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藤野先生》的主人公藤野严九郎，不是在仙台，而是在靠近日本海的福井县一个乡村里默默故去的。从日本铁路的芦原温泉车站一出来，就能看到一栋藤野家老宅改装而成的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因为《藤野先生》的文学魅力，藤野严九郎不仅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人，也是日本学生所知道的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竹内好翻译的《藤野先生》先后被筑摩书房、三省堂选为“高中国语教科书”的现代文课文。金泽大学的上田望教授，经常带着学生或者中国友人，驱车一个小时到纪念馆参观。每次他都在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塑像前感叹，如果当初鲁迅把另外一个教授写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纪念馆建在金泽。
那个被鲁迅忽略了的另一个教授，就是敷波重次郎（一八七二至一九六五），金泽人，鲁迅仙台时期的解剖学老师。
《藤野先生》这样描写恩师的登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全文始终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叫什么名字。
七十年代，日本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曾经遍寻当年周树人在仙台的日本同班同学，请他们对照《藤野先生》谈谈印象中的周君与藤野先生。老同学们一致指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这没错，然而，最初并非骨学，而应当是解剖学史。后来讲授骨学的也不是藤野，而是敷波重次郎（后改名为“敷波重治郎”）教授。
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九〇四级新生开课第一天，第一堂课是敷波先生的组织学理论，下午第六堂课，才是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史。用今天的话说，敷波先生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毕业于名校第四高等学校，又在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三年，他的绝技是双手持粉笔同时画解剖图和板书，他的课堂全部使用流利的德语教学，“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给学生们摆迷魂阵，而是为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气氛，激发他们学习西洋医学的好学心，真可谓用心良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仙台における.迅の記録），平凡社一九七八年版］。
大学的第一节课，新生们在讲台上敷波先生的炫目光环照亮之下，仿佛洞见到自己未来作为医学者的光明道路。而一百一十一名新生之中，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周树人，则似乎并未感受到这轮耀眼的光环。二十二年之后，一九二六年十月，当鲁迅在厦门岛的灯下回忆仙台的求学生活时，记忆的聚光灯却对准了开学第一天下午上场的藤野先生。
敷波比藤野早一年到仙台医专任教，从一九〇二年开始，新生一年级的级长（班主任）由敷波担任，藤野是副级长，这样的搭配持续到一九一五年藤野的去职。按第一学年的课表，敷波讲授六门课，藤野讲三门课。若以授课时间而论，敷波明显多于藤野。鲁迅同班同学名古屋长藏一九三七年寄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当时敷波、藤野两位教授也许是出于对唯一的外国留学生的同情，有时把周树人叫到自己的研究室，问他是否明白了。
风格迥异的两位先生
鲁迅初至仙台就遭遇了一件生活上的烦心事，这还是因为藤野先生引起的。副级长的职责之一是担任学生在外租房的保证人，兼管学生生活。鲁迅先是住在一家叫“佐藤屋”的旅馆，条件还不错，“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藤野先生》在主人公出场之前，有这么一段生活描写。由于鲁迅含糊地用了“一位先生”来指称，好似别的不相干的人。
一九三七年四月，同班小林茂雄曾写信给藤野先生报告鲁迅的死讯，藤野先生回忆说：“从宿舍的安排到日本语的会话，虽然做得不周到，还是给了一些方便。”对于这个好心安排，周树人在一九〇四年的当时心里是抗拒的，写作《藤野先生》时仍是如此。然而文章伊始就写了老师的不好，那么下文就不好再写正面形象了，因此，文章在“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那里虚晃了一枪，直往藤野先生的喜剧性出场而去。
不仅是留学生周树人，所有上过课的日本学生都对于“缓慢而极有顿挫的声调”的藤野式开场白印象深刻，他们形容为“汉学师匠”。藤野先生犹如落语（日式相声）的老艺人（师匠），以一种旧时儒生朗读汉学经书的声调开场云：“解剖分腑之事，乃初学者入医之门而须臾不可离开者。”其时藤野先生不过三十岁，老派作风却令周树人误以为他是老夫子，这大概与藤野家的家风有关。藤野严九郎一八七四年诞生在福井县坂井郡五代行医的“兰医”世家，兰医指的是十七世纪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欧洲医学。藤野祖上好几位祖先曾到大阪跟随兰学大师学医，解剖学对于藤野来说就是“家学”，《藤野先生》提到“有几本是线装的”，那是他当医生的祖先们传下来的常用医书。
