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成功践行者，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改善国计民生与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去僵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告别计划经济模式；国际化，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互利化，防范“逆全球化”风险。科学技术从跟随、引领并重到引领为主，市场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经济国际化 逆全球化 互利共赢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并且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与一些新趋势。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威胁”“中国崩溃”等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中，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实事求是地认知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层次上规划与发展未来中国开放型创新型经济。
去僵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流行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中国简史》一书中指出，这个观点错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今天，回顾40年前中国的状况，当时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穷则思变、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基础。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克服“两个凡是”束缚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文章在全国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77级学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是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胡福明。我们都支持文章的观点，但对于当事人胡福明老师来说，曾一度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这篇文章否定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准则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此，文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少数人的指责。虽然帽子、棍子乱飞的“文革”时期已经结束了，但被有些人视为“砍旗”仍然是令人不安的。所以，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探求正确的理论观点，有时还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
“两个凡是”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是一种教条主义亦即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早期文章《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①
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路径，我遵循这一认识开始了学术生涯。1982年，我依据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调查地是拥有148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调查结论包括：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等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②这篇文章获得国家教委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经济学家萧灼基、陈吉元等发表了评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做了批示。当时，有个大学的老师让一位学生到南京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文章中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度的公式，来自哪篇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新发现的文稿？”我说：“学问不能这样做，遇到中国经济社会现象需要解释，不要马上想到去找‘本本’，而是要通过调查研究去找答案。”
（二）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个重大转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是党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作定位。毛泽东告诫全党：“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③这就是说，能否完成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到全力领导经济建设的重大转变，是对党的执政方向与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定位，来自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表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
然而，不到一年这种认识就受到了国际上有关事件的冲击。1956年，波兰、匈牙利先后有工人上街抗议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出现了社会动乱与流血事件。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民主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这是正确的。但“波匈事件”引发了国际上一场反共浪潮，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一些不满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以及少数地区罢工、罢课事件。由此，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因素在国内形势中的作用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国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969年4月，中共九大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往往表现为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到处找“敌人”，造成了紧张的政治气氛与动荡的社会局面，结果是乱了人民内部，阻碍了经济发展。
针对“文革”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是要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9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开始进行伟大的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从此，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新时代要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内涵，要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发展质量上来；从偏向于生产和交换，转向更加注重分配和消费；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市场化，告别计划经济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虽然，我国有自己的设计与改造，但总体上还是属于“苏联模式”。走出这个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第二个阶段性特征。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尝试
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七年中，我国基本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4月，在党中央颁布的《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应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后来，党内与学术界、经济界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弊病。1956年，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④
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集中管理有利于尽快扭转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局面，初步稳定与恢复了国民经济，渡过经济难关，同时，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缺乏调节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有效机制，容易造成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等现象，容易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受到关注，统得过死、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农村也相继出现了包干到户、到组等多种责任制。但是，社会上有不少人想不通，认为农业生产家庭承包是倒退，甚至认为是搞资本主义。1982年5月，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要我带78级学生做毕业实习调查。我首先去安徽滁州地委联系调查事宜，办公室主任直截了当问我：“你们支持不支持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如果不支持，我们不安排你们去农村调查。”话说得很直白，我也明确告诉他：“我们支持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当月，我与学生们在滁州山区走村入户调查了一个星期。当我们询问当地农民对农业生产家庭承包的看法时，他们往往给我们看家里的粮囤，认为承包解决了吃饭问题，都是赞成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设等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举措，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有益尝试。同时，为计划经济体制论证的一些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与理论反思。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促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告别“苏联模式”的进程。
