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的65个沿线国家当中, 越南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山水海陆全都相邻的国家, 其发展水平处于65个沿线国家的中位。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合作区域, 越南作为东盟的主要成员国之一, 对东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追踪和研究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认知与态度的变迁,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上, 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基于上述目的, 在2017年5月、8月和9月, 笔者对越南和中越边境地区进行了三次实地调研。先后拜访了包括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人文社科大学、越南工商会、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越南外交学院、越南法律大学、越南经济大学、越南广西商会、越南云南商会、VNEXPRESS、Vietnam Net和《越南农村报》等单位和团体, 所接触的人员包括政府官员、知名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同时, 也拜访了中国崇左、凭祥、宁明、大新、龙州等边境市/县的相关部门和边境口岸。调研过程主要采用重点访谈研究法, 即就焦点问题与访谈对象进行长时间且深入的交流, 了解访谈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在此基础上, 运用总结归纳法总结越南各群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

一、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认知与态度的变化

(一) 官方层面：谨慎但向积极方面变化

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吸引了包括越南在内诸多国家的注意。从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到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因此阶段经历“981事件”以及“5·13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 越南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从质疑乃至反对, (2) 到怀疑再到谨慎欢迎的转变。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后, 越南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虽仍较谨慎, 但向积极方向发展, 此可从三方面体现。

首先, 从中越最近所发表的六个联合文件中对“一带一路”的阐述可反映出来。

从上述六个联合文件可知, 越南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 总体在向积极、具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2017年11月13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以及同时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 使双方的合作更加具体而务实。

其次, 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的表述和行为亦能反映出来。2017年5月14日至15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其中包括2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的多国代表出席会议。期间的5月11日至15日陈大光除参加高峰论坛外, 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 陈大光还前往福建省 (福建既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 又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参观访问。在参会的2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中, 陈大光最先抵达北京。结束访华回国途中, 陈大光致电习近平主席表示感谢。陈大光在信中表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各国和国际伙伴共同讨论增进合作措施, 促进全球化进程, 致力于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机。越南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和为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做出的努力。 (1) 越南领导人结束访华之后给中国领导人发感谢信, 非常罕见。其在感谢信中关于“一带一路”的表态, 虽然依然谨慎, 但亦在向更积极和正面方向发展。

第三, 越南政府有关人士现在对“一带一路”的表态更为积极和肯定。越南政府官员在两年前谈到“一带一路”时, 都是比较被动地回答, 几乎不会主动提及。在回答时, 也非常谨小慎微。现在越南政府官员 (特别是负责涉华外交的官员) 无论在正式的交流场合, 亦或在非正式的交流过程中, 都能比较积极且坦率地就“一带一路”交流意见, 甚至会主动提及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意见和态度。在交流过程中, 既表明他们的态度, 也表达他们的疑虑, 同时站在越南的角度提出应如何更好地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这反映出越南官方虽仍有疑虑, 但愈发积极。

2017年11月10日至13日, 习近平主席应邀访问越南。期间, 两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至此, 中越共建“一带一路”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确定了下来, 此后将会以实际行动予以推进。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本身就是越南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积极转变后的结果。

(二) 学者层面：虽有疑虑但更趋积极

调研过程中, 笔者接触了50余位资深学者。这些越南学者大体可分为3类, 每类约17人, 每类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都较为一致。整体而言, 无论哪一类专家, 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都趋向于积极, 但也依然心存疑虑。

第一类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 或对中国非常熟悉的专家, 他们对“一带一路”比较欢迎和支持。此类专家熟悉中国情况, 对“一带一路”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了解。此类专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再像之前那样认为“一带一路”是针对南海问题而提出。他们对于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 所疑虑之处是两国应如何共建。提到应如何共建“一带一路”, 他们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例如,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教授就从“五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提出可操作性很强的建议, 该所原副所长冯氏惠教授则从“共商、共建、共享”提出建议。

