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也许我们可以把人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对6月去世的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感到非常悲伤的人，一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人。作为《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创办人之一，爱泼斯坦相对来说是个名气不大的美国人，虽然自从1963年以来她就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先负责书籍，后来编辑长篇文章。她在文学界非常有名，但是在文学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她是谁，不像比如歌手艾米纳姆（Eminem）或者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那样人人皆知。我读到过的关于她的纪念文章大多目光短浅。由于是崇拜者所写，这些文章当然认为她是名人，在作家的朋友圈子中她确实名气很大。不过在我认识的人中，知道她是谁的人很少。

1997年开始攻读美国宗教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期待研究生同学应该都很了解评论杂志。毕竟，我对该专业的热情就是来自那些严肃杂志上刊登的为非专业人士写的文章和书评，这些文章让你浏览专家的世界。我期待别人也是通过涉猎这些杂志选定了感兴趣的领域，我天真地认为20多岁的男女研究生阅读的杂志应该是《纽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异议人士》（Dissent）、《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评论》（Commentary）、《首要问题》（First Things）等。我得承认这些杂志中的任何一种我都不是经常阅读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读过（比如2003年停办的《党派评论》）但是那些杂志是我认为应该阅读的，如果不读，心里会觉得有愧。我知道，同学们喜欢的杂志是不一样的，比如保守派会阅读《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而不是《异议人士》，但是他们共同都有一种对平凡书页上表现出来的思想生活的普遍认同。

这样的期待听起来好像是很特别。从更广泛、更开明的角度看，难道我没有希望研究生们聪明勤奋、文化修养高、同情心强吗？当然，是的，那样当然好，不过如果你问我希望他们和我共同拥有的特征是什么的话，经验告诉我就是趣味相投能够下班后抓来一起去喝一杯的人的象征。这个特征就是“订阅，或者在图书馆阅读文学，智慧季刊和书评”。我能够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找到有头脑，有思想，有趣味，有魅力，有幽默感的人。但是《纽约评论》这种杂志的读者中间共有的气质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过。

但是在研究生院读了6年书后，我发现定期阅读这些杂志的其他学生不到三个。后来我得知可能还有几个，其他学生不仅要在专业上继续深造，而且要加入过去常常被称为一知半解的半吊子团体。研究生院的两位不是很熟悉的同学创办模仿昔日《党派评论》风格的刊物《n+1》，我目前就在编辑这样的刊物。不过，虽然只有百十个人，我们也不能相互认识。这个团体向来都是勾心斗角的。我发现为爱波斯坦祈祷的研究生不超过10人，这真是学术界可悲的罪过。她本来应该在我的同行中非常有名的，如果我们中间相当数量的人阅读把学术界的话题和纯文学介绍给感兴趣的大众的刊物，我们本来可以坐下来喝咖啡，畅谈杂志的内容。可是，让人担心的是学界和大众相互脱离，这对学者和普通读者都是不健康的，值得人们重视，以希望能够得到改善。

有很多文章谈到学者和“现实世界”脱离，学术写作和大众写作的分裂，但是探讨学术界内部的分裂的文章就少多了。学术界中一派担心学术研究大众化，一派喜欢阅读大众化刊物，或者至少觉得有专业上的责任知道学术普及工作者是那些人。在同一个系里工作的人里面，可能有个影响远远超过学术界的教授---常常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同时有学生，或者年轻教授，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同事如何积累如此能量，如今开始发挥威力了。

比如，美国历史界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布朗大学历史教授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我认识的美国史研究生只有个别人意识到他对千百万美国人学习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是《纽约评论》关于美国革命时期的书籍的主要书评家，所以他对重要的，刚出版的历史著作的观点是被几万大学教授，法学院教授，记者，全国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主持人和制片人，还有各种各样感兴趣的人士阅读的，作为整体，这些人通过电视节目，教材和报纸文章等改变我们获取营养的叙述方式。甚至在电影《骄阳似我》/《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马特•达蒙（Matt Damon）都提到还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撰写书评的伍德。《新共和》杂志也给予个别教授如辛•威兰茨（Sean Wilentz）很多的机会发表对美国史新作的评论。

不是伍德,威兰茨,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 克里丝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爱德蒙德•摩根（Edmund S. Morgan）,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M. Frederickson）控制美国人对历史的看法，他们的影响比畅销书作家比如大卫•麦库罗（David McCullough）要小，但是他们拥有的影响来自为学术界甚至更广泛的文化界核心的杂志写的文章。他们为喜欢阅读新闻报道的人解释学术著作，他们的观点用我们难以测量的方式传播开来，并产生回响和震动。

我认识的研究生根本不知道对这个过程，他们只知道戈登•伍德是《美国革命的极端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作者，不清楚多数美国人是通过他的书评认识他的。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伍德是个教授，却不知他是用特别的权力对美国历史施加其影响的人。同学们知道《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的辩论，但是不知道这些辩论怎么被简化，被清楚展现在《纽约评论》《纽约时报书评》《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等刊物。这种情况在别的学科或许不完全一样。比如，人类学的学生到处寻找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包括他在非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年轻的政治学学者可能阅读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和简•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在大众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但是在人文科学，历史，文学，哲学领域，我认识的许多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授并不经常阅读向普通读者介绍学者观点的杂志。

