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寂寞如大毒蛇缠住灵魂的鲁迅，未能忘怀寂寞时的悲哀和年青时的梦，终于发出“铁屋的呐喊”。大约七年后，张定璜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期、第八期，连续发表长文《鲁迅先生》。这应该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和细致地评价鲁迅。
或许同代人相似的社会人生体验与畅想未来情怀使然，张定璜在鲁迅这个“不是和我们所理想的伟大一般伟大的作家”身上，在流动的文学和历史暗影中，感到了深深的共鸣：“《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这段修辞色彩浓郁的评价，无法不让我们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对《狂人日记》及鲁迅的评价与定位，自然也达到了无人堪比的“峨冠博带”地步。然而，一百年转瞬即逝，“狂人”及其呐喊，是春风化雨、落地生根，还是渐行渐远、行将湮灭？那些高亢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幻影与修辞，是否能掩盖住人生轮回与历史循环的噩梦？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
当我们为文学扎上僵硬的篱笆，是否想过已经画地为牢？观念的枷锁是否常常限制我们心灵的自由飞翔？我们是否因为把《狂人日记》仅仅当做小说，而忽略、淡化乃至曲解了它在现代精神史、心灵史上的真实位置？想想风雅颂和屈骚时代，那些满怀诗意的灵魂，何尝认为自己“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在从事伟大的文学创作？初衷难道不就是抒发胸臆、一浇块垒？
文学门类的独立，自然是人类思想和精神逐步伸展、演化的需要，但壁垒森严的科层分类往往将我们囿于体制内的逻辑自足乃至狂欢，我们也常常忘却文学本来就是世界整体意识的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展现形式。鲁迅自然首先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抒发胸臆、一浇块垒，是“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所以他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距离艺术有多远，并不是鲁迅考虑的首要选项，鲁迅也没有多么在意那些文学的清规戒律，只是想创造一种适合自我又表达自我内心冲动的方式而已。
出于日常逻辑和认知惯性，鲁迅的绝大多数同代人首先是把《狂人日记》当作小说来解读的。比如第一个做出评价的傅斯年就说：“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再比如后来的李长之，就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八篇小说，才是“完整的艺术”、“有永久的价值”。仔细翻阅《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搜集的相关文章，民国时代鲁迅作品被评价最多的是《阿Q正传》等小说，专论《狂人日记》者实属寥寥，且大多掩映在对《呐喊》的总体评论中。
应该说，此后尽管人们从各种角度、视野、立场，运用各种理论、概念、方法，赋予《狂人日记》以更加丰富、驳杂的内涵与意义；但从傅斯年开始的将《狂人日记》作为小说来评价、阐释和研究，逐渐成为权威和惯用的思维模式与阐释传统；民国时代的有关评价与阐释，已经基本奠定了1949年后《狂人日记》研究的逻辑框架和话语体系。由此，也逐渐造就了后来文学史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关于《狂人日记》的那些“权威证词”，登峰造极者当属教科书体系。苏雪林那句“发表后‘吃人礼教’四字成为‘五四’知识阶级的口头禅”，何尝只属于“五四”那代知识阶级？有多少后来者将“吃人礼教”凝固为僵化的知识与刻板的教条？
这当然是一种“自由”选择。包括鲁迅在内，每代人都有运用自己时代的主流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进行言说的需要与权力。问题是当故步自封于这种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时，我们是否要付出“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代价？《狂人日记》最初的反响寥寥，就说明这种代价自始即有，只是尚未于今尤烈。刘大杰在1936年纪念鲁迅时说：“……狂人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借着狂人这个名目，把他自己的思想反映出来。这思想确实有点新奇，也有点大胆。当日的遗老遗少，不知怎的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大概是胡适之的白话文学问题闹得太凶了，遮掩了遗老遗少们的眼珠。”
