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治史研究常说幼稚的国民党人被奸诈的袁世凯所欺，这一论调预先设定了袁世凯自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就已步步心机企图消灭国民党而后快，甚至已开始为后来称帝做一系列准备。这样一种动机论和目的论的历史预设会使得国民党与袁世凯双方互动的过程在历史叙述中被大大简单化。如果回到当日之历史情境，抓住时人论述的关键词，我们所呈现的这段历史或许更丰富而生动。“南北”与“猜嫌”这两个时人常用的词合二为一，可能是打开民初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一
政治和文化上的南北问题古已有之，不过民初“南北”这一政治与地缘观念的直接肇因是晚清。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通商口岸多集中于东南，洋务新政也主要在东南，因此洋务新政的三十年，东南与内地相比越来越自成一体。“中国的口岸城市布列于东南，中国的财富聚于东南，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和集散地集中在东南，舶来的思想和文化先入东南，外国人在华利益的重心也在东南。”（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版，207页）“东南”一词的称谓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时人的表述中，形成了与“西北”相对立的一个区域意识与认同观念。不过，经戊戌、庚子与新政的因缘际会，南北畛域逐渐代替了之前东南与西北的分野。一九一〇年就有报人援引日本方面的观察，断言今后中国或将形成南方党和北方党的对立进而分裂。更外显的南北对峙的政治意识则在辛亥之际形成，一九一六年杨荫杭即称南北这一不祥名词产生在辛亥年，亦有人呼吁共和成立后“南北”畛域就不应存在，但这呼吁本身其实意味着南北畛域并未消失。
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和谈成功殊为不易，以国民党为主的南方与以袁世凯北洋势力为主的北方因长时间敌对而基本无互信，但通过北方代表唐绍仪这一可以沟通双方的人物使不可能互信的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众所周知，唐与袁世凯私交甚深，而其与南方相契合则因国民党谈判诸公多为粤人，参与其事的章士钊即回忆道：“盖少川粤人，与中山同乡，当时南北议和集团中，如伍廷芳、温钦甫、汪精卫、胡汉民等皆粤人。少川南下，即被粤人包围，安置在一个小圈子里，除赵凤昌一人从中传递消息外，各路联络俱断。”但六月唐绍仪由总理位置去职，也昭示着双方的互信产生裂痕，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张一麐作为局中人曾颇为遗憾地评论道：唐去职，遂失民党人心也。
唐绍仪的去职一度引爆了南北双方早已有之的“猜嫌疑忌”。一九一二年六月国民党激烈派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直斥袁世凯迁都、借款与督直事件中的作为皆是其帝制自为的预备，并断言其必进行复辟。他具体列举以下四条论据：第一，袁世凯为共和之功臣，但其拥护君主立宪，其文尝登载纽约、芝加哥各报。第二，袁慰留黄兴，但后来又说陆军非段祺瑞不可，不然彼则辞总统之职。第三，今召回康梁，欲假借康梁之手以摧残民党势力，而造成开明专制之势耳。第四，南来就职与否，一言可决，而故用手腕，酿成兵变，以塞南使之口。南京参议院北移，须用重兵拥护，此蔡元培在京时袁亲允而后电南京宣示者也，今北京政界忽反对参议院带兵北上。由此证明“其种种手段无非造成一人专制之势力，以与民党为敌”。
平心而论，所列第一条为其任民国大总统之前的思想，由其旧有之主张似未必能推出将来一定欲帝制自为。第三条，因为袁敦请曾主君主立宪的康梁归国便认为袁欲“造成开明专制”亦太过牵强。其余两条皆为诛心之论，即便符合事实，亦仅为袁世凯维护北洋利益而已，与是否帝制自为构不成任何因果联系。可见戴季陶的论述其实是先入为主认定袁世凯有称帝之心，于是袁世凯任何行为都被怀疑为别有目的。承诺不称帝而终实行洪宪帝制的袁世凯，后世常冠其以奸诈的标签，其实也大有可论之处。如当时人已称其“诈”并冠以不道德之“桂冠”（黄炎培），但溯其本心，其处理政务的习惯皆是做两手准备，思考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时本主东也要预测向西的危害，在历史进程中最终导向任一选择似皆有可能，以此而称其不道德则稍显冤枉。其身边参与机要的幕僚张一麐曾回忆袁世凯一事：一日张入见，向袁世凯进言实行君主立宪，其所论立宪之益处均被驳回，但第二日袁世凯令其草拟奏请君主立宪的说帖，皆为张前日之主张，张等所拟说帖与其奏请预备立宪终稿相比未易一字。很显然袁世凯这一行事风格容易给人以言不由衷的印象，但张一麐的解读则更贴近袁的本心，他评论道：“且知项城先与余辩论之词实已胸有成竹，而故为相反之论以作行文之波澜耳。”