这样的无知让研究生只能留守所在院系的贫民窟甚至院系内部的小集团里。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对年轻学者非常重要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帮助学者进行跨越学科之间的交流。比如，我是宗教系的学生，但是我的专业兴趣是美国宗教史，这和研究佛教，新约全书批评，或者伊斯兰法律的同学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有些朋友获得美国学的学位，不过他们研究的是19世纪的物质文化，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重要专业杂志《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美国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而我看的杂志《宗教和美国文化》（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和《宗教史》（Church History）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如果我们都阅读过上文提到的刊物，或者刊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话题的文章的刊物如《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或者《威尔逊季刊》（The Wilson Quarterly）我们就能够和工作在我们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外的学者进行对话。

课外阅读也能产生社会上的好处。人们都知道研究生常常感到孤独，在情绪糟糕的时候，他们甚至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迷茫彷徨，没有意义。这让你觉得不辞劳苦、花费多年时间研究的课题是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研究出来的成果也不能明显增加世界的知识。当然要让研究生们相互交流，总需要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通过安排研究生看电影来形成亲密无间情谊的管理者所忽略的明显问题。管理者暗自窃笑争议不断的研究生会的活动主要是出于改善社会生活的需要，或者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合法斗争。活动的比例是错的，通常的情况下，可能是20%的社会生活，80%的政治斗争，但这是真正的深刻见解。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可以和化学系的学生，昆虫学系的学生讨论研究生会的政治斗争，可我没有办法同任何人讨论《纽约评论》的话题。

因为阅读这些刊物对个人成长和智慧扩展上的好处，教授应该敦促学生阅读这些杂志。年轻的学者应该看到有些深奥的学术著作确实需要面向普通读者的书评介绍的事实。每过几个月，就有一本显然是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书籍在全国性的刊物上被醒目地评论，这种评论是为多元化的非专业的读者而作的。教授应该告诉学生“你看到戈德哈根（Goldhagen）对《希特勒的自愿者行刑队》（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的评论吗？那是他在哈佛读书时的博士论文。现在你也可以写这样的书。”而且，通过阅读这些评论，学生能够意识到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那些是清楚的哪些是不清楚的。而这个认识又反过来帮助自己的写作。

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大学教师。但是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应该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认识到大学教师一直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典范，通过在非学术性刊物上阅读学者的著作来实现。正是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专业素养加上流畅迷人的文笔让他的文章成为反驳麦卡锡分子（McCarthyite）阴谋理论家的强有力的声音。他最伟大的文章首先发表在《哈波斯》（Harper\'s）上。类似的，尽管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是对南方的吉姆•克罗（Jim Crow）学识上的攻击。但是如果学生没能理解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没有充分了解他们专业的历史，就可能让人遗憾地低估自己学术著作的潜在的意义以及这些著作在影响公众对话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2002年因患癌症去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谁来向人们解释达尔文的思想呢？”当然，其他人继续值班对抗无知，反动和上帝造人论的力量：如艾伦•奥尔（H. Allen Orr）,威尔逊（E.O. Wilson）,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温迪•柯米纳（Wendy Kaminer）等等。但是他们人数太少，而他们的对手太强大。生物学课程是否教学生怎样撰写认真的驳斥智慧设计的文章吗？如果没有，他们至少为学生订购刊登这些文章的杂志。不久以前，我在《纽约评论》上吃惊地看到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托尼•贾特（Tony Judt）对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冷战著作的辛辣抨击。但是加迪斯的学生有多少人看到他们的教授在报刊上被人剥掉了皮呢？学生们不应该被蒙在鼓里，要了解学者之间丑恶的，血腥的残酷撕杀。在这个事件中，其中一人已经成为指控布什总统伊拉克战争的热情支持者，虽然有些保留。争夺战非常激烈，学术界的争论并不总是纯粹学术性的。

不过，教授督促学生阅读《纽约评论》《纽约时报书评》并不是完美的解决办法。我甚至不敢肯定有多少教授阅读这些杂志。在人文专业以外，我怀疑大学老师中很少的人阅读面向非专业人士的智慧性刊物。现在由于博客和网络文摘超级连接的书评文章，你不用定期阅读任何杂志就可以跟上文化的潮流，你可以简单地通过Google或者学术期刊全文库（Jstor）发现对于你的书或者你的同事的书的评论。

我只能想出另外一个前途光明的解决办法。我长期以来相信研究生院的招生委员会应该采取不同的招生办法。不是要求本科论文指导教师的推荐信，招生委员会应该判断申请者是否是个知识分子。他们应该问申请者“你在准备攻读的专业方向之外都读些什么？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你最希望到什么地方旅行？为什么？阅读的杂志有哪些？如果学生没有旅行的热情，除了自己的本科专业之外阅读面不广，对学术界的辩论问题不感兴趣，他决不可能是个好的学者候选人。或许他聪明，善良，忠诚，在很多领域都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不是美国学术界需要的继承人。

作者简介：马克•奥本海默（Mark Oppenheimer）是半年刊评论杂志《In Character》的编辑，《前瞻》（The Forward）的书评家。目前正在撰写关于美国演讲术的书。

译自：Where have all intellectuals gone? By MARK OPPEN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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