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他是68级高中毕业生、下放知青、产业工人，77级大学生，1982—1988年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研究生，1988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卡尔·波普尔》《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回到思想的本源：马克思哲学与中西哲学的对话》《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册）等十余部著作，并主编了《西方人学观念史》《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中世纪哲学》（与傅乐安共同主编）等多部著作。
新时代哲学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哲学史的研究，更离不开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升。如何秉承人文关怀，关注当代中国现实，与世界哲学深入对话，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学人的使命。本报记者近日就哲学研究与学术人生，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新、世界哲学图景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哲学、科技时代的道德与心灵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
哲学研究作为志业的学术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谈谈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哲学研究作为志业吗？
赵敦华：这事说起来就话长了。实际上我也没有刻意的选择。大概在1965年，我在中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汉默顿编，何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选的都是经典，提要也写得比较详细，我今天还记得第一篇是《苏格拉底的申辩》，然后是《理想国》和《会饮》，最后一篇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当时看了以后就着迷了。当然，那个时候看得似懂非懂。1966年以后，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还可以看一些马列的著作。当时我家里还有一套中央编译局最早编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61年出版的，它有很详细的注释，讲到西方哪个人物、哪本著作和哪个典故时，都有一些解释。我当时从头到尾看，做了详细的笔记。这两套书对我影响很大，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八岁，记忆力特别好，加上做了笔记，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门课，坦白地说，我都没听课，但考分很高。高考的政治课，还有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我的考分都比较高，这得益于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后来到了国外，有机会大量接触西方哲学，但是少年时代的烙印还在。回国以后再看看马列著作，再和西方哲学结合起来。有些人很奇怪，说你是学西方哲学的，怎么对马恩著作那么熟悉。我心里想，你们都不知道马恩著作和《西方名著提要》是我的哲学启蒙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您作为公派留学生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当时为什么您没有去英美或者德国和法国，而选择了比利时？
赵敦华：这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考的是武汉大学由陈修斋、杨祖陶先生代招的公派出国研究生。我第一次到导师陈先生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名额是他专门打报告向国家教委争取来的，理由是应该派研究生出去研究中世纪哲学。陈先生讲，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还有德国古典哲学，我们都有一定的基础，也有一定的研究，北大洪谦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辑》包括了这些部分的最基本的资料，但是中世纪哲学的选辑就一直没有编出来。国内资料缺乏，研究做得也不够。比利时鲁汶大学是研究中世纪哲学的一个中心，到时候你填志愿就填这所大学吧。
然而，到了鲁汶大学发现情况不一样了，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中世纪研究中心，而是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各个阶段都成为一个国际化教学与研究的重镇。我到那里以后，不能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必须从本科、硕士开始补课，要补在国内没有学过的那些西方哲学课程。只有在硕士时成绩优异，才可以继续攻读博士，淘汰制度是很严的。前三年我实际上就是在补西方哲学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课，到第四年才进入博士阶段。这时剩下的时间只有两年到三年了，当时国家教委给我们的留学时间就是五年，特殊情况再打报告，比如哲学特别难学可以延长到六年。即便这样，我也只有三年时间了。而且，如以中世纪哲学为博士论文内容，按规定必须要通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等级考试，当时我学了个初步，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就转到了分析哲学的方向。后来，鲁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斯蒂尔在给我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写序言的时候讲，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提出要学中世纪哲学，但是后来他遗憾地发现我改做了分析哲学，觉得中世纪哲学界少了一个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8年，您学成回国进入北大哲学系任教，当时有没有想过其他的选择呢？
