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堪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创立元年。该年2月5日，曾敏之先生撰成《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投予《花城》双月刊，并在4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刊出。此后又撰写了总题为《海外文情（文艺通讯六则）》，于1980至1984年间分别发表于《光明日报》《文艺报》《羊城晚报》。其中《台湾文艺界近事》一篇中，介绍的台湾作家就包括了王拓、杨青矗、陈若曦、张良泽、白先勇、陈映真、庄因、谢冰莹等多位。[1]
与此差不多同时，自1979年3月起，《上海文学》《当代》等大陆文学刊物，先后发表了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台湾旅美作家的作品，让大陆一般读者也惊奇地发现了在大陆之外的世界各地，原来还存在着大量优秀的华文作品。到了80年代初，已有数量可观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进入大陆——除了最早的《台湾小说选》（1979年12月）、《台湾散文选》（1979年12月）、《台湾诗选》（1980年4月）等多人作品集外，仅1980年，就有聂华苓的《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78年5月13日-6月19日》《台湾轶事：台湾小说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小说选》，李黎《西江月》等个人作品集在大陆出版——并伴随着对它们的介绍和研究，大学里的相关课程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甚至掀起了一波“台港文学热”。1982年6月由粤、闽等6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首次全国“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初步成型。不过，学科的创立并非凭空而生，突然出现，而是有着“保钓”以来海外华人新中国认同热潮的铺垫，或许可称之为学科建立之“前史”，值得我们加以梳理和记载。
一、“保钓”后海外华人的新中国认同热潮
1979年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创立元年，固然与该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缓和了两岸关系有密切关系，但细加考察，可发现海峡两岸以及大陆与海外华人间的文艺交流，更早时就已启动。这为1979年的正式起步打下了基础。往前追溯，台湾《现代文学》创办人之一的陈若曦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早于1966年就来到大陆，正值“文革”爆发，分配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但她真正显露出其“作家”身份的，还是1973年离开大陆后创作了《尹县长》等小说。尽管原本相当于“伤痕文学”的《尹县长》被台湾方面当做“反共文学”而在报刊上广泛介绍，却是台湾作家较早以大陆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她在大陆时并非以“作家”身份出现，因此还不能算是两岸文学交流的“起点”。
真正开启海外华人作家——其中不少是从台湾来到北美的——与祖国文坛交往之大门的，应是1970年代初港台留美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且其主流由“钓运”转向“统运”，以及基辛格访华所显示的“冷战”格局变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大批的“保钓”人士、旅美华人学者或作家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探亲访友，观光访问，特别是在北京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于是将他们耳闻目睹之事用文字或影像记录、拍摄下来，回到美国后用幻灯片、游记或演讲方式，向广大华人社群介绍。尽管访问过程中免不了有官方的刻意安排，如访问的地点经常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大寨、大庆、延安等先进典型或革命圣地，也不乏临时安排或装饰访问对象的住所、家具摆设、服装，甚至交代其亲友有所隐瞒等情况，但一般而言，对于访问者的要求，如回到比较偏僻落后的家乡看看，政府方面都能尽量满足；而就归国访问的旅美华人而言，他们大多是学有所成、甚至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看到、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写什么的科学精神和诚信品格，过后他们如果发现当年的记录个别有不符合事实之处，也会加以承认、修正，但总是表明其主流并没有错，其主要精神、原则至今仍为他们所坚持。如杨振宁多年后仍坚持他对自己当日讲过的话绝不后悔，虽然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但他对新中国整个方向和成就的评价是正确的，也是他的真心话。[2]
李怡主编的香港《七十年代》刊物较集中刊发了这些旅美华人的访华观感，并选录结集出版了《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一书。[3]其中写了长文的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杨振宁，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王浩，物理学家朱兆祥，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数学家陈省身，血吸虫病研究权威徐锡藩和李书颖，电子工程师胡廉，任职于美国纽约州教育厅的陈依范，任职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薛兰珍，耶鲁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浩生，生物学家牛满江，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人文学教师曾仲鲁，现代作曲家和亚洲音乐理论权威周文中，太空科学及应用物理学教授和气象学专家张捷迁等。收录其简短观感的有应用力学教授易家训，电磁理论专家戴振铎，物理学家范章云，语言学家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电力系统和原子加速器专家曾安生，计算机专家余元方，微滤生物学及细菌学专家汤汉志，“中研院”院士顾毓琇等等。
这些访华观感的基调是正面、肯定、赞扬的。然而时值大陆“文革”时期，这些赞语是否反映了“文革”中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情况？为何多年后他们即使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却仍坚持其主要内容和观点仍是正确的？或许可有如下几个理由。一是这些旅美华人离乡背井、与亲人音信断绝已久，返乡之行了却他们的乡愁亲思，既高兴又感激，自然以赞美为多。二是当时政府十分重视这些海外华人的来访，周恩来甚至毛泽东亲自接见，对于他们的需要，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也让他们十分感动。三是当时已是“文革”的中后期，“文革”早期的一些乱象（如大批斗、破四旧、打砸抢乃至武斗），已经渐渐消失，此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劳动、大学招生和社会秩序——杨振宁就曾多次说过“文革”已成过去了[4]——参访者看到的会是比较正常安定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观感偏于正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这些解释仍属浅层表面，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笔者更相信他们的观感，绝大部分并非应景或奉承之语，而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其中也不乏一些批评之语，便可以证明其诚信无欺的真实性——而这种真情实感，并非简单的怀乡思亲之类的个人情感所造就，其实源自于更深厚的历史纵深和广阔视野。他们一般具有纵、横两个角度：纵的方面，他们立足于新、旧中国的今昔对比；横的方面则又展开中、外的比较。