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不仅仅是濒临死亡。按照某些标准，它们已经死了。在苏格兰，古老的人文讲座（也就是拉丁语）的讲授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几乎全部消失：被废除、被空置、或者被合并到古典学讲座之中。在同一时期，牛津大学修改了著名的人文学科课程（Literae Humaniores），“伟大著作”变成了某种类似于技术性的古典学学位。这两者都是长寿的幸存者，在尤其是拉丁语在我们当今称为人文学科的课程荟萃中仍然扮演核心角色的时代，可以说是时代的大倒退。这些“残余结构”的丧失显示出缓慢的重新矫正过程，其中人文学科已经变成松散定义的技术学科集合体，与古老的艺术课程或文艺复兴时代新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仅有些谱系学上的联系。 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概念困惑，人们不清楚人文学科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学习人文学科。本文不打算谈论第一个问题，也不涉及相关问题，比如若没有古典人文学科是否真的存在有关人文学科的连贯描述，以及哪些具体学科应该被包括进文科课程表的问题。毕竟，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了人文学科时都能辨认出来。

相反，本文希望谈论另外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学习人文学科。在当今学术背景下，这个问题预设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大学官员、院系主任、教务长和校长等都更有可能知道如何构建哈佛商学院（HBS）案例研究而不是从语法上分析描述希腊语动词，更熟悉流程表而不是三段论，更容易就管理话语侃侃而谈而不是论述英语语言的丰富性。因此，“要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呼吁也就常常被反复提出了。

这种努力常常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这与现有政治分歧当然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像批评家常常指控的那样简单。通常被给予最充分报道和揭露的是庸俗的保守派对人文学科的批判，但与此同时，构成学校传统人文学科的最有份量的研究常常是辛苦工作的政治上（宗教上）的保守派。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左派学者在日益商业化和赤裸裸的经济世界面前捍卫文科的价值，但他们也破坏了人文学科探索的某些核心区域---“西方文明的一切”---被家长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彻底玷污了。所以，人文学科的辩护者和批评者都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如果能够提出为人文学科辩护的连贯性论证，或许产生某种有效的说服效果，但左派辩护者在这方面的蹩脚无能是臭名昭著的。不过，在捍卫“无用的”学科，反对政治和经济攻击方面，他们往往有更多的一致性。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右派捍卫者有时候能提出文科价值的强有力的和充分的论证，但是，如果遭遇共和党或者保守派政客对人文学科的实际攻击，他们往往就招架不住了。令人悲哀的真相是，这种模糊性导致文科同时受到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击，却无法组成超越意识形态共同为人文学科辩护的联盟。

事实上，双方都为人文学科的敌人提供力量。保守派试图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或经济威力纠正在他们看来是教授群体内的意识形态滥用，却成为摧毁古老的、永恒的学术研究的帮凶，这些本来是他们竭力要捍卫的东西。仅仅为了惩罚自由派教授的政治罪恶而与寻求将大学产业化的商业利益合谋的确是自暴自弃的愚蠢之举。而左派进步人士则希望想把人文学科变成社会变革实验室和文化革命催化剂和积极分子训练营，他们犯下了同样的罪恶，即把人文学科工具化。当他们强行要求每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参加事实上的意识形态石蕊测试（litmus tests）能有效决定及衡量事物质量、效果或性质的关键方法）时，左派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即人文学科的存在仅仅是服务于当今政治和社会目标。

处于中间的是一些人文学者，他们仅仅渴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读书、思考、并通过认真分析证据得出有关过去和现在的结论；深入探索语言、数字、艺术、工艺、文化、自然等。这正是文科一直在做的事。这是大学创立的初衷。

看到这一点，人们必须首先明白，人们对当今人文学科现状的批评从根本上都是没有击中要害。批评往往集中在过分专业化、文章书籍过多过滥、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太多、过分重视科研、过分轻视教学等等。这些批评家往往是出于好心，批判当今人文学科研究的衰败和过分，但实际上他们攻击的恰恰是人文学科的核心，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了。

