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汤化龙和孙洪伊同为进步党中坚，自1909年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十年。随着袁世凯集权活动的升级，二人在反袁态度上产生重大分歧。护国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反袁的契机下，孙洪伊与国民党日相接近，政见亦渐趋一致，与汤化龙等人开始貌合神离。战后，孙、汤发表不党宣言，进步党势力一分为三。彼时孙取联合孙中山与直系以制段的策略，汤则取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的路径，政治变革路线的不同选择导致二人在国会重开后变为政敌。嗣后，汤、孙及其追随者因府院之争矛盾和误解加深，间或有意气用事，以至双方在国会中势同水火，既恶化了二人的私交，也影响了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成为研究系日后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原因之一。汤、孙分歧、分裂与交恶之历程，反映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稳健与激进之别，而这一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民初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以个人与派系之争为重要变数的困境。
关 键 词：汤化龙 孙洪伊 进步党 民初政治
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政界各种力量、各种思想不断分化重组。同为进步党中坚的汤化龙和孙洪伊始则志同道合，继则背道而驰，走向不同阵营。二人的分裂与交恶，不但使昔日针芥相投的朋友变成针锋相对的政敌，且深刻影响进步党的走向、府院之争以及1917年国会解散等政治问题。汤孙关系的转变对于民初政局的影响值得深究，然学界目前鲜有细致讨论，且对二人关系的演变存在一定误判，相关资料亦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①本文拟厘清汤孙交恶的过程，进而分析进步党人在政改道路上的认知、选择及其逻辑，透视进步党内部的人事关系与护国战争、府院之争等民初重要政治事件间的复杂纠葛。
一、反袁态度和而不同
汤化龙与孙洪伊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相识相知，结下深厚友谊，后在民初组党风潮中成为追求政党政治的同路人。1912年4月，他们携手创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孙认为该会“有历共甘苦患难不渝之友”，“有互相爱护之精神”②。讨论会在谋求与各团体合并时，孙洪伊被推为谈判代表之一③。后汤因赴京就临时参议院职，遂将上海本部会务交由孙洪伊主持，孙不负重托，多方奔走合并事宜，为民主党成立用力颇多。
1913年4月，为抗衡国民党，民主党、共和党、公民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组为进步党。该党秉持“稳健”、“温和”立场，推行和平改革，期造成两大政党对峙之象。④汤化龙任理事，孙洪伊任党务部副部长。汤孙同为进步党重要成员，本应戮力同心，致力于政党政治，却有时人认为二人不久即分裂。如进步党党员华觉明回忆说：“1913年2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为进步党……未几，孙洪伊对于党内的民主派汤化龙、林长民等发生意见，就率领他的亲信议员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时功玖、周恭寿、谢远涵等三十余人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当时称他们为国民党的小孙派。”⑤究竟孙何时何因对汤产生意见而致分裂，华觉明并没有在文中详细交代。他在另一篇回忆录中曾提到：“民国二年(1913年)5月国会成立时，孙洪伊活动竞选众议院副议长未成，而汤化龙则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孙颇怪汤不帮忙，与汤之友谊从此疏远。”⑥根据此回忆录推断，孙对汤的意见似乎是因汤不帮忙，而致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时间为1913年5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王葆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汤孙分裂事，称“解散国会，消灭政党，正是进步党作法自毙，而熊、梁则成了摧毁进步党的帮凶。此后，孙洪伊分子便与进步党汤化龙、梁启超等分裂，自成一派，号称小孙派，而不再谈进步党。”⑦
这两则回忆录一则认为汤孙分裂肇始于1913年5月孙竞选众议院副议长时汤不帮忙；一则认为肇始于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事。此后孙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国会解散事件中汤孙立场一致，孙洪伊系与梁启超派产生裂痕，而非汤化龙。
汤孙在清末即为请愿召开国会的急先锋，汤氏更是平素“所迷信于国会政治者，以为立宪国必以议会为立国根本”。袁世凯欲解散国会时，汤认为进步党应在“不损国会尊严”的前提下，“始终主张维持”。⑧他几番谒袁力争，当面质问“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竞寝罢，公将何以处民国?”⑨明确表示：“国会无论好坏，民主国不能无此种机关。”⑩对政府联名提出的质问书中，汤和孙均名列其中。(11)甚至在袁迟迟不开国会后，汤失望的“决意旋里，以明其洁身主义”。(12)
