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导致了洋务外交的产生。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洋务外交的开展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洋务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洋务外交和夷务外交一字之差，却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外交开始走向终结。洋务外交时代与夷务外交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中国不给外国以平等待遇，现在是列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洋人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许多是在这个时期被迫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最丧权辱国的时代之一。
洋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变局观。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塞外的草原帝国，而是来自于海上的工业帝国。中英、中法、中日等矛盾相继成为中国对外主要矛盾，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按李鸿章说法，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变局观取代夷夏观，海防外交取代塞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成为救国之策，洋务运动由此产生，这是对待“千古变局”清醒和理性的回应。夷务外交只承认中国先进，洋务外交则不同，其核心是承认外国先进，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师夷之长技”必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必然要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必然要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洋务外交的出现，事实上导致了我国近代以来科技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产生，大大突破了传统外交的眼界。
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短暂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既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国耻，外交上也实现了重大转型：
一是负责外事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班列各部之首，结束了以往没有“外交部”的现象。自秦汉以来外交主管部门地位低下，中央政府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有主管外交的部门。按照唐德刚的说法，“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 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中国外交进一步向现代外交接轨。
二是中外首次互设使馆，互派使节。最早到中国的外国使节是英国公使卜鲁斯，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抵达北京。此后法、俄、德、比、意、奥等国也陆续向中国派出了公使。清廷也派出了使节，“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清史稿第二百一十二卷·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上》）郭嵩焘先于陈兰彬两年，于1876年9月赴任，所以是中国第一位实际驻外的公使。
三是以西礼逐步取代跪拜礼，流行千年的跪拜礼逐渐退出外交舞台。洋务外交最基本的礼节是鞠躬，因此，洋务外交时代可称为鞠躬外交时代。
四是由歧视侨胞转为保护侨胞。清初规定，凡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均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回国后，一经拿获就地正法。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消息传到国内，乾隆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40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1876年，清廷接受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这是中国开设的第一个领事馆。清廷强硬处置华工在秘鲁受迫害案，与秘鲁专门签约，并派高级外交官前往调查落实情况，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遏地写道：“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李鸿章访美期间，不给美国面子，猛烈抨击美排华的《格利法》。他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美]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斯编著：《李鸿章回忆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五是经济外交成为外交中的重头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初的名字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可见经济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的分量。洋务外交为“求富”和“求强”的洋务运动服务，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军用企业和近40个工交企业，至1894年为止，洋务企业资本占当时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业产值超过了同期日本。洋务外交为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作出了贡献。
洋务外交时期，朝贡外交和宗藩体系规模和影响在一步步缩小，但也有大动作。例如，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上书朝廷，建议将越南改为中国的行省。最典型的是，1882年，为防止朝鲜舍华就日，清军出兵朝鲜拘捕了国王生父、摄政王大院君，将其软禁在保定3年之久。朝鲜国王虽两次咨文、大院君本人三次上书，恳请放归，都遭到清廷拒绝。中国皇帝钦定“永远不准回国”和“嗣后不得再行渎请”。这一事件是明清以来传统宗藩关系中从未发生过的大事，中国借此突破宗主国从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方针，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干涉朝鲜国政的举措，对中日两国在朝实力的对比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洋务外交给我们留下了重要启示：
一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外交的重中之重。针对列强觊觎、染指我新疆、台湾的侵略野心，清廷在新疆、台湾分别建省，这是我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上及时、有力的对外宣示。
二是弱国有外交。例如，经7个多月艰难谈判，中俄于1882终于签订新约。曾纪泽从虎口夺食，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的大片国土，使得边疆重镇伊犁有了重要屏障。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指中国——作者注）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3页。）又如，通过晚清外交努力，使美国带头，其他列强接着陆续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用这笔大钱办起了大陆清华、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台湾清华等高校，台湾清华至今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此外，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大批杰出人物也是因这笔钱的资助才得以留学成才。
三是在国力不如人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与世界最强国发生正面对抗，尤其应避免与多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正面对抗。1900年6月21日中国同时向英法等11国宣战，显然是晚清外交中最荒唐的事例，是中国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误国之举。
四是利用矛盾，以夷制夷不是可有可无的外交策略。例如，清廷利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愿日本在朝势力膨胀的心理，竟使扣押朝鲜摄政王这一干涉他国内政之举赢得欧美诸国的支持。
本文摘选自《中国古代外交史》，袁南生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经作者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