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还应该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沟通了旧大陆上兴起的诸种文明，使分布在世界各个地区“社会空间”的不同人群，在持续不断的相互接触与碰撞中，逐步打破了原来相对孤立、封闭和分散的状态，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整体世界。因此，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实际上是一部人类文明互动与交往的全球史。
用全球史观来透视古代丝绸之路
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全球史观主张用“全球化”的视角和宏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来考察自然与人类发展的历史运动。全球史观主张从大范围、长时段、动态的历史观察方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它将历史研究从传统的“国家史”或“民族史”的模式扩展到以跨文化和跨地区为基础的对历史的普遍联系的重构，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全球史观非常契合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观察。
首先，从研究范围上来说，丝绸之路符合全球史观所倡导的大范围原则。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串连起了无数绿洲、草原和海洋，跨越了国家、地区和民族的跨文化交往之路。它将中国所在的东亚世界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所研究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地区、民族史的藩篱。
其次，从研究时段上来看，丝绸之路也符合全球史观所倡导的长时段原则。众所周知，早在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存在着零星的东西方之间交通与交流的客观事实。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趋频繁。在丝路沿线相继兴起的中国古代诸王朝从秦汉到明清(包括匈奴、鲜卑、突厥等)绵延不绝，与贵霜、印度、波斯等古代诸帝国，通过不断地扩张、征服，推动了古代世界从分散逐渐走向整合的全球化进程的到来。因此，丝绸之路正是“古典版全球化”的具体体现。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丝绸之路也符合全球史观所倡导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原则。因为丝绸之路既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民族、考古、宗教、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又涉及到天文、地理、医学、生物、环境、建筑、工艺等自然科学，因此应用跨学科的方法对丝绸之路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应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考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正是全球史观所主张的研究方法。
丝绸之路破除各种狭隘“文明中心史观”的意义
“全球史观”旨在突破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建立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和国家界限，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一切民族建树的整体历史观。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全球史所关注的欧亚大陆上人口的迁移、疾病的扩散、物种的交流、技术的转移、宗教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与延伸来实现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民族、各地区和各个国家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公正对待和客观评价丝路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正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上许多看起来似乎很弱小和很不起眼的民族，在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却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粟特，又名索格底亚那，生活在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粟特人的势力虽然不甚强大，多依附于其他更为强大的帝国和民族，曾先后被波斯、贵霜、突厥、唐朝、阿拉伯等统治。但由于粟特人善于经商，加之其地处中亚丝绸之路交通要冲，向来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起到了丝路文明传播“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以用全球史观来看待像粟特这样的弱小民族，就会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有一个更加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当然，在平等地对待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各种狭隘的“文明中心史观”的膨胀。特别是近代以来广大亚非地区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与蹂躏的国家，当获得民族独立和建立国家以后，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空前高涨，反映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就是在否定“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一种非常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反映到他们的历史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自身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地区及世界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自身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的论调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我文明优越感”。
所以，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自我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而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只有将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框架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各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互动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持全球史观的专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始于接触外来新事物，威廉·麦克尼尔就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一开始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社会发生变化。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互动始终贯穿其中。杰里·本特利就认为“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互动不仅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而且还体现在不同地域与人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信仰和党派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许多方面。通过互动，达到彼此了解和认知，并由此带来社会变化，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局面。当然，互动也并不总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时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诉诸武力、导致战争。
互动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发展中，互动始终贯穿其中，在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陆地与海洋、农耕与草原、人类与自然等领域，互动几乎无处不在。如族群的迁徙、多民族的融合、古代帝国的兴衰、各种宗教的传播、艺术的相互影响、物种与技术的交换、风俗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等，都是经过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带来的结果。
可以说，互动使丝绸之路充满了活力，互动是古代世界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互动促进了全球文明的发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部人类文明交往与联系的全球史。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