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政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极右翼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极右政党势头进一步上升，极右政党在选举中赢得相当比例选票，左右选情，威胁主流政党的情景呈现扩散和常态化趋势。不过，就目前状况而言，极右政党还受到选举制度、执政转型和国际舆论的制约，直接威胁欧洲政局稳定的危险前景还难以出现。
极右政党的表现
2000年后，极右政党已经先后在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瑞士和丹麦有过联合执政经历。德法英三大国中，法国的情况最糟糕，2012年5月的法国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选举获得17.9%的有效选票，极右政党超过极左的左翼阵线，成为法国第三大政治势力。英国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的不列颠民族党取得突破，赢得两个欧洲议会议员席位。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对极右政党和新纳粹比较警惕。德国总体上极右政党在政坛上不算活跃，其政策主张也不太极端，但社会层面上情况并不乐观，德国情报机构估计该国的极右翼分子已经达到2.5万人，前东德地区的极右翼犯罪极其严重。
北欧是极右政党的“活跃区”，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曾一度拥有179个国会议席中的25席；瑞典民主党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5.7%的选票，第一次进入了国会，占有349个国会议席中的20席；在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竟然赢得超过1/5的选票，它的民意支持率达到16.9%。荷兰的极右翼新自由党曾一度占据荷兰第三大党的地位，2012年4月，正是由于新自由党（PPV）反对联合政府为应对欧债危机提出的削减赤字计划，才导致内阁集体辞职，不得不重新进行大选。欧债危机提升了极右政党的民意支持率，除了法国和荷兰之外，在2012年希腊这个重债国的关键大选中，带有强烈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党派“金色黎明”在第一次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得近7%的支持率，首次进入议会，占据了21个议席，这是自1974 年希腊军人独裁政府被推翻以来极右政党首次进入议会。在意大利，主张北方应当同南方分离的极右政党北方联盟曾长期是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执政盟友，对意大利的政策走向有较大影响。
目前看来，除德国和西班牙之外，全欧范围内极右政党都趋于活跃。极右政党对欧盟各国的政策及政策走向也已经产生一定影响。丹麦2011年5月决定将在丹麦全部边境重设永久性边境检查站，加强边境管理，这直接违反了丹麦自己签署的《申根协定》，遭到了欧盟和欧盟各国的批评。丹麦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主要是极右政党人民党对执政联盟其它政党提出强烈的要求。芬兰2011年8月份提出如果没有抵押品担保，芬兰可能会退出希腊救援计划，这背后也有芬兰正统芬兰人党活动的影子。2012年荷兰新自由党网站号召荷兰民众举报中欧人、东欧人“令人讨厌”的行为和抢占（荷兰人）工作机会的情况，遭到包括捷克、匈牙利在内的东欧10国大使的抗议，但当时的荷兰首相由于需要新自由党的支持，对东欧国家的抗议只能不予回应。极右政党的间接影响是主流的中右翼政党为争取选民，政策向极右靠拢，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移民问题上，设立移民与国家认同部，率先通过了限制伊斯兰头巾的法律，并宣布，在巴黎街头祈祷将被列入违法行为，如果穆斯林或其它宗教的信徒违反新法令，警方将动用武力执法。
极右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抬头的原因
所谓“极右”，是指思想意识上偏离自由主义，摒弃宽容的价值，转向自我封闭，排斥其他族群，极端的话会变为种族主义。极右思想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已经引起世人的注意，2011年7月挪威的于特岛惨案， 77人被极右翼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射杀，是为二战以来挪威最血腥的凶案，这在个案层面揭示出极右思潮的危害。组织化的欧洲极右政党当然更加理性，但它们的政策主张仍具有动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效应。
欧洲极右政党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两点：第一是反移民和反对多元文化。有些极右政党仇视穆斯林，诋毁伊斯兰教。比如荷兰新自由党的创始人维尔德斯就将《古兰经》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试图使该书在荷兰成为禁书。这些政党宣扬由于北非和阿拉伯移民涌入欧洲，欧洲正在变得伊斯兰化，因此欧洲不能继续宽容地敞开边界，必须关上大门。丹麦右翼民粹主义者皮娅·凯斯高说“我愿意与我的邻居友好相处，但在我们之间应该有一道篱笆”。另外一些极右政党和人士在移民问题上用比较实用主义的说法来吸引选民，比如玛丽娜·勒庞就采取了不同于其父亲让-马利·勒庞新纳粹式的口号宣传，而改用比较温和的语调，她说移民问题是因为“让任何人都进来，我们承受不起”；她并非“反对伊斯兰”，而是反对违背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社会“伊斯兰化”（她曾将穆斯林当街朝拜与纳粹占领做比较，引起过风波）。
极右政党的第二点核心主张是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极右政党的经济政策极为保守，主张闭关锁国。比如玛丽娜·勒庞就认为法国无法同中国竞争成本，最好是重树边界，收回货币发行权，实行竞争性货币贬值，重新振兴法国工业。极右政党的民粹主义立场决定了它们对欧洲一体化是极为抵触的，它们反对欧元，反对对负债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救援。
