司机），对其自身而言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有着哲学家的使命——关心自身价值，关心大问题，关心人类的共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