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个积习已久的观念，那就是：自从西方的科学开始传介入我们的社会以来，我们即被教育成具有一个观念，认为科学的知识必然是具普遍性，乃放诸四海皆准的。因此，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实无有如中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俄国社会学、或日本社会学等等类似的划分，更难有“本土化”的可能和必要的。这种看法所体现的，无疑地即是上述之“自然科学认知模式”所带动出来的实证科学观。对我来说，这样的科学观很难用来了解科学的内涵，更是不适用来涵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质。
从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看，任何学术的活动都是社会活动。它与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一样，受到社会中种种条件制约着。孔恩（Thomas Kuhn）研究西方科学的发展即指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典范（paradigm）。通常，科学乃是在一条常轨中进行抽丝引线的工作，他称此一科学的状态为“正轨科学”（normal science）在此，我不准备对科学的社会学意义做详细的阐述，时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相当充实，可用来支持的文献颇多，而且几乎是大家共同接受的“社会事实”，实无再多加赞言的必要。在此，我所要指出的有二。其一是，科学的方法只是人类认识世界之种种方法中的一种。固然它有某个程度的适宜与客观精确性，但并不是惟一可行、且必然要行的方法。纵然因为它具有客观精确与适宜性，是从事分析现象的可行方法，但其方法与程序的运作，却应当配合社会条件而有所修饰或改变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底下再加论述。其二是，由于每个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与区位条件未必完全相同，社会现象的体现与其决定因素自然地就可能不一样。尤其，人们对人自身或所谓“社会”图像的想像背后所持有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更是因种种制约条件的不同而常是迥异的。因此，社会学家研究不同社会或不同时间定点的同一个社会时，其所应考虑的条件和理解脉络与取向，也理应（或至少，可以）有所不同。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所谓“社会学研究本土化”即有了实质的意义，而且是合理可行的。
从以上简单的论证来看，科学研究的旨趣并不只在于寻找放诸四海的普遍律而已，它也在于确立影响某一特定时空之现象的特殊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最原始的涵义可以说是，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事实上，这应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既然研究者是台湾地区的人，研究者身在台湾地区，其研究对象很自然地也就是以台湾地区社会为主题了。因此，就现实环境来看，研究主题本土化应当是不成问题，而且，实际上几十年来社会学的研究也一直是循此轨迹来进行着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以当今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涵义应当是更为广义的。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选择研究主题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知识社会学上的问题。
大体而言，社会学研究本土化有两个深层的涵义。就积极的层面来说，这是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在地传统的建立；就消极的层面来看，它是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因此，不论就积极或消极的层面来看，本土化所包含的，不但是问题的选择，而且是理论架构、概念，乃至研究方法及工具的确立。尤其重要的是树立特有的人文取向的典范。在此，我不准备，也没能力对这些项目分别从事具体的讨论，而仅从上述在地社会学所具的四个性格简略地来检讨本土化时所可能面临的问题、产生此等问题的背景，以及应当努力的方向。至于理论架构、概念、方法与工具，和人文典范的内容应当为何，在此不加评论，虽说这些都是社会学界有待共同努力的研究方向。
别的先不谈，单就民族情感与自尊的立场来看，我们之社会学所具的移植与加工性格，就令人难以忍受。冷静而理智地来看，这种基于情感的理由或许不太适宜作为反省与批判的依据，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撇开民族情感的因素不谈，倘若这两种学术性格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么，不但如前一再提到的，将腐蚀社会学家的原创力与想像力，而且将很可能使得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同时丧失了意义的适宜性。在此，让我重述一下前面提到的论点。这个论点是：科学方法与概念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它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的”，端看是否能够恰确地捕捉特定时空下的现象的“神貌”。容或使用某一种特定方法在某个地区或某段时间内可以收集到相当准确的资料，同样的，使用某一个概念是可以贴切地描述某个地区或某段时间内的现象，但是，把同一个方法或同一个概念运用于其他的地区或时间的时候，却未必能够恰切而妥帖地捕捉到其具有的神貌。现就让我们举几个研究方法的例子来略加说明。
