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出门看天，出海看风一样，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必须随时依据国际风云的变幻而随机应变，这样才能顺应潮流，掌握主动，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在其50年的历程中，也是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苏在二战中建立起来的同盟已经宣告破裂，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和西方国家于1949年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实行战略遏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要走中间道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美国对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感失望，准备抛弃蒋政权，同时也对中共进行试探，甚至放风说，如果新中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国可以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权衡利弊，毅然选择了一边倒战略，决定与苏结盟。这一战略选择主要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分不开的。新中国建立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美国出兵台湾和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更使这一战略选择成为必然。历史证明，一边倒的大战略是十分正确的。

在当时美苏对峙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要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搞平衡根本行不通的。如果当时不与苏联实行结盟战略, 那么新中国可能得不到来自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新中国的独立也可能受到美国的更大的威胁。虽然后来中苏之间发生了许多事件，但总的来说，中国从一边倒战略中得到的好处是很大的。中苏结盟的一边倒战略持续了差不多10年。 到50年代未和60年代初中期, 中国经过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 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实力较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这时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在50年代未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在1959年有美苏两国首脑的戴维营会晤； 而1958起苏联对中国的国内事务进行干涉, 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中苏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暴露出来，并进行了公开的大论战，两国关系迅速从结盟转为敌对。这时的中国与苏联关系交恶, 与美国关系也不好, 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在对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发生了建国以后的外交战略的第一次大调整，形成了既反苏也反美的两条线战略。 在1958--1963年, 中国与苏联还维护着表面的友好, 还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 但在后半期, 从1964--1969年间, 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国更直接感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苏联, 尤其是在中苏边界发生了一连串冲突, 更加剧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中国的迫切的感觉。虽然 苏联和美国同时处在与中国对抗的状态中,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毛泽东把它们并列为两只纸老虎, 而在有的时候, 毛泽东已经把苏联列为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

这一战略实行的结果是有好有坏。好处是加快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进行建设的步伐，先后独立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较大成功；两条线战略的实行又引发出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第三世界的战略也在这一时期发育，其核心在于团结广大国家进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但不好的方面是把中国引进了一个较为封闭的时期，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使国内政治经济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迅速左倾化，成为“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条线战略使中国外交面临严重压力。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后来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军事威胁。而在越南战争中被拖得焦头烂额的美国也急于从这一泥潭中脱身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这一主要威胁。尼克松上台伊始就发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变化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第二次大的调整。这一战略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敌人,虽然中国也仍然反对美国, 但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在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到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 实际形成了联美欧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最重要最关键并对整个二战后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中的大手笔，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它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表明中国外交具有的灵活性和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有重大变化，主要特征是美国对苏联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特别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行动作出重大反应。新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遏制政策 ，大力扩张军事实力，力求取得对苏联的军事战略优势，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进行新的核军备竞赛，并制定了通过和平演变摧毁苏联这一邪恶帝国的战略计划。同时，美国在1979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里根政府上台后又违反中美协议对台出售军火，使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美国对苏联的这一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并在1982—1983年间为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这一新战略的核心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实行全方位开放，放弃与美国的实际上的结盟的战略关系，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改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改变联美抗苏的战略主要着眼于中国一心一意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着眼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纠纷，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防范于未然，着眼于维持世界格局的力量均势，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

邓小平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对80—90年代的中国外交的新格局的形成，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今天中国取得的对外开放的巨大成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众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与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又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大调整的进程。这次战略大调整主要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从几个方面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西扩，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战略形成重大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问题尤其是科索沃问题上采取新干涉主义的立场，不仅是对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得以建立和发展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准则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对中国按独立自主原则本国问题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一个基础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但自冷战以来，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的不确定的和摇摆的状态，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呼声，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等一系列事件使这一基础受到了破坏；

----俄罗斯的持续大规模的衰退大大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弱化了反对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力量，动摇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所赖以建立的力量平衡的基础；

----东南亚经济和拉美经济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遏制了非西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势头，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而扩大，作为中国独立自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作用下降；

所以这些都意味着，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必须始终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目的，以邓小平的高度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分析新情况，寻找新的思路，探索新的战略，对中国在80年代初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进行重大的而不是个别的，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调整。这种战略调整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作者大胆地认为，第四次战略大调整应当形成中国面向21世纪的“大国外交战略”。正在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需要这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