赞美过分专业化

批评家抱怨说，当今学者不是跨越人类知识宽广范围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而是将研究范围限制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之内。一位英语教授或许专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三流小说家；另一位教授或许满足于探索30年前法国理论的琐碎注释；第三位学者或许连续多年研究17世纪的凸版印刷术。但是，这种情况并无任何新鲜之处。对于令人痴迷的罗马学者维比乌斯·西昆斯特（Vibius Sequester），我们拥有的唯一遗迹无疑是他制作的地名目录，里面包括了诗歌中出现的河流、森林、山峰的名称。罗马作家尤里乌斯·奥普塞昆(Julius Obsequens）显然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关心，所专注的是他出生之前四个多世纪的天才记录。有些中世纪学者也不例外：中世纪里被人阅读最广泛的作家之一规多大师（Master Guido）所出版的著作，不过是对50年前写的平庸拉丁浪漫故事的评论。我们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只是因为他在字典的边缘处留下很多注释。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我们或许有更多的期待---事实上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量学者的开阔视野和非凡成就的确令人惊讶。但是，让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吉约姆・比代（Guillaume Budé）一举成名的著作是他对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跟踪研究。专业化和默默无闻一直就是学者的宿命，而且总是受到外行的批评。经院哲学家没有人论证有多少天使能在大头针盖上跳舞---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哲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对中世纪学者的普遍描述说明，其专业化追求未必总是得到充分的欣赏。

总之，当今学术研究有可能因为不够专业化而遭受批评。在人文学科的很多学科，学者们被期待不仅掌握精心定义的小型研究领域，而且要全面了解20世纪的文学理论，熟悉种族、阶级、性别、空间等时髦议题（issues du jour）。人们对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期待之高着实令人吃惊---作者不仅要对1650-1699年法国文学中的服装提供详细的解释，而且要将学术研究确定在文学理论的大海中，沿着当今时代的文化缺陷线提供对相关议题的强有力分析。如果学者满足不了这样的期待，即便出产了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研究17世纪意大利的语源学理论，或希腊小说中的词序，或佛兰德绘画中的鸟---他或她可能应该预料到批评家感到失望的咂咂声，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会注意到作品“理论不足”、“好机会错过了”、“典型特征是缺乏理论探索”等。

批评人文学科过分专业化的更深刻讽刺意味在于这种批评常常伴随着哀叹，哀叹人文学科研究中对真理的尊重越来越弱。就拿重要的话题如古代雅典的民主来说，如果你不满足于愚蠢的幼儿园故事，只说雅典是民主摇篮，是把我们带向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工业繁荣等金光大道的起点---如果你真想弄清楚公元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那就必须深入钻研从碑文到《次要的阿提卡演说家》（the minor Attic orator），再到喜剧和悲剧，再到希腊经济、希腊与地中海的贸易关系、货币、船舰建造、物资供应链、殖民地、性别角色、甚至服装和饮食等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它需要庞大数量“无用的”、过分专业化的调查研究。替代性选择是糟糕的学术研究，更糟糕的是，服务于赤裸裸的政治目标的蹩脚学术研究恰恰是---最初遭到反对的东西。