藤野先生的文言文腔调里还夹杂着浓重的北陆口音，常常被日本学生私下取笑。同样来自北陆地区的敷波仿佛是作为藤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出生在金泽市区的商人家庭，学生评价他“非常有都会气息”，万事积极，体育全能，尤其擅长击剑，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相比之下，藤野就是个乡下人，万事严谨，厌恶体育，不会说德语，只能用浅白的日语上课，这在崇洋的学生中反而是受到轻视的。学生们常常以开联欢会为由向藤野先生请求捐资，拿了钱回头又不请他参加。倒是敷波先生，每次都受邀参加学生们的各种聚餐。周树人在仙台那一年半，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举行日俄战争祝捷会，同学们说最好是把藤野先生的课时用来开会，于是班代表经常去找藤野要求调课，他虽然露出很为难的脸色，但最终每次都同意了。
敷波与藤野的人生简历有很多交叉点：两人年纪相仿（敷波年长两岁），同样来自北陆，一八九七年各自辞去所在大学的助教工作来到东京帝国大学同一个解剖学部门进修，又得到同一位教授大泽岳太郎的推荐到仙台医专任教（三宝政美：《另一位解剖学教授敷波重治郎先生记事》，松田章一：《曾教过鲁迅的敷波先生》）。现在福井县文书馆仍保存着藤野先生找工作时的几封信，他先是向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求职，收到拒信，后又拜托大泽岳太郎教授给已入职仙台医专的敷波写信，要求其向校长推荐。在敷波力保之下，藤野于一九〇二年入职仙台医专，担任讲师，与敷波共同讲授解剖组织学课程。
虽然同台授课，但两人的生活面貌又有着天壤之别，一九七三年，“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采访了七名周树人的同学，采访者有意地引导受访者比较两位先生的情况，有些细节颇耐人寻味。敷波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一千元，而藤野在教授里面是最下层的十二级，月薪只有六百元。其他教授每天都坐人力车到学校，只有藤野是步行上班的。
宽容的“男神”与古怪的“名捕”
在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学生的集体记忆中，藤野先生一直是“名捕”。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学年的成绩B表一共记录三十八个学生的成绩，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五个丁，两个戊。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打了九个丁，两个戊。敷波明显手比较“松”，藤野先生则是毫不留情的“紧”。
虽然解剖学由二人共同任教，但据班代表铃木逸太的回忆，敷波把解剖学课程的评分事务交给了藤野，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落第坑”。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都会占到三分之一，学校规定，若有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五十分以下）者就要留级。这一年有二十个同学留级，因此许多留级生都对藤野抱有怨恨情绪。
在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出现了无中生有的流言，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漏题，“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事实上，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唯一的不及格，恰恰是这门解剖学，由藤野先生给出的分数。虽然谣言很快被澄清，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使他领悟到纵然逃避至仙台仍然逃无可逃，于是产生了厌弃仙台的想法。
东北大学校方以及一九〇四级学生中还保存着周树人第一学年三个学期的成绩表，周树人的学年成绩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在六十八位，伦理学最高，83分，第二是敷波的组织学，72.7分。最低分恰恰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成绩，三个学期分别是60、60、58，平均59.3分（丁）。最后一学期即使只差两分及格，藤野先生也未能在课业成绩上给予丝毫关照，这正是藤野“古怪”“刻板”“一丝不苟”的真实写照。
周树人在伦理学上拿了最高分，授课的三好爱吉讲师十分热心弘扬儒学。第一学年，三好先生组织成立“仙台孔子会”，还号召班上同学加入。鲁迅生平最厌恶孔孟之道，第一年却在热心儒学的日本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肯定，而他最花心血的解剖学，却得了唯一的不及格。这样的结果，也加深了年轻气盛的周树人对仙台的厌弃。
如果当年有“教学评估”的话，敷波先生大概常常要拿第一：讲授内容结合国际前沿，全外语授课，课堂效果好，注重与学生互动，课堂考核成绩理想。学生们给藤野先生的评价则是：“课太基础了，基础而乏味。”“太严格的老师，从来没见他有笑容。”“敬而远之的态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第三章）
敷波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公派他前往德国留学，学生们舍不得人缘这么好的老师离开，送别会早在第一学期就张罗开了。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在仙台医专的礼堂前，医科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围着敷波教授拍下了“敷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记念写真”。这是敷波和鲁迅唯一的一张合影，反而藤野先生没有与鲁迅的合影。