这个进程在高校也有所反映。1983年，我在南京大学开设“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课程，重点讲解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与价格体制改革、财政与银行信贷体制改革、基本建设与物资供应体制改革、劳动与工资体制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私人经济的体制改革。我的体会是，当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受到理论质疑，并且开始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有一定启示。同年，我还开设了“西方经济管理与理论”课程，重点讲解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及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这仅仅是我国学者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支持的一项举措。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农村专业户的现状与前景》一文，指出农村商品化生产目前有“两条腿”：一是社队工业，二是专业户。农村专业户是农村人口非农化、家庭副业主业化、农业生产项目与环节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是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形式。农村专业户是新型的家庭经济，是自由劳动经济形式。⑤我还随费孝通先生做过多次苏南乡镇企业调查。费孝通先生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有人指责乡镇企业到城市国有企业开后门，认为这是“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墙角”。当时，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发表了多篇文章支持乡镇企业，认为这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途径。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对国有企业实施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兴办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理论工作者遇到的第一个“姓社姓资”问题是个体私营经济。1987年，我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首先回答“雇工经营属不属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文章指出，农村雇工经营是1882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基层干部关心雇工经营的性质，大多因为“吃不准”而不管不问；雇工经营户主大多东张西望，不敢大胆经营。雇工经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经济成分，雇主的经营管理也是劳动，雇主收入不仅仅是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包括雇主与家庭成员过去劳动所得货币表征与物化形态的投资回报、雇主与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价格等。⑥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对劳动价值的理论探索。我还与晓亮等经济学者合作出版了《私营经济论》一书。
第二个“姓社姓资”问题是市场经济。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得到解决。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⑦一锤定音，从此“市场经济”概念走出了禁区。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大支柱”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
当时，我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回国不久，看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后深受鼓舞，根据我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研究与思考，出版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一书。重点探讨了市场竞争、政府干预、混合经济、经济周期、市场失灵、市场扭曲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与政策。
市场经济改变中国命运。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个关系领域。具体表现为市场扭曲，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生态环境破坏、食品安全问题等；市场失灵，引起贫富分化、社会公平不足；政府过度或不当干预，带来GDP偏好、低效投资、官员腐败；社会主义因素制度化不足，产生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这些现象出现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相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暴露了出来。为此，中国进行了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协调、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⑧。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国际化，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抓住国际市场的机遇，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融入国际市场的需要，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特征。
（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度，准备入世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10年以后，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从主要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出口/GDP）比较来看，1988年中国达到12.5%，同期美国为6.6%、日本为9.1%、法国为17.4%、英国为17.5%、德国为27.1%。1991～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资本形成总量中所占比重已达13.7%。同时，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1991年为21.30%，1993年为34.3%，1994年为37%，1996年为47.3%，1997年为46.90%。这表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86年），第二年“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成立。从此，中国积极进行多边与双边谈判。到1999年10月底，中国与35个国家和欧盟进行了谈判，仅仅同20多个国家达成共识、与11个国家签订了正式协议。为什么谈判这么艰难？中国提出复关申请时申明的原则，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复关并承担与身份相符的权利与义务”，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要中国“基本按发达国家条件入关”。
这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年中国人均GNP按汇率计算为75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200美元，都与发达国家人均CNP 20000美元以上相距甚远。因此，把中国说成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发展水平和享受的权利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对中国是不公平的，因而中国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值与发展中国家的入世标准，中国加快了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的步伐。1992～1997年，中国将关税总水平从46%降至17%，并承诺到2000年关税降至13%～15%；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从1992年的1200多种减为300多种，入世后将取消其中的25%以上；在服务领域承诺开放36个部门和分部门，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到1999年3月，已经有150家外国银行在华营业。⑨同时，取消外贸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等。这表明，中国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二）加入世贸组织更快融入世界经济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加快了中国“入世”的进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兴盛需要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也需要中国经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指出，世贸组织没有中国的参加，将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中国实质性地结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那是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的共同胜利。
根据“市场准入”的要求，外国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势必给国内有关行业带来冲击和困难。同时，中国企业与商品“走出去”也会遇到贸易摩擦和产业冲突。2002～2010年，我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692起，其中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当时，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世界金融风暴导致各国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率先在关税壁垒之外寻求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具体表现为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蓝色壁垒、利用WTO例外条例进行贸易保护、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严重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⑩中国政府与企业，学习运用WTO规则，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中学会按照国际规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当时，中国不少企业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狼来了！”五年、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与狼共舞”也是强筋健体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高潮中接受冲击、洗礼与成长壮大，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从国际贸易来看，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提高到9.6%，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位居第一位；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额排名世界第二位。从经济总量来看，2000年中国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西方失信”