为过多的出版物辩护

批评家们继续说，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不仅偏僻怪诞，而且当今出版物的数量泛滥，一本又一本专著，一篇又一篇论文注定被人遗忘，只有少数勇敢无畏者或有兴趣者才会捡起来看看。这种说法真假参半。在细微的意义上，它是真实的：现在的出版物的确比从前多多了，但那只是因为学术机构比从前多多了，因而有更多学者试图依靠著作找到工作、晋升职称或者提高工资。而在其他意义上，这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13世纪一位感到绝望的学者写到，亚里斯多德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钥匙，却把钥匙藏在很多书中。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两个世纪里，要想成为获得证书的知名神学老师，你需要对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的《论述》（the Sentences）写出数百页严密论证的评论，该书是12世纪的神学纲要。数万则评论压弯了欧洲手稿图书馆的书架，在写出来至今的700多年里，很多可能从来就没有被阅读过。艺术大师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亚里斯多德的评论，数字再次可能有数千篇---我们甚至不知道仍然存在的还有多少，更不知道这些评论里到底说了些什么。查尔斯・洛尔（Charles Lohr）的权威性亚里斯多德拉丁语评论集仅仅提供了作者、著作和手稿的清单，就有厚厚的五大卷。与此相反，奥尔加・魏哲斯（Olga Weijers）只看巴黎大学，包括所有艺术大师，再次只有著作和手稿清单。她的文集《大师文本》（Le travail intellectuel à la Faculté des arts de Paris: Textes et maîtres (ca. 1200–1500)）预计收录厚厚9大卷。这个阶段是大学诞生的时期。学界出版物太多一直是大学的特征，而且永远如此。这是结构性问题。学术著作的写作有很多理由---为了量化考核，为了单位和个人的晋升，甚至为了持久性学术贡献。但是，这些著作写出来原本就不是为了阅读的，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阅读”。

反对教学

批评三部曲的第三条腿是教学神话。批评家们断言，如今的教授在教育学生方面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大学已经迷失了方向，完全忽略了教育学生的首要义务。无论来自右派还是左派，这些批评都暴露出想象力极其狭隘的局限性。他们只看到大学是靠出售服务换取学费的公司或者是兜售知识的商贩。但是，这些批评的讽刺意味在于这恰恰是把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和倡议区别开来的东西。一所中学---无论是德国的文理高中（Gymnasium）还是实科学校（Realschule着重理工科和现代语教育）或者法国的学院（a collège）或中学（a lycée）还是英国的文法学校或综合中学，美国的预科学院或者公立学校---的存在都是为了教学的。但是，大学和中学的区别不仅仅是学生年龄和讲授知识水平的差异。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事。至少在巴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大学的建立是组成教师共同体或联合体，不仅是减轻争夺学生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对授课内容产生类似质量控制的作用。但从前的学生争夺被转移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竞争---如争论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 ）与经文教程（lectiones）。学生参与和选边站，因而自己最终也逐渐成为老师，毫无疑问，学生带来的金钱帮助维持了大学的继续存在。

但是，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古代大学的氛围还是能够略知一二的。学生及其教育很难说是唯一的焦点。教学有时候似乎是偶然性的。事实上，有些大学如剑桥常常支持一个庞大的教师生态系统，这些教师在学生的实际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拿工资），但他们与大学本身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当今教学辅导产业的大爆炸、靠前辅导班卡特尔和论文编辑骗局的出现或许就是同一种现象的遥远回声而已。

 大学被扭曲了

那些旨在解决人文学科危机的治疗方案比疾病本身更糟糕：它企图依靠摧毁人文学科繁荣发展的条件来挽救人文学科。如果人文学者不再研究古老话题，停止在无人阅读的生僻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花费全部时间教书，那么大学本身也就无需存在了。我们拥有的不过是高中，或许是非常优秀的高中，但也仅仅是高中而已。

我们从谈论人文学科的危机开始，结果却是大学本身的生存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从广义上理解，大学的核心在于文科。在大学存在的最初若干世纪中，每个学生都必须先通过艺术课程的学习然后再继续攻读法律、医学或神学等容易找工作的学位。在任何特定阶段，在任何大学里都是文科学院师生人数最多。学生仍然被授予文科学士和硕士的事实就是文科处于核心地位的遥远回声。从理论上说，文科讲授的是七门艺术，虽然实际上主要是文法（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研究的一切）和逻辑。但是，七艺的构成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人文学科的绝大部分内容---与理解书面文字有关的一切---还有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略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即数学的所有分支、物理和自然科学。与七艺相关的还有三门更高的学科---神学、法律和医药---更多以职业为导向，偶尔与七艺关系紧张，但也能维持休战状态。现在看，神学或许是特殊案例，被坚定地抛弃了，一同被抛弃的还有其古老的对手七艺，但是其他两门更高学科，仍然像从前一样必不可少，无论大学存在与否，都将继续存在下去。