赵敦华：讲老实话，国外我根本没有考虑。我觉得既然是公派的留学生，回国效劳理所当然。我是1988年7月初答辩的，1987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联系国内的高校，只有北京大学我没有联系，但它却首先给我来了函。这个函是打字机打的发黄纸片，上面写着：“我们同意你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职务，分配一间住房。”我就向陈修斋先生咨询，陈先生以前也是北大的老师，他是1956年为了支持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和杨祖陶老师一起去了武汉。他很了解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现状，他说你到北大哲学系很好，那是一个能够出人才的地方。我听了陈先生的话，就去了北大。到了北大以后，得到了系里老师的关心，特别是老先生对我和他们的弟子是同等看待的，当我做出一些成绩以后，他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弟子一样厚爱。这里特别要提到洪谦先生、黄楠森先生，两位先生是最早向教育部给我写推荐信的，让我拿到了教育部第一笔科研基金。北大百年校庆时出了一个回忆录集子《精神的魅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有容乃大》，这些事情都有记载。
“化繁为简”的西方哲学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3年出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是您第一部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它不仅填补了中国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空白，也为我国在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20年之后的2013年，您担任共同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中世纪哲学》也出版了，成为我国大学哲学系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和参考资料之一。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实际上是我向导师陈修斋先生交账的一本书，陈老师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给了我这个任务。本来我到鲁汶大学是学中世纪哲学的，后来转到了分析哲学的方向。但在前三年的本科和硕士阶段，我有意识地多学了中世纪哲学方面的课，选修课我都尽量先选中世纪哲学的文本和专题，因而对此比较熟悉，积累了不少资料，虽然不够做博士论文，但是写一本中世纪哲学通论，资料还是足够了。回国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以及自己出国的目的，于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
之后，商务印书馆又找到了我，说《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有一个空白，没有中世纪这一段，当时由中国社科院的傅乐安先生来负责主编，陈修斋先生协助傅乐安先生来编这本书。我刚刚回国的时候，陈先生还委托我校过几篇稿子。后来这些稿子交到商务印书馆以后，两位先生就去世了。商务印书馆是很严谨的，书稿一直没有人来审核、整理和编辑，束之高阁放了将近10年。我看那些已经发黄、发脆的厚厚的一大摞稿纸，都是用方格纸写的，想起了当年陈先生对我的嘱咐。我和傅乐安先生也很熟，他到鲁汶大学进修时，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他和我谈了国内中世纪哲学研究和他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接过前辈留下的工作，对我来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花了很多工夫来做这件事。把这些稿子转化成电子版审核以后，我也发现书中十几年前用的资料现在有了更好更新的补充，于是又增加了约1/3的篇幅，找人进行了翻译。此时正好我推荐到鲁汶大学去读博士的吴天岳回国了，他跟斯蒂尔教授读中世纪哲学，年轻、记性好、头脑好使，希腊文、拉丁文方面也达到了做博士论文的要求，我请他当总审核。在有疑难的地方，他根据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做了一些审核，并且在下面做了很多详细的注释。这本书算是傅乐安先生、吴天岳老师和我三人共同完成的，填补了《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中世纪哲学这一阶段的空白。虽然是最后完成的，但篇幅是最大的，厚厚的两本书，有100多万字。这对于我国西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是一个推动。我们马上就要召开全国中世纪哲学学会的成立大会，老中青三代人的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了，成果也很多，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一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他者”，不断激励着中国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探索。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学界过多倚重西方哲学的范畴、原则和方法，来评价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虽然说这种现象近年来逐渐有所改变。
赵敦华：你讲的这个“他者”非常重要，西方哲学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他者”。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他者”。“他者”实际上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它的相似之点在什么地方，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与“他者”的“同异”。我们在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较的时候，究竟是强调同还是强调异，我看《庄子·德充符》里有句话讲得好：“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就是说，强调同、强调异，都有充足理由。我觉得唐君毅先生有句话说得也很好，在第一个阶段，要在异中求同；第二阶段，就要在同者之间求大异，但这还不是目的，最后要在大异中求大同。其次，面对“他者”镜子，是看到自己的缺点，还是看到我们的优势？讲西方哲学怎么强势，中国哲学有什么样后天不足，过于夸大确实对我们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利。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至于您刚才讲的我国学界过多倚重西方哲学的范畴、原则和方法，我觉得这三者应该分开来讲。先说范畴，中国学者和中国哲学家从来没有照搬西方哲学的范畴，他们总是要把西方哲学的范畴转换成中国哲学的范畴。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牟宗三先生，实际上都创造了很多中国哲学的新范畴。