让我拿社会学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问卷法做例子来说明。使用问卷来从事社会与行为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一大特色。这种方法所以会在欧美（尤其美国）社会学界流行，而且公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与整个欧美社会的发展背景不无有所关系。第一，在自由民主风气的长期熏陶下，欧美人自小即鼓励表现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因此，他们比较没有顾忌，愿意把自己的“真正”意见表达出来，同时也较善于表达。第二，在欧美，由于教育普及而且水准较高，一般人对文字的运用与理解问题的能力较高，而且整齐。显然的，在此二条件的支撑下，使用问卷来进行研究，所可能遭遇的问题自然就少得多了。一方面，他们对文字问题的掌握困难较少；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喜好、且善于表达，只要肯诚心合作，由问卷所得之资料的可信度是高多了。反过来看看我们的社会。国人一向并不积极鼓励表达自己，甚至反过来，力求收敛和谦虚，处处企图掩饰自己，而顺人意。因此，一般人不但不善于表达，而且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意见或态度的。总之，在此文化背景下，使用问卷法来进行研究，无疑地会是困难重重。尤其，当问卷的内容涉及的乃有关个人隐私或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时，所谓社会喜欲性（social desirability）或要求特质（demand characteristics）的作用就会于无形之中产生了出来。此时，人们不但不会说出真实的话，相反的，会掩饰真正的感受，说的只是个人认为社会共同接受的“正当”看法或态度而已。
除了社会喜欲性或要求特质之外，让我再举态度量表或其他类似的指针测量为例，以指出另外有关方法上应当本土化的问题。在我们的学术圈里，使用量表或指针之类来从事有关态度（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历史，也俨然形成为一股力量。基本上，由此所得资料的分析结果，制造了不少被认为是“客观”的心理或社会事实。长久施用测量的结果，已使得这种技术奠定了学术上的正当地位，大家也都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去深思其间可能具有的问题。
就拿量表的使用来看吧！一向使用五段不同程度的测量，是较为广泛流行的方式。这种量表用于台湾地区，尤其用于乡下地区受教育较少的民众，其可信度其实是颇为可疑的。常识告诉我们，要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做相当精细的区辨，这个人对自己的感受或周遭发生的现象，若不是常有反省、也不具备相当的精思习惯和观察能力，往往是很困难的。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一般人对自己的态度、感受和认知，往往都还停留在诸如“好/坏”、“是/否”、“喜欢/不喜欢”或“对/错”的两分阶段。充其量，只多一项“不清楚”、或“不知道”、或“没意见”的选择，也就达到了人们可能区辨的极限。因此，硬要人们挖尽心思，勉强把感受细分成五个不同程度，说实在的，未必能够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相符合，必然导致本质上是被逼迫出来之虚假的过度判断。职是之故，尽管有关测量的量化理论多么细致，只要有此一问题的存在，所测量出来的态度具有多大的可信度，就着实令人质疑的。
关于在台湾地区使用量表来从事研究，除了产生了“唯量表即实征研究”的偏差作法之外，尚有一个相当令人担心的问题存在着。这个问题是：绝大多数的量表，其内容都是由外国（尤其美国）已有的量表翻译过来、并略加修改而成的。态度严谨的学者，则做个效度（reliability）的检定，就拿来充当进行研究的工具了。这样的用法，在效度上也许没有问题，但却有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信度（validity），或广义地来说，适宜妥帖性一直就令人质疑着。大体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外国引进之量表的内涵是具有研究的价值（如族群偏见），但我们必须明白，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有些外国引进之量表内容未必适用于本地，即使做了部分的修正，也未必就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仔细地考虑本地特殊文化、社会与历史等等条件，一味地以西方既有量表的内容为本来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其实，只是向着西方既有之意识形态倾斜靠拢的作法。研究当然是会有“成果”，因为，只要依样画葫芦地做了，自然就有资料出来以供分析，也因而可以写出报告来，甚至，拿到欧美国家之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但是，问题在于真正问了有“意义”的问题吗，整个研究与本地社会的妥帖关联性有多大？说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之社会学者不能不问的问题，面这恰恰是社会学所以存在的“伦理”基础。
总之,在此我所要指出的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研究方法或工具，若不认真地加以检讨和反省，很可能使得社会学家在量表或问卷中所企图表达的意思，往往并不一定是存在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里的。量表或问卷所尝试蕴涵的研究概念和意义，极可能就在这种经验的隔阂中，被扭曲或滑溜掉了。结果，从所测得资料得来的结论，极可能与原先内涵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脱节，毫无代表实际之意义的可能。因此，如此的学术活动，往往只成为社会学者彼此之间的概念游戏，或成为获取学术地位与保证生存的工具，因而丧失了更深邃的实质社会意义。
长期以来的学术移植和加工，使得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沦于形而下的比较或仿真研究。容或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对于推动整个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是必要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长期来，我们从事文化（或社会）间的比较研究，却一直是在具浓厚西方意识形态的研究架构下进行着。诚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不但完全采用西方的方法，而且以为为了比较，也必须选择相同的概念、研究变项、论述架构，乃至问题的设定。说得清楚些，一向比较研究均是以西方社会学家眼中之西方现代社会的模型作为基线来进行的。