或者说，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赞美和夸奖，既建立于新中国与近代以来遭受列强欺侮、封建官僚黑暗统治而家国残破、民不聊生，乃至数千年封建社会状况的纵向对比上的；又以当前中国的现状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人民的幸福感等的横向比较为根据。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有两个亮点，一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如何从旧社会的畏葸卑弱、阿Q式的自大而又自卑，转变成新中国的刚强自信、焕发向上；二是新中国执行的是相信、依靠群众，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力求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和政策，使中国人民从旧社会的“一盘散沙”转变成现在的团结一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共同努力。它们都表现出纵向比较上与旧中国相比的焕然一新的巨大改变，以及横向比较上与西方国家乃至部分东方国家的不同。这样，他们的新中国认同，就建立于宽广坚实的理性基础上，而非仅是怀乡思亲、家国情怀而已。
这种对于新中国的赞誉和认同，几乎遍及70年代这一批旅美访华学人、作家，且多年后也未改变其基本看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以一理一文两位曾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著名科学家、学者杨振宁、何炳棣为例加以说明。
杨振宁在年轻时代生活于旧中国，于战乱中的1940年代后期前往美国，相隔20多年后又回到中国，新、旧中国的改天换地式变化给予他巨大的冲击。尽管他也听闻了“文革”中两派武斗、批斗知识分子等混乱情景，甚至亲身经历了用相机给小孩拍个照都会引来警察注意等奇怪情形，但他有更明确的认知：需从与历史的对比中，才能看清事情的本质和方向。杨振宁从1971年时隔20多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起，直到他八九十岁的老年，始终如一地持有这样的观点。1971年9月21日，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为题做演讲，畅谈他不久前返回中国大陆访问四个星期的观感。此行起于他从报角一则短小报道中窥到了美国政府放松访华限制和封锁的动向，经过努力得以成行，成为70年代旅美华人访华热潮的第一人或曰“领头羊”。回到祖国，和26年前相比，他“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就是：“精神”。他从小在那里长大的清华大学，“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文革”中曾有过混乱，现在招生数仍比原来少，招生、教学制度改革，更重视实践经验。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但现在又重新开始，并有针刺麻醉、合成胰岛素、烧伤植皮、断手再植等出色成果。大寨历史上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他曾经同大学生、工人们吃饭，发觉“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当杨振宁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发现各种不同的土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杨振宁很感动。他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26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杨振宁得知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得多，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60年代起中国都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在60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杨振宁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他指出：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回到其故乡合肥访问一间纺纱厂，十多个工人争着开口回答问题所表现出的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他感到奇怪——与他以前所认为的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的想法并不符合。后来他悟出了个中缘由：“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笔者以为，杨振宁这里其实很精辟地涉及了新中国普通民众的幸福感的问题。杨振宁十分欣赏他所居住旅馆房间内墙壁上挂着的毛主席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因为他认为这两行诗“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这也是从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改变来着眼的。在杨振宁拍摄和放映的幻灯片中，他自己最感满意的是一张农民的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在回答听众提问的环节中，杨振宁说明了新中国的男女平等（包括医院中女医生的比例）、文化艺术（包括样板戏）、青年踊跃参军、节育、挖筑防空洞、人民的工余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和自己的观感。在回答听众有关“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这样的敏感问题时，他回答道：“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份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杨振宁的这段话获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当听众进一步发问：如果这20多年是在资本主义下，这种进步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对于这一几乎是让他回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回答说：“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26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稍后改口说“我极表怀疑”。杨振宁认为在中国，人们辛勤工作，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他透露：他到中国两天后，就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答案会是：“我们不要”，因为“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5]
1973年7月，杨振宁四访中国后，与其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其记录发表于日本《读卖新闻》。杨振宁介绍了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况，以及中国大陆科学研究的状况——虽然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杨振宁还向老同学透露，他正在考虑，不久后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时，在中国过这一年。如果能对中国人民服务的话，长期居住也是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当时正值“文革”中，杨振宁就下了如此的决心，后来更真的回国定居，没有一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是不可想象的。