因此，在解散国会事上，汤与孙同属持“绝对维持主义”的国会派，并无矛盾和分裂。与汤化龙维持国会派不同，熊梁内阁被孙洪伊等人视为内阁派。早在进步党成立之初，孙洪伊就与梁启超有所分歧。梁为了抗衡国民党，实现两大政党的愿望，对合并者“来者不拒”，孙则要求“合并对象有所选择”。(13)及至袁世凯解散国会事发，孙洪伊认为与梁过于迁就袁世凯不无关系。孙及其追随者彭介石、萧晋荣、牟琳等人甚至公开谴责熊梁(14)。国民党报纸曾报道国会解散事件称，进步党“党员中因抱恨梁之阴谋派，情激过切，对于汤之阴谋派遂未留心”(15)。该报道虽意在“揭露”政敌的“阴谋”，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进步党党员矛头所向为梁派而非汤派。
既然国会解散事件中孙汤立场一致，并未分裂，为何时人有此观点?盖不外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基于汤梁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将二人视为一派，混为一谈。汤梁辛亥革命前同为君主立宪派，民初政见相近，关系密切。进步党成立后，又同为执牛耳者，时人常以“汤梁并称”。(16)实际上他们各自拥有一批追随者，人事关系上也互不统属。据长期追随汤化龙和孙洪伊的李仲公所言，进步党“在形式上虽然是汤、梁合组的政团”，但在人事关系上“汤是汤，梁是梁，各有各的系统”。(17)蓝公武也曾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到：共和建设讨论会“极重要人为汤济武、林宗孟(长民)二人，皆非与公有必不可离之关系”(18)，且汤梁在成立民主党、合并进步党的过程中亦存在矛盾，因此，有学者指出：“梁、汤虽然始终合作，然似未完全糅为一体”(19)。其二，对汤化龙和袁世凯的关系认识不清，只看到了孙洪伊和袁世凯既联合又斗争的一面，却将汤视为拥袁派，忽略了汤与袁同样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20)
其次，遍查其他时人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报纸舆论，均未见孙因竞选众议院副议长事和汤产生冲突乃至分裂的说法或报道。孤证难立，仅华觉明一说值得商榷。诚然，据孙洪伊儿子回忆，孙本人个性较强，“常常过分坚持己见”(21)，不排除二人在某些活动上曾有过争执，但争执并未导致二人的分裂，以及孙洪伊脱离进步党却是事实。根据资料显示，国会解散后，进步党多次召开会议，孙洪伊和汤化龙均出席并发言，共同为恢复国会、发展进步党而努力。(22)1915年5月，汤任教育总长后，孙洪伊“集各方青年志士，讲学论政”，并在报刊上发表《肃政史救亡条陈之意见》等文章从事舆论宣传工作。汤对孙的文章和做法十分赞赏，称其“每研究一问题，必作成具体方案，以备实施，时或发布谠论警袁，如对肃政史条陈之意见等政论，一时推为杰作焉。”(23)护国战争爆发前，据李仲公和刘道铿回忆，汤几次召集集团成员密议反袁时孙均在场。(24)能参加如此秘密会议，说明二人当时关系非同一般。护国战争爆发后，汤动员刘崇佑公开反袁时曾说道：“任公已快到广西，伯兰讨袁电已发，在客观上看来，即使不把任公的行动看成我们的行动，难道连伯兰的行动也不看成是我们的行动?!”(25)由此语亦可知，此时汤仍视孙为集团成员，且关系密切度超过梁启超。
再次，孙洪伊当时不但没有和汤分裂，脱离进步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进步党内部对于现实政治的意见和袁世凯的态度开始产生分歧，部分进步党员有所觉悟，趋向与国民党接近，但彼时孙洪伊尚无此念。尽管其曾在1913年12月27日有言：“政府解散国会的宣传，说国会无成绩，国会之无成绩，是否为中俄协约、选举议长、大借款三案之争执?假使吾党当时不与力争，国民党曰可则可之，则全国舆论一致反对政府，大借款不能成立，政府尚能存在否?政府之得有今日专横如意者，则实我党之力为多。一般脑筋简单之人民，谓吾辈为闹意见，试问吾辈若事事与国民党一致行动，则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26)然而结合语境分析，孙当时并非谴责进步国民两党相争，恰恰是针对政府和民众误解两党相争为闹意见，以致国会无成绩而做出的反驳，意在说明正是由于进步党在国会中力争方有政府今日之天下，国会并非无成绩，以此发泄对政府解散国会的不满。其重点在于驳斥政府的宣传，维护国会存在的正当性，而非谴责两党相争。根据材料显示，在进步党1914年4月召开的会上，孙指出：“国民党自失败后，闻其党员之抱痛苦者多求学日本，现已有数千之谱，源源而去，仍无止境。本党虽在社会上占大名誉，然恐将来该党中人毕业回国，于社会上仍占多数，国家甚为危险，应急起竞争，于国内多设学校，于国外多送留学，造成人材，国家、本党两得稳固。”(27)显然，直到1914年4月孙仍视进步党为“本党”，为进步党的发展积极出谋划策，并视国民党为国家危险的政敌，又怎能视该语为孙趋向或因此加入国民党的证据?(28)孙系1916年9月方与国民党合组宪政商榷系。
那么曾经志同道合的二人究系何时、何因产生分歧，并最终走向分裂了呢?此事当追溯至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后，二人在反袁方法和步骤上开始产生分歧。
1915年8月，“君宪救国论”出笼，筹安会宣布成立，袁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计划加紧实施。汤至此“对袁始绝望，认为不可再将就”，旋即以赴津看病为由辞教育总长职。(29)随后，梁启超也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称帝。鉴于形势，汤称病辞职，避居天津，派其亲信梁善济回京秘密召集集团中坚人物，报告其欲联梁反袁计划，征求同人意见，此时集团内部发生重大分歧。