一九〇六年二月，敷波先生前往德国。同年三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临走之前，鲁迅到藤野先生家辞别，藤野送给他一张写着“惜别”的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时时令他“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
弱者的共感
敷波一直跟学生们保持着每年寄贺岁卡的联系，而一九一七年之后藤野就和学生们失去联系了，直到一九三六年底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班同学小林茂雄才从敷波那里打听到藤野的住址，恢复了师生联络。
为什么藤野先生会和学生们失去联络呢？
仙台医专虽然只是专科学校，对于教师还是有学历歧视的。一九〇四年的十名教授之中，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二人有外国留学经历，藤野先生属于出身最不好（爱知医学校）的，跟他同样出身的田代讲师，在职到德国拿了个医学学位，因此每月比他多领四百元。藤野先生不是不清楚这种歧视，他也曾多方打听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后来因为口语能力的原因放弃了。相比之下，敷波要幸运得多，一九〇六年，他被学校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两年。
二人命运的分叉发生在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仙台医专原有十六名教授，只有六人得以留任，其中就包括德国留洋的敷波先生。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据说，藤野严九郎曾凄楚地告诉朋友：“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泉彪之助：《关于福井的藤野严九郎》）
藤野先生，曾经的医专教授，在四十一岁之后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直至一九四五年老去，享年七十一岁。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敷波，一九一五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二二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敷波八十九岁时自撰的《回忆录》（《解剖学杂志》一九六一年二月号）中，仙台医专的岁月里，自然也没有关于藤野或周树人的一丝记念。
失意于本国的师者，却因异国学生的千古文章而青史垂名。得意于学界的教授，虽然生前获得了学生热爱，却在异国学生的记忆中消失了。鲁迅至为感念藤野先生的一点，是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当时仙台医专没有指定教学用书，学生把老师的课堂讲义抄下来以备后用，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其学习近况。鲁迅写作《藤野先生》的时候，以为仙台时期的课堂笔记已经遗失，一九五一年，六本笔记在绍兴老家被发现，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近年来日本学者通过笔迹、绘图的分析，得出了一些细致的观察结果。笔记内容分别是敷波讲授的骨学、韧带学、内脏学和感觉器学，藤野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和神经学，佐野喜代作讲授的有机化学。敷波的骨学和藤野的肌肉学的讲授顺序，脱离了同时代医学的授课体系，而这个特殊的顺序是由两人相互配合来进行的，这证明了敷波和藤野之间具有高度的默契关系（坂井建雄：《关于鲁迅在仙台上的解剖学史课》，浦山菊花：《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初探》）。
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讲义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现在可以辨认的批改笔迹绝大部分是藤野的，正如《藤野先生》所记，藤野的批改是最多也是最仔细的。敷波讲义主要在第一、三、五册，只是草草地画了些线以示强调，偶见几个单词的更正。鲁迅在笔记扉页上标着课目名的拉丁语和讲授老师姓名的罗马字，第一册、第三册的扉页把敷波重次郎错写成 J．Hikinami（当为Shikinami），由此推测学生和任课老师都有些漫不经心。而第二册笔记，即藤野先生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笔记则大不同，从日语修辞、德语术语、图示到解剖学原理，一一加以绵密修改，甚至有十几处地方用红笔标示了“注意”，提醒鲁迅未来当临床医生之后应该注意的事情等（刈田启史郎：《关于鲁迅“解剖学笔记”中藤野严九郎批注的“注意”》）。
如果换成敷波先生如此用心批改，鲁迅还会有这种“不安与感激”吗？首先这样的情形未曾出现，正如今天中国高校大部分的学术新星都在埋头搞科研，当年敷波先生正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用于辅导学生的时间自然较少。其次，藤野先生在受到日本学生孤立的时候，仍对这个异国学子抱有一腔热情，这正如一无所有的人仍对他人倾囊相授一般，是最令鲁迅感动的。鲁迅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了一个善良的失意者。当全班同学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男神敷波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弱国的失意青年，默默站在藤野先生一边。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认为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之间浮现了“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董炳月进一步解释为这是一种和国籍无关的“弱者的共感”（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只有当我们把敷波先生的强大存在也放进鲁迅求学期间的师生关系中加以考量，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异国学子与失意教授之间“惺惺相惜”的爱和敬意。