第二类是研究其他领域, 但对中国也有所了解的专家。这些专家虽对“一带一路”缺乏深入研究, 但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构想以及两国政府的立场比较清楚, 他们也支持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他们的疑虑, 主要集中于具体操作层面, 而非方向性层面。如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工程, 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他们也担心, “一带一路”现在主要是政府推动,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能否从中获得足够收益, 从而使“一带一路”倡议能持续推进下去。

第三类是几乎对中国没有了解的专家, 他们主要通过媒体或者朋友介绍对“一带一路”有所了解。此前到越南调研时发现他们更关注TPP, 对“一带一路”鲜有兴趣。此次调研过程中, 他们非常主动地咨询和了解“一带一路”的有关情况, 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已大为不同。在经过仔细地介绍和了解之后, 他们往往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 同时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三) 媒体层面：更加客观和积极

在越南现行政治与新闻体制下, 本国媒体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与此同时, 如Facebook等部分外国媒体越南普通民众可自由使用, 彼时Facebook等外国媒体存在有许多虚假新闻, 甚至出现诽谤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2016年初新一届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后, 这一状态明显改观。针对Facebook和You Tube等网站上出现的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以及针对越南政府领导人的虚假新闻, 越南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外国媒体的管制。 (1) 至此, 越南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媒体, 其报道内容与立场几乎都与越南政府相同步, 极少出现与政府立场明显相左的情况。

在梳理越南4大新闻媒体, 即越南通讯社、《人民报》、《越南共产党电子报》以及《人民军队》2015年至2018年6月15日止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频次可知, 越南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频次呈明显加速之势 。

在查阅上述4大媒体近三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之后可发现, 从报道内容来看, 四大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是客观且积极的, 并没有出现负面的评价。

(四) 商界层面：越来越关注并欲参与其中

之前到越南访问时, 很少越南企业知道“一带一路”倡议, 更勿论对此倡议有详细了解。此次通过越南工商会以及与越南企业家的交流中了解到, 现在越南商界对“一带一路”有非常高的关注度。特别是外贸企业, 更想详细地了解“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 以期能参与其中以从中获利。越南商界越来越关注“一带一路”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因TPP的不确定性。5年来, 越南商界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关注度, 愈发趋于积极。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TPP谈判开始, 越南对TPP有很高的期待。特别是2015年底TPP谈判结束, 越南积极筹划加入TPP。受此影响, 越南商界主要关注TPP, 对“一带一路”知者甚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 TPP的命运急转直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无论是民主党的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 都表态反对TPP协定。由于美国存在的不确定性, 2016年9月越南国会推迟审批TPP。2016年11月9日, 随着强烈抨击TPP协定的特朗普当选第58届美国总统, 越南政府随即停止将TPP提交国会审议通过的工作。2017年1月23日, 才上任3天的特朗普签署第一份总统令, 正式宣布退出TPP。在美国退出之后, TPP剩下的11国虽想方设法对TPP作部分修改后使之继续存活下去, 2017年11月11日, TPP剩下的11国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 并决定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 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对越南而言, 作为TPP (或CPTPP) 成员国中最不发达的经济体, 在谈判时作了很大让步 (如独立工会问题) , 其目的是为换取越南商品更好进入美国的市场。由于TPP的不确定性, 越南企业界总体对TPP持观望态度。

另一方面, 因“一带一路”的宣传与推广以及越南政府态度的转变。随着“一带一路”的宣传和推广, 以及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了解到了“一带一路”。敏锐的越南商人慢慢嗅到其中的商机, 因此其态度也发生转变。同时, 如前文所言, 越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转变。越南政府由怀疑到肯定, 再到与中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越南政府态度的转变会自然而然地带动商界态度的转变, 在越南政府持怀疑态度时, 商界只能持观望态度, 随着越南政府态度积极化和明朗化, 商界的态度随之会发生积极变化。