集团成员对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于倒袁应取何种态度和步骤，却有不同看法。汤当时的集团成员多系清末国会请愿运动时的追随者，虽然成员间彼此感情基础深厚，但同样以地缘、学缘为主形成三派。一是以刘崇佑为首的福建派，刘崇杰(刘崇佑之弟)、刘道铿、陈博生等属之；二是以孙洪伊为首的直隶派，王乃昌、牟琳、李其荃(李仲公)等属之；三是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派，丁士峄、蒲殿俊、胡瑞霖等属之。汤化龙“领导湖北派运用于福建、直隶两派之间，乃居于整个集团的领袖地位。”(30)其中福建派刘崇佑行事稳健，虑事周密，富于谋略。其与汤“不特为政治之友，而且属道义之交”。每党中有大事，汤化龙“非就商之不能决，而刘每一主张，必持之甚坚，众当时虽苦其颛，事后则多服其远见。”(31)因此，刘福建派在集团内人数虽少，却有很大的发言权。(32)
刘崇佑等人恐暴露反袁目的，重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覆辙，称“固然不甘附逆，但政党手无寸铁，若行动过于暴露，恐将被袁一网打下”，主张汤“应出国待机”，并建议林长民留京“奔走帝业，为革命失败后占一地步”(33)。孙洪伊则秉其“尚侠好义”(34)之气，“大示反对”，谓“我们都想做人，偏要令宗孟(林长民字)去做傀儡，此岂对朋友应有的事。”(35)同时，孙洪伊“性情急躁”，“不畏强暴，敢于冒风险”。(36)他鉴于袁“益猖獗而行诡谋，觊觎非常”(37)，国会重开无望，一改往日“隐忍以顾大局”的态度，对袁不再抱有幻想，主张公开反袁。并言“既然不甘附逆，坚决讨袁，拥护民国，大义所在，还计较什么成败利钝”，“等到人家做好，我们再来，迹近投机，天下人其谓之何?!你们不干，我就一个人去干。”(38)
在这次分歧中，刘崇佑等人的意见明显影响了汤，孙洪伊的话语权未能彰显。最终，汤化龙在袁氏变革政体活动已触及共和底线的情况下，仍选择出国考察这一稳健的方式，未能旗帜鲜明地反袁。而激进的孙洪伊则于11月携带进步党的活动经费，带领彭介石等人赴沪展开反袁活动。孙赴沪后，派李仲公去天津“向汤报告他与西南接洽和在沪一切活动情况”，试图促使汤改变主意。但意见传来，汤再次囿于刘崇佑、丁士峄等人“必须从长考虑”之说，仍持温和谨慎的反袁态度，其与孙在反袁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据刘以芬称，“孙伯兰先生为北方人，遇事主大刀阔斧，不以同人之细针密缕为然”。(39)
12月中旬，汤化龙、王家襄等人托病准备出境。是月下旬，汤在去日途中，从报纸得知云南已宣布独立，反袁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若再不加入反袁阵营，日后恐无立足之地，方决定违背原议，立即从大连转赴上海，与孙一道公开反袁。(40)
汤孙关于反袁分歧貌似系不同行事风格所致，其实背后凸显的是稳健与激进两条道路的区别。汤化龙最终选择的是一条极力避免暴力革命的，风险小、冲突少的稳健之路，以和平方式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孙洪伊则坚持“政治家要硬干”(41)的激进态度，果断与袁决裂且不惜以暴力形式反袁。因此，汤加入反袁护国战争后虽与孙分歧暂时弥合，但二人不同的行事风格和道路选择，随着护国战争中新问题、新矛盾的产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二、政治分立，另择盟友
护国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和黄兴均不在国内，主要由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奔走反袁事宜。1915年11月，欧事研究会加入武装讨袁行列。因其与进步党有较深的历史渊源，表示“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42)，从而起到了联合进步党反袁的作用。部分进步党也开始反思民初言行，颇有悔意，意欲与国民党释怨言和，孙亦受此影响。他初到上海时，反袁活动尚无实质进展。后经欧事研究会谷钟秀等人与孙协议，“乃合两党各省首领开秘密会于上海，决议分途行动”(43)。
中华革命党员何成浚鉴于孙洪伊积极的反袁表现，亦有意争取之。他与孙洪伊的追随者彭介石是同乡，在京做议员时与之“过从甚密”，便“通过彭介石的关系，拉孙洪伊投向国民党。”(44)孙“复由何的介绍，认识了一些中华革命党的人士。”(45)此后孙洪伊与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密切。据他的追随者陆乃翔称：孙常与国民党“相与策划，奔走联络以倒袁”。并在孙中山的爱将丁人杰、关忠信等人“肇和举义”时，“为之策动浦东陆军”。(46)
孙洪伊还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的重视和称赞。1916年5月，东南讨逆军总司令陈其美被刺杀后，孙被推为东南讨逆军盟主。(47)5月25日，孙中山甚至当面交给孙洪伊三千银元，作为活动经费。(48)黄兴亦称赞孙：“远在海外，读屡次宣言，披沥血诚，忠义奋发，廉顽立儒，可风当世，为之起敬。”黄兴回国后，二人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时相过从，上下议论，抵掌轩眉，交至欢也”(49)此时的孙已俨然国民党的同路人，当时有媒体称：“参众两院议员中之旧国民党系及孙洪伊派并共和党之一部，自帝制问题发生以来政见已归一致，常执共同行动。”(50)
对于孙洪伊与国民党人的密切往来，汤化龙有何反应呢?