1976年杨振宁先后撰文悼念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主要还是从新、旧中国对比这一视角，肯定两位领导者在将一个弱小残破旧中国转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过程中的贡献。他写道：“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下的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体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剥削控制的社会”，而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把一个山穷水尽的、丧失了自信心的国家变成一个自足自信的、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国家，这是怎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可列举年产三千万吨钢、八千万吨石油等数据以及卫星上天、断肢再植的科技发展，中国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种种有远见的制度等事实之外，杨振宁还引用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新、旧中国的对比——旧中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而新中国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由此指出了新中国解决了此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灾害疾病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意义。”杨振宁还讲述了一件让他感动以至于饮泣的事情，就是他与多年挚友、中国“两弹元勋”郑稼先会见时，问起西方媒体有关美国人寒春加入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的报道，当得到确切的否定性答复后，杨振宁激动得饮泣，因为中国人完全不靠西方的力量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不再受列强欺凌威胁的标志。
除了杨振宁外，其他回国访问的旅美学人、作者，也多采用纵、横两个视角的对比的方式。如任之恭加入共有27人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于1972年6月28日回到祖国进行访问，1973年2月2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上做了题为《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的演讲。王浩也是在1972年6月首次回到中国，停留了四个星期。在《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一文中，不仅将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还与印度等同为东方落后国家来相比，“记得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若干西方的政客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说要把中国和印度看作两种不同制度比赛的实例。意思是要在几十年后比较两国成绩的高下，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现在23年之后，我想不会有人诚心地不承认中国的成绩远远超出印度的成绩。事实上，这一个结论如此显然，倒不大听到那些自称客观的西方要人们重新提起这一个比赛了。1972年中国、苏联和印度。一样有天灾，而只有中国照常有好的收成。这象征着一个别的国家不及的根本进步。”[6]
如果说杨振宁、王浩、任之恭等的访华观感，其感情色彩更浓一些，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何炳棣的文章，就显得更为理性和具有学术意味，但从纵、横两个视角加以对比，以及强调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等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中国人民精神面貌上的改变，则是一致的。1973年3月28日，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何炳棣教授担任了题为“重访中国”的全体讨论会中的主席，并作导论性发言，此后并据此形成了《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长文。该文第一部分即以“人民的真正解放”为题，指出：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历代“起义”成功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民国建立后直到1949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其吸取民脂民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作者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根本不同于前代起义，其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何炳棣认为：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他还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亦即最基层单位去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他指出：“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远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至今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何炳棣文章的第二部分，集中于观察新中国的“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他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就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思想教育方面，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徒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覆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很显然，作者认为新中国与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不同，是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何炳棣的第三部分，专写“民族‘武德’的重现”。作者根据历史经验指出：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国民政府军队的品质，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而这与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有关。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炼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作者写道：“近百余年来她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加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军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辨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Q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这一表述很值得注意：她与世间流行的所谓鲁迅如果活到解放后，必会成为右派或被关进监狱的说法截然不同，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新中国的高度认同。