没错，就当代之整个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现代理性文明居处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以西方社会学家眼中之西方现代社会的模型作为基线来进行比较研究，是具有现实的意义的，这是不容怀疑的，而且，也可以借西方现代之镜照出非西方社会里的种种“缺陷”，而显现出一定的文化“特性”来。但是，无疑的，这个文化“特性”是以西方观点来定义、并营造出来的“虚拟”现象，未必是当地人们所实际感知的现象。因此，这样向西方倾斜而建构的“本土特色”，是不同于当地人所认知、期待的“本土特色”，于是，“本土特色”被强奸、也被阉割了。
显而易见，透过与西方现代文明对照而被定义出来的“本土特色”，自然既抹杀了非西方社会中种种社会现象背后另一层的“原味”特殊文化与历史涵义，自然地也同时忽视了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社会解释理路与行动体系。如此抹杀了非西方社会之“原味”的特殊文化与历史涵义，而把研究的基线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上面，是相当霸道的，也是不合乎科学原始精神——强调——小心求证的谦冲态度的。总之，我要说的是，以西方社会学家眼中之现代社会的模型作为基线来进行比较研究，其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结果是否贴切而实在，因为这样得来的贴切并不是理性认知所导致的结果，而只是在学术移植过程中，产生了惯性认定所得到的意外结果而已。因此，我们应当检讨的是，一向隐含在“比较研究”背后的运作意理，这是为何“本土化”应当关照到基本概念、尤其哲学人类学之存有预设的层面的理由。
再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经验层面的现象，形而下的现象认定本来就是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有鉴于此，当前我们之社会学研究的症结并不在于它具形而下的实用或实证性格的本身，而是其形而下的表现形式。因此，上述的移植与加工性格只是表现形式中之二种而已，它尚有其他性格的形式问题。
事实上，整个社会学研究具有实用的传统这样的“事实”，已经说明着社会学“本土化”是早已发生了。实用表示重视发生在周遭的问题，既然重视的是周遭的问题，研究的素材自然也就是当地的。因此，就此观点来看，实用主义的传统可说是使社会学一开始即有具“本土化”的潜在作用。然而，我们似乎不能单就此一意外的作用来评论实用主义对整个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尤其把问题摆在未来之“本土化”的方向来讨论，更应有此认识。
在前面已提到，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是巩固我们之社会学具实用性格的基础。这两股力量的交错具有三层的意义。第一，社会学得以在以自然科学为主流的学术圈中，因采纳了“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作为方法论的指导信条，而占有一席地位。第二，社会学被看成是剖解社会现象与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利器。因此，它往往是政治与经济的附庸品，这是社会学实用性格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诱因基础。第三，这两股力量的交错使得社会学的发展倾向于肯定实证的立场，转而成为深具工具理性性格的技术科学，逐渐削减其批判的能力与意愿。这第三个意义即是要特别想要讨论，也是“本土化”最应当关心的课题。
虽然以上四个性格很难毫无标准地说是绝对的不好，但是，正如在上面一再强调的，它们的存在与继续成长，将会大大阻碍了整个社会学的原创力和想像力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其对社会所可能产生具建设性的启蒙作用。没错，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应当包含对移植进来之方法策略与概念做反省与批判，也应当考虑我们之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慎重地选择研究的问题与确定研究的方向，但是，“本土化”应当有更深、更广的涵义。总地来说，“本土化”不是使社会学的研究区域化，或发展后拿来与西方社会学相抗衡。正相反的，它是使得我们之社会学家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学的体系之中，为人类的文明，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提供另一条可能的理解与诠释途径。
倘若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极终目标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尚包含：（1）必须突破导致上述四个性格产生的文化与社会条件；（2）对西方既有的理论论述体系有所考察，并加以严谨批判，尤其是针对隐藏在理论论述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存有预设，应当给予以考察、并有所批判。此一后者的工作，才是未来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基本课题，因为唯有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其背后支撑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存有预设，从事根本的检讨，才可能使得我们的社会学摆脱移植与加工性格，超越实用与实证方法论的窠臼，以及免除过多之现实政治与经济建制的制约。说得简单些，社会学的“本土化”应当是在于培养社会学者的批判能力与意愿，而有能力于西方知识传统之外，提供另外的途径，以俾发挥社会学对人类文明有更多、更宽广的体认空间。