1915年12月，汤到上海后即住在孙洪伊公寓附近。见孙寓出入的多为国民党人，其中不乏曹亚伯、何成浚、吴醒亚等从武昌起义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同乡。对此，汤有所不满。(51)据刘道铿称：“护国反帝时两人意见分歧，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孙是主张与国民党和政学系联合厮混的，而汤化龙对国民党的一些人则表示厌恶。孙常骂汤，‘庸陋书生，竟纸上谈兵’。汤则骂孙‘大言而夸，不切实际’。两人各行其是，越搞越拧。”(52)大敌当前，二人的分歧服从于反袁大局，并未因此分裂。据白坚武日记记载，1916年5月前，汤孙曾多次共商反袁事宜。(53)但此时的汤孙虽貌合，实神离，已隐然分为两派。据《申报》等媒体报道：汤孙梁等进步党人“袁氏未逝时虽一致为讨袁之举动，而内幕已有派别”。(54)
护国战争后，二人由于趋向不合，在精神上和形迹上逐渐地疏远，“终于分道扬镳了”。(55)促使二人最终分裂并成为政敌的因素，除了国民党，还有联段与制段策略之别。这个分歧于护国战争期间初见端倪。
孙洪伊在京时就常与直籍军官以同乡感情相款洽，“与北洋派中的直系军阀冯国璋等颇为接近”。(56)护国战争爆发后，为策动冯国璋反袁，孙利用冯段互争雄长的矛盾，派其亲信多次游说冯国璋，并致信劝其担任全国大计，厚积兵力，以维将来大局。又为其筹划联合国民党，借此伸张势力于北京，以备将来震慑野心家出而破坏等种种安排。(57)可知，孙当时的策略不仅是联合国民党，还欲利用直皖矛盾，和国民党一致联冯反袁，暗中亦有联直制皖的意味。正如张国淦所言：“孙在反对帝制时，与南京冯国璋结纳，因献联冯排段(联直排皖)组织策”(58)，而汤化龙则认为段“义勇从公，坦怀相向，可与共事”(59)，所以直皖分派的根基和汤孙分裂均伏笔于此，只是当时一切以反袁为主，矛盾尚不显明而已。袁死后，双方制段和联段的不同立场开始凸显。
1916年6月，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南北均无违议。鉴于社会大众普遍厌倦党争的心理，汤和孙纷纷发表不党宣言。(60)此时，进步党分化为三股政治势力。一为孙洪伊派，其成员以直隶人居多。二为梁启超派，以江浙两省成员为多。三为汤化龙派，该派成员湖北、福建人居多。
三股势力虽各成一派，但其中亲疏关系又不尽相同。孙洪伊和国民党谷钟秀等人联直制段的立场较为一致。恢复被解散的旧国会是孙洪伊护国战争期间联合国民党反袁的主要目的之一。早在云贵起事之初孙即“发起召集前国会议员以便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然又虑全国议员猝难齐集，故先设国会议员通讯处于上海”，得到了谷钟秀诸人的赞同与支持。(61)段祺瑞却担心临时约法和国会缚束政府太甚，拒绝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孙洪伊对段甚为不满，认为其“怀有君主专制时代之幻想，思以武力独裁政治统一全国，以奉一人。”(62)
除此之外，段祺瑞又与直系曹锟龃龉。孙洪伊本与曹锟是姻亲，(63)护国战争后期又逐渐为国民党所重，被称为“民党巨子”，袁死后成为南北瞩望的政治中心人物。(64)孙洪伊便试图与国民党和直系共策进行，极力诱引冯国璋共同制段。(65)如此，其便得以据其原有之地位以抗段，“乃谋组织一政党以天津为根据，而以冯国璋为基础，若冯果降心相从，则要人之归附孙者自必不少”。(66)孙的言行引起了段的不满，认为“此人捣乱”(67)，在内阁人选中仅安排孙任职教育总长，孙坚辞不就，后被更换为内务总长。
相较于孙与国民党、直系联手制段的立场，汤、梁则属意段祺瑞。梁启超反袁初期，虽与汤一致进行，但“政见之主张或不尽同”(68)。梁主要依托西南地方势力，而汤则在上海与孙共策进行。梁当时虽与国民党合作，后因军务院的撤销问题，与国民党再行反目。梁在西南又素无根基，难以插足。他曾在6月29日给刘显世的电报中愤称：“任与何方提携，皆被利用而无善果。”(69)他所倚重的蔡锷又病势恶化，出国就医。失望之余，将目光转向段祺瑞，认为“收拾北方，惟段是赖”(70)。
此时的汤与梁政治立场较为一致。汤在袁世凯当政时期，欲建立强有力政府，试图引导袁并借袁之力使国家步入正轨。但随着袁帝制活动公开化，汤不得不放弃幻想投入护国战争。袁死后，他反思教训时说：初认为“袁氏亦知以养成国家之中心势力为务”，然袁氏之所为，“惟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国家机关为本位，不足成为国家之中心势力。”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局，以稳定为政治诉求的汤化龙日夜思之，认为“尚有所希望者，仍以众力养成国家之中心势力，以巩固国家之基础”，遂“欲以政府与国会双方一致成一中心势力”。(71)从这段话可知，汤的反思并未汲取先前依附强权的经验教训，认为联袁策略的失败乃系袁个人之过，非其主义之过。彼时，实力派段祺瑞对汤“极为优礼”(72)，汤再次寄望于段。其所创办的机关报《晨钟报》称：“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风雨飘摇之会，吾人对□国事前途，尚有一线之希望者，异口同声曰：惟二公是视。”(73)因此，三派之中，“汤与梁较近，孙与国民党亦较近也”。(74)
1916年8月1日国会重开后，为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占据有利位置，各派纷纷重组无形政党。汤化龙、刘崇佑等人于8月22日成立宪法案研究会。(75)梁启超于9月1日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76)汤梁对段立场本就一致，“欲对抗国民党，非急行合并，殊难为功。”(77)阙后，两派遂于9月初无条件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78)。