三十岁的老先生
“无数个鲁迅无数次离开仙台，无数个藤野先生都不会理解的。”竹内好认为，当时的日本人包括藤野先生其实理解不了“真正的鲁迅”。可是，鲁迅又何尝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藤野先生呢？
藤野出生地福井县是一个风气保守的旧藩，民间极为重视以朱子理学为基础的旧藩学。藤野在当地有名的私塾学习汉学，这个经历影响了他对周树人的态度—“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藤野口述《谨忆周树人先生》）出于对“道德先进国”的敬畏，藤野先生在那个普遍轻蔑中国人的年代，对一个中国留学生给予了细微的关爱。
藤野严九郎故居一层客厅正中，挂着一幅近两米高的挂轴，《孝经》十八章的全录。藤野先生到了四十五岁才迎来第一个儿子，两年后再得一子，他要求两个儿子每天早晨坐在《孝经》前高声朗诵一遍，不读完不能吃早饭。这种对《孝经》的热爱与对鲁迅的关怀，共同源于藤野先生对于孔孟之道的身体力行，抛开国别身份，藤野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孔乙己”。
鲁迅一九二三年翻译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克莱喀先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藤野先生》的灵感来源之一。小说中，终身致力于编纂莎士比亚大辞典的克莱喀，也是那么一个讲着难懂的爱尔兰方言的老先生，对于学术与志趣相投的学生，却抱有高涨的热情。作为私淑弟子，夏目漱石对克莱喀的诸多滑稽迂腐行为进行了略带调侃的细节描写，他坦承道：“我于这先生，看不出一点所谓情投意合的东西来，觉得只是一个全然机械的在那里饶舌的老头子。”
朴素的不修边幅的老先生，旁人对于这类老先生都是敬而远之，在“我”眼中却是颇有趣味的人。在这样一种“叙事模式”里，首先老先生要足够“老”，足够令人产生“老古董”的联想。鲁迅记忆中的老师也是这样一个“老先生”。一九三五年《鲁迅选集》日文版翻译者增田涉到上海访问，鲁迅表示希望把《藤野先生》增补进去，他拿着藤野先生的照片给增田涉看，问道：“老师现在不知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吧？不知道有没有他的家属的消息？”
藤野先生其实只比鲁迅大七岁。一九〇四年，二十三岁的周树人入学那一年，藤野先生正好三十岁。日本人非常讲究“年龄序列”，有时新闻报道或者文章提及某人，还会在后面括号标明年龄。藤野比敷波小两岁，资历也较浅，事事被敷波占先。可是鲁迅当时并未留意这些，却记得藤野先生与他谈话时“有些凄然”的细微表情变化。
仙台的不愉快经历在鲁迅离开日本之后，变成心底不愿触摸的疤痕，夹杂着未能报答先生好意的愧疚。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虽然鲁迅与日本朋友交往密切，但他似乎并没有打算认真寻访老师的下落，宁愿把他想象为一位故去的老先生，远远地供奉在心头。
一九三七年春，在福井县乡间被记者找到的活着的藤野严九郎，得知鲁迅以为他已成故人之时，曾冷淡地跟鲁迅的同班同学说：“被认为已经死了，倒觉得轻松些。”藤野先生后来还教过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归国之后曾写信给老师报告近况。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临别时“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鲁迅却从未这样做过，从藤野先生的角度来说，究竟是失望的。藤野先生的性格颇似陶渊明的自谦语—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笨拙而真诚的性格，在大学里未必受欢迎，四十一岁返乡当赤脚医生之后，反而被乡里村民渐渐接纳了。许多友人回忆藤野先生的时候都提到他“有诺必行，行必尽力”的传统美德。有个中学生到藤野那里看病，藤野要求他“在得到我许可之前绝对不可出门”，过了几天中学生一看感冒快好了，于是出门参加入学典礼，在路上偶遇藤野先生，先生大叱：“就算感冒已经好了，像这样连医生与患者约定都不遵守的人，将来一定一事无成！”
在距离藤野先生故宅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日本禅宗（曹洞宗）的祖寺——永平寺。道元祖师远渡大宋修习佛法，归国后在此处创建了永平寺，留下了“只管打坐”的宗风要诀。这四字慧语代表着地方信徒的生活态度，本家信奉曹洞宗的藤野先生自称“田舍的钝才”，天分和条件都不好，做事尽力而行罢了，这也是只管打坐的日常禅。
一九三四年，病中的鲁迅曾对内山完造说：“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 病因就是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藤野先生的“太认真”朴拙态度，或许给了鲁迅一点启发，那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现实，尽到自己的责任，只管打坐，直心而行，在日常杂务中找到自我救赎的路子。
尽管《藤野先生》没有提到敷波先生，然而下笔的时候，恐怕鲁迅还是想到这样一个人生赢家，站在藤野先生的对面。敷波先生的机巧顺畅，更衬托出藤野先生的木讷笨拙，更彰显出藤野先生赤诚的“师者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