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辟瑞、张俊国、李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著名现象学家，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哲学杰出学者，美国波士顿学院特聘教授、哲学系系主任，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北京）主席。下简称“莫兰”
访谈人：2017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访问学者、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郑辟瑞；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俊国；文汇报记者李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7年6月、2018年5月、2018年8月15，面访
因为对海德格尔的深度研究，将学术源头上溯到中世纪宗教下承到现象学的胡塞尔；因为追求对现象学的完整理解，不仅提出并践行“世界现象学”的理念，而且尽其所能搭建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作为国际哲学联合团体（FISP）主席（2013-2018），2017年8月13日，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倒计时一年之际，德莫特·莫兰在致辞中热情地邀请全球哲学人来到北大这个曾经的皇家园林漫步、交谈和彼此倾听，共同奏响哲学的交响乐。
在世界哲学大会召开前的三个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65岁的莫兰几乎处于“飞人”的节奏，而这几乎就是他近五年的常态。2017年，他有多于24次的国际飞行，有时一天跨越几次时区，即便如此，莫兰教授依然神采奕奕而不耽误任何科研和教学。他的高超的协调能力常常体现在能尽快地回复上百封邮件，同时安排好FISP、英国康德协会、爱尔兰心灵哲学学会和现象学领域的繁忙事务的沟通协调，对手头7位来自各国的博士和博士后一一辅导，并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而所有和他交谈的师生、学者，都会惊讶于莫兰的博学和扎实功底，从中世纪哲学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他都娓娓道来，让人感叹莫兰难道是在耶鲁呆了20年而不是12年吗？不仅如此，莫兰的细心体贴也让人惊讶，一位印度学者求索莫兰20年前所刊文章，莫兰能告诉学生发来的电子版少了2页；而到访中国，莫兰不仅邀请司机同桌，还会让弟子把笑话翻给他听。
去年圣诞节，莫兰前往海泳似乎道出了高强度“中国节奏”的秘诀。昨天上午（2018年8月15日），记者在世界哲学大会现场专访了这位多面向的现象学家，从都柏林到北京，立体的莫兰展现在面前。
01 欢迎加入WCP北京哲学交响乐
文汇：作为2018年8月北京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在大会临近之际，在校园里很少看到您的身影了。您从2013年雅典大会上被选举为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北京世哲会的主席，可否分享一下，北京世界哲学大会除了在人数、场次这些有形处取得空前突破外，从无形处有何新特点？
在人数、场次、类型，尤其多样化上，均取得重大突破
莫兰：确实，有形的突破很震撼。首先，7000人参会，北京大会的人数是“空前的”，我想也应该是“绝后”的。具体细节此前新闻中都已报道过：大会共设5场全体大会报告，10场专题会议报告，7场捐赠讲座，99个分组会议，以及其他116场特邀会议、156场圆桌会议、98场协会会议，以及160场学生会议，来自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的哲学家代表及哲学爱好者前来参加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5000多篇。第二，最大的挑战在于，在举办前两个多月，中国组委会决定改变会议地址——从北京大学迁至国家会议中心，此事完成的高效令人叹为观止，我想，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第三，你也看到了世哲会是开放的，它鼓励全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广泛参与，这在提问中可以看出。第四，明天（8月16日）是学生专场，其热烈程度已经可以预见。因此，人数、规模、广泛度、活跃度，都已经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从无形处而言，我们一直在尝试推进哲学的多样化，虽然这很难。以中国为例，按历史年代，它有先秦哲学、汉代到清代哲学，还有现代中国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从类别而言，它有儒学，也有道教和佛教，这些都是必须包括的传统部分，这些传统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意识到，还有其他大陆的哲学，除了每次的非洲哲学场外，还有南美洲和澳洲。甚至还有哲学和口头传统，这意味着也包括了尚无文字的人们，他们也有自己的智慧传统。刚才9点钟，我去听了全体大会“社区”场，第一个发言的是美国的安乐哲，第二个就是尼日利亚哲学家，体现了哲学的多样性。
最早受数学家的启发，他们开会讨论新世纪要解决哪些问题
文汇：通过去年启动大会的传播，和目前官网及北京组委会公众微信的不断更新，我们大体了解了这场起源于1900年的大会的历史，按时间算来，应该是26届现在却是24届，您能分享长达118年历史中的特别故事吗？
莫兰：第一次会议是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它的灵感来源于几周前在同城召开的国际数学协会会议，说效仿也一样。这次数学会议很有名，一位非常重要的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做了一个报告，谈到迈入20世纪之际，数学中还有什么问题有待解决。他是胡塞尔的同事，这激发了哲学家们在世纪之初去做类似的事情。因此，首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哲学中还有什么问题仍然有待讨论。