(五) 民众层面：依然不甚了解

越南的各阶层当中, 官方层面、学者层面、媒体层面以及商界层面, 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变化都比较明显, 即虽仍有疑虑但都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在普通民众层面, 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 几乎没有变化, 即依然不甚了解。越南民众对“一带一路”不甚了解, 是越南在社会层面“去政治化”的结果。在越南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 各种各样的政治标语、政治画像、政治口号、政治雕塑、政治书报等, 依然随处可见。特别是由于2017年APEC会议在越南岘港举办, 因这是越南自2020年之前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关于APEC的宣传品充斥街头。但与国家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不同, 越南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去政治化”, 即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淡漠。

之所以说越南社会层面在“去政治化”, 是基于逻辑分析和实地调研两方面共同得出的结论。从逻辑来看, 伴随着越南国家全方位改革, 必然会带来越南社会的去政治化。越南自1986年实施革新事业以来, 社会结构功能开始分化。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子系统的分化进一步加深。其中, 政治与市场、社会、行政、司法的相对分离以及多元复合治理的发展, 使政治较之前越来越少地干预和介入其他领域。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 越南政府日益从社会撤离, 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因此, 越南社会层面在往“去政治化”方向发展。从调研来看, 越南多数民众对政治比较淡漠。在与上百位越南普通民众接触之后, 发现除了政府机关的人员之外, 多数人平时很少看政治新闻, 国际新闻更是少之又少。在与20余位越南大学生进行交流之后, 发现他们平时很少看政治新闻, 关注得最多的是娱乐新闻, 有空余的时间就会沉迷于Facebook等社交软件。此20余位大学生当中只有两位表示听说过“一带一路”, 但不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又如2018年1月27日U23亚洲杯决赛时, 在越南出现了全国上下男女老幼一起看球赛的景象, 越南足球队回国时, 欢迎队伍绵延数十里, 其盛况在越南前所未见。反之, 再重大的政治性事件都不太可能让越南民众产生如此高涨的热情。这是越南社会“去政治化”所带来的结果。在社会层面“去政治化”的背景下, 越南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依然不甚了解, 也变成一件自然而然之事。

二、越南各阶层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疑虑

(一) 担忧南海问题会干扰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 由于时值中越在西沙爆发大规模冲突, 越南各界对“一带一路”事实上呈反对态度。甚至许多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 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就是针对南海问题而提出。此前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时, 越南许多人士都需中方先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与南海问题的关系。此次调研过程中, 虽已几乎没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针对南海问题而提出, 但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 南海问题会影响甚至严重干扰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过程。因南海问题的存在, 中越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的缺失难免影响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 特别是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后, 南海问题的热度已明显下降。越南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 对华外交更加务实, 对南海问题也作了更为适当的处理。但从几个事件来看, 南海问题依然是中越关系当中最大的障碍, 且此问题的存在将会长期化, 如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冲击到整个中越关系。

首先, 从整个越南的舆论层面来看, 越南舆论层面对南海问题的报道依然是高频且极其负面的。通过对越南官方两大媒体, 即越通社和《人民报》进行检索, 可知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 在数量上极多。

从内容来看, 对中国而言都极其负面。例如针对中国政府发布的南海伏季休渔制度, 休渔时间为2017年5月1日至8月16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就表示, “越南坚决反对中国自己发布东海 (编者注:即中国之南海) 伏季休渔制度” (2) 。再如“黄沙 (编者注:即中国之南沙) 和长沙 (编者注:即中国之西沙) 归属越南: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地图资料图片展频繁地在越南各省展出。 (3)

其次, 从越南政府对华关系的处理方式看, 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也难以休止。2017年1月12日至15日阮富仲总书记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事访问, 阮富仲是中国在2017年首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 阮富仲与习近平总书记会谈之后还进行了茶叙。访问期间, 两国有关部门共签署了15个合作文件。如此成功的访问, 实属罕见。但阮富仲访华结束不久, 越南政府就打破两国多年的默契, 开始在官方媒体上纪念1979年的边境战争。 (4)