比较快的新发展是人类探索的所有领域都被吸纳到大学里来，付出的代价是其他形式和机构应运而生。绘画工作室很少，但是在大学里，你能专门从事绘画。在美国土地上遍地开花的靠划拨土地办大学的背后前提之一恰恰是，它们能推动农业科学的进步和革新。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是，需要建一所大学来改善牲畜产量并降低牲畜死亡率却不是多么特别的理由。1867年创办伊利诺伊州工业大学时，本来打算就是办纯粹的技术学院。1885年之后，它变成了伊利诺伊大学，几十年内，其大学校长意识到他们需要建立适当的人文学科核心课程来论证其作为重点公立大学的合理性。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见证了古典学和英语文学院系成为主要的美国研究核心。在1992年，英国所有理工学院全部更名为大学。其中有些学院---林肯是一个例子---的回应是建立人文学科核心课程；其他学院则仍然是专门为职业做准备的理工学院模式。

当今大学是混合型神秘怪兽奇美拉（chimaera）。它拥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机构，有与产业合作的医疗和技术发展实验室，还有医院、博物馆（或者好几个）、表演大厅、电台、土地所有者、赚大钱的（或赔钱的）体育俱乐部、竞相争夺政府资金资助的研究中心、常常占据数百英里范围的最大雇主。对有些大学来说，甚至还有对冲基金公司（有人开玩笑似地补充说，附加在小型学院上以获得免税资格）。解除捆绑的情况常常出现。果真如此，基金公司一旦破产，大学怎么办呢？那些一直以读书和思考为生的人该怎么办呢？现状中令人痴迷和有悖常理的地方是曾经是大学边缘性的东西---工程和技术---如今成了核心，而曾经的核心被边缘化了，还要被迫证明自己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无需为人文学科辩护

常常有人告诉我们需要为人文学科辩护，以便在当今的预算体系和政治背景下继续生存下去。面对这样的要求，我们很多人张口结舌，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嘟嘟囔囔地说几句几乎听不见的话如“技能”、“相关性”、“变化的经济”、“参与”和“价值观”等。它不能作为某种连贯的或清晰表达的合理性论证，更不要说具有说服力了，这是因为话语背后的观念是空洞的，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无法为人文学科辩护。

那么，人文学科一直都是为了什么呢？正如人文学科院系的主任所说，有人可能说，人文学科教导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释放我们的创造潜力。这个观点几乎无需反驳。现实世界的手艺人、作家和艺术家---从历史上看他们很少受到大学训练---他们对此说法的令人困惑的迷茫眼神就足以让我们从虚幻中猛醒了，别再相信什么“食品研究概论”课程是制作陶器或写小说的必要前提条件之类鬼扯了。另一个人说，人文学科是对价值观的探索。但是，“价值观”是很难在漫长的历史性框架内论述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清楚，除了我们的文化，其他文化中是否存在任何类似内容。价值观很难成为人文学科的必要组成部分---更不要说是核心内容---人文学科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这样的观念。而且，一旦提出价值观，无论它多么具体，其定义性特征都不可避免地将某些学科尤其是文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价值观或许与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文学有密切关系；但是，与历史语言学的关系有多大呢？

人文学科的一个相关目标是道德训练。这种说法比较难以挑战，因为人文学一直被认为是传播某种道德或伦理教育。但是，它们做到了吗？对人文学者的非正式调查或许并不导致人们得出乐观的结论。即使这样，不可通约的范式也构成一种挑战。自愿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聚众滥交之徒或许是一个人的道德范式；而碰巧驾驶一辆运动型多用途车（SUV）的一夫一妻制支持者是另一种道德范式。但是，两者显然针锋相对。人文教育到底讲授哪一种道德范式呢？