其实早在1923年，茅盾就意识到后世评价与当时反响的悬殊：“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茅盾、刘大杰不约而同地将《狂人日记》诞生之初的平淡，归因于《新青年》和胡适之的“白话文”，自然是对历史现象的实事求是的记忆。可是，中国向来有视小说家言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传统；那么深层原因中是否该有小说作为一种观念而带来的认知、体验和阐释壁垒呢？
所幸的是，民国时代有关《狂人日记》的评价，尽管从小说出发，却没有止步于小说。鲁迅的同代人们，凭借共同的历史、生存境遇和相似的社会、人生体验，感受最为刻骨铭心的，大概应是《狂人日记》艺术虚构中的“写实”。这种“写实”体验，绝非文学观念意义上的“写实”可以框定的，而是出于人生体验的痛切感受、社会经验的强烈共鸣。
比如刘大杰所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忠实的人生观察者的态度，去观察潜在现实诸现象之内部的人生的活动。他不是人道的教师，也不是社会生活的指导者。他有锐利的眼光，捉住旁人所不注意的种种的人生的活动。他板着面孔，庄严的毫不留情的，用他讽刺的笔，把这些东西，逼真的写出来。他不批评，也不说教。把人类的社会的丑恶，一件件陈列在读者的眼前，他就算尽完了责任。”
再比如甘人所言：“他的性情是孤独的，观察是深透的，笔锋是峭刻的，他的态度是Cynical，但是衷心是同情的，他将自己完全抛开，一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社会。他将看懂了的，懂透彻了的东西，拿来告诉我们。”
正是出于强烈的感同身受，对鲁迅的同代人而言，小说描写的世界，既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之宫，更不是森严壁垒的知识雷池，而是他们的肉身与灵魂无处可逃的栖居之地。如果反用成仿吾所说“《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极主张的记录（document）”，那么艺术虚构中的狂人居所，自然也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置身其中、念兹在兹的家园。
最能惟妙惟肖将阅读体验的这种鲜活性、真实性留存下来的，非茅盾莫属：“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
难能可贵的是，在鲜活现实体验基础上，鲁迅的同代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狂人日记》和鲁迅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比如有著史者从文学史角度进行的评价之准确和到位，就绝不亚于今天的我们：“在近代中国小说界中，最伟大的莫如鲁迅（周树人）。他的观察能钻入世态人心的深处，而洞烛隐微；其笔又尖刻，又辛辣，能曲达入微，描写最为深刻。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一面人生的照妖镜。”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学观念和文学史体系建构并没有让他们的真切体验和深刻洞察，凝固为知识的归纳、累积与因袭。
有人就越过了文学的阈限，敏锐而深刻地领悟到《狂人日记》的核心指向，及其在我们精神史和心灵史上的轴心价值：“从他的《狂人日记》创作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揭穿了中国历史在一切治人者阶层的哲学的宗法的伪装下面的人民的、被人喝血的命运，这是历来所见的射穿过一切玄学的烟雾的最明澈的光，说明所有一切统治阶层的哲学的一个基本共通点就是吃人。”
对照民国时代那些不成体系、不合学术规范、甚至只是零散的读后感式的评论，尤其是那些溢于言表的同代人所拥有的真实性、鲜活性、诚挚感和痛切感，后来者如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当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将《狂人日记》供奉于文学殿堂最高端的时候，是否应该警醒这种高耸云端的供奉，已经有意无意将《狂人日记》关进了语言的、观念的牢笼？已经有意无意在忘却《狂人日记》为何诞生？尤其在这个启蒙早已终结的时代，《狂人日记》和鲁迅是否早已远离我们，已经化为黄昏中的偶像？
“血红的书面，虽然有些黯淡，但它的精神似乎是不能磨灭的”
1926年，《京报副刊》实名制票选“新中国之柱石”。第619票选鲁迅的理由是：“文学界的大元帅。他先生的文锋，足以杀进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底祖宗坟内去。”仔细回味这个理由，我们是否需要就此思考：当我们将反叛历史、抨击传统、批判现实、反封建、反礼教、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主题赋予并框定《狂人日记》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除了理论规范、方法多样、术语娴熟、概念清晰、专业分明的优势外，还能在哪些方面比投票者朱岳峙走的更远？