至于方法，那肯定是有借鉴的，我觉得这种借鉴是学术圈的良性互动。举两个例子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哲学思辨最强的是两本，一本是《新理学》，一本是《新知言》。《新理学》吸收了新实在论的形式构造方法，把理学转化成一个形式系统；《新知言》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的行而上学方法，从柏拉图和斯宾诺莎、康德，一直到当时的维也纳学派，他说这些方法是“正”的方法，他用中国哲学“负”的方法来作补充。牟宗三对康德哲学有研究，但他不是照搬，而是创造了很多自己的哲学范畴，像“心体”“性体”等。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这本书的最后，他说，西方哲学与中国（东方）哲学之相会通﹐只有通过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这个架构才有可能﹐其他都是不相干的，在这个架构当中，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的区别，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再说原则，我觉得虽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原则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五四”以后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都是在原则方面有所借鉴、有所作为的。比如说熊十力，作为大陆新儒家的创始者，从范畴、语言、方法上，他的著作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但是在原则上他接受西方新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说，人类进化到今天，制礼要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这些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在“同异”和“优劣”之间，达到一个中道，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提升我们哲学的创造力，才能够真正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交叉与激荡：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界对哲学史的研究较之哲学理论创新更为重视。但是近些年来，学界对哲学理论创新的呼声又不绝于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赵敦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就做过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区分，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比较看重这样的区分。关于思想和学问、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我想借助康德的一句话来讲：思想没有学问，或者哲学没有哲学史，它就是空的；反过来呢，如果学问没有思想，哲学史没有哲学，它就是盲的。我觉得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关键是怎么结合。我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有三种模式：一种就是“以论代史”，把哲学原理当作哲学史，它的缺陷就是比较空；还有就是“就史论史”，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范式，就是谈哲学史当中的一个人、一个观点、一个片段，把它重新组织一下，或者翻译了几条新的资料，我们常常提到的碎片化、琐屑化的倾向，实际上就是讲哲学史研究“就史论史”，它在哲学理论上是盲的；我提出“论从史出”现在是一个趋势，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哲学理论基本都是从哲学的文本研究、哲学史的研究出发，在一个确定的视野，按照确定的方向，有确定的方法来对史料和文本进行重新解释，得到一些创新式的结论。我们现在既要克服“以论代史”，又要克服“就史论史”的这种偏向。当然，有一些人专门做哲学史的研究，专门做哲学史料的整理、翻译，做非常细致、精致的研究，这也是需要的，应该提倡；同样，有些人为了普及的目的，讲一些宏大的哲学理论，并在每一个观点上都有哲学文本和哲学史的论据，也应该提倡。但是从创新方面讲，从哲学的未来发展方面讲，“论从史出”是我们需要提倡和发展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种英美哲学跟欧陆哲学会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您能谈谈对这方面研究动态的看法吗？
赵敦华：我想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我是学分析哲学出身，博士论文写的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关系研究》。这种分析哲学的训练对我后来的哲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写中世纪哲学文章的时候，史料那么多，汗牛充栋，论辩那么复杂，怎么能够把它的观点梳理清楚？到后来我整理哲学史，从古希腊一直写到当代西方哲学，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线索、那么多的概念，又如何能够把它讲清楚？我就觉得分析哲学的训练对我帮助很大。以前英美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是对立的，但是现在欧陆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哲学有分析化的趋势，我想这实际上是一个结合，分析哲学比较强调论证的精细、理论的建构，对文本、哲学史不够重视；欧陆哲学对文本、哲学史很重视，但是它语言的清晰性不够。有一次图宾根大学校长到北大哲学系来访问，他是一个经济学家，问我在教什么，我讲我在教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问我用什么教材，我讲我们有中文的翻译教材，学生也能读英文的译本，当然我们在中国，最崇尚的是读黑格尔的德文原著。不料他说，我们看黑格尔的时候也要借助英文的翻译，因为从语法、句法这方面，英文的翻译比黑格尔德文的原著更加清晰。其他现代德法哲学家的文本，大多也有这个问题，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整理，可以把他们的理由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两者之间的会通，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也有借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刚才提到的关于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的书写问题，我们知道现代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现在的中国哲学不仅仅有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也有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个历史和逻辑呢？