当然，这种“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完全不同。并指出：“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何炳棣文章的第四部分是“经济建设成就举要”。作者表示，他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他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的轻工业、钢铁、石油等重要工业部门发展的情况，指出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在结论中，何炳棣指出：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藉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24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美国和日本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急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7]
显然，要将新中国与此前的旧中国相比，才能看到其进步和希望，而不是以西方式民主和先行的建设成就来丑化、唱衰新中国。这些海外人士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固然值得商榷，后来他们也有程度不一的自我反省和检讨，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肯定的并非“以阶级斗争为纲”或“继续革命”之类，他们强调的是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建立平等的制度，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而能最大限度动员全体人民投入建设的组织能力，等等。与杨振宁等的观感相比，何炳棣更加强了历史的观点，因此也就更为深刻。
从新、旧中国的变迁的历史角度来看问题，几乎是所有保钓后归国参访或定居的旅美华人的共同特征。20年过去后，保钓人士叶先扬在《把帝国主义扫出中华大地——深切悼念一代伟人毛泽东》一文中还写道：“必须放在历史的框架里来看，从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的背景来思考毛泽东的一生作为才合宜，也才有意义”对于中华民族本身而言，毛泽东所做最重要大事有二：一是“把帝国主义势力扫出中华大地之外，这里面包括了强迫美军自中国领土台湾撤出。”其二则是“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在战场上失去的民族尊严和信心，从战场上恢复回来。”而其关键点，就在于“站在大多数人利益的一边”“依靠群众，发挥全民力量”。[8]叶先扬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代，但其要点能紧紧把握了从新旧中国变化的历史视角看待毛泽东的贡献、指出最大的变化是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以及新中国的成功的要诀在于依靠群众这三点。对于这批人来说，过了20年，其基本的视角和观点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可见这种对新中国的认同，早已深入其骨髓，化成其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旅美华人认同新中国的文艺运动
比起学者、科学家的耳闻目睹的实录和理性分析式话语，文学作家、艺术家或文艺爱好者表达其对新中国的观感和认知的方式更显感性、热情。海外华人社群中这一波以歌颂新中国建设成就、表达对祖国的殷殷情感的文艺热潮，显然与大批旅美华人的返国观光、带回来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信息紧密相关。
旅美华人作家、学者访华后返回美国、加拿大后，在向关心新中国的华人社群报告其所见所闻及访华观感时，往往放映他们所拍摄的幻灯片；进一步，则是播放从祖国带回来的影片。当时在全美各校园或华人社区放映之影片，至少包括了《东方红》《兵坛盛开友谊花》《熊猫》《如何把淮河治好》《海河战歌》《辉县人民干得好》《中国农村水电站》《创业》《今日西藏（又名“阳光普照”）》《海霞》《海港》《南海诸岛》《天山上的红花》《第二个春天》《枯木逢春》《他们获得了新生》《南海渔歌》《智取威虎山》《东进序曲》《红雨》《人民中国》《中国》《新中国的妇女》《草原英雄两姐妹》《草原儿女》《白毛女》《南京长江大桥》《针刺麻醉》《出土文物》《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纠纷》《火红的年代》《南征北战》《成昆铁路》《坦桑铁路在建设中》《红旗渠》《红旗渠畔展新图》《我们的五个孩子》《朵朵花儿向阳开》《大干颂歌》《血洒长城》《甲午风云》《小八路》《闪闪的红星》《小刀会》《平原作战》《渡江侦察记》《沂蒙颂》《洪湖赤卫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金色大雁》《沸腾的群山》《北京杂技》《新上海的主人》《首都人民欢庆五一》《沙家滨》《青松岭》《杜鹃山》《毛泽东》《周恩来》《大浪淘沙》《无限风光在险峰》《决裂》等。
观看电影只是有助于观众对于新中国的了解，不足以寄托这些海外游子对于新中国的情感，于是在美华人社群掀起了自己演出话剧、歌舞剧的热潮。其排演的剧目包括《日出》《雷雨》《桂蓉媳妇》《洪流》《阿庆嫂》《将军族》《变》《我爱夏日长》《四海之内》《黎明之前（又名“春到人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海峡两岸是一家》等。
由保钓运动引发的华人海外剧运，最早是从排演中国现代名剧开始的。当时在美国西部（加州）和东部（波士顿），分别由华人剧团排演了曹禺名剧《日出》。1971年10月6日至10日，由国声话剧社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公演该剧，获得空前成功。四天的演出，吸引了近千的观众。其实该剧社之成立还不到三个月，缺乏演员、导演和舞台经验，甚至因为曹禺是祖国大陆的左派作家，因此遭到了台湾当局的阻扰——演出前两个星期，好几个演员在“吊销护照”的威胁下，忍痛退出，戏几乎不能如期演出——但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奋斗，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演出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自己说道：“我们的名字，也就代表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更愿意把自己关切的事情，心里的话，通过艺术的形式，传达给我们广大亲爱的同胞们。”[9]
不久，又有华人剧团排练了另一部曹禺戏剧《雷雨》，在纽约的百老汇外外围演出了。不过，由于《雷雨》产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在当时影响极大；但毕竟时过境迁，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语境完全不同的国度里，美国人未必看得懂，因此演出效果有限。有论者指出：“以上的种种因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雷雨》在当年能轰动一时，同时，也几乎可以用来说明它在今日的美国上演之所以不能引起人们同样共鸣的原因……《雷雨》在今天演出，越是忠于原著，不加新的诠释，其‘实用’价值可能越少，‘市场价值’越少，更何况是在一个基督子孙们的国度演出呢。”作者最后提出建议：“为美国的亚洲人青年戏剧者借箸代筹，从实际生活中提炼材料编写合于这一代人的戏剧，试验新的演出形式，似乎是较为可行的道路。”[10]