孙洪伊因对段立场问题与“梁汤两氏亦大不洽，又不能提挈大党以为之魁”(79)，最终选择与国民党“互相提携，以操议会之绝对多数”(80)。孙中山指示本党说：唐绍仪、孙洪伊“此二公皆与吾等志同道合，诸君可赞助之也。”(81)在孙洪伊的倡议和孙中山的指示下，孙洪伊及其追随者与国民党化合而成的客庐系和丙辰俱乐部于9月9日合组为“宪政商榷会”(即商榷系)。
可见，孙、汤最终走向分裂不仅有国民党的因素，也跟二人对段迥异的立场有重要关系。正如李仲公在《我的历史交代》中所言：“因汤主联梁(启超)拥段(祺瑞)反孙(中山)，孙(洪伊)主联孙(中山)拥黎(元洪)倒段，汤、孙分裂”。(82)国民党议员韩玉辰也称：“孙原系进步党中坚，与汤最好。此时孙采抬冯倒段之策，而自立韬园系，以致互相水火。”(83)孙对汤支持段祺瑞的立场极为惋惜，曾致信友人称：汤梁诸氏“乃欲利用一种特殊势力支配国民。其主张适与专横武人、腐败官僚相吸合，张其势而助其焰，变乱乃无已时。不能不为贤者惜也。”(84)
孙洪伊脱离进步党与国民党合组商榷系，对进步党的影响不容小觑。不仅令进步党失去了一个声望、能力超群的得力干将，还因孙氏的离去影响了一批与之关系密切的集团成员，如温世霖、王乃昌、萧晋荣、彭介石、谢远涵、叶夏声、牟琳等五六十人随之离去，(85)严重削弱了进步党的力量。进步党化合而成的研究系仅有议员160多人，而新化合的商榷系却有议员380多人，成为国会第一大派系。(86)因此，“进步党之势弱，孙氏的分离颇有关系。”(87)二人虽因政治立场的分歧分属不同的阵营，然“彼此私交维系如故”。(88)1916年7月，汤化龙筹备《晨钟报》期间，孙洪伊还推荐李大钊帮忙办报。(89)但随之而来的府院之争却令二人及其党员产生误解，矛盾激化，随之波及国会。政治分歧和意气之争比之袁世凯时期更甚，使得国会功能无法正常发挥，成为研究系日后不惜支持段解散国会，以临时参议院代之的原因之一。
三、汤孙交恶与政治纷争
1916年7月，在各方敦促之下，孙洪伊就任段内阁的内务总长，但孙志不在此。孙中山“又面嘱孙洪伊对北方政府要起监督作用”。(90)孙洪伊有国民党的支持，背后又有直系为依托，到京后踌躇满志。他对美国公使芮恩施说：“国会不可能只限于进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宪法的制定，它还必须控制国民政府。”(91)据张国淦和天津《大公报》称：他一方面支持黎元洪同段祺瑞展开正面斗争，行使监督和质问权，并仿照民元内务部组织法，大力裁员，另一方面拥戴同乡冯国璋为副总统，试图以冯制段，分化北洋派。(92)孙到任不久即取得黎的信任，参与一切密议，隐然执府中之牛耳。其联合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相抗衡。徐树铮为段的左右手，以国务院秘书长而兼陆军次长，俨然为总理第二。徐树铮倚段以为抵制，与孙意见争执日益激化，黎、段感情因之益趋恶化，最终酿成了府院风波。
段拟将孙洪伊免职，而黎不肯盖印，府院之间相持不下。汤化龙因担心“国中分子运动过激，各走极端”，“倾轧不已，而国家政治乃无平和改进之可言”，试图居间调停，使“各种势力归于平衡”。(93)便多次赴黎元洪、段祺瑞处代为传达意见，却被外间传言其“亲谒总统请求免去孙内务总长之职”(94)。反对派甚至在机关报上“冷潮热讽”，认为其欲“乘机攫夺孙之内务总长，”“为段祺瑞捧场”。(95)汤看到新闻报道后，“深为骇异”，因“恐生误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从未在黎段面前对孙洪伊辞职事“妄加议论”。(96)汤的声明有一定可信度，他虽与段接近，却并非一味附和段，如段起初不肯恢复旧国会和约法时，汤立即致电段反复沟通(97)。此时他表现出的是尽力调和府院的姿态。同时，众议院议长地位同样重要，汤岂肯因觊觎孙的内务总长职而轻易放弃(98)。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汤系研究系领袖，研究系有成员主张罢免孙，且汤对于修订宪法、省制不入宪等主张常给人和段声气相应的印象，也无怪乎商榷系处处以疑忌的眼光对之。因此，尽管汤一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但针对他的“冷潮热讽”并没有停止，弄得他“左右为难，只好袖手旁观”。(99)直到11月，徐世昌入京调停，将徐树铮、孙洪伊一同免职，府院风波才暂告一段落。但汤孙之间的误解却没有随之结束，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报纸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100)。孙洪伊被免职后，商榷系迁怒于汤，双方误解和矛盾加深。政见之争加上意气用事，致使国会“冲突过于民国二年，其大打出手，几若未尝有相濡相湿之往事”(101)。如省制问题，商榷系力主省制入宪、省长民选，意在反对北洋军阀专权，但汤化龙和研究系认为当前国情不适于省制入宪，大力反对，商榷系议案几次投票都没能通过。(102)这本是政见之争，却因孙洪伊免职事，使得省制问题在“新仇旧怨”的驱使下演变为斗殴案(103)。商榷系“激进者遂动武力以泄忿，以小孙派(为区别于孙中山，国民党称孙洪伊韬园派为小孙派—引者)议员为最勇敢”。(104)宪法审议会也因省制问题大闹之后，“停顿至今，已及两旬。”(105)
