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访谈记者：郝薇薇、刘丽娜

原编按：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长期关注世界权力转移和中国外交战略研究。他在《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于世界》《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 等专著中全面闸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了“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政治决定论”观点。

今年以来，从西方炮制“锐实力”概念、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到近来不时出现的“新冷战”沦调，中国“崛起困境”旧益凸显。如何正确判断世界局势发展并据此确立中国崛起战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面临的风险挑战？如何建构中国国际领导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阎学通院长。

世界秩序未发生性质变更

《 参考消息 》：当今世界，“混乱和无序”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局势？

阎学通：世界形势在不同维度上的变化不一样。与苏联解体后的头二十年（ 1992 一 20ll 年）的世界形势进行比较，现在的国际格局正从美国一超独大的一极格局向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转变，即两极化；国际规范由西方自由主义主导向不遵守国际规范转化，即无视规范；国际秩序从西方为权力巾心向权力再分配转化，即权力分散化；国际体系的性质仍是一二战后的霸权体系，尚无发生质变的迹象。

新的世界秩序重构需要一段时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分散和势力重组的过程，因此混乱和无序应为常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国际主流价值观，旧规范约束力弱化，新规范建不起来。采取不遵守规范和不履行承诺的竟争策略将成为常态，崇拜谋略而不讲战略信誉成为很多国家的策略偏好；由于核武器尚能防止大国直接战争，大国会更频繁使用经济制裁手段进行竟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国不愿承担维护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代价，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将停滞不前，区域化则有倒退的可能，包括欧盟。世界很可能处于无全球领导者的状态。

目前的世界形势只是发生程度变化而没有性质变化，即是秩序变化而不是体系变化，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变化相比。如果与今天前后各50年进行比较，现今的世界变化属于中等变化，因为现在的变化还远没有冷战结束时的世界形势变化大。

“两极格局”或五年内定型

《 参考消息 》： 2013 年您预侧， 2023 年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将基本定型：您是否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

阎学通：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绝对主导力量，其日前的主导地位远不如上世纪9 0年代。我在2013 年预测两极化将在 2023 年完成。如今可以更有把握地预测多极化不可能了，两极格局在五年内定型是非常可能的。

国际格局的判断依据的是世界大国的实力对比及战略关系。目前，世界第三名的国家的实力与中美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等级，到2023年，绝对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战略关系也明显变成了其他大国就具体问题在中美之间选边。2018 年之后的国际格局走向仍取决于各大国的实力发展速度。我认为，对十年之后的国际形势进行判断是没有科学性的，我预测最多十年。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我国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今后十年实力增长速度不排除继续下降的危险。

两极格局定型后，“西方”这个概念是否还适用于分析国际关系可能是个问题。“西方”原本是个地理概念，后来成了文化概念，冷战时期变成了政治概念。现在的两极化使得西方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分化趋势，政治势力重组将可能不再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界，即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美日印澳”和中国与西方国家搞的战略伙伴都不受“西方”这个政治概念约束。当西方国家不再以一个整体影响国际政治时，以“西方”作为政治概念分析国际关系就不符合客观的国际现实了。

特朗普不确定性带来风险

《 参考消息 》 ：您曾说过，随着中国崛起，面临的困难威胁会越来越多。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凸显了双边关系竞争面。在未来，我们需要做好应时哪些风险挑战的准备？

阎学通：从国际关系角度讲，近两年内，我国面临的较大问题将是如何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由于他基本是一人决策，政策连续性很差，不可预测性很强，因此需要防止双边冲突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之争为核心的，防止意识形态之争才能防止冷战。中期五年内，台湾分离主义会进一步发展，引发中美全面对抗的危险需要防范。长期十年，最大的外部风险，可能是台湾分离主义问题。这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管控机制才能防范。

王道领导权靠样板示范

《 参考消息 》 ：关于大国兴衰，一直是国际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大国衰落，您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观点。中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如何建构我们的“政治领导力”?

阎学通：我国已是综合国力排行第二的大国，已无任何外部势力能扭转我国崛起趋势。历史上所有世界大国的衰败都源于内因。苏联的解体不是西方遏制的结果，是苏联战略决策失误导致的。冷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是因为美国用广场协议破坏了日本经济，而是日本无力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果。美国在 21 世纪的相对衰落，不是中国钻了美国自由贸易原则的空子，而是美国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结果。同理，我国崛起成败也取决于国内政策。

根据中国自身经验，实现中国崛起的正确的路线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最成功、最核心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两点要坚持，改革是决定我们变化的，开放是决定我们在正确方向上进行变革的，不开放的变化可能是倒退。改革开放中，开放是决定性的，没有开放，这个变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领导地位有三个基本的路径，以武力胁迫，以利益诱惑和以样板吸引他国接受本国领导。武力胁迫建立的是不受欢迎的领导权，以利益诱惑建立的是他国自主接受但不欣赏的领导权，以样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国自愿拥护的领导权。王道的领导权是靠样板示范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领导权的方法和领导权的类型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不需要争当世界领导，而要等世界危机发生时大家请求我们当领导。

如果我国要成为一个王道型世界领导国，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内外实践同一价值观，即用同一种价值观指导我国内外政策的制订。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义、文明原则建立国际规范。这种规范有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可能，因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弱小国家欢迎这种仁义的国际规范。第三步是这种规范采取反向的惩罚性双重标准，即对同样违反王道规范的强国和弱国，惩罚强国的力度大于弱国；对违反规范的同质文明和不同质文明的国家，惩罚前者要重于后者。

加大开放力度赢得人心

《 参考消息 》 ：您谈到开放的“决定性”意义。最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开放的新举措。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这是否也是一种道义力量？

阎学通：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权力，开放是保护这种权力的政策，因此是道义的，而封闭约束这种权力，也因此是不道义的。自今年 1 月开始，我国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开放力度，这是赢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开放使我们通过比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国的先进之处，于是可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改革我们的不足。只有我们开放，才能对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

从实力角度讲，在对等开放的条件下，强者获利大于弱者，因此强者开放的信心大于弱者。我国是崛起大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因此我国总体开放程度和信心都应高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对我国崛起有利。从道义上讲，只有我们对外开放，才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的合法性。作为崛起国，我国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于其他国家，因此开放对我国来讲更重要。从实力要素不可转换性角度讲，不同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要符合具体的实力。我们应在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加快实力建设，尽快达到高度开放的水平。

特朗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进一步开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制造的压力，加快和加大我国的开放政策，这必将促进国内落后行业的转型。从高等教育讲，我们向全世界教师开放，引进更多高质量的外国教师，可以加快我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现在我们对引进外国教师的政策开放程度太低，他们甚至不能享受与中国教师同样的医保政策。

意识形态之争甚于冲突

《 参考消息 》 ：您正在筹备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论坛相关情况？当今世界，“退出主义”和对抗情绪不断增强，有分析认为，国际社会呈现“战国”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您如何评价对话与合作的意义？

阎学通：会议计划在 7 月中旬召开世界和平论坛，现在开始发邀请信。由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国际秩序更加不稳定，因此今年论坛将重点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问题。根据我个人对国际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战，但由于缺乏世界领导，各地区的战略争夺会变得激烈。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肯定不利于国际合作，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冲突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进行国际安全对话并不能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但可以让人们从思想上警觉起来，防止物质性的竞争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物质利益冲突是有调和余地的，因为物质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则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对方是正确的就意味自己是错误的，人是很难接受自己是错误的判断。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物质利益冲突，特别是大于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之争是容易引发军事冲突和冷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