1973年，《雷雨》又一次在美国被搬上舞台，不过是由西部湾区中国留学生与三藩市（旧金山）华人社团联合演出的，且对原著做了一些改动——故事发生地点由大陆搬到了70年代的台湾，还衬托上了台湾当前的一些工矿社会问题：周朴园是台湾一家煤矿矿主，长子周萍是他在大陆的“前妻”所生，次子周冲则是他来台所娶妻子繁漪所生。周萍与繁漪因共同不满周朴园的半封建统治，日久生情竟有了暧昧关系。周家佣人鲁贵是个退伍军人，过去在大陆曾任显要副官，进入周家后，将女儿四凤也介绍来作下女。鲁贵的妻子鲁妈在大陆曾是一富家子的弃妇，来台后带着儿子大海嫁给了鲁贵。她一向在台南为人洗衣，半年才来台北看儿女。繁漪在和周萍发生感情后，想一同反抗，却不料周萍别恋四凤，另外又听从周朴园指示，预备到美国去留学，做生意。鲁大海是周家矿上的工人，矿上发生事故，矿坑塌陷，死伤工人四十余，而周朴园却拒绝发给工人抚恤金，一面力图将事情压下去，找议员往上说人情，鲁大海因而代表矿坑工人来周府交涉。当鲁妈来到周家看女儿时，发现周朴园正是当年玩弄她又遗弃她的富家子，而周萍且是她的长子，四凤又陷入了当年的遭遇。周朴园认出鲁妈也获悉鲁大海是他的亲生儿子后，即想以金钱打发她。鲁大海此时代表矿坑工人冲进周家，找周朴园理论，因言语不合，冲突起来，周萍挥拳痛打大海，周朴园就将鲁贵、四凤一起辞退了。鲁妈决定带四凤回台南。当晚，周萍酒醉来找四凤，爬窗而入，被鲁妈、大海撞见，周萍慌忙而逃，四凤也羞愧冒雨出走。周萍回家后想连夜搭车去基隆，提前出国。鲁妈追到周家找女儿，当着大家揭穿周朴园罪行，要四凤认清周家父子真面目。鲁大海发现另外两名工人代表被周朴园陷害入狱，持着上回矿上闹事，在矿地检来的手枪冲进周宅，想枪杀周朴园。这时矿场电话传来矿上工人们组织起来大规模行动了的消息。大海得讯饶过周朴园，兴奋地领着母亲妹妹离开。周冲因不能忍受家中丑相，也愤而离家。[11]该剧与原著相比，显然更凸显了阶级斗争的主题，但论者仍指出：“剧本上的缺陷则是把旧社会的家庭悲剧搬进七○年代，不免使人有时代错误之感。过去那种层层重重的复杂家庭关系，在现代家庭中不易体会。那种后母、前子、少爷、下女间不正常的关系，不能说当今台湾社会上没有，但可以说发展方式会很不同。因此，使观众感觉《雷雨》的关系太过戏剧化。在这种感情体会下，不容易引起共鸣。”尽管该剧在湾区演出后甚得好评，但还是有人指出今后发展方向：“今后怎样在海外留学生圈中继续发展剧运，看来最缺乏的是反映现时代留学生心理、感情与反映台湾一般现况的剧本，这样的话剧必将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希望有心人在这方面多作考虑。”[12]
果然，华人社团中开始出现了新编话剧作品，如威斯康辛大学迪逊城校区中国同学会的剧社创作的《黎明之前》。“这部话剧为此间中国知识份子界的剧运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注意到文艺产品的内容，反映现实指出方向，亦考虑到文艺产品的实际社会效果，充分尊重观众们的鉴赏判断能力，又兼顾文艺作品本身的技术标准。”[13]该剧以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台湾立法委员家庭为背景，以这个中国家庭过旧历年吃年夜饭为具体场景，透过写春联、做年夜饭、回家团聚等细节，烘托出旧历年的气氛情调，却在这种团圆融洽的氛围中，反映出三种相互交叉的冲突：一是台湾社会两代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冲突，三是政治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的冲突，使得该剧具有讽刺、批评与暴露的性质。
姚立民在《海外剧运的萌芽》（1976）一文中写道：“比起大会上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词，比起刊物中一篇尖锐犀利的文章，我以为，一段风趣有力而含义深远的台词，一些生动紧凑而扣人心弦的情节，会更能吸引群众，影响群众。”他列举了自5年前保钓运动开始后华人剧社所排演的一些话剧，包括加州华人的剧社演出了修改后的曹禺名剧《日出》；稍后，波士顿剧社在波士顿、纽约等地也公演了《日出》。去年的三八妇女节和五四纪念日，纽约“文社”演出了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短剧《桂蓉媳妇》。最近，华盛顿的华人同胞，曾组剧社演出三幕剧《家在台北》；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同学剧团演出了三幕自编剧《春到人间》（即前述《黎明之前》）。为了庆祝五四运动57周年，新成立的“纽约剧社”一鸣惊人，推出了五幕历史剧《洪流》，“全剧长达两个半小时，高潮迭起，演出成绩极佳”。[14]该剧第一次演出时间是1975年5月10日，地点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剧院；第二次演出的时间是1976年1月10日，地点在纽约市华埠附近的柏斯大学艺术中心。
《洪流》的故事，起自1947年5月19日上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的前夕，止于1949年5月底上海市解放。剧中人物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群学生。剧分五幕，第一幕是学生们筹备五·一九大游行；第二幕是大游行后罢课抗议军警对游行的同学的迫害；第三幕是九个月后爱国同学被军警拘捕；第四幕是被捕后一个月，爱国同学虽被拷打，但终不屈服；第五幕是上海市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仓皇逃走，爱国人士组成的纠察队冲入警备总部，救出一年前被捕之同学，其中一人已壮烈牺牲。论者以为，剧中人物的个性都相当突出：像“大姐”黎之春的稳健沉着，“小妹”舒志芳的纯洁天真，学生会理事甘一坤的冷静坚毅，丁世桢的粗线条作风，冯焕明的旧式书生气质，罗家驹的热情急躁，包适存（国民党职业学生，潜伏伪装前进）的阴险狡诈，胡美奎（国民党职业学生）的狐假虎威，宋江山（淞沪警备总部的情报处长）的骄横暴戾；都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论者认为，《洪流》剧本的写作水平很高，内容方面虽与美国华人的现实社会和切身问题颇有距离，但对学生出身的这一代华人来说，仍有相当亲切之感。只是这一类的剧本，在此时此地不宜经常采用。在美国的华人，切身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例如说，如何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如何争取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如何关心祖国的统一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个美国华人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每一个美国华人都是极有兴趣去了解的。[15]
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以为，不管是《洪流》还是前述作品，虽然未必是当时的现实题材，但还是具有明显的认同倾向性——一方面是对于共产党、新中国的向心和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国民党的背离和反对，像《洪流》中将国民党的职业学生都写成反面人物，联系国民党当局在“保钓”中的表现——特别是职业学生的活动——其实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影射性，是“钓运”向“统运”转化下的产物。
1977年是二·二八事件30周年，2月27日下午，旅居纽约以及附近地区的台湾同胞和爱国侨胞、留学生在华埠格兰街合作大礼堂举行了台湾同胞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前来参加会议者达七八百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为台籍人士，从下午二点至七点，延续了五个小时。鉴于文艺节目最受欢迎，所以主办者有意压缩演讲时间。文艺节目中，首先是《我们的家乡台湾》百余张幻灯片；随着幻灯片的交替，配上了颂赞台湾人民热爱劳动、敢于反抗精神的民谣歌曲，把会场许多来自台湾的同胞带回了他们熟悉的家乡，勤劳俭朴的乡亲面貌一一出现在眼前。也让观众看到，蒋帮为了维护它的反动统治，把宝岛台湾糟塌成一个满目疮痍的地方。”接下去，四位朋友演唱了表现台湾矿工悲惨命运以及盼望早日出头的《台湾矿工歌》。此后，又有两位台湾女演员演唱了《台北桥头乱糟糟》的歌仔戏，表现了台湾农村破产后，劳动力流向城市，却又面临失业的困境。但是，他们有信心，要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奋斗。配上了两位台湾女青年的生动舞姿，这首歌仔戏感动了全场观众，大家报以如雷的掌声。在男女混声大合唱中，先是由男声演唱了1930年代脍炙人口，表现筑路工人斗争精神的《大路歌》。接着，合唱团名团员充满感情地唱出了《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两首曲子，表达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八亿军民对毛主席的思念和解放台湾的决心。