第三, 2017年5月陈大光访华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虽提到, “双方要坦诚交换意见, 恪守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越中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管控好海上分歧等。” (5) 但此表述与之前的两国联合文件比较, 没有任何新意。2017年6月18日,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越南, 由于南海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 致使范长龙中断原定访问计划提前两天回国, 甚至取消原计划举行的中越两军边境高层会晤。此后, 中越还在南海的万安滩海域爆发冲突。这反映出, 中越在南海问题上极难有所突破。

2017年5月18日, 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第14次高官会上, 中国与东盟十国《南海行为准则》DOC/COC工作组达成了“准则”框架。 (1) DOC框架的达成, 能对南海问题向和平、稳定方向发展起推动作用。综合各种因素可预见, 南海问题会平静一段时间, 但在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甚至解决。故而, 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依然会受到南海问题的干扰, 严重地影响到两国合作的广度、深度以及速度。

(二) 担忧合作共建导致越南进一步加深对华依赖

冷战时期, 越南先与中国和苏联结盟对抗美国和法国的侵略。1975年南北统一之后, 越南与苏联结盟对抗中国和美国。冷战结束后, 越南在外交上逐步实行“三不”原则, 即不签署军事条约或与别国建立军事同盟、不让任何国家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依靠任何一国去对抗其他国家。越南外交上的“三不”原则, 简言之即“大国平衡”战略。越南在外交上不再与其他国家结盟, 也不再依附于其他大国。

近年来, 中越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在贸易方面, 中国大陆连续十余年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 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938亿美元, 其中越南对华出口353亿美元, 同比增长60.6%;自华进口585亿美元, 同比增长16.9%。 (2) 在投资方面, 中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 是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这让许多越南学者, 以及相当一部分越南官员和普通民众产生错觉, 认为越南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3) 2014年初中越在西沙爆发冲突后不久, 时任越南总理的阮晋勇就要求采取各种办法, 避免过度依赖中国。阮晋勇提出的指导文件称, “加强宣传、广告工作, 加强市场调研, 提高国内产品的地位和威信, 取代进口产品, 减少对外依附。主动建立国内产品, 首先是服务于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的开发生产项目” (4) 。越南极端媒体《青年报》 (5) 等报纸, 更是多次发文称越南应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虽然越南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只是越南自身杜撰出来的假象, 但持此观点者在越南极其普遍。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除少数资深的经济学家之外, 其他的无论是多年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 亦或对中国鲜有了解的普通民众, 都认为越南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特别是对越南对华贸易逆差颇有怨言。换言之, 他们认为越南需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至少要平衡中国的影响。按此逻辑, 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受此影响。甚至有越南学者提出, 越南在建设“一带一路”有关项目过程中不应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借款, 否则会加重对中国的依赖。对于联合借款的方式, 越南更应反对。因两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越南主要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两地合作, 越南则需举国之力。如出现债务风险, 广西和云南两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而越南却无此能力。从过去的经验看, 两国所达成的许多协议都非常好, 但签署协议之后却没有任何行动。因此,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 越南可选择参与, 也可选择反对。甚至, 越南方面什么都不做, 也可成为一个选项。也有越南经济学家提出, 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许多项目面临融资问题。对于越南国内的项目, 越南不会因是来自中国的资金而加以拒绝。但对于越南而言, 确实更喜欢来自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资金。 (1) 越南外交的“大国平衡”战略, 在近期需借助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平衡中国影响。越南对于中越合作共建导致越南进一步加深对华依赖的担忧, 难免会影响到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