需要强调的是，当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应该警觉自己的眼光，是否已经固步自封于文学的园地？自说自话于学术的领地？同样，如果换位思考，眼光的越界必须要依赖可靠而扎实的专业坐标。只有首先从文学、从小说及其使命出发，才能避免凌空蹈虚，我们的眼光或许才能更加准确与犀利。回首晚清民初时代，有那么多抨击传统、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文章，论调不可谓不高亢，言辞不可谓不激烈，影响不可谓不广泛，可是悠悠百年后还有多少辨之者？所谓质而无文行之不远，斯言不虚。
《狂人日记》当初虽不如陈、胡辈文章之耀眼一时，但“那样的讥诮而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显然使之更具有历久弥新、仰之弥高的深远潜力。鲁迅内心冲动之托形艺术，终获更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无论赋予《狂人日记》怎样繁杂的内涵与意义，不管是浪漫还是写实，不管是寓言还是象征，不管是隐喻还是转义，不管是间离还是戏仿，不管是反叛还是启蒙，我们都必须从一个约定俗成的基本事实出发：《狂人日记》首先是以小说形式存在并传世的。
福柯尝言：“在古典时代里，并不存在疯狂文学，因为疯狂并没有它自主的语言，并没有以一个真实语言来说明自身的可能。……疯狂自己并无权力操作它的语言和真相之间的综合。”在古典时代，疯狂的确没有独立存在的条件与空间，更无法形成自发、自主乃至独立的真实语言。但是，却有扭曲、变异乃至变态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异化的自身。
比如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灾祸横行，血污遍野。魏晋文人，抗言直辩者，人头落地，广陵散绝；放浪形骸者，苟全性命，托形文艺；但是，“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卓然于乱世，迄今血脉流传、余韵不绝。无论是阮籍的穷途猖狂，还是陶潜的桃源梦想，所谓魏晋风度者，那么洒脱、开阔、深沉，骨子里那股巨大的悲哀、无尽的忧伤，至今仍然深深触痛我们的心灵。魏晋文人的“自觉”，虽然没有锤炼出一种独立的“真实语言”，却以自身的佯癫诈狂，校验和证明了自身的真实性。
再如被后世誉为中国最伟大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开篇就虚晃一枪：“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然后，作者才能借“通灵”之说，发“假语村言”，以“满纸荒唐言”的自嘲自抑，来换取演义“一把辛酸泪”的语言独立与心灵自由。
艾森斯塔特论及“中国历史经验和中国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时，认为：“不像在其他文明中所发生的那样，中国在制度领域没有产生任何突破。……在中国出现的反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通常仅仅对主流价值结构提供了一种辅助性解释……大多数人强调天命的意识形态与符号体系，没有从根本上孵化出新的取向或制度模式，尤其在统治者的责任方面，更是如此。”
回首百年风云，诸多反叛言行及其意识形态、符号体系，最终归顺主流价值结构者，总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新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模式，依然进退维谷、步履维艰。但是，自辛亥革命终结帝制之后，专制尽管身形百变、与时俱进、自信满满，却在语言上、精神上，再也无法阻止人们“剪辫的自由”。
“疯狂之所以可能，条件是在其四周必须存有一个宽广的幅度，一个游戏的空间，允许主体可以自发地说着自己的疯狂语言，并建构自身为疯狂。”当帝制倒塌，专制再也无法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监控和奴役人的思想，一个存有宽广幅度的游戏空间，就开始逐步建构起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终于开始获得独立的空间、独立的形式、独立的生命和真实的语言。
100年前，需要产生陈、胡诸贤那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去剪掉人们头上的辫子；也需要鲁迅这样焦唇敝舌、恐其衰微者，去剪掉人们内心深处根深柢固的辫子。魏晋的佯癫诈狂，满清的满纸荒唐，在帝制的废墟瓦砾之上，终于开出了《狂人日记》这朵独异的中国“恶之花”。