纪念会的“压轴戏”是话剧《庆团圆》，演的是一位从台来美为人帮佣的台籍妇女，如何与她当年参加二·二八起义的丈夫团圆的经过：赖妈从台湾来美国李家当女佣，每月只得工资百元，而她在台湾的儿女，仍要她接济。有一天，李父、子、媳、媳弟和弟妇相聚谈天，偶然从《文汇报》上看到了一篇《赖水旺访问记》，发现赖水旺就是赖妈的丈夫，他是在参加二·二八起义后，回到祖国，现在大陆工作。赖妈惊喜万分，立刻写信给她的丈夫，不久，她收到丈夫从大陆寄给她的信。从此，双方有了联络。但是，李父竟甘为“蒋家海外鹰犬”，向台湾告密，使得赖妈的大儿子在台湾失业，同时又以威迫利诱的手段，阻止赖妈前往大陆与丈夫会晤。可是，这些鄙劣的伎俩皆在赖妈向往祖国、会晤亲人的决心和李子、媳、媳弟、弟妇诸人的支持下，击成粉碎。赖家夫妇终于在大陆团圆了。最后，赖妈在给李家的信中表示：她热烈地希望并确切地相信，台湾不久将重回祖国的怀抱。那时，海峡两岸的所有亲人，都可欢聚一堂，庆祝全国的大团圆。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七百余观众全都为剧中人物深深吸引了。尤其是饰演欧巴桑的女演员，演技出神入化。她说到，30年前“二·二八”之后，她冒着危险到处寻找她的丈夫赖水旺，亲眼看到被“蒋帮”残酷杀害的邻居、乡亲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国民党一直杀到大桥，把血淋淋的尸体丢到河里，一条大河都成了血河，西子湾的海水也都染红了”，而30年来，她连在梦中与丈夫阿旺团聚的念头都破碎了，让不少观众感动得落泪。当官僚商人李登魁说“写那些东西的人啊，要是在台湾，哼，统统送火烧岛”时，全场轰然大笑。这是对国民党轻蔑的笑。剧尾，幻灯片配合了欧巴桑从祖国大陆报导她与阿旺欢聚畅游的来信，最后全场与台上的演员和合唱团团员同声高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把会场气氛带上了最高潮。
应该说，《庆团圆》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其题材的较强的现实性紧密相关。此前的演出，要么改编自曹禺等名家的剧本，要么演绎的是历史的题材，写的是大陆或台湾的事情，而《庆团圆》却直接表现旅美台胞的生活，紧扣的旅美华人的现实关切，包括对国民党在台威权统治的不满和愤恨，成千上万的破碎家庭急待团圆，迫切希望了解祖国大陆现状，和真诚追求祖国统一的心情，等等。如最后一场是二人一起看一封信，这是主角回中国与丈夫团聚时，亲眼看见今天新中国的新面貌，使她对以往的忧虑一扫而空——共产党对她如何？会抓她吗？杀害她吗？她的信就是最好的答案。共产党对她爱护关怀使她深受感动，而她这一趟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正可与台湾生活作一个强烈的对比：她们的子女在台湾受尽压迫，受尽痛苦，而今天中国人民却过着幸福的生活。正如殷勤在《海峡两岸一家人——〈庆团圆〉观后记》中指出的：“这出话剧之所以能够引起全场观众共鸣的原因，主要是它说明了‘海峡两岸一家人’的事实，和粉碎了‘蒋家海外鹰犬阻止两岸亲人团聚’的阴谋。”[16]李萱在《评话剧〈庆团圆〉演出》中也写道：《庆团圆》话剧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家的故事，去反映出中国人民、台湾省同胞包括海外侨胞对于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神圣领土的地方，早日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实现庆团圆的愿望。[17]
“保钓”人士龚忠武《话剧〈庆团圆〉的现实意义》写道：“自1971年钓运开始以来，美东华人先后看过了波士顿华人推出的《日出》、‘纽约文社’的《桂蓉媳妇》、‘纽约剧社’的《洪流》、以及其他业余华人剧社的《家在台北》、《火种》等。每次演出效果都很好，尤其是《洪流》的效果更是出人意表。但就对观众的感染力和感受程度而言，《庆》剧比以上各剧都要来得更强烈、更深刻，标志着留美华人剧运从此进入一个更成熟、更坚实、更生动活泼和更富有创造力的阶段。而其成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现实性：海外华人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内容。海外文艺创作必须反映这种生活内容，同这种生活内容紧密结合，紧密到作品中的人物都好像似曾相识，仿佛是自己的亲戚朋友，紧密到作品中的故事，好像发生在自己的周遭，甚至怀疑讲的就是自己。只有这种具有现实性的作品，才能在观众及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才能使他们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自己投射到故事里头，和作品中的人物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二是教育性和战斗性：所谓现实性，并不是说要反映现实生活中消极、颓废、灰色、享乐的一面；相反地，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积极、乐观、正义、战斗的一面。因为文艺除了具有娱乐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具有教育、鼓舞和战斗的作用。“我们不妨将这个同时具有现实性、教育性和战斗性的文艺，称之为爱国现实主义文艺。这种文艺具有根的，也正是我们海外广大华人现在所迫切需要的。它同在五○和六○年代盛行于海外的庸俗现实主义文艺截然有别；后者是无根的、崇洋的，是我们要加以排拒扬弃的文艺。”“《庆》剧就是这种爱国现实主义文艺的代表作之一；它紧密地同海外华人的现实生活结合，它反映了海外华人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庆》剧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18]
如果说话剧演出毕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演绎，旅美华人这种对新中国的认同和向往，在歌舞剧中得到了更直接的、热情澎湃的表现。创作于1975年10月的《海峡两岸是一家》分为二幕，第一幕有5个片段，其一“送别”——渔民陈金旺要出海捕鱼，与母亲、妻子、女儿道别。其二“渔歌”——阿旺嫂和渔村四个少女以歌舞表达渔家终年的辛劳与愁苦，其中唱到：“月亮爬上槟榔树顶，/咱们的渔船漂泊在大海中，/日日夜夜忙呀忙不停，/祖祖辈辈受尽苦痛，/台湾岛上布满乌云，/台湾人民何时才见光明？”其三“变天与失踪”——雷雨交加，海浪咆哮，台风袭击着台湾海峡，传来阿旺翻船失踪的消息。其四“农愁与矿灾”，演唱了“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为着顾三顿。顾三餐，不惊田水冷霜霜”的台湾民谣，表达了在“捐税几十项，欠债一大空。艰苦做田人，拖磨几年冬”的困境中，期待和争取“快解放，脱离苦海做主人”的愿望；以及“台湾的矿工啊！落炭井，做牛做马啊，乌暗暝。曲龟掘炭啊，莫喘气，每日换来啊，卖命钱。汗流渍滴啊，推炭车，破病无力啊，推不行。真多兄弟啊，冤枉死”的痛苦生活，和“不愿更再啊，做奴隶，盼望早日啊，出头天”的觉悟。其五“悲愤”，演唱台湾民谣“一只鸟仔哮救救”，表达台湾人民过去的命运和要求当家主人的决心。
第二幕则有四个片段，其一“阿旺遇救”——阿旺遇救归来，叙述其死里逃生的经过：渔船海上遇难，他被海浪卷走，昏迷中被大陆同胞救起。其二“祖国新貌”——大陆同胞热情招待阿旺，带他参观沿海农村，看到祖国工农兵合作无间，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其三“同胞情深，共同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演唱“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这首动听的大陆歌曲。其四“团结努力，争取胜利”，演唱了“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芒，风浪也挡不了船儿前进。我们大家快呀快团结紧，冲破黑暗迎来光明！北京的太阳定会照亮台湾省，我们受苦的人要当家做主人！”的歌曲。[19]
《海峡两岸是一家》可说略带故事情节，而麦城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创作演出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则是更纯粹的歌舞剧，由歌、舞、朗诵等环节组成，其特色包括：全新的舞台形式、演出人数众多、爱国主题感人。麦城中国同学会的舞台文艺创作，已有多年历史。1974年9月剧社成立以前也有过几次创作尝试，比如相声和独幕话剧，但规模较小。自从剧社成立后，相继推出《变》（配合朗诵）、《我爱夏日长》、《春到人间》（又名《黎明之前》，配合以合唱）、《四海之内》（配合以合唱，并尝试创造歌词）。这些剧的特点是主题内容和现实相结合，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鼓舞观众，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所有的演出都是集体（包括演员）讨论的成果。很快地，同学们对舞台文艺创作要求越来越高，不能满足于旧有的形式，于是开始向一种新的形式挑战：吸取几年来，舞台文艺创作的经验，比如朗诵、合唱（歌词的创作）、话剧及舞蹈等，要创造和推出一个包罗各项的“歌舞剧”。大家开始编朗诵词、编歌词、编舞、编排演员动作、编制服装和道具、配音乐、照幻灯片（背景用）、字幕设计、舞台及化妆设计等，之后更有练唱、练舞、排演等工作相继展开。