而直接引发唐绍仪去职的王芝祥督直事件，国民党一方责备袁世凯狡诈不讲信用。这也是国民党对袁世凯猜疑的一个具体事件。袁世凯首创北洋，其为北洋领袖断无疑义，但其对北洋的控制也要放在历史进程中具体考察。其与“北洋三杰”政治信仰、政见乃至政治利益即时有冲突，对北洋武人也多以纵横捭阖之术治之，尚难称绝对控制。若从总体政治形势来看，一九一二年南北双方谈判成功，袁世凯就任全国大总统，从而具有了代表中央权威的一面。这恰恰要求其有时要牺牲北洋一方的利益，选择南北双方皆能接受的王芝祥就任直隶督军，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妥协行为。实际上，国民党一方也承认直隶地位特殊，其军事上由中央军队直辖，督军并不能控制该省军政大权。因此，后来改委北洋武人为直隶督军，恐怕多半是迫于北洋内部军人的压力。这一事件反映的恰恰是北洋武人对袁世凯的拮抗，而非袁世凯对北洋武人的彻底控制。
与上述问题同一时段的对外借款问题亦引发猜疑。民国初创，满目疮痍，共和政府面临的第一棘手问题便是财政。各地因革命与战事纷纷扩军，但兵饷奇缺，致使各地兵变频仍。由于整顿税收缓不济急，各方皆主举借外债。而如时人所言“我方需求逾急，外人要挟我逾苛”。为了打破四国银行团一致对我的局面，总理唐绍仪另辟蹊径转而向四国之外的比利时借款。但随后因四国银行团的压力比款作废，中国方面只得由财政总长熊希龄重新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其结果则是借款条件更加苛刻。
政府此举本为处于两难困境无可奈何之抉择，但报纸舆论迅即做出反应，皆对这次借款不予谅解，认为其予外人以监督财政之权，有亡国嫌疑。连黄兴、孙中山等人都在报纸上公开谴责，并要求经办此事的财政总长熊希龄迅速废约，并积极倡导国民捐款以代替此次借债。熊希龄面对舆论的各类谴责，私电黄兴表明其苦衷：“近日反对风潮，日烈一日，各省责备之言，无虑数千。而接济之饷，不见涓滴。仅湖南允助三十万金，然只供南北两方二日之用，山穷水尽，龄何能为?”他进而痛陈“猜疑”之害：至于借款内容，则南北之疑虑，各党之攻击，无法可以解释。并慨叹：“前清时代，贤能之吏，精神才力均消磨于猜疑应付之中，不料民国初立，此弊更甚前清。希龄身无尺寸之功，谬膺非分之选，当此潮流，无法支持南北之问，救过不暇，有此恶因，难结良果，内忧外患，相逼而来。”
熊希龄处“南北之疑虑”而“无法可以解释”，不惜以退隐为脱身之计。而借款中责人者黄兴身为南方留守，亦处于北方之“猜嫌疑忌”之中。其公开电文屡次提及北方报纸责我恋栈，欲与中央对立保持独立之地位。其本人声称为了消除北方的疑虑，将在遣散各省军队之后马上辞职。从黄兴就任南京留守一职伊始，北方主导的舆论就一再怀疑其欲“独立”。麦孟华致梁启超信中亦说：现今南方设一留守府，俨然一独立政府。当时有报纸采访宋教仁也曾提问：南京留守府颇惹政界及国民注意，是否有碍于统一。
黄兴在舆论压力声中，于六月辞职。这一行动意在表明其并不欲借南京留守一职成独立政府之势，但舆论仍猜测其是因财政匮乏不得已而为之。章太炎致书袁世凯，仍认为黄兴曾谋“湘粤独立”，并称其此举以退为进，极为高明。这一推测足见民初政局之微妙与敏感。
因参加武昌首义的革命元勋张振武被袁世凯在京未经审判就地枪决，双方之间脆弱的互信再受打击。北方声称张振武欲在武昌酿二次革命，事出紧急，因黎元洪要求杀立决，而南方则认为堂堂共和国未经审判竟擅杀革命元勋。于此可见南北双方紧张程度之一斑。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于张振武到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调和南北党见，号召大家勿起猜疑。这一紧张局面最终以稍后袁世凯召孙、黄在京协商而告一段落。但这其中的一段小插曲仍昭示着猜疑并未远去：国民党一方的激烈派认为袁世凯召孙、黄入京恰如历史中的“鸿门宴”，因此当孙中山先行启程入京后，有人苦劝行将上船的黄兴不要去，称如果袁世凯扣留孙，国民党仍有一领袖可负领导之责。然而孙、黄相继赴京，可见此时南方领袖在南北猜嫌声中，仍存调和之心。
数月之后新生的共和国开始第一届正式国会的选举，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下获得了胜利，但不久“欲调和南北”的他却连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随着凶手的抓获和证据的获取，背后主谋的嫌疑一步步指向了北方——袁世凯的亲密助手、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四月北方又签订了善后大借款。特别是宋案的发生，意味着之前所有的“猜嫌疑忌”已铁证如山，双方的敌意由此一发不可收，最终酿成二次革命。