从“真的人”诉求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独立，是疯狂文学为其先锋乃至向导的。先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继之郁达夫的《沉沦》石破天惊，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确证与伸展，由此发轫，蓬勃生长。如果说“真的人”，既要体现在社会制度等人的外部世界层面，又要体现在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欲望等内部精神世界层面；那么，“真的人”就是由人的外部世界和人的肉体、心理和精神等内在层面共同组成的一个存在标尺。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主要聚焦于思想、理性、观念层面的启蒙，是观念性的、思想性的、理论性的、逻辑性的象征与寓言；那么郁达夫的《沉沦》，则侧重于情绪、感性、欲望层面的宣泄，是肉体的、情绪的、感觉的、意志的乃至潜意识的表现与扩张。是鲁迅、郁达夫等人的相继登场，五四新文学运动才真正完成了从人的外部世界到人的内部标尺的全面性认知与体验；才真正完成了从人的思想、观念、理性等精神层面到人的肉体、情感、欲望、意志等心理层面的整体性言说与实践。一个完整的“真的人”的观念与实践，一个完整的“五四精神”的自主世界，才得以较为彻底的完型与展现。
《狂人日记》与《沉沦》的降临，标志着一个由古典走向现代的中国人的完整心理坐标和精神尺度的建立。一个狂人和一个病的青年，以其巨大的历史冲击力、现实震撼力、艺术感染力和精神穿透力，让“人的发现”真正获得了独立的历史意识、自由的现实感受和自足的真实语言，更让“人的发现”成为迄今依然是射穿“一切治人者阶层的哲学的宗法的伪装”的最明澈的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实乃现代中国疯狂文学之开山。它既是中国疯狂文学当仁不让的历史界标，更是中国文学真实语言之诗性桂冠。福柯尝言：“人之客观化的重要时刻，和他陷入疯狂的过程，乃是同一回事。相关于人之真相借以进入客观界，并得以为科学感知所接近的动态过程而言，疯狂乃是其中最纯粹、最主要、最原初的形式。……人反而是通过疯狂——即使他是在理性状态下——才能在他自己眼中成为具体和客观的真相。由人走到真正的人，疯人乃是必经之道。”
大概福柯没有想到的是，一篇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已经早于他四十年，就以诗性的、隐喻的、象征的和寓言的方式，或者说以真正主体的、自发的、自主的、自足的真实语言，借狂人之疯狂，说出了人之最为黑暗、最为晦涩、最为残酷的迷思与真相。鲁迅全部创作之核心、主调与方向，不但就此基本奠定，而且虽九死其犹未悔。诚如中外论者后来所总结：“这是一篇承前启后的分水界，豫才此后的主要思想，在这篇《狂人日记》里全找得到伏线。”“在他第一篇故事《狂人日记》中，他的文体和方针似已完全奠定了。”
毫无疑问，“吃人”是《狂人日记》最响亮的真实语言。可是，谁是被吃者？谁是吃人者？多少年来，历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累积，我们有了不胜枚举的关于吃与被吃的理解与阐释。比如陈思和教授的《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一文，就从“历史上的吃人传统”“现实遭遇的吃人威胁”“对人性黑暗的批判”等视角，在学理层面较为全面地解说了吃人意象的演变。经过百年沉淀，今天已经能够较为充分地看到，小说以高度凝练、自主、自发、自足的真实语言，全面、深入、细致地展示了吃人游戏的触目惊心：从仁义道德吃人、家族制度吃人、礼教吃人，到现实中吃人游戏的于斯为盛，再到狂人自我拷问“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范围之广，绵延之久，危害之深，确乎从古至今、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他者波及自身。
《狂人日记》展示出来的“吃”与“被吃”的整体性、绵延性、持久性和流动性，“吃”与“被吃”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确让人不寒而栗；吃人游戏的整体性、持久性和残酷性，在西方学者的眼中，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忍无情：“鲁迅的同胞们‘确实’是在吃人：他们受到中国文化最传统形式和程序的影响与庇护，在绝望之中必须无情地相互吞噬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吃人的现象发生在等级社会的各个层次，从无业游民和农民直到最有特权的中国官僚贵族阶层。值得强调，吃人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较为局部的西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和市场竞争的描写，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梦魇式或神话式的类似作品中，找不到这种政治共振。”
在《狂人日记》问世后的第十八个年头，鲁迅说过一段常被研究者选择性引用的话：“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此后虽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刻，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所谓的“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只是递进式说明“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吗？考虑到鲁迅语言的独特性和曲折性，这是否还暗含吃人游戏带来的恐惧与梦魇的现实性、预见性、震撼性、强烈性与持续性？