“基本上，我们认为处在这丰富的爱国反霸、反封建、反剥削的现实环境中，歌舞剧的形式可以很深刻地把它们描绘出来，并有效地鼓舞着人们走向康庄大道。”[2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全剧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苦难的中国”展示了半个世纪前祖国的苦难——帝国主义的铁蹄任意蹂躏着祖国的河山，在祖国的土地上写着“狗和华人不能进来”，乞丐成群，小孩在街头翻捡垃圾桶，工人们出卖劳力，身上背负沉重枷锁，受着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农民们备尝穷困，孩子们用来填债，最后唱到：“从南到北，山峰重迭着山峰/从南到北，愤恨重迭着愤恨/千万个女同胞沙哑的声音/合成了连绵不绝的雷响/亿万个饥饿的眼神/化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闪电/这将到来的大风暴啊/它将冲向这惨绝人寰的世间！”在西北大学演出时，描写祖国过去苦难日子的一段，令很多观众凄然泪下，以致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令全场观众掌声雷动，历久不绝。第二部分“战斗的风云”中，既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又根据《游击队歌》配上了《游击队舞》，并新编了《丰收舞》。朗诵词中说道：“这里再没有酒醉的外国水兵街上横闯/ 没有外国军舰穿梭来往/没有外国国旗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没有卖笑的妓女在街灯底下/没有乞丐在寒风中颤抖/没有翻垃圾的满身烂疮的小孩/没有欠债的农民，没有饥饿/阳光灿烂，日头温暖/新生的祖国啊！/在和平中成长！”末尾是《歌唱祖国》的合唱。第三部分“爱国反霸”，朗诵词中有：“祖国的北疆有百万豺狼，百万豺狼/正等着机会扑取我们初长的生命/祖国的东南海疆/有无数敌人的军舰在虎视眈眈，虎视眈眈/更把流氓、间谍送入西藏/准备再来一次疯狂的强占”“我们中华儿女啊/我们决不要别人半分领土/也不让敌人抢我一寸河山/我们要提高警觉，挑起保土的重担/我们要吹起战斗的号角/随时粉碎敌人的妄想/让新生的祖国/在曾经用血灌溉过的土地上/平安的成长，平安的成长！”最后是根据《国际歌》改编的《团结歌》，全剧在《国际歌》的熟悉旋律配着“心连心、手挽手/团结起来到明天/大同的世界/就一定要实现”的歌词中结束。[21]
很显然，该剧仍旧延续了将新、旧中国加以对比的视角，而第三部分“爱国反霸”，则明显是“保钓”爱国运动的延续。“保钓”以后出现的这些旅美华人的文艺活动，其主旋律是对新中国的认同，既是旅美华人访问祖国的产物，反过来也将吸引和促进更多的旅美华人（特别是作家和文艺爱好者）前来祖国。像叶嘉莹、於梨华、聂华苓、李黎等在1970年代后期或1980年初前来祖国大陆参访并促进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与此应有密切的关联。
三、叶嘉莹、於梨华的访华观感和新中国认同
这股由“钓运”向“统运”转化而开其端，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接其绪而不断高涨的旅美华人访华热潮，其在文坛的重要成果，是一些知名的旅美华文作家也开始访华，於梨华、叶嘉莹等即是其中最早闻风而动者。
叶嘉莹的《祖国行长歌》，应是作者深觉不用近300行的诗句不足于表达她对新中国的观感及爱戴之情的产物。诗的开头先叙返乡的心情以及初步印象：“三十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作者回到她在北京的旧家，感慨万千：“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末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作者回忆当年母亲早亡，父亲因八年抗战而远在成都，她和两个弟弟靠着伯父伯母的抚养长大，后来因远嫁他方，从此离开故园，将近30年后始得返回北京，此时心情和感觉是：“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家人问起“别来事”，作者的回忆，无形中将仍处于旧社会的台湾与新中国做了对比：“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余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在台湾苦度了15个春秋，“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我夫第一愁眉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后更与家乡亲友联系上，得以返乡探亲”，这时的北京呈现在诗人眼中：“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作者参观长城、定陵，最大的感触是：“千千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可说扣住了新旧中国的本质区别之所在。此后诗人又到了大寨、延安、西安等地参观。在大寨，仍具有今昔对比的视角：“昔日荒村穷大寨，七沟八梁唯石块，经时不雨雨成灾，饥馑流亡年复代。”经过“三冬苦战狼窝掌，凿石锄冰拓田广，百折难回志竟成，虎头山畔歌声响。于今瘠土变良畴，岁岁增粮大有秋”。诗人在延安参观了南泥湾，听闻目睹了“更生自力精神伟，三五九旅声名美，只今南泥湾内五七干校中，犹有干部学员劳动学习继前轨”。在西安，既“缅想先民文化远”，又想起了西安事变，感慨万千。返回美国途中，“复经上海下杭州，凌晨一瞥春申市，黄浦江边忆旧游。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沪杭线上车行速，风景江南看不足，采莲人在画图中，菜花黄嫩桑麻绿。”此后又往桂林，更是一片美丽的山水风光。最后“归途小住五羊城，破晓来参烈士陵，更访农民讲习所，燎原难忘火星星。流花越秀花如绮，海珠桥下珠江水，可惜游子难久留，辜负名城岭南美。”在返美航班上，作者虽有“去国仍随九万风，客身依旧似飘蓬”之感，但更觉此次“祖国行”收获满满：“腐儒自误而今愧，渐觉新来观点异，兹游更使见闻开，从此痴愚发聋聩”。最后诗人总结她此行对于新中国的观感：“所欣长夜艰辛后，终睹东方旭影红。祖国新生二十五年，比似儿童甫及肩，已看头角峥嵘出，更祝前程稳着鞭。”[22]可说既肯定了新中国的成就，又对其前程充满了希望。出于这种强烈的祖国认同，叶嘉莹后来定居于大陆，为中国的文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就可以理解了。
1975年8月2日晚上，美国《华报》举办了一次非正式的座谈会，邀请了诗人叶嘉莹、小说家於梨华和科学家孙至锐（於梨华丈夫）报告他们回祖国访问的所见、所闻、所感。出席座谈会的有王浩、梅子强以及从美东各地赶来参加的文艺界朋友四五十人。三位主讲人的报告以及随后与听众的提问互动，既讲述了他们的访华观感，同时也涉及了一些文艺上的问题，使这场报告会更具文学性。
叶嘉莹先放了约20分钟左右的幻灯片，随后的简短报告中，主要强调了新中国民众价值观念的转变，这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自私观念或社会主义的为公观念来看问题。如她们家原有的住房舒适宽大，独门独户，现在却是很多人合住，成为“大杂院”，住起来很不方便。因此有些人回国探亲出来以后，在报纸上、刊物上就曾流露过失望的心情。叶嘉莹认为，这是一个观点上的问题，如果仍用自私的观点，自然会感到失望。但叶嘉莹的大弟学习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思想后，主动把房子捐献给政府，但这一捐献举动却因大弟没有处理祖产的权利而搁置甚久。叶嘉莹觉得将房子分给大家住，是“一件很合理的事”。因为小时候她在北京，每到冬天，常常看到马路上有人“倒窝”——在路边冻死了，因此，她觉得把房子分给大家住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房子住的，为什么有的人没房子住，而有的人却占据很大的房子，这当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现象。既不合理，当然要改。”又如当时政府要求拆了院墙建防空地道，叶嘉莹也认为：“政府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政府的做法是从当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国防需要来考虑的，所以是没有什么不正确的。有些人从个人的利益着眼，回国之后看到这种情形，免不了会感到失望。这是观点不同所产生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於梨华于当年的5月初至6月中旬访问中国大陆，历经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回到其故乡宁波，然后到桂林，再回到广州、香港，其间喜见30年不见的从小送人的亲妹妹，并从妹妹一家身上，看到祖国一般工人家庭的生活情形和精神状态。妹妹夫妻及大儿子三人月薪合计可达180元以上，家住二楼，有两间房子。於梨华说道：“当然生活程度不能和我们这里比，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到我妹妹有一种非常深的安全感及满足。”这一点在演讲中反复被强调，并说明她给自己的印象之深：“我这个亲妹妹，是属于中国所谓的工农兵阶级，最好的一种双职工。我觉得她代表现在中国很多工人的想法，她给人一种非常安全、非常满足、非常稳定的一种感觉……她是我的亲妹妹，可是我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头长大的，她有一种很满足、很安全的感觉。而我却缺乏这种感觉。”