赵敦华：这个问题也是我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一直强调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我现在还是强调对话，我不认为这三者能够打通、能够贯通，但是我觉得对话是非常必要的，符合20世纪以来100多年哲学发展的趋势。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哲学的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段历史当中，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都围绕这个趋势来展开。这种趋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西方哲学的处境化”。“三化”不是三条线索，从新文化运动前后就是在相互交叉、相互激荡。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三者关系就更加密切和突出了。解放后其中一段时间，虽然走了一段弯路，但是这个“三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遗产。改革开放40年，这三者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有分歧、有争论甚至有冲突，但是在这个趋势之中，冲突和争论往往是达到和解的必要途径。我相信，中、西、马这三者之间的对话，如果能够持久下去、深入下去，那么我们就能真正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新形态，真正走到世界哲学的前列。
科学与人文：科技时代的道德与心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0年前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正经历着自公元前5世纪自然哲学危机、罗马后期伦理哲学危机、16世纪经院哲学危机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前三次哲学危机都迎来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但现在仍然处在第四次危机阴影之下的西方哲学则前途未卜。您当时说您还没想好采取何种立场来看待这样的问题，现在您如何看呢？
赵敦华：我是在2001年写成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结束语中提出这个观点的，后来觉得不够成熟，所以在第二版时就把结束语给删掉了。现在我受到了一点启发，觉得面对哲学的变革和危机，我们不必回溯得那么远，只要从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吸收经验教训就好。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创造了和新科学结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科技革命和哲学同步的进程，不断推进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而且强势影响到东方世界。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在西方，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学教育当中我们也感觉到了。但是我们要反思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呢？参照17—19世纪西方哲学这面镜子，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特别是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改变了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如果哲学家还以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或者是近代认识论为标准，对科技的创新指手画脚，进行先验裁判，质疑他们这也不对，那也有危害，这样下去科技专家就会对哲学不屑一顾，大众也会热衷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文化，而不会对哲学产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哲学家，您能进一步地谈谈科技的发展对人类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吗？
赵敦华：科技对哲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野，要把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当作我们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方法。比如像实验哲学，比如像神经科学和意识的具身化，后者是梅洛·庞蒂的观点。身体哲学在国内也很热，就连中国传统哲学都在研究身体哲学。但是，讲身体哲学我们只从文本、只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诠释，而不去联系现在神经科学面临的实验问题，这样会有失偏颇。如果能够把具身化的意识和神经科学问题结合起来，那对哲学和科学都是很大的促进。另外，还有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现在生命医学已经能够达到克隆人，能够造人，能够换人的脑袋那种水平，一定要考虑到它对人际关系，对个人身份和同一性等方面的伦理后果，要用普遍的伦理规范来约束。再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政策和导向问题。中国的人工智能制造业如果要走向世界，要和西方合作，一定要告诉人们中国的伦理标准和伦理准则。现在我们的美学主要讲美学理论史、艺术史，如果和科技美学、工业设计联系在一起，那是非常有前途的。国外有一个新的program（项目），叫STEAM，就是科学、技术、工程、人文、数学的教学科目，哲学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这五个学科里，它和数学、科技、工程设计等都有关联，在这些科目中可以起到贯通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并且踏踏实实地来推进哲学的创新，推进高端哲学人才的培养，我想我们的哲学一定是大有前途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4日第14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