(三) 认为“一带一路”构想虽好但缺乏具体操作方案

在调研期间, 笔者约接触了二十余位越南政府官员。除两位负责直接与中国进行政策规划谈判的官员之外, 其他的官员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构想虽好但缺乏具体操作方案。持此观点者, 也普遍存在于越南学者当中。他们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宏大, 涉及国家众多, 涉及领域广泛。“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部分构想虽好, 但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而言, 却不知如何着手。例如, 越南外交学院的学者就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几个问题。首先, 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有关内容依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认为,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加以详细阐述, 对“一带一路”的目标、内容等, 也没有非常具体阐述。这导致越南依然对“一带一路”缺乏清晰了解, 这不利于日后上体工作的开展。既然两国高层已达成共识实现“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 中国政府在宣传中应尽可能清晰阐述“一带一路”内涵, 至少需清楚阐述“一带一路”的目标。其次, 越南学术界研究经济问题与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存在明显差异。之所以出现此现象, 很大程度在于中国政府没有解释清楚“一带一路”的内涵, 使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依然怀疑“一带一路”背后的政治与军事动机。 (2) 第三, 对“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表示忧虑。许多越南学者提出每一届中国领导人都有其新的思想和政策, 以后的领导人是否会继续执行“一带一路”倡议, 越南难免有所忧虑。他们提出, 中越在过去有许多合作项目和设想, 如“两廊一圈”“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但现在后劲不足, 甚至沦为烂尾工程。“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遭遇同样命运, 因此越南有所犹豫。第四, 从事具体工作的政府官员因缺少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而形成的文件, 不知道应如何着手开展工作。越南官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则不明确, 从事具体事务的政府官员不太清楚“一带一路”的步骤, 也没有具体规划。

越南各界虽对“一带一路”表现出一定的热情, 但在谈到具体合作时因缺少具体且操作性强的方案, 无论政府官员、学者还是企业人士, 几乎不知如何着手与中方进行合作。对于中国而言, 确需解决宏观倡议与具体方案这一矛盾。一方面, 因“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领域广以及跨度长, 且是中国政府先提出, 只能从宏观角度提出原则性设想和目标。反之, 如中国政府提出的是详细方案, 那“一带一路”就不是“倡议”, 而是变成强加性、不可谈判且狭隘的计划书。另一方面, 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各国政府官员和企业而言, 他们需执行的是详细、周密和操作性强的方案。因存在着这一矛盾, 难免引起越南各界疑虑。

三、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长期而言, 如要促进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需与其他国家一道处理好南海问题, 也需解决好中越之间的其他矛盾。从短期看, 中国极需做好以下三件事情:改进中国对越关于“一带一路”宣传策略、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别三个层面完善政策沟通机制以及由易及难地逐步推进部分项目的具体合作。

(一) 改进中国对越关于“一带一路”宣传策略

首先, 对越宣传过程中尽量考虑采用其他方式提及“郑和下西洋”。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不同, 郑和在越南的形象较为负面, 至少不是积极和正面的符号。现越南主流历史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解读, 与中国学者截然相反, 认为郑和之行是欺骗、侵略行为。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 有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曾途径西沙和南沙群岛, 并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迹, 成为证明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重要证据。二是郑和所服务的明朝朱棣政权, 在1406年派兵讨伐越南, 后持续了对越南20年的统治。所以, 明朝对越南而言也同样非常负面。 (1) 2008年11月中国海军“郑和号”访问越南, 越南官方低调处理此事, 官方报道甚至没有提“郑和号”一词。这反映出越南官方对郑和并不持正面态度, 或持回避态度。

其次, 对越宣传过程中应将“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实行战略对接。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由于中国在越南的整体国家形象比较负面。因越南严重扭曲的历史教育, 造就了越南许多普通民众心中中国在历史上将近差不多每隔二十年就侵略越南一次的印象。越南历史学者潘辉黎在其1976年出版的《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一书中, 总结了越南历史上同外国的6次所谓“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 其中5次都是讲同中国宋、元、明、清各代王朝的战争, 1次是讲对暹罗的战争。自秦至抗美救国战争这两千年时间段内, 越南进行了13次“极其激烈的卫国战争”, 其中有9次与中国有关。 (2) 如此严重扭曲的历史观, 造成中国国家形象在越南民众心中的严重扭曲。2018年6月10日, 越南多个城市爆发反对越南政府的设立经济特区计划, 游行民众却把矛头对准了与之毫不相干的中国。这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越南社会受到了严重扭曲。另一方面, 中国与越南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要把“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实现战略对接。因“两廊一圈”是由越南前总理潘文凯提出, 越南没有理由不支持, 故在对越宣传过程中应多提“两廊一圈”少提“一带一路”。在与越南合作过程中, 中国应更注重“里子”, 而少关注“面子”。