听众追问於梨华这次回国前前后后哭了七八次，到底是什么事情令她如此感动？原来仍是新旧中国人们生活的变化。在上海他们访问了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解放以前，她的丈夫是一名清道夫，共有七个小孩，其中有三个已经病死的或因营养不良死的。有一次她生产不久就上街买菜，回来之后发现她的小孩身上、脸上，爬满了各式各样的虫子，像蚂蚁、苍蝇……这情形让於梨华饮泣。而现在他们住在工人新村，四个小孩，有两个在上大学，两个中学毕业，已经在做事了。“他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的不知好了多少倍。你们可以想像得到，为什么在她家里，什么都不挂，只挂一张毛主席的相片。因为她说就是他——毛主席给我们这些的。讲到这里，她的眼眶里都在闪动着感激的泪水。……像这样的新村，上海还不知道有多少个。”
於梨华先生的先生孙志锐教授对于祖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科研设备印象深刻。如他为南京大学声学馆的庞大规模感到惊讶：“声学有这样大规模的一间房子，使我吃了一惊。从一楼到四楼都是有关声学方面的设备，和美国大学，即使是一流大学的规模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
也许因为於梨华是著名的小说家，因此除了一般的观光外，她还拜访了祖国的一些作家，并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讨论创作方法，有着文艺观念上的碰撞。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最早的“报春鸟”之一。她想见浩然而未遇，但见到了谢冰心。她了解到，北大文艺创作班学员要到工农兵里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通常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回来之后，把实地的生活经验写成短篇，然后再把初稿拿给原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工农兵看，“这种创作过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复旦大学访问时，又到工厂里见了工人作家，并受赠几个工人作家合写的小说集。他们并就文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文艺为了文艺等问题“大辩论”。於梨华了解了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及学生自编教材的情况，文艺方面的课程包括马列文艺论著选、毛泽东诗词、鲁迅文选，革命样板戏的分析，当代作品的批评，以及创作专题研究等等。在文学观念上，於梨华认为“他们肯定地相信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於梨华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工人作家讨论的话题经常围绕着《艳阳天》。於梨华认为书里头有些特写写得很好，令她感动；尤其是对话，让她感到最满意。但觉得书中男女主角的爱情，过于轻描淡写；男主角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之死，也并没有必要，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并不“妨碍他们的工作和对党的服务”，“让小石头活着，并不会减低萧长春这个人的人格的完整，他的工作的热情和服务的精神的。而且，他把救儿子放在第二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有点不近情理。”到了南京，於梨华观看了样板戏《杜鹃山》，觉得戏里的女主角柯湘是党代表，她的造型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而另一人物雷刚，他三起三落，个性不大稳定，对自己缺乏信心，所以就犯了几次错误，像雷刚这个人是很可信的，但是像柯湘这样的人就不怎么可信，“雷刚这个人就像一个人，柯湘这个人就像一个神，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双方辩论的重点是：於梨华认为要塑造一个美好无缺的英雄形象，要所有的工农兵都向他学习，这是什么人也学不到的，对方却不同意。辩到后来，彼此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妥协，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意见，“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我认为不能只铸造一个正面人物，也要铸造一个反面人物，此外，还要铸造正反面中间的人物。不能说在光明面黑暗面之外，就没有其他种人物了。我说，在光明面、黑暗面之间还有种种不同的灰的那一面。他们通通否认有这个存在，就只有一个光明面。这是我惟一和他们坚持不下的地方。”此外，复旦大学的工人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杂志《朝霞》以及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我拿回去仔细读了以后，觉得写的很好，我一点也没有反感。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中学毕业程度，写出这样水平的小说很不简单”。
有关文艺问题的另一焦点在于大陆文艺路线和台湾文艺路线的区别，其中包括“文艺为政治服务”或者“为文艺而文艺”。於梨华认为：“大陆的文艺路线是前进的。”不过也坦承：“我现在跟他们不同意的地方就是，他们也许没有那么重视文艺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也许我比较西化一点，譬如我比他们更重视文艺创作的技巧，像意识流之类，这些他们是不看重的。当然，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讲技巧。”至于台湾的文艺路线，“由于派别纷杂，很难讲的清楚”，但她对黄春明、王祯和等“专写台湾社会的黑暗面”的年轻作家表示了赞赏之意。面对听众关于祖国之行后对于文艺创作有没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於梨华表示：“我现在的思绪非常混乱，许多事情还有待澄清。不过，我相信以后我写的东西一定会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回来以后，我从前‘为文艺而文艺’的信念现在已经有些动摇了……我觉得他们所讲的都非常有理，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应该作政治的工具。”这其实提示了两岸文学交流对于作家创作的促进作用。
在演讲会上，叶嘉莹也对当时郭沫若扬李白而贬杜甫的说法表示异议。她认为李白是个人主义者，而杜甫更有关怀大众的精神。如果因为杜甫受儒家传统影响更深而否定他，是不公平的。叶嘉莹似乎还由此而得了文艺是有阶级性的结论。[23]
於梨华、叶嘉莹等与大陆文坛的这些交流和碰撞，具有重要的意义。时当“文革”后期，几年后新时期文坛对于此前塑造“高大全”人物形象等文学观念的纠偏，其实稍早就由於梨华、叶嘉莹等所道出。所谓旁观者清，於梨华身处台湾和海外，在其特殊环境下，对于文学创作有另外的看法和经验。可见任何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偏差，往往产生于其特殊的语境，要像於梨华、叶嘉莹所说的，不妨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台湾方面总的说，偏于技巧形式，而当时乡土文学正在兴起，所以於梨华反而对于大陆的文艺路线有认同感。而大陆由于长期过于偏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革”结束后，这种文艺路线很快就就受到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