近年来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化恰好为极右政党和极右势力提供了攻击的合适靶子，帮助极右政党争取选票。首先，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对欧洲福利国家体制造成冲击，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医疗福利受到影响，原有的福利模式难以为继，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增强，这为极右思潮兴起提供了土壤。部分人认为与其开放，不如回归传统的自我振兴的道路上去。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后，各国政府紧缩开支，减少公用事业单位岗位，削减福利，提高退休年龄，但同时多数欧洲国家又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这样造成的社会后果就是失业率高企，众多陷于贫困或是失业境地的青年人和白人工人很容易被极右政党的极端说法吸引。
其次，欧洲的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不断增多（北欧地区增长速度尤其快）。欧洲已经进入晚期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很高，而服务业的大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填补。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本国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不突出，经济危机状态下，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劳动力占据了一些底层白人的工作职位，就引发了欧洲旧有的排外传统回潮，使得种族主义呈抬头之势。
再次，欧洲主流社会自由宽容的价值理念有所动摇，欧洲引以为傲的多元一体文化模式受到冲击，欧洲各国的政治宽容度都在下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说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完全失败”，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承认“国家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灵”。法国在萨科齐执政时期状况更加糟糕，萨科齐自己就曾多次发表对移民不宽容言论，不断收紧移民措施，甚至扬言退出“申根协定”。2007年法国移民史中心成立，目的是向民众介绍多元文化，防止排外主义。但萨科齐却表示，他对这些多元文化传递出来的晦涩信息毫不感冒，也拒绝就冒犯移民言论道歉，还公开宣称对法国殖民史绝不遗憾。
从政治角度看，极右政党崛起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面对欧债危机，民众对各国执政政府和政治人物普遍不满，认为他们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得力，在选举中希望看到新鲜面孔。据2011年英国《卫报》、德国《明镜》周刊、波兰《选举日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在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等国进行的问卷调查，只有14％的欧洲人对执政者掌控局面抱有期待，78％的欧洲人不抱很大期待，或没有任何期待，90％的欧洲受访者“不是非常信任”或“完全不信任”各自国家政治人物的诚实和正直。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在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之下，欧洲主流政党，无论中左还是中右，都出现政策趋同的趋势，政策相似度增加，常常相互借用对方的政策主张，这也让一部分选民失去兴趣，将手中的选票投给虽然激进但不一样的政党，如极右政党。
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走向
极右政党虽然在欧洲政坛的上升势头很快，但暂时还无法撼动欧洲现有政治格局，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欧洲国家选举制度多采取比例代表制，在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会在议会中得到超出其选票所占比例的议员席位。目前即使在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极右政党也只能占据第三、第四名的位置，按照比例代表制，它们在议会的席位要远低于其选票比例，这样选举中领先的主流政党可以将其排除出政府，或在联合政府中赋予其不太重要的角色位置。第二，极右政党也要面临执政转型的问题。作为在野党，极右政党往往发出耸人听闻的批评呼声，但进入联合政府后，它们要理性得多。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艾克曼（Tjitske Akkerman）的量化比较研究，自1996年至2005年，欧洲入阁的极右政党的政策主张与中右政党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极右政党的极右政策还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指摘，承受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压力。2000年奥地利极右政党自由党即将进入联合政府，但在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欧盟对奥地利进行“政治制裁”后，多次发表肯定纳粹德国言论的自由党主席海德尔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职位。
欧洲债务危机造成欧洲的执政危机，2012年欧洲国家选举中，绝大多数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均以失败告终。欧洲的主流政党的选票被提出极端方案的极右或极左政党分流，欧洲政坛陷入“碎片化”，这种较为无序的状况下，欧洲极右政党势力得到扩展。不过总体来看，其发展仍处在可控范围内。丹麦和荷兰在2011和2012年大选后，极右政党都被“请出”内阁，失去对政府的直接影响力。法国社会党奥朗德上台后，推行左派改革，与极右政党也划清了界限。
原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2期（《红旗文摘》2013年第5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