第三, 尽量清晰阐述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政策。在这方面, 中国政府可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方面, 是“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对“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疑虑, 不仅体现在越南, 也体现在其他国家。对此, 中国共产党可通过党代会以及中央全会的有关文件加以确认“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中国政府也可以一定的文件形式, 加以确认“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短期或少数领导人的设想, 而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长远的方针政策。在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关内容写入党章当中, 是非常积极而正面的信号。 (3) 另一方面, 是“一带一路”的具体目标、实现方式和内涵等。越南的许多疑虑源于技术层面, 如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资金来源、技术保障、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 他们希望有足够了解。越南认为中国对此没有加以充分解释和说明, 导致他们产生一些疑虑。对此, 中国需尽量清晰阐述与“一带一路”的有关政策。同时与越南沟通, 共同拿出切实可行且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

(二) 在区域、次区域与国别三个层面完善政策沟通机制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 “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是“五通”, 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同时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调研过程中, 越南政府官员和学者提出, 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第一步就是政策沟通, 亦可称之为共商原则。但从越南的感受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看, 虽然中国政府意识到政策沟通的重要性, 但两国在政策沟通方面实质上存在严重不足。政策沟通不足会严重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合作, 更难谈如何共建和共享。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中国需考虑的不仅是与越南的合作, 也需考虑与整个东盟的合作。故而, 在政策沟通方面, 中国可以在区域、次区域以及国别三个层面完善沟通机制。

在区域层面, 即中国-东盟层面, 中国政府现与东盟国家有许多沟通机制。包括中国—东盟 (10+1) 会议、东盟与中日韩 (10+3) 会议、东亚峰会等。习近平主席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1) 基于此, 在中国-东盟层面可在现有沟通机制框架下, 搭建起专门针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沟通机制。特别是在中国—东盟 (10+1) 会议框架下, 可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的合作, 增加领导人层面、部长层面、副部长层面, 以及学者层面、企业层面的政策沟通机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学者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政策沟通急需增加。学者在政策沟通方面, 可以起到解释政策、建言献策等作用。因学者不必如政府官员那样, 过于拘泥于身份, 且思想比较自由, 故能起到很好的沟通与桥梁作用。在中国政府推进建设新型智库的大背景下, 更应如此。在企业方面, 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企业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 因此在中国-东盟层面进行对话时, 需加强企业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在次区域层面, 与越南有关的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2016年3月23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了首次领导人会议, 2018年1月1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过, “我们不做高大上的‘清谈馆’, 要做接地气的‘推土机’” (2) 。推动中国与澜湄地区有关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 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特别是能够绕开敏感的南海问题。在澜湄合作机制下, 中国可以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域内国家就如何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广泛的政策沟通。

在国别层面, 是中国与越南建立起直接且有针对性的政策沟通机制。考虑到中越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与“两廊一圈”进行战略对接的特点, 中越实质上主要是在边境若干省份进行合作。针对此情形, 在调研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教授提出, 越南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因主要与广西和云南合作, 所以越南政府可以直接和广西和云南两地政府共商“一带一路”的合作。基于平等以及“外交授权有限”两大原则, 杜进森教授的这一提议可能并不完全可行, 但他指出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笔者认为, 可以考虑采取“2+2+7”的模式进行协商与对话, 即在中国和越南两国的中央政府主持或引领下, 加上中国的广西和云南两省, 再加上越南与中国接壤的莱州、奠边府、老街、河江、高平、谅山和广宁7个边境省, 就“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与具体合作展开沟通与协商。