当时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参加了巴黎会议，包括柏格森，还有其他哲学家，比如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等。伯特兰·罗素说那次大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他遇见了意大利逻辑学家朱塞佩·皮亚诺（Giuseppe Peano）。
参加者大多数是欧洲哲学家，后来是当时所有世界哲学家的最重要的会议——美国人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参与进来。1934年，纳粹政府在德国上台，他们禁止胡塞尔——他是犹太人——参加当年的布拉格大会。胡塞尔写了一篇文章寄到布拉格，由他的学生帕托契卡（Jan Pato?ka）宣读，帕托契卡后来成为捷克非常重要的哲学家。1937年在巴黎举行，本来海德格尔要去，但是在德国代表团内部有争执，所以派了一个纳粹代表，美国人就站出来抗议。恰逢战争，暂停了世界大会。战后决定恢复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大会作为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保罗·利科（Paul Ric?ur）和其他人也都参与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第24届——理论上我们本应该是第26届。
东西方对话路长且阻，需要语言、概念工具、偏见、媒体公正的突破
文汇：东西方哲学的对话，北京世哲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您曾做了很多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沟通，作为一个现象学家和FISP主席，您觉得这种对话和沟通要达到较健康的境界，还有多长的路？
莫兰：东西方哲学的沟通和对话的确是个复杂和艰难的事业。在我看来，我们至少需要四个阶段的突破。
首先是语言的突破。英语目前是世界通用语言，也是普遍的学术语言。但是，中国和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文就是使用量最大的语言，在印度，知识精英们使用英语，但民众用印度语。如果要进行跨文化教育或者交流，我们必须引入更多的通用语言。
第二个阶段是概念工具的突破。传统的哲学术语都是从希腊传承而来，也变成了当今西方哲学的传统，比如，形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但是在这次北京的哲学大会上，我们谈到了中国传统的“仁”，非洲的UHBANTU，佛教的“心”，还有“LOVE”，如果依然用西方的概念去解释，就又进入了形上学等框架，那么他们的原创性内涵就会被消解，因此，我们就需要新的概念工具。当然，也并非所有传统都具备产生“概念工具”的能力。
第三阶段是对多元传统的尊重。从诠释学角度而言，正如我在开幕式的致辞中所言，我们不能预设对方没有相同的理性，比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丰富的思想文化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样就无法运用多元传统中的资源去丰富和解释哲学。
第四阶段是大众媒体的片面性的突破。当下大众媒体因为传播上的强势影响会去灌输一些观念，如果这种灌输是“one-side”的，有些被遗忘的声音就不再被公众听到。
当然，时间有限，我无法一一陈述需要突破的障碍。总之，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此，更值得我们去努力。
后人类过于科幻，“人无异于动物”过于还原，“学以成人”值得讨论
文汇：的确，这条路需要全球学人共同努力。这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是怎样确定的，您如何理解？
莫兰：世界大会的论题，总是尝试强调我们人类应面对全球问题。而许多全球问题，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单独解决，这就需要各种文化交往，全球交往。这正是世界大会和FISP的工作。
“学以成人”这个主题来源于杜维明教授，他原来在哈佛大学，2009年回到中国的北京大学，他被选为FISP指导委员会的成员。2013年我们在雅典确定北京的大会主题，会上收到大概16个不同的提议，比如形而上学、存在、非存在、居间哲学，但是杜维明作为儒家想到了“学以成人”，意思是我们如何成为完整的人。
在西方，最早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着一个假定，我们知道人是什么；在启蒙时代，在康德或者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现在我们通过技术有了超人类（trans-humanism），不仅是从男人变成女人，而且人类在技术方面有优化的可能性，这样就存在着新文化类型、后人类的可能性。关于这方面的伦理学是个大问题。
所谓超人类主义者或者后人类主义者，他们想要推进这一转变，这是关于人的科幻观点；另一种运动说称人类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把它视为令人担忧的还原主义，这也意味着，“人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决断。
任何关于人的讨论都可放在自我、社群、自然、精神、传统五个维度中
文汇：因此，“学以成人”可以充分沟通东西方哲学。
莫兰：对，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人是什么，这是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无论在孔子、亚里士多德还是在柏拉图那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人的典型特征？这些问题都被追问。
