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俗论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立一王以待宾，宾无非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

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①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历然熔合成一片。(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

①暮烟：当作暮山。

作品中所写的有主宾，好比一出戏里有主角也有配角。没有配角光有主角演不成戏，没有主角的戏像乌合之众，也不行。主角和配角密切结合起来表现故事情节，突出主题。配角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同主题无关的。作品中主和宾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说有人认为比喻是宾，被比喻的是主，或反面的是宾，正面的是主，这些说法也有它的道理，不过是片面的，不全面的。把这种说法绝对化，认为所有的比喻都是宾，所有的正面的都是主，那就不确切，变成骗人的死法子了。

像朱庆余去应考时，把作品送给水部郎中张籍，写了一首《近试上张水部》的诗，问自己的作品是否适合时宜，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酬朱庆余》说：“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两首诗都是比喻，但还是有宾主的，前一首显然以新嫁娘为主，以夫婿为宾；后一首以越女为主，以齐纨作陪衬。说以比为宾，在这两首诗里就不行了。

再像鲁迅的小说《白光》，写一个热中科举，考不中又去掘窖想发财的人，全篇只写这一个反面人物，正面的人物没有写，说以正为主，那这篇变成无主了。所以绝对化的说法是不行的。

对于作品中的宾主，有处理得好的，有处理得不好的。像贾岛《忆江上吴处士》：“闽国扬帆去，蟾蜍(月亮)缺复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际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这诗说，吴处士坐船到福建去，已经几个月了，现在长安已是秋天。想到在此地同吴处士聚会之夕，正在雷雨声中。吴处士的船没有回来，他可能已远到海边了。这里插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两句，是说诗人在长安的秋风中怀念吴处士，这两句对主题来说并非没有关系。王夫之讲作品要分宾主，宾要作主的陪衬，没有无主的宾，这意见完全正确。但批评这两句诗与主无关，这批评不尽恰当。

再像许浑的《凌歊献(xiāo消)台》：“宋祖凌歊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荠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这诗是写南朝宋刘裕造的凌歊台，这台在当涂县北。诗里说，刘裕在凌歊台上享乐，有三千歌舞女子住在台上，现在台荒废了，只剩下长满荒荠的基址，刘裕的坟园也没人管了，刘裕立的石碑上要作万年打算，现在连石碑上都长满了绿苔。在这样一首吊古的诗里，插进“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王夫之认为这是同主题无关的话。按诗中写的地名，有夸张，有想像。如杜甫《白帝城最高楼》“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这是说在白帝城的城楼上可以望到扶桑神树的西向枝条对着断石，弱水里的影子向东流。扶桑相传是太阳出来时的神树，在极东；弱水是在三神山下。那怎么能看到呢？无非是夸张楼的极高。那末说在凌歊台上看到湘潭的山，和雪山融化时流下来的水，比起杜甫的夸张来还差得远。可见湘潭两句极写台的高，也不是毫无关系的话。再说诗里写的山和水，也可以是想像，不一定是真的看到，参见《忌执着》之四谈诗中地名问题。

杜甫写他从沦陷的长安逃出来，看到唐朝的千官七校，中兴有望，心里很高兴，所以在《喜达行在所》之三说，“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正写出一位爱国诗人的心情，是同主题密切结合的。这里说他的写法还有痕迹，大概是说，作者还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了，像用“心苏”的“苏”字便是。岑参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花迎剑佩星初落”，当时唐宫里种了很多花，上朝时很早，星刚刚隐没，这句是写实。作者没有在话中说出自己心情，但作者的喜悦心情还是可以体会，所以说没有痕迹。这两个例子，在分宾主方面是处理得比较好的。王夫之认为情思为主，景物为宾。千官七校这些写唐朝的气象是宾，衬托出他的喜悦心情是主，这里宾和主还是分清的。花迎剑佩句既是宾，是陪衬，又是主，是反映人物心情，所以说熔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