回首宋案后双方的言论，不难理解猜嫌心理对此案政治后果的巨大影响。国民党一方心情极其沉痛与悲愤，《民立报》登载黄兴悼词：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今人研究虽证明国民党依为证据的电报亦有可议之处，但极度不信任与前此的猜嫌已使大部分国民党人认定袁为主谋者。袁世凯坚不承认，并数度辩驳。四月二十六日其命国务院通电各都督，针对宋案发生之后谣言丛生，指出“乃外间不察事实，动云某某指使，或则牵扯政府，或则指斥伟人，辗转传讹，挑动恶感”，他特别告诫：现在国基未固，虽极力维持，犹恐不及，岂容尔虞我诈，妄起猜疑；又称“此次宋案发生，幸将正凶及牵连各犯次第破获，自应彻底根究，按法治罪。此是法律问题，与政治判然两途”。而“报纸则为不根之谈别有用意”，并严词责备“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决，妄生谣诼”，以遂其破坏之计。五月二日袁世凯又发表声明：宋案发生后，谣诼繁兴。政府中人，几于无一不处于嫌疑之地。究之此案关系重大，无论如何，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现在各项谣传，原无辩驳之价值，尽可听之而已。
二
以历史长时段审视，民初“猜嫌”政治文化的滥觞亦有其历史脉络。中国古代皇帝的地位定于一尊，其权威极具神圣性。因此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特别强调皇帝对待臣子应忌“蓄疑”，犹不可“屑屑于猜疑”，而应以“推诚之道”待人。在理想状态下，皇帝定于一尊且具有神圣性，使得君臣之间的猜嫌只具有单向性，只需要谏言皇帝勿猜嫌臣下即可，这也就大大降低了猜嫌造成的破坏性。然而一旦皇帝暗弱，便是猜嫌丛生之时。如晚清自慈禧垂帘听政、训政，中央权力便由一元变为二元，因此时人即认为戊戌政变起于“两宫猜嫌”。而自庚子国变之后，传统的君臣政治遭受朝廷纲纪不振和报纸舆论深度介入的上下夹击，其形态由一元权威蜕变为多元与分裂。民国初年共和取代皇权，政治权威远未建立，中央政府的“统一”徒具形式，而“各省独立”和“南北分裂”则是隐含在形式之下的实际形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政治状态为“猜嫌”政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特定的土壤。
民初南北猜嫌这一政治文化现象极具典范性意义。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便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南北问题已无，然而市虎杯蛇，积疑生暗，南人谓北方政策有罗马恺撒及拿破仑之手段，北人谓南方拥兵有希图割据宣告独立之思想。悠悠之口，牢不可破者何也？”他进而分析“以上两种非常疑似之说”之由来，是因为武昌起义后“官之失职、士之失业者众矣”，而这一社会群体中“不得志南与北者，则怨望造谣，互相泄愤；反是得志者，则又思希荣固宠，伪为忠于所事，以售其欺”。
无独有偶，主调和之说的江苏都督程德全亦曾反思，当日“大局之危机……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他认为自武昌起义以来九个月，“政局递嬗，瞬息万变，凡身在局中者……殆无人无事、无时无地无身受之苦痛。而所受之苦痛，更复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甲之所受，乙固不知，乙之所受，丙又不觉。万不得已，曲求自解。于是互相责备，互怀怨望，杯蛇市虎，积幻成真，猜忌潜生，诈虞益甚”。在程德全看来，引发猜嫌的机制如下：“巧者以钩距为无上之能，悍者以激烈为最后之盾。其中阴谋浅识之徒，更利用离间播弄之手，盲从鼓噪，各有拥护，媒利藏身，涛张为幻。”（一九一二年六月）这一观察与谭人凤的见解相当一致。二者共同提示，猜嫌在民初政治中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南北之中得志固宠和不得志心怀怨望者皆有促成南北猜嫌的动机，而得志者与不得志者之间的争斗亦是造成南北猜嫌乃至政治风潮的动因。一九一二年六月唐绍仪总理辞职震动朝野，南北关系因此恶化，二者的猜嫌也随之明面化。造成这一事件的背后原因与赵秉钧、唐绍仪暗斗有关。赵秉钧，北洋中坚人物，为袁世凯亲信。其在南北和议时借其大管家与隆裕太后宠幸的太监小德张关系甚密“这一秘密路线”向隆裕太后行贿，最终促成清室逊位诏书的发布。“当时北洋基层干部俱认共和之成，赵功莫大焉，第一人内阁总理非他莫属”。袁世凯亦许其以总理位置，但因南方力荐唐绍仪为总理，袁世凯“不得不许南”。