因此，人的分布就有这样五个方面：自我、社群、自然、精神以及传统。如果你说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人是历史的产物，人类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就可以在与传统的关系中来讨论；如果你说人只是像自然一样，是在自然之中的动物，那就是自然部分要讨论的；社群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应当生活在何种社会之中？比如，儒家尤其强调家庭关系；而柏拉图主义，至少《理想国》里的柏拉图想要废除这些家庭的束缚，因为他认为它们太局限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带离开，受到公共教育，以便每一个人都会为国家而工作，会爱彼此。
我近年来知晓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和研究人员的年轻化
文汇：这些年，您每年至少要去中国两次以上，与中国的同行有着持续的交流，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家？
莫兰：首先，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中国哲学是如此的多样。中国的大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的学科研究，也有道德哲学、美学和逻辑学这些领域的专门研究，中国还有物理学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其他一些领域，比如教育哲学、儿童教育哲学。今年大会里就有儿童哲学的话题，他们是教孩子哲学的哲学社团，有特别的教材。
真正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在中国现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大部分研究者都很年轻，各种哲学兴趣也有了巨大的增长。不过这种多样性的研究者，通常只关系到少数几所大学。
文汇：西方是否也多样化，存在根源于少数高校的现象吗？
莫兰：情况也是这样。比如，在某种意义上，在巴黎大家都经过了索邦——不过利科没有；英国从事哲学的每一个人起初都来自牛津和剑桥，不过现在他们可能来自爱丁堡或者伦敦，铺展得更宽了。像在都柏林，很多教授仍然是从牛津、剑桥、耶鲁、哈佛获得学位，去具有强大传统的地方是有优势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小或在于中国哲学的输出速度慢于接受速度
文汇：中国哲学家对研究西方哲学很感兴趣，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家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少很多。您觉得这种状况以后会改变吗？
莫兰：是的。我不知道这种境况会不会改变。我想到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风格，中国人很擅长于此。问题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优秀的古典哲学家，为了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你要去希腊，要读希腊文，而评注又是德文的，所以你还要读德文，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我很肯定中国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由于语言优势和地理优势，很容易进入“单语主义”，但欧洲并不如此。美国确实需要走向多样化，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需要了解中国哲学，但中国存在您所说的现状——学习西方的速度远远快于向西方输出优秀的中国哲学人才的速度。我想，现在应该到了打破这个不平衡的时机了。
02 哲学轨迹与贡献
文汇：感谢您带我们进行了世界哲学大会之旅。现在我们回到您的哲学生涯。您怎么会选择哲学的？
在都柏林大学学哲学是因为兴趣，可能无法找到工作
莫兰：我选哲学要感谢我的母亲的勇敢——当时学哲学可能找不到工作。我获得奖学金进入都柏林大学时，母亲认为我应当学习医学，而我想要学习英语文学和数学。后来发现不可能拿到这个联合学位，我选了攻读英语和哲学的联合学士学位，尽管我非常擅长数学。毕业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英语系办公室门外正好有一张耶鲁大学奖学金的海报，所以我就申请了，然后就得到了。这样，我去了耶鲁大学，他们问我想研究哲学还是物理学，因为我已经学过物理学，所以我说：哲学。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海德格尔，由此涉及了中世纪哲学
文汇：1972年到1978年，您在耶鲁大学进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在那里走上了现象学的研究吗？
莫兰：不完全是。我的导师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是海德格尔专家，他是参与海德格尔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唯一的美国哲学家。我在耶鲁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是1976年5月，在那个月海德格尔去世了。导师就说，别写海德格尔，他的著作太多，写博士论文会有困难。他建议我看看埃克哈特大师，因为海德格尔受到埃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的影响。
当我回家过圣诞节时，在都柏林书店里，我发现了爱留根纳（John Scottus Eriugena）的著作，他是爱尔兰早期哲学家，但他对埃克哈特有重大影响。所以我就研究爱留根纳。海德格尔主张，存在问题在中世纪被遗忘了，但是爱留根纳关于存在与虚无有很长的讨论，所以我在论文中说，海德格尔对哲学史的这一解释是错误的。
当时，我参加了导师哈里斯关于海德格尔的所有课程。我认识很多海德格尔研究者，比如德国的珀格勒（Otto P?ggeler）、慕尼黑的亨利希（Dieter Henrich）。1989年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依靠DAAD奖学金在慕尼黑跟随拜尔瓦尔特斯（Werner Beierwaltes）学习。在哈里斯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注释中，他因为我给他解释了一些事情而感谢我，是关于“大地”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意义。