还有人会说，人文学科是探索真理的。但是，这种论证很狡猾：很多东西在这个或者那个意义上是真实的，当然，这些东西的绝大部分并不属于文科范畴。现在或许有这种情况，某些真理比其他真理更重要，但那只能被放置在特定框架内来描述。对有些人来说，神学或许提供了那样的框架；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技术。人文学者显然有自己的框架，但人文学科就是那种框架。因此，这就成了循环论证（a petitio principii）。

最后，我们常常被告知人文学科是培养技能的，尤其是能转移到其他学科的思维技能。这种论证有一定合理性：学习从语法上描述和分析梵文毫无疑问能给学生带来笼统的认知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总是副产品。没有人想学习梵文只是因为它能给他们在快速移动的经济中助一臂之力。没有，人们学习梵文是因为神秘莫测的理由，在此过程中他们或许获得某些心智的敏锐和思想灵活性，或许没有。艰苦的体力劳动、体育锻炼、户外工作等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都能改善我们的身体条件。说什么人文学科就是思想上的健身房，这种说法从来不是有说服力的论证。别听管理者说得天花乱坠---这种话连学生都骗不了的。副产品可能非常精彩，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现在应该学的，那应该是这个副产品能否变成主要动机，而副产品本身将很快陷入萎缩和死亡。

人文阶级

我们不能将当今的衰落归咎于历史环境的某些变化。现在写一篇有关维吉尔的评论与公元450年写一篇评论同样没有用途。现实是人文学科一直是探讨礼貌（courtoisie）问题的，是个人作为某个特定阶级成员的标志性特征如兴趣、味道、偏见的大荟萃。那个阶级未必是完全依据经济条件粗略想象出来的。事实上，人文学科有时候做了非常好的工作，生产出拥有某种社会经济多样性的阶级，但它毕竟还是阶级。罗马青年（拥有某种社会背景）在文法学家的棍棒下苦读，因为他们的父母渴望让他们进入能阅读维吉尔作品的大圈子---这是覆盖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共同体，给予官僚阶级某种本来可能缺乏的连贯性。在中世纪的时候，同样如此：说起经院哲学，我们想到的内容常常与温文尔雅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巧合。阅读维吉尔、评论亚里斯多德、参与话题讨论、撰写英雄史诗（chansons de geste）和浪漫故事---这些活动令学者、学士、硕士、博士等组成一个国际性的共同体，他们与教会、宗教命令和增大国家权力的国际社会区分开来。

所以，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文学者---那些帮助我们远离艺术而进入人文学（the studia humanitatis源于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由他及其学生发展成完整的古典教育课程人文学---译注）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特定阶级，以一整套口味和兴趣为标志，与教会和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概念上说有自己某种特定内容的身份认同。同样的情况还有17世纪和18世纪的文人共和国，将这个跨国阶级成员身份甚至能突破宗教派别界限的观点付诸实施（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

这在当今仍然符合实际。大部分人文学者在内心深处最看重的文科价值在于它给予他们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感，他们能在此分享类似的品味如读书、艺术、饮食、旅游、音乐、媒体和政治。我们或许谈论学界的多样性，但学界是个部落，其品味相对来说可预测的部落。无需要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就能猜到某个特定人文学者是否喜欢《伦敦书评》中赢得好评的某本新书或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热烈讨论的某些新音乐。这种猜测未必总是准确，但更加怪异的是，我们的观察家可能由此大赚一笔。如果赌注涉及政治倾向，几乎可以说绝对是稳赚不赔。

作为老师，人文学者最渴望的是启发学生进入这个阶级。虽然偶尔有保守主义偏执狂，但是没有不可告人的学界阴谋，即教师们用自由主义教条给学生洗脑。相反，人文主义者在做他们一直做的事，试图让学生进入松散定义的围绕一整套价值判断和口味而形成的阶级。这个集合体或许拥有政治判断，但从来不能被简化为政治。它也可能受到思想潮流变化的影响。两百多年来，欧洲大学深深地陷入拉米斯主义（Ramism源自法国人文主义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曾短暂执教海德堡，以其反亚里斯多德-中世纪哲学而闻名，在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被杀---译注）而著称的致命性愚蠢，相信拉米斯主义的教授遍布欧洲大学的任何人文学科。这种时髦潮流最终消退了，今天，曾经备受推崇的彼得吕斯・拉米斯方法已经引不起多大的兴趣了，除了古文物研究者之外。我们不应该假设当今学界的模式或潮流是永恒不变的。如果发生改变，改变往往来自内部。