大约一年后宋案引起的风潮，章太炎即断言是唐绍仪“伪为调和”希冀重新组阁之故。他做出了以下的分析：“迩来宋案、借款两端，人皆激戾，要亦未有实事，只以朝有佞人制造风潮，转相簧鼓，授意中外报纸，散播谣言，以屏总统之聪明，而蔑元勋之名誉，恫疑虚吓，冀得自认调和，于是遂其私图，建其死党，将来调和结果，不外以唐绍仪组织内阁。庸人不察，攘臂相争，甲者则曰总统杀人，乙者则曰方镇倡乱，事皆乌有，而无不在佞人黠术之中。”朝中政客“制造”与渲染南北问题以从中渔利，这是南北猜嫌的一个重要动因。
进一步看，南北猜嫌的愈演愈烈同政治与报纸舆论密切结合息息相关。民初各类政治信息越来越多地由报刊登出，与之相应的是政治人物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报刊来了解政治事件的情形。舆论骄子梁启超就习惯剪辑各类报纸来了解政治动向。赵凤昌也常常根据时报来判断形势。更耐人寻味的是，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一方面呼吁勿信报纸谣言，另一方面其决策却往往以报纸报道的信息为据。比如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袁世凯下令严惩各地不法之徒，其所据信息即“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
但问题是民国初年共和取代皇权，政治权威远未建立，政治形态因报纸的高度卷入呈现一种既公共又离散的状态。报纸登载和品评政治问题，从而塑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模式，但这种政治模式并未带来善治。大多数报纸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舆论背后渗透了党派乃至私人的恩怨，新闻报道不仅蜕变为政治“宣传”，而且攻讦之风比晚清犹有过之。各类谣诼此起彼伏，不断破坏着民初的政治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初的报纸舆论威力巨大，辛亥革命从一定程度而言就起于报纸登载的各类学说，而报纸上的负面报道对政治人物也具有极强的压迫性。因此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受到报纸舆论攻击后，往往需要回应以表现自己的正当性。熊希龄因借款问题面对“卖国”指责，便不得不公布与黄兴的私电以明心迹。而黄兴为了澄清对其倡导分裂独立的指责，必须登报宣布其坚欲退隐的决心。宋教仁、章太炎也多次登报宣称政敌对自己的攻讦为造谣与诬蔑。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南北猜嫌与报纸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谭人凤便指出南北双方猜疑之说大半是因为“报纸播弄”。程德全号召调和的通电也指出，猜嫌加剧，报纸难辞其咎：“而各机关报纸，无虑数十种，亦复是丹非素，各主极端。甚且掇拾依稀仿佛之新闻，讦发陈腐琐屑之隐事，非冷嘲热讽，即丑诋怒骂。”
接近国民党一方的章士钊事后反思宋案至二次革命这一段历史：“国民党以宋案之波折，日日以媾成大狱为事。政府自知其理屈也，百计以弥缝之，故二次南方之革命，未始非报纸激成之。”袁世凯也注意到报纸的负面作用，并有所行动。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他下令对诬蔑政府之刊物进行警告，称“凡罪案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新闻。乃有《国风报》《国光新闻》《中国报》等，任意诬蔑，有万恶政府、政府罪人等语。应据报律先行告诫”。但报纸对政治的影响已难以扭转。
总之，研究民初政治走向，若忽视南北猜疑之政治影响，必将陷入盲人摸象之局。这一政治线索中纠合了民初政坛中的各种流行元素，譬如地缘、党争、舆论等等，进而演变为影响历史局势之暗流。此暗流潜于政事之中，摇摆于政局之下，充斥于政治人物之内心。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南北猜嫌”的预测最终得到应验：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黄兴由江西、湖南、广东独立酿“二次革命”，旋即为袁世凯所镇压，数年后盛极一时的袁世凯也称帝复辟，但仅仅几月后就众叛亲离而告失败，其本人也含恨而亡。民初的政治演义，成功诠释了人的主观判断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如何化为一种政治心理，进而嵌入特定的政治结构，从而形成新的政治机制，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