所以，准确地说，我的论文首先是想要致力于海德格尔研究，而不是中世纪哲学。
新世纪前后，为了研究海德格尔出版系列胡塞尔书稿
文汇：那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现象学的？
莫兰：首先在耶鲁大学，我修了所有的现象学课程。凯西教现象学，卡尔（David Carr）也是我的老师。实际上我也听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课，他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做访问教授。我一直读海德格尔，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我开始读胡塞尔，出版物都是从1996年或者2000年开始，比如，我的2000年出版的《现象学导论》，它已由李幼蒸译成中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胡塞尔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因为我对海德格尔将现象学解释为让事物显现自身很感兴趣，所以我想，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观点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开头部分有关于现象学的讨论，他感谢胡塞尔及其《逻辑研究》，尤其关系到“范畴直观”的概念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过头来研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这本书当时脱销了，所以我就跟劳特里奇出版社联系，他们说要做一个新版本。后来，我为胡塞尔《逻辑研究》新版写了导论，再后来，我为胡塞尔的《观念I》的英译本写了导论，这样，我就以研究胡塞尔而为人所知了——特别是我在2005年出版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者》。
在现象学上，我处理四个主题：意向性、意识、具身性和交互主体性，这些是核心的现象学主题。1990年代我写了大量关于意向性的论文，也与分析的心灵哲学对话，其中一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影响的文章《布伦塔诺的论点》（Brentano’s Thesis）发表在分析哲学的杂志上。1996年我成为英国心灵联合会主席，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协会之一，好像是创立于1886年。
常去英国各高校讲现象学，也邀请美国分析学家来英伦交流
文汇：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您只看作现象学家，其实和心灵哲学、分析哲学沟通都很密切？
莫兰：我的一个目标就是促成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对话。1990年我创立了《国际哲学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你们可以读一读创刊号就明白了我所说的“意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对话”。我的感觉是，对话应当围绕某些概念，尤其是心灵哲学，比如意向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讨论意向性，而在另一边，丹尼特、塞尔、普特南，很多美国的分析哲学家也讨论它。
我总是捍卫现象学的思路，尤其是先验的思路，而分析的心灵哲学则大多是自然主义的。我写了一些文章，是关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很多人都想自然化现象学。扎哈维（Dan Zahavi）和我都反对这一点。这些文章很有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我定期参与英国现象学协会，1985年还在爱尔兰组织了一次对话会议。我经常受邀去英国的大学——牛津、剑桥、埃塞克斯、曼彻斯特、伦敦大学——解释现象学。因为他们是分析哲学家，但是他们在处理相同的概念，比如意向性、意识和感知，他们总是问我，胡塞尔对此说了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开始更多地研究胡塞尔，当然后来也研究海德格尔。
作为爱尔兰皇家协会哲学委员会主席，我邀请德雷福斯来都柏林，也邀请了丹尼特、塞尔和普特南，并且建立对话。
分析哲学家要去读现象学的几个理由：两者有共同的根
文汇：所以您和分析哲学家有很多交往？
莫兰：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我编辑了大型的《20世纪哲学劳特里奇指南》，我试图平衡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实际上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想做哲学，你就必须两方面都读。康德之后分裂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但是它们在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近代欧洲哲学史中有着共同的根。只是分析哲学对科学、对科学的成就更敏感，他们更加意识到心理学、计算机的发展，意识到与科学的遭遇；而欧洲哲学传统则更加朝向文学、人文科学，梅洛-庞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艺术感兴趣。
文汇：您能否给我们几个理由，或者给分析哲学家几个理由去读胡塞尔呢？
莫兰：我认为，胡塞尔没有分离开意识的不同主题，而是将它们看作相互关联的，而直到近来哲学家们才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分析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感知，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将它和想象、回忆联系起来。而胡塞尔思考和谈论感知时说，感知中包含了想象的因素，想象桌子的另一面看上去的样子，所以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梅洛-庞蒂所谈论的交织。