但是，某个阶级的存在与否和整个社会的存在并不是一回事。作为一个阶级，教授很难说是社会最受人欢迎的成员，尤其是在某些人口群体中间。告诉国家和民众，他们应该继续支持高等教育以便产生教授阶级的更多成员不大可能引发多大热情。但是，这个论证能够走得更远：如果不提及艺术本身的内部逻辑，要论证这个阶级的品味和偏见的合理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人文学科辩护只能在人文学科的框架内才说得通。撇开人文学科的框架，根本就是没人听的。

管理者和立法者无论有什么想法，无法为人文学科辩护的事实都与他们没有关系。人文学科不需要在大学内部提出呼吁，因为人文学科是大学的核心。打高尔夫球的人不需要向高尔夫球俱乐部论证打白色小球的合理性；慈善家不需要解释什么让他们对本地集邮市场的古董邮票激动不已。律师（通常）在最高法院面辩论时，不需要为宪法辩护，因为法院就是要保护宪法而设立的机构。人文学者同样如此：我们需要告诉院长和立法者---即使他们不听---大学能够做很多事，但如果没有我们文科，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

当今的人文学科

正如批评家们抱怨的那样，人文学科总是自我满足、自我指代和自我服务的群体。这些趋势恰恰确保人文学科创造了一个阶级，持续维持群体的存在和更新。人们阅读维吉尔已经两千年了。有人为了方便阅读维吉尔甚至创建了研究院，还有人只是花费童年和青少年的15年时间阅读维吉尔，之后就去从事更赚钱的行当了。无论理由高雅还是低俗，人们相信有一种品质是真正需要的---无论是当公务员还是外交官，无论是从政还是当医生，无论是当法官还是当科学家，无论是房地产老板还是牧师主教，或者单纯追求休闲的贵族生活---有能力创作出拉丁语六音步诗句。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掌握了韵律节奏等诗学直接帮助他们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他们不是在寻求技能或创造性或价值观。相反，他们的确相信，将不规则动词结合起来将神秘地促进道德改善（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到底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他们却并不怎么太在乎。他们只是相信人文学科，而且从自身经验中知道他们将带领学生跨过国家、职业、时间等边界，成为不受这些边界限制的阶级共同体的成员。

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视野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老家---大学已经在各个方面都被撕扯得稀巴烂。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见证了20世纪大学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但是，推动大学扩张的视野一直是这样的观念，即大学能够作为科学实验室、创新孵化器、专业性研究生院、尚贤使能的引擎、社会变革代理人、积极行动主义试验场等等。这些或许都有值得称赞的宝贵价值，但它们是中学、研究实验室、技术研究院、学徒培训计划、积极行动讨论会等等的任务。它们与大学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仅仅因为方便的理由与大学结合起来。即使如此，正是它们在现代大学处于影响力最大的位置。

但是，人文学科至少现在仍被允许维持影响力被大大削弱的地位。他们告诉我们，理由是人文学科在传授技能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能够证明是有用的，但是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人文学科作为一个工具是不适合去实现这些目的的。但与此同时，没有人承认人文学科的古老社会功能---创造一个独特的阶级---并维持其继续存在，虽然可能不过是当今精英的浅薄地位标记而已。西方最著名的大学仍然是那些以人文学科遗产著名的大学，围绕这些大学的是文化地位的光环，这是专业目的不再能论证其合理性之处。人文学科持续赋予教育证书以一种光环或者一种精英地位，这要比任何“可营销的技能”宝贵得多。难怪任何一个拥有更大抱负的技术学院都要增加人文学科项目：会计、法律或者工程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学到，但礼貌、谦恭、智慧只能通过大学传承，只能通过人文学科来实现，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与此同时，人文学科成为当今已经变成经济引擎的大学的遮羞布。一位皇家教授更愿意不把自己看作下一代的企业顾问、对冲基金管理者、或者大型技术公司CEO的信用证开证人，虽然这是他的工作在社会上产生的最具“相关性”和最显著的效果。正是人文学科的残余存在让现代大学在想到自己时不至于太寒碜，还能麻痹自己不仅仅是沉溺于商业或政治利益的庸俗机构。支持人文学科的“论证”隐含在大学发展办公室印制的光彩照人宣传品中，但是，在宣扬这些时，没有哪个人不感觉面红耳赤的。