根据入世时签订的条款，中国同意在15年之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此条款到期时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必须彻底履行第15条义务，对自华进口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不能变相延续“替代国”做法。2016年12月11日，此条款到期时，有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试图趁机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我称之为“西方失信”。2017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在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开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其中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一个月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消息，称美国政府已经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这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互利化，防范“逆全球化”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近年来，美国等发起的单边贸易制裁措施，直接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走势。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全球化之路，防范“逆全球化”的风险。中国要从原来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追随者，变成自由贸易规则的改革推动者和实践者。
（一）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应对
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前几任美国总统奉行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则实施“让美国再次伟大”主导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反思和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按照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中国的基建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野心”。显然，美国特朗普政府把国际贸易政治化，实质是推行其遏制中国发展的不良企图。
中国不仅是美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也是美国大豆、飞机、汽车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地。近年来，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发起了三轮贸易制裁。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铝产品分别征收25%、10%关税；4月3日，基于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涉及1300项中国产品，商品价值约为500亿美元；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称，追加对从中国进口、价值1000亿美元商品的额外关税。如此密集与大规模的关税壁垒，前所未有。可见，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是以对华实施单边贸易制裁措施为重要特征的。
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对原产于美国的128项进口商品中止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关税减让义务，其中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5%，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涉及产品总额约为30亿美元，于4月2日起实施；4月4日下午，中国政府宣布对产自美国的价值500亿美元商品拟加征关税清单，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特朗普首先提出的辩护理由，是美对华贸易逆差大，不公平。他对媒体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5000亿美元。这是不实之词。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2017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这个数据水分也很大。中国海关统计是2758亿美元，相差近1000亿美元。另外，中国作为一些最终产品的出口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对美国的顺差是中国对韩国700多亿美元的逆差、对日本300多亿美元的逆差等转化来的。同时，上述逆差都是指货物贸易，而美对华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2006～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增长33.7倍；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美国对华贸易严格限制科技产品出口，不限制或少限制，逆差问题不就解决或缓解了吗？美国政府究竟是无知，还是成心欺骗国际舆论？
美国针对中国采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罗承认，会对美国农业和制造业造成伤害，但不能让中国凭借科技“扼杀美国未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的话说得更明白，美国关税清单是指向“得益于中国工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加征关税针对的商品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里，这项战略概述了中国如何打算投资于战略性的技术领域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登。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搞贸易战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近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一年有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成果被盗窃。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近公布消息称，2017年，中国提交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4.8882万件，居全球第二。2017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一共授予了320003项专利，同比增长5.2%，其中中国大陆排名第五，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28%。美国科技有领先优势，但不能夸大。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千万不能贬低。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从跟随、引领并重到引领为主，市场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美国主流媒体也认为，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对付中国是错误的，但它们想出来的办法仍然阴暗，主张美国“拉帮结派”，用“盟友”的力量一起对中国施压，而TPP就是一个最好的策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他打算重新启用1年前签署总统令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通过这个涵盖亚太地区12个经济体、GDP已达到全球40%的组织，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崛起的影响力，巩固美国在该地区持续的霸权。特朗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目的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优先”。但他应该知道，与主要贸易伙伴打贸易战必然会吞下“损人不利己”的苦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既然美国为了打压中国不断出招，那么我们也应采取更实质性的行动。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霸权地位，世界各国出口商品给美国只能获得美元，只能买美国国债，还担心赖账。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马上就与原油挂了钩，哪个国家卖原油敢不收美元，哪个国家就要承受美国打压甚至开战。这种美国单极化的国际金融局面，是不公平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也是第一大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买方，要将人民币推为结算货币，减少美元的结算应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扩大人民币结算领域与规模，是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将不断扩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起点。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自贸区是我国学习和适应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的平台，属于被动国际化。建设自贸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为应对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要求，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在上海等省市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是我国推动多边区域合作的倡议，属于主动国际化。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倡议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我国与广大亚洲、欧洲乃至部分非洲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领袖应有的开放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应说，保护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应支持全球化和多边贸易机制。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成功践行者，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绝非权宜之计。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如何有效保持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共赢关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长远战略，强调管控分歧、增加合作面。为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的专访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11］中国现代化的自身内在动力，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中国基因”，是讲信修睦、守望相助、开放包容的“中国智慧”，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是富起来、强起来、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②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288页。
⑤宋林飞：《农村专业户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⑥宋林飞：《农村专业户雇工经营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7年第15、16期。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⑧《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⑨甄炳禧：《透视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及利弊》，《世界知识》1999年第2期。
⑩宋林飞：《积极应对当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7期。
［11］臧峰宇：《治国理政新思想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前线》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