中国政府在与越南进行政策沟通时, 需要进一步注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在其中的作用。许多越南政府官员 (如越南计划投资部和交通部官员) 提出, 中国的一些经济项目和规划 (如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中欧班列) , 其实越南完全可以参与其中以与中国进行合作, 达到双赢目的。但因缺乏足够了解, 从而失去了合作的机会。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也同样面临政策沟通的问题。对此, 中国政府可以加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人员配备, 特别是需要增加经济参赞处的人员, 通过主动宣传、推介以及举办研讨会等方式, 宣传中国的经济项目和规划, 以此扩大和深化两国包括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

(三) 由易及难地逐步推进部分项目的具体合作

考虑到中越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面临诸多现实情况, 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应遵循由易及难、由小到大的过程, 以推动具体项目的合作。从短期看, 中越可在3个方面实现更好合作。

首先, 改善对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管理方式, 以发挥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了促进中越关系以及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发展好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 其积极作用非常明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现在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其一, 虽名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却没有形成统一管理, 中越依然各自管理各自的区域, 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其二, 跨境经济合作区出现了严重的走私问题, 甚至有进一步泛滥之势, 对此越南方面非常担心;其三,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交易量还比较小, 主要以小型交易为主, 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越南快速发展的外贸势头极不匹配。上述问题的出现, 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是管理不当造成的。对此, 中越两国需通过高层协调, 减少经济以外的影响。同时, 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指导下, 下放更多事权给地方政府, 使之能够因地制宜地制订更为完善的管理规则。这有利于发展好跨境经济合作区, 使其发挥出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次, 简化手续推动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现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中方一侧极需越南劳动力, 许多沿海省份的工厂搬迁到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 其看中的就是能大量地雇佣越南工人。在广西崇左市现已出现如果没有越南工人, 当地的榨糖厂就无法开工的景象。同时, 越南的边境省份相对落后, 大量劳动力需寻找出路。总体来看, 中越在跨境劳务合作方面需求量极大, 互补性非常强。现在中越在跨境劳务合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通过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务工的越南工人远不能满足需求, 使通过非法渠道入境的“三非”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人员呈泛滥之势。边境地区现在呈现出的矛盾之处是, 如若加强边境管理, 入境的越南工人将会受到严格限制, 越南工人的减少会严重冲击当地经济的发展。反之, 如若放松边境管理, 非法入境者会泛滥成灾, 甚至可能混入恐怖份子。中越两国政府现已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合作。从短期看, 可行的手段是进一步简化手续, 让越南工人更愿通过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务工。对此, 广西和云南可考虑到越南边境省份设立专门的劳务招聘机构, 帮助当地企业招聘劳务人员。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民心相通”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对于中越而言, 通过推动跨境劳务合作进而推动边境地区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 再带动其他人民的互信与友好, 其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 选择若干个比较简单且明显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项目。从短期看, 中越在此领域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建设跨境水利设施。在历史上, 中越有过共建跨国水利工程的先例。20世纪50年代末期, 在中越边境地区, 两国携手兴建了大新归春水渠和靖西个宝水利工程。 (1)考虑到中越边境多个地方以河流为界以及部分地区水资源丰富, 短期内中越可在这方面有多种合作。例如边境跨国界入境河流环境监控预警基础建设、界河兴建河堤建立起协商机制, 以及跨界水电工程等。另一方面是共同改善越南边境省份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中越贸易额近年连年攀升,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越边境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并未跟上发展步伐, 特别是跨境货运列车更是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求。改善两国边境地区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 是两国发展的共同需要。对此, 两国政府可进行更加密切的协商, 加大投资力度, 改善边境地区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属于世纪工程, 绝非通过短期努力就能一蹴而就。考虑到中越关系的复杂性, 从近期越南对“一带一路”所呈现出的积极变化来看, 已然很值得欣慰。无疑, 中越共建“一带一路”将面临多重阻力, 越南方面也仍有诸多顾虑。但是, 从过去将近三十年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看, 以及从过去五年越南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变化看, 有足够理由对中越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持更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