此外，我认为，现象学的要点是，你必须描述，必须在你试图解释之前描述经验，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否则你会陷入还原论的解释。分析哲学，尤其是近一百年来心理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行为主义的主导，他们不想谈论心灵。
文汇：我们可以说胡塞尔是两个传统的代表吗？
莫兰：他对两个传统都有巨大的影响，许多人愿意称他为首先是分析传统的哲学家，研究胡塞尔的哲学家认为，胡塞尔来自布伦塔诺，影响了塞尔、丹尼特和金在权（Kim）等分析哲学家。他们认为问题始于海德格尔。现在人们意识到，比如威廉姆森（Tim Williamson）就写了关于含糊性的东西，人们意识到，不管语言有多么精确，你都需要胡塞尔所谓视域的弹性、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你和他人交流时，存在着不确定性的视域来设定语境。
文汇：你无法获得精确的数据。
莫兰：是的，你无法具有他们认为以笛卡尔式的数学风格获得的精确性，这样，我们需要承认更加复杂的结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结合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
现象学过于注重文本分析，容易成为新的经院哲学
文汇：有些人批评说，现象学研究过于注重文本分析，逐渐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和重要性，而成为某种新的经院哲学，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莫兰：我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我去年去世的朋友恩布里（Lester Embree）曾经批评胡塞尔学者，说他们不是在做现象学，而是在做语文学，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东西。这是真的。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往往最后会变得和海德格尔有一样的腔调，他们最后都谈论事件（Ereignis）、存在的意义、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等等，这就变成了一种经院哲学。
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能够抛弃某个传统的技术语言，运用另一个传统的语言来言说：他们用这个概念表示什么，这是我们所意指的。或者说，他也能够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和理解。而且我认为，最好的哲学家都能够这么做。如果你只是重复胡塞尔的文本，你就只会造成更大的迷惑。
文汇：这是真正的考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你就应该能够撇开技术性术语，作出更加清晰的解释。
莫兰：对的。比如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有六七个，甚至更多不同的意义，所以这个词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我认为，你的确需要尝试尽可能多地读胡塞尔，但你也必须坐下来，试着剖析所有这些不同的含义。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以及其他人都从胡塞尔那里拿来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以一种非常相对主义的方式，推进一步来说：有很多生活世界，它们是完全分离的。
现象学是共同的事业，如同科学家们一起处理同一个问题
文汇：作为现象学家，您做了很多工作来促进现象学的发展，比如，您一直在编辑“现象学指南”系列丛书，组织了许多大型会议，所有这些都是全球现象学家共同的工作。这是否可被理解为一种胡塞尔式的“工作哲学”实践？
莫兰：是的，完全正确。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共同的事业，现象学要与其他人共同实践，在这种意义上，他更像是一起工作的科学家的典范。科学家们一起处理一个问题，即便他们在莫斯科、巴黎、伦敦、北京处理延期偿付。胡塞尔认为，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做现象学，他使用了希腊语词symphilosophein，意思是一道哲学思考。
实际上你可以赞赏恩布里，他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发现，在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做现象学，但彼此没有接触，而他们之间又有着各种关联。所以，他建立了一个现象学诸组织的组织（OPO）。我参加了在捷克布拉格的第二次会议，遇见刘国英、张灿辉、关子尹以及其他来自香港的哲学家。2006年在香港举办了第三次OPO会议，我第一次遇见来自中国大陆的哲学家，靳希平于2011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关联会议。所以，这整体的理念就是要建立一种世界现象学。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观念。正如你们所知，我最近在组织会议，正在聚集大量的世界级的现象学家，让他们相互认识。这对于你们来就说更方便了，因为你这一代，都在互联网上相互关联，你们应该有着更为全局的理解。
未来计划：将在波士顿学院继续现象学和诠释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
文汇：您是波士顿学院哲学系主任，这次世界哲学大会后，您有何打算？
莫兰：是的，今年夏天我会从都柏林大学退休，明天（16日）FISP会选出新的主席。我这个年龄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笑）。移师至波士顿学院后，我还会继续我的研究，在现象学和诠释学领域中，跨文化研究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