对人文学科目的的困惑与其相关性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人文学科相关性并不比过去更多或者更少。我们丧失了信仰的不是人文学科而是人文学科所服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我们只是要求为人文学科辩护，或许仅仅是因为我们想不出还必须为任何别的东西辩护。

人文学科终结之后

礼貌高雅或许威力无比，但是，很难想象当今这种如此稀薄的东西如何能持续维持人文学科的存在。大学的历史盟友和保护者正在开始抛弃大学。尤其是在美国，国家和大学之间的盟友关系由于预算压力和意识形态冲突持续紧张。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冲突的核心：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Matt Bevin）对法国文学有一种说不清楚理由的敌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更喜欢攻击英语；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并不令人吃惊）不喜欢哲学，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则总是与艺术史过不去（他已经为此道歉）。

企业界也是个靠不住的朋友。虽然所谓公立-私立合作关系仍然非常盛行，但已经有迹象显示，企业大佬开始对大学感到有些不耐烦。无论朝什么方向走，很少有证据说明人文学科将从中受益。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几年前刊登了一则广告，劝说青年人放弃人文学科或艺术理想转而追求更有利可图的、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如工程或者植物学。

这是人文学科的现状：受到大众的指责，轻易成为政客不动脑子攻击的靶子，左派和右派的替罪羊和稻草人，被企业界认为没有用途，与历史上的赞助人教会脱离关系。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并不能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提供避风港。

但是，这并非令人绝望的论述。早在1773年，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前往苏格兰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的旅程中拜访了古老的圣安德鲁大学。圣安德鲁大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20所大学之一，1413年在教皇本笃13世（Benedict XIII）推动下正式建立。在过去的350年里，它显然遇到了困难时期。只剩下不足一百名学生，最古老的学院已经被解散。总体上说，此是大学的困难时期：牛津和剑桥处于思想的低谷，所有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将在20年后被革命者关闭。约翰逊注意到，“看到它陷入衰落和挣扎求生的境地让人心里充满悲哀，除了哀悼的形象和徒劳无益的愿望再无其它。”对于导致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他不抱任何幻想。

当然，也不是没有公正的批评，一个国家的商业和财富分分钟钟都在快速扩张，却拒绝后代去接触文学；这个国家的商人或贵族却在大肆修建王宫豪宅，大学却在衰败，陷入腐朽和灰烬中。

但是，圣安德鲁大学幸存了下来。今天它仍然拥有一万多名学生，而且在美国和英国都备受推崇，尤其是人文学科。这不是大学遭遇的第一个艰难时世，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人文学科和大学的确需要捍卫者，只要艺术存在，就会有艺术的支持者。捍卫艺术的方式就是从事这种艺术。人文探索的庞大领域仍然需要大量学者和学术研究。整个领域仍然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不需要花费时间试图寻找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我们需要做的是捋起袖子加油干。学界之前就创建过研究院，以后还会这样做。大学可能会衰落，但还会再次繁荣起来。在大学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文学科完全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大学消失之后仍然存在--就算无法为人文学科辩护。

 作者简介：

贾斯汀・斯托弗（Justin Stover），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在爱丁堡大学兼课。

译自：There Is No Case for the Humanities by Justin Stover ，from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 Number 4 (Winter 2017): 2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