再如对德参战问题，汤化龙认为参战有利于提高国家地位，“主张对德宣战”(106)，与段立场一致。小孙派“对人不对事”，“因怀怨孙洪伊的内务总长被免职，反对最力”。(107)不但“高唱反调”，且时常出入居仁堂鼓动黎元洪反对宣战，“意在否决此案，以倒段阁”。(108)导致此案相持不决，结果酿成段祺瑞派公民团围攻议院和议员的丑剧。无怪乎时人称：国会“前期之冲突尚含政治之意味，后期之冲突(国会解散而后)则政治而兼个人之怨毒矣。”(109)
反段派趁机怂恿黎元洪免去段职，汤试图再次调解，屡次访黎，而小孙派在黎面前说汤已倒向段，黎的左右亦多方阻止汤黎见面。(110)黎本与汤“曾共过患难，交谊尤笃”(111)，然此时想借重国民党以抵制段，期完成南北统一大业，便“竭力延揽国民党人士唐绍仪，陈锦涛、程璧光、张耀曾和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112)。黎若与汤接近，又担心国民党不与其合作(113)，便常常托词不见汤，令汤十分气愤。每与夏寿康、张国淦谈话，必说“黎为小孙派所误，以我与黎的关系求一见而不可得”(114)。加以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又系孙的亲信，汤认为黎已完全为国民党的小孙派所包围，不足与有为。因此，小孙派与黎愈接近，与汤矛盾就愈深，甚至当面吵闹，势如水火。(115)
因调解无望，1917年5月，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不想却引发了张勋复辟的政治危机。为扭转局势，黎邀请张勋北上，张勋趁机复辟，并迫使黎解散了国会。段祺瑞借助讨逆，重任国务总理。汤助段驱张，再造共和，本应恢复国会，但国会开会将近一年，两派“专闹意气，对于现成的宪法草案，二读尚不能告竣，并且尚有一部分未经过审议的程序，这是一般国人所不满的。”(116)研究系鉴于国会功能失调，在国会中又不占多数席位，难以控制议场，便趁机支持段解散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以便在临时参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席位。研究系此举无疑令民国“法统”中断，遭到了国民党及孙洪伊的抨击。孙中山称“北京伪政府乱国盗权之罪”，“段祺瑞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117)孙洪伊亦不顾往日情分公开讨伐汤称：“汤、梁诸氏利用强权之说，不惜牺牲国家以殉之，国何利焉!身何利焉!徒为天下罪人而已。”(118)因政改立场与路径的差异，汤成为孙公开讨伐的敌人，却仍无视其批评，志在赢得选举，扭转国会中的不利局面。熟料11月临时参议院开幕，“汤、梁自信已经抓在手里可以支配全国的选举权，始知已被安福不动声色地攫去”(119)。随后的国会选举也惨败收场，汤组织一党内阁的梦想至此破灭。
汤梁引导袁世凯不成，再度与段祺瑞结盟，虽有其政治考虑，但究其理念，本非与段同路。段势力日大，不仅不受劝导，反而对其加以利用，用后即弃，双方合作必然难以长久。失意之余，汤化龙辞职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研究系反思失败的原因时方意识到，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足与谋宪政，“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鹬蚌相持的错误”。(120)汤出国以前，在《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北洋派多谴责语，对国民党多谅解语，颇引起各方的注意。”(121)遗憾的是，为时已晚。汤在国外考察时被国民党籍理发匠王昌刺杀。汤孙不同的政治抉择不但影响了民初政局，也决定了二人迥异的命运走向。
汤孙的分歧、分裂与交恶，既受民初诡谲纷乱的政治生态的制约，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民初政治的演进历程。二人关系的演变，与双方行事风格和集团成员的影响有关。其深层根基在于二人的政改立场与路线差异，汤化龙持温和、稳健之立场，孙洪伊则持强硬、激进之主张，认为“稳健者则昧于远识，欲以他国君主立宪之大权政治移植于民国。适有袁氏、段氏并驰鹜于君主专制时代之迷梦，其思想乃与若辈相脗合。于是若辈□直接以傀儡中央，即间接以傀儡我北方诸将。”(122)缘于此，双方在应对时局问题上纠葛不断。以个人与派系为主导的政党政治秩序，成为影响民初政治民主化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注释：
①汤孙交恶囿于资料等原因，长期以来学界缺乏系统研究，往往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仅提到：“在段祺瑞新组织的内阁中，该系人物仅一范源濂(孙洪伊虽为旧进步党人，现已转为激进派，与该党脱离)。”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论及“讨袁时期，孙氏滞留上海，与国民党往还，思想转趋激进。讨平帝制之后，孙氏拥有部分进步党人的支持，又与国民党成连袂之势，独树一帜(所谓韬园系)。”虽道出了孙脱离进步党的部分原因，但内容过于简略，依然难窥全貌。其他涉及民初政治历史的重要论著，如谢彬的《民国政党史》、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等相关史书对汤孙分离的史实更是语焉不详。张永的《国会解散与进步党的分裂瓦解》(合肥：《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和陈忠纯的《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分析了进步党国会派和内阁派的分裂，但国会派内部后又分化为汤化龙和孙洪伊两派，两文没有涉及。
