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来，中国政府逐渐将外交原则由原来的“韬光养晦”调整为“奋发有为”，这一转向的确使中国外交面貌一新，但争论也随之而来，奋发有为的度在哪里？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长期坚持一些外交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不结盟”政策。
之所以有种种议论，多少也因为中国政府在有意或无意地放松不结盟政策，令观察者的思想出现模糊与分歧。举例来说，怎么理解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俄定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表明中国有意与这两国公开或暗中结盟吗？另外，外部的争论也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先声。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日益开放和政学两界互动的加强，学者的观点有可能会被政府所关注，甚至被采纳而转化为实际政策。
不结盟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一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方针分不开的。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外交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就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的确是一项外交创新。30年来，此项政策得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拥护。而目前，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同盟产生了严重的拒斥心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将结盟指斥为冷战思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声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
但是，我们真的正确理解了同盟以及同盟行为吗？其实，中国官方和学界对同盟有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之处。
第一，许多人把结盟等同于寻找朋友，把盟国等同于朋友。其实盟国不一定是朋友，朋友也不一定需要结盟。盟国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非敌非友，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是敌人。结盟是指双方或多方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在英语中，alliance是指“a group of countries or parties that are formally united under some treaties and working together because they have similar aims”。可见，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结盟与朋友没有关系，需要结盟与否关键看双（多）方是否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或共同的目标。在国际关系中，两国或多国结盟通常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为了追逐共同的利益。中国人通常把盟国等同于朋友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将盟国称为盟友，而盟友在中文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盟国+朋友，而实际上在英文中，ally不含一丁点儿朋友的意思。
第二，有人说，结盟意味着盟国间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是国家命运的长期绑定。实际上，结盟是针对具体利害的合作行为，这个利害涉及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盟国之间的合作程度越紧密，合作范围越广泛，但很难想象有那种利害需要盟国之间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把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二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应当说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对手了，但美苏和英苏也没有实现国家命运的绑定。双方不断在具体的战略合作问题上发生矛盾，而且越到战争后期，这种矛盾和斗争越激烈，所以盟国之间进行竞争和产生矛盾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第三，中国官方指斥结盟是一种冷战思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这种说法与历史和现实皆不相符。从历史上看，结盟是人类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方式之一，其年代之久远超仅半个世纪的冷战。从现实来看，现在大国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只有中国和印度，中小国家里执行结盟政策的比比皆是，时代潮流无从说起。如果不结盟是时代潮流的话，怎么解释现在有大量的国家逆潮流而动，而且还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第四，有人说，结盟将破坏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因为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按照这种理解，结盟与独立自主应是互斥关系。结盟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丧失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丧失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该国与盟国的实力对比。与大国结盟的小国会丧失较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大国之间结盟也会使大国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但纠结于此事并无多大意义。一是同盟只针对具体利害关系，不影响大国在此利害关系之外的外交工作。二是在具体利害关系之内，大国因结盟而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可能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第五，也有说法称，中国外交不强调区分敌友，何必结盟。不区分敌友意味着中国要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同等程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常识。人与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别，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显然不可能与其二十多个邻国都发展出同等水平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和日本、菲律宾就建不成这样的关系。在周边外交布局中，巴基斯坦、俄罗斯能给中国的帮助要远多于日本、菲律宾。不区分敌友还意味着中国无法执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比如，当日本安倍政府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战略对抗时，中国无法待之以亲。对于那些仍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中国亦无法待之以诚。对于那些与中国有严重经济矛盾的国家，中国无法能待之以惠。对于那些支持中国国内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国家，中国同样无法待之以容。
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同盟和同盟行为，中国就不应再因思维定势的束缚，把结盟排除在外交政策工具箱之外，中国外交在未来长期内也不应排除结盟选项。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 徐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