作为创造者的鲁迅，当然有天赋的权利，选择任何适意的方式，去安置自己的内心冲动与表达欲望。从这个层面来看，李长之所谓“大抵在《狂人日记》，是因为内容太好了，技巧上似乎短少的是结构”之说，如果不是遗憾于美玉有瑕的感慨，就是陷入某种僵化文学观念、自闭于某种固定文学模型的书生之见。其实，仅仅就小说结构艺术而言，我们就不能不佩服《狂人日记》的艺术创造性，而且我们还要佩服当年一位读者的敏锐：“这一个狂人，我想决不是他篇首所声明的什么迫害狂，而简直是推理狂了。”
貌似凌乱的结构和无序的布局，恰恰是狂人得以存在的内在心理需要和必然艺术形式。借助于疯狂这种“人走到真正的人”的必经之道，小说才抵达了自身真实语言、自身艺术使命得以绽放的澄澈境界：从历史的深层结构，到现实的复杂表象；从集体无意识的尘埃，到现实中吃与被吃游戏的血淋淋上演；最终聚焦于面向未来的渺茫呼告、绝望呐喊，《狂人日记》结构严谨、逻辑缜密、步步为营、层层递进，一环扣一环、一波接一波地剥离出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的人之黑暗与真相。“救救孩子”的无望呼告，实乃阴沉与绝望中的最后搏击。
“所谓‘日月出而爝火熄’，正是我们要求的命运。——但是日月一时不出，爝火总不令他一时熄去”
《狂人日记》虽以小说名世，却终究要跨出艺术的象牙之塔，直抵人之存在真相，成为隐喻、抽象出我们这个世界整体存在状态的“有意味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只要吃人的游戏不终结，这个“有意味的形式”就依然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早在民国时代，充分理解《狂人日记》的历史底蕴尤其是现世旨归、未来指向的，不乏其人。既有李长之从首开先河角度得出的判断：“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勇猛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也有谭正璧从整体观照视野做出的定位：“他的小说集《呐喊》，是一部永久不朽的作品，很有地方色彩，而用笔冷诮暗讥，有特别风味。不但是好的文艺创作，是一本革命的宣传书。”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外国读者的评价，或许应该更令我们深思：“自然那是一篇对于狂人心理的深刻的描写，读后即使人生恐怖之感；但它更是一种喝血的社会的反映。”《狂人日记》命题的世界性、普遍性、典型性和穿透性，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狂人日记》的有关评价，茅盾堪称一个出色而道地的“知人论世”者。他以一个卓越文人的笔触，不但向我们娓娓传递了同代人对《狂人日记》的那种感同身受、无可替代的鲜活艺术体验，而且更真切而具体地道出了《狂人日记》的历史底蕴、现世旨归与未来指向：“《狂人日记》是寓言式的短篇。惟其是寓言式，故形象之美为警句所盖掩；但是因此也使得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狂人日记》的时代，或许民主共和的招牌尚在，或许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更为紧迫，但鲁迅所谓“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是否同样也在呼应着自家小说的“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起《狂人日记》问世十年后发生的那场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1928年的鲁迅祸不单行，只能“而已而已”之际又“运交华盖”，猝不及防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诸雄的垂青。《死去了的阿Q时代》《“除掉”鲁迅的“除掉”！》《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的闲趣》《死去了的鲁迅》《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鲁迅骂人之策略》《朦胧以后——三论鲁迅》，《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雄文，犹如晴天霹雳，令世人瞠目结舌。
仅从篇名的架势看，就能感受到当年“围剿”行动之飞沙走石、招招封喉。这场论战涉及《狂人日记》者，当以钱杏邨最为雄赳赳、气昂昂：“他不过是如天宝宫女，在追述着当年皇朝的盛事而已；站在时代的观点上，我们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