②(1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1、417页。
③《共和建设讨论会职员会纪事》，上海：《时事新报》，1912年4月18日。
④参见陈忠纯：《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⑤(110)(111)(121)华觉明：《进步党和研究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卷总第13-1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04、109、108、113页。
⑥(45)华觉明：《孙洪伊政海沉浮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936、937页。
⑦(26)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8卷总第81-8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
⑧《进步党维持国会之主张》，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12月6日。
⑨《蕲水汤先生遗念录》，台北：成文出版社，1919年，第13～14页。
⑩《风雨飘摇之国会谈》，上海：《申报》，1913年11月13日。
(11)参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6～67页。
(12)《关于政局之新消息》，上海：《申报》，1914年1月18日。
(13)(19)(87)(101)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5、35、36、81页。
(14)《进步党之特别会》，北京：《顺天时报》，1914年l月10日。
(15)《阴谋派原来如此》，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29日。
(1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7)(25)(30)(32)(38)(40)(52)(55)(84)(99)(104)(107)(108)(115)(1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07、110、108、111、110、124、126、111、79、126、84、127、127、79、129页。
(20)参见王俊桥、郝幸艳：《汤化龙与袁世凯关系考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1)(34)(36)(47)(49)(63)(90)孙玉枢：《孙洪伊生平事迹》，《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41、41、41、54、55、41、56页。
(22)1914年11月26日《申报》刊登进步党本部理事会开会纪闻，孙洪伊和汤化龙均出席并发言说明进步党政见(《进步党开会纪闻》，上海：《申报》，1914年11月26日)。1915年1月19日，《申报》报道进步党政务部开职员会事，孙洪伊主持会议(《进步党开职员会纪事》，上海：《申报》，1915年1月19日)。
(23)(46)(64)(109)陆乃翔：《孙公洪伊行状》，天津：《河北月刊》，1936年第4卷第10期。
(24)参见本文第二节。
(27)司马城辑：《进步党资料一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73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28)学界有将此语视为孙趋向或加入国民党的证据。如刘建军：《论孙洪伊辛亥革命后的宪政思想与实践》，天津：《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等。
(29)(114)华觉明：《汤化龙与北洋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第133、136页。
(31)(39)(72)(88)(98)(100)(113)(120)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4、25、20、25、88、26、87、92页。
(33)(35)《阴谋派原来如此》，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31日。
(37)(57)(69)(70)李希泌、曾业英、徐辉淇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662、712、692页。
(41)(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第3期总40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6、173页。
(42)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43)《调停殆非其时矣》，上海：《申报》，1916年4月10日。