近百年来，西方的科技文明成为人类世界里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西方文化的优越势态已使亚非社会产生“质性”上的根本变迁。变迁的结果，使得今日的亚非国家所体现的文化模式，与其本身传统的衔接，往往反远比不上与西方过去文化传统的衔接来得紧密。经过长期的西化，西方文化对亚非社会的冲击已不再被视为具震撼力的陌生外来力量，而已逐渐成为相当习惯、且熟悉的诱因了。职是之故，亚非社会的人们，尤其知识分子，不但相当熟悉西方的观念与思考方式，而且也相当习惯并且接纳西方的价值与态度。况且，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均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对于近代西方既有的理念，往往都有习惯性接纳的倾向。此一状况长此以往，极容易使得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萎缩，批判的意愿也日渐削减。
诸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即是缔造与强化西方价值与理念的重要支柱。对于这些社会学理论，我们整个社会学界一向即停留在译介的阶段，从事批判者尚属少见。姑且不论何以我们对西方理论缺乏批判的表现，停留在译介的阶段，无疑乃宣告整个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理论本身的了解是贫乏的。在毫无批判之准备的情形下，传播西方的社会理念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启蒙工作，它往往不可避免地把社会带上重蹈西方社会之旧辙的路途上去，严重的甚至是加深了问题的困扰。
就拿所谓“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此一流行概念当成例子来说明吧。“生活品质”一概念的内涵是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其指针乃建立在一些存有预设上面，例如：（1）人应拥有愈多愈好；（2）环境愈能控制，则愈安全、愈舒适、也愈好；（3）人的寿命愈长愈好；（4）社会福利愈多、愈周全则愈好等等。而这些预设则又建立在效率、效用、控制与扩展等四个价值的某种组合之上。根据西方现代理性社会的理想，简单地说，这四个价值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人以最具效率的方式，达到控制别人与环境，以作为扩展自己之影响力的最高效用。然而，恐怕我们都可能不免会问：难道人活着为的就是如此吗？答案应当是未必尽然吧！但是，几十年来，这么样子的所谓“生活品质”的蕴涵不是早已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了吗？在这样的意理指导下的“生活品质”容或是提高了，但是，人类是更幸福、更快乐了吗，社会的问题也就少了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总而言之，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未必是放诸四海皆准之绝对客观的解释体系，它们只不过是，在其特定之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催动下，西方社会学者所提出柴的特定观点和见解，原本就带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色彩的。事实上，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这样的性格，西方社会学者早已注意到了。例如，隆恩（Daniel Wrong）即谓结构功能论乃是一种“过度社会化”（over socialized）的理论。又如古德纳（Alvin Gouldner）谓结构功能论本质上乃是福利社会下的保守产物。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西方之社会学理论乃工业社会的产物，充满着迷思与偏见，罔视变迁来源来自外在诱因之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
诚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基础，除了建立在“技术旨趣”与“实用旨趣”外，尚可立基于“解放旨趣”（emancipatory interest）上面。此一旨趣指向的是，人可以透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机制，从历史的种种制约限制中，寻找自我解放的途径。准此基础，固然技术与实用旨趣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就人是一种善于创造和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的立场来看，演进过程最具特色的地方，终究还是在于人类企图认定种种的楷模，并且进而寻求自我解放。因此，“解放旨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旨意，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启蒙理性的精髓所在，也是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基本精神。于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本身就具有意识启蒙的作用，它往往形成为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来引导社会变迁，马克思的理论即是一个明例。
俄国十月革命被认为是经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相对照西方社会学这样的传统，我们不免会发现，以往我们的社会学大多数是依附在前二者的旨趣下发展着，而鲜少发挥“解放旨趣”，无疑的，这着实是窄化了社会学可能发挥的社会功能。
总归来说，社会学的知识可以看成是一门技术，也可以看成是一门具实用意义的实征学问，但它更可以是一门具有解放人类社会之潜力的学问。立基于这样的认知基础，社会学要“本土化”，显然的，其最高的目标不应只是停留在技术与功利实用的两个层面，而是挑勾其所具之独特历史与文化背景，以便针对隐藏在西方社会学理论背后的意理与价值进行反省和批判。在这同时，我们更需要对自己特有的社会思想传统与形塑的文化和历史条件进行了解、并从事解析的工作。唯有透过如此多面的努力来开展，社会学才可能有其特色，也才有条件为整个世界社会学界提供宝贵的（另类）经验。
(叶启政，台湾大学心理学博士、硕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本文节选自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篇“论社会学研究本上化的方向与问题”，原文刊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完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