鲁迅是否如天宝宫女追述前朝盛世，如今已经不辩自明。对钱杏邨们的豪言壮语，当时就有人指出：“标语口号仍是标语口号，不过更堆砌了些铁锤镰刀，煤油石炭之类的字眼罢了。”再想想1935年行将被死亡所捕获的鲁迅，所谓“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之说，难道不是又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现世注脚？难道不是又多了一次百足僵尸的满血复活？往事并不如烟，今夕更当何堪。当“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反复循环、轮回上演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细细咀嚼、感受和领悟鲁迅所说的“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
吃人之所以是《狂人日记》最响亮的真实语言，实乃吃人的游戏，从古至今构成了一个超级强悍的“无物之阵”。由于《狂人日记》不但是写实主义的艺术、先锋主义的艺术、象征主义的艺术，更是未来主义的艺术；由于《狂人日记》的真实语言，是诗性的、虚拟的、戏仿的、间离的、寓言的、象征的、总体的、开放的；我们当然不能将“吃人者”固定为某个实指，但更不能漠然指涉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他者”。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终究会有它强势运行的核心机制，自然也是它维系自身统治的中枢与命脉。
这当然也是《狂人日记》早已明示的一个开放性、未来性命题：谁是第一吃人者？谁是吃人游戏的主谋？路上的人、小孩子、古久先生、女人、陈老五、何先生、大哥、狼子村佃户、乃至母亲，虽然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到吃人游戏的行列；但那个“脸色铁青”、“代抱不平”的赵贵翁，究竟是谁？在吃人游戏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用满怀想像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概念——用统帅的形象象征教条和理性的要素，形象而‘拟人地’体现出‘集体意志’”的代言人和象征者，是否才是赫然盘踞在吃人游戏金字塔尖的主谋、第一吃人者？以至于率先出场的“赵家的狗”都成为全篇最为夺目的意象？
百代皆行秦政治，祖龙虽死魂犹在。以赵贵翁为核心、以赵家的狗为先锋、以大哥与陈老五为执行者、以路上的人等众多吃人者为联盟，一个完整有序、等级井然、无微不至、盘根错节的吃人系统与机制，衣冠楚楚地屹立于历史、现实以至未来的复杂流程中。吃人的脉络是那么清晰可辨，愚妄的欢呼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
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与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吃人的游戏，从古至今排演到现在以至于将来，确乎有始无终，犹如黑沉沉的梦魇矗立在人之四周，犹如铜墙铁壁之牢不可破，令人难以视听、艰于呼吸；不但绞杀着人的肉体，而且吞噬着人的灵魂，以义正辞严、美轮美奂的方式让人无地遁逃：“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固然可憎；曾经的被吃者，又如何变成吃人者？“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那么怕，也没有这么凶。”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逻辑和宏大叙事，狂人一声呐喊，他们满腔的热血就应该沸腾，去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至少，他们也应该站在狂人的身后，默默地摇旗呐喊。
可是，鲁迅的小说却以非同凡响、无比透彻、撼人心魄的真实语言，撕碎了这历史逻辑和宏大叙事的虚幻面纱。做了华老栓、华小栓的，还算善良本分；做了康大叔、红眼睛阿义的，又何止过江之鲫？“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的沉重与犀利，早已经明示后来者：万分喜欢，是因为人人想成为赵贵翁，再不济成为“赵家的狗”也可耀武扬威，最无济于事的阿Q也可以分一杯羹、吃几片肉。所以，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太阳照常升起，吃人游戏总是轮回上演：“有形的人吃人，古书上记载着，人们也有时看见过，便以为是有，便觉得它非常可恶，非常悲惨；无形的人吃人，人们因为它是无形的，不易察觉的，便以为是没有，所以它也就是从古演到现今，现今还在一场场的开演，尚无停止的日期。……尽管鲁迅先生在大声疾呼并且指示我们以事实，而仍然救不了已经麻痹耳聋眼瞎吃惯了人的人们。”
更令人无地自容、不寒而栗的是，在吃人游戏的超级稳定结构中，异化往往约等于同化：“一旦‘服从’成为同一集团的事，它必然是自发的；不仅无须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有人认为，更糟糕的是还根据这一信念行事，即无须恳求、无须指出行动的路线，‘服从’就‘会到来’。）”由此，在狂人的栖居之地，“服从”就必然成为主动讴歌或被动低吟的主旋律，人性的黑暗、丑恶、贪婪与卑劣，仿佛就可以天经地义、名正言顺地释放与宣泄；狂人的呐喊终将在“凶人的愚妄的欢呼”中渐渐窒息，吃人游戏将一而再、再而三地盛装排演。