(44)喻育之：《我所接触的何成浚》，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7辑，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48)秦孝仪：《国父全集》第6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50)《方通信社电》，上海：《申报》，1916年9月12日。
(51)湖北籍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是汤最有力的反对派，汤1913年被提名教育总长时就因湖北籍议员的反对未能通过，参见《汤化龙总长交涉》，上海：《申报》，1913年2月26日。
(53)根据《白坚武日记》载：1916年4月30日，其“晤汤济武略谈时许，同到伯兰处谈政局”。5月19日，“夜车来沪，晤孙伯兰、汤济武报告宁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24页。
(54)《约法与将来政党之派别》，上海：《申报》，1916年6月19日。
(56)李根源：《我与政学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卷总第1-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5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59)《汤济武先生留别进步党同人演说》，北京：《晨钟报》，1918年3月20日。
(60)《汤化龙宣言》，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30日；《孙洪伊之宣言》，上海：《申报》，1916年6月13日。
(61)《中央密筹之种种对待政策》，天津：《大公报》，1916年4月23日。
(62)《孙洪伊致冯总统电》，上海：《申报》，1917年12月15日。
(65)《字林报之北京政局观》，上海：《申报》，1916年12月28日。
(66)《孙徐去职后之北京政局》，上海：《申报》，1916年11月29日。
(68)(74)《将来各政党之预测》，天津：《大公报》，1916年6月23日。
(71)飘萍：《汤济武之忧时》，上海：《申报》，1916年9月11日。
(73)惺：《法言》，北京：《晨钟报》，1916年8月27日。
(75)《宪法案研究会之宣言及简约》，北京：《晨钟报》，1916年9月2日。
(76)《发起宪法研究同志会》，上海：《申报》，1916年9年4日。
(77)(85)谢彬撰；章伯锋整理：《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63页。
(78)《汤梁两派之合并》，天津：《大公报》，1916年9月15日。
(79)衡若：《参众两院党派之区别》，上海：《申报》，1916年9月10日。
(80)《国民进步两党之恢复说》，上海：《申报》，1916年8月20日。
(81)《批旧同志组织大政党事函》(191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5页。
(82)李仲公：《我的历史交代》，1953年手稿本。
(84)《孙洪伊与某君论时事书》，沈阳：《盛京时报》，1917年7月18日。
(86)《政党变动新动向》，天津：《益世报》，1916年9月25日。
(89)葛培林：《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91)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9页。
(92)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某社组织政党之大计划联络军人妙哉反敌为友之拉拢手段》，天津：《大公报》，1916年11月26日。
(93)《汤济武先生在宪法研究会席上之演说》，北京：《晨钟报》，1916年5月4日。
(94)《汤化龙与孙洪伊辞职案》，上海：《申报》，1916年10月27日。
(95)《汤议长总长热》，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0月27日。
(96)《汤化龙启事》，北京：《晨钟报》，1916年10月25日。
(97)《约法争议中之帝党法律家》，上海：《申报》，1916年06月25日。
(102)(105)期期：《加入…不加入…》，北京：《晨钟报》，1916年11月17日。
(103)《宪法审议会中议员犯罪》，北京：《晨钟报》，1916年12月9日；《八日之宪法审议会》，上海：《申报》，1916年12月11日。
(106)《客述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之外交谈话》，北京：《晨钟报》，1917年2月12日。
(112)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
(1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8页。
(117)《缉拿乱国盗权首逆段祺瑞等令》(1917年10月3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9～210页。
(118)《孙洪伊致北京议员电》，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14日。
(122)《公电》，上海：《申报》，1917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