于是，《狂人日记》那个被人们反复研究、探讨的文言小序，就成为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我们自然可以说鲁迅深谙传统小说之三昧，也可以说鲁迅小说实现了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艺术创造；但我们绝不能忽略和忘却的是，小说核心旨要的落脚点在于“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佐之以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佐之以蜂子或蝇子“又回来停在原点”，佐之以“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鲁迅的忧愤为何深广，难道不是一目了然？所谓“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岂非不言而喻？
康德早在1784年就告诫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狂人日记》以小说艺术的独特方式，从人的外部世界的枷锁开始，直抵人的内部世界的黝黑底层，深刻而鲜活地诠释了“圈套”的根深柢固、花样百出、历久弥新。“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范爱农“钝滞的声音”，何尝没有隐含鲁迅对“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狂人命运的绝望？一篇小说，即使是最锐利的投枪与匕首，在“无物之阵”中又奈其如何？
一段仅仅晚于《狂人日记》问世一年的评论，仿佛已经预言了狂人、《狂人日记》及其作者的命运：“譬如鲁迅先生所做《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
鲁迅活着的时候，就极不愿意将“苦的寂寞”传染给正做着梦的青年，但他也无力改变吃人游戏带来的恐怖与绝望，只能借小说倾吐自己内心深处最为赤裸、最为真实的语言，给予沉默的大多数以警醒。
《狂人日记》不愧是鲁迅作品真实语言的总纲与枢纽，首开创作先河之初，就早早预告了他后来更为直接的判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狂人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正是“雾塞苍天百卉殚”之必然结局，也是大大小小无数沉默者的集体意志，更是《狂人日记》历经百年沧桑遗留下来的最沉重、最无奈的象征与预言。
一百年前的狂人，以“撞破脑袋”的莫大勇气，挣脱精神的枷锁，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告，震惊了我们的灵魂，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名状的无尽悲哀。“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的鲁迅，终究是深谙“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尽管“彷徨于明暗之间”实乃无法摆脱的宿命，但他却敢遣春温上笔端：为狂人，这现代中国最早的战斗者形象，吹响了希望者的号角，又写下绝望者的诔文。
“如果一个人决定要抛弃枷锁，那么他首先必须感觉到这个枷锁已经不可忍受。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须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一百年凄风苦雨，虽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人寿几何才能俟河之清？枷锁早已不可忍受，黑暗早已沉重不堪，一次次的脑袋撞破、血污遍地，是否换来了光明的出现？广陵散是否已绝？
但愿《狂人日记》的微光不被湮灭，终将摆脱“捧杀”和“棒杀”的命运，不但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更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一百年前，《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在我们的精神史、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刻下了一道奇丽诡谲、穿透黑暗的精神之光、心灵之光、思想之光、文化之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历史从未有过终结，还在神奇而持续地循环与轮回。一百年风雨如磐的岁月，虽然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可是对生之有涯者，心灵的拷问、思想的冲击、精神的震撼和文化的审视，是否还依然在《狂人日记》中汩汩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