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必然会产生两个相关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就产生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本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亦即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本文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论述,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新时代孕育新使命，新使命托起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代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必然会派生出以下两个概念：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7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公开使用了这个概念；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是这样，我们必然需要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时代发展使我们面临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更要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把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重要课题。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内容。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空条件的产物，是对一定时空条件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理性反映。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理论一定具有时空规定性，是对存在于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中的事物本质关系的揭示和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也不例外。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就目前的研究看，大家不外乎根据对各种关系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根据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给出了定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关系，给出了定义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它既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也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根据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给出了定义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内容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它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据它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给出了定义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意义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它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根据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给出了定义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吸收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根据它与未来中国发展的关系，给出了定义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①
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时空分析。先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产生于中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它具有突出的空间规定性。上述六个定义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理论的说明，它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规定的空间十分明确，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空间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空间规定性称为“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体性。定义一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在此基础上反复强调理论的中国性，用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化”、“中国的”等具有明显空间特点的修饰性概念。定义二直接显示了这个理论的实践根据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是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揭示的是中国经济的特殊规律。定义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直接用了“中国版”表示了理论的中国性，强调这个理论解决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定义四直接表明了这个理论不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中说明了其在中国意义上的特殊性。定义五虽然也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借鉴以表明理论来源的开放性，但着重强调了这个理论的中国文化基因。定义六从理论的功能意义上点明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从特定角度强调了理论的中国性。当然了，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规定性，并不是否定这个理论具有国际意义或者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世界中的中国和正在影响世界的中国这种空间存在特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世界意义。
①参见王立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017》，济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0页。
再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突出的时间规定性。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①，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的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的时代性的思想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最大的实际。对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
一方面，从理论源流和思想内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都基于生产力发展实际，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调整变革的规律；都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和运行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本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意义。
另一方面，从实践源泉和实践指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根据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活动。它既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事实的理论建构，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的理论设想。它揭示的就是从1956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
从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探求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间界限的看法。综合分析习近平的论述我们可以判定，在他的视野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虽然是在概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的论述是历史性的，将基本原理的叙述置于历史过程之中，分为三个历史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很明显这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但是又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紧密相连，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前史”。第二个时段明确界定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独创性的观点”，习近平主要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三个重要观点，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个阶段显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围了，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奠基阶段。第三个时段明确界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③这些理论探索显然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超越，从时间维度对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从十九大表述的理论观点看，这个初级阶段到何时结束还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至少应该是2050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7—608页。
③《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内涵作了更加明确的界定：“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①这些论述表明新时代的基本含义就是新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②既然提出了新时代问题，而新时代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这里就有了一个预设的理论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阶段性，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新阶段。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划分，尽管在理论研究中早就存在这种观点，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③十九大的这个结论从实践特征的角度描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走过的历程，其潜在的话语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站起来阶段、富起来阶段和强起来阶段。如果与这种阶段性相适应，那就应该有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很明显，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基础。
（一）引领中国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
毛泽东时代的三件大事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反映这个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引领中国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首先要从政治制度上扫清障碍，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第二件大事就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建国32年来“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④。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新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第三件大事就是在世界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集体自尊”。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国家的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国家一改近代以来衰败的国家形象，通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以及实行独立的外交战略和方针政策，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尊重，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获得了“集体自尊”，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明显标志。在这个时期，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从理论的层面反思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力求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将中国实践探索的思想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很多批语和谈话，对写出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并提供了指导，直到今天都很有价值。
①《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10页。
④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接上段）比如，他批评那些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根本差别，没有认识到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的有用性。他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①，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只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②再比如，毛泽东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这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思想基础。毛泽东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纲要、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
（二）引领中国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奠基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真正破题、深化和拓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系统性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的成果突破了很多理论难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式形成。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形成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深化。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想得以具体展开并在实践层面实施。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得以在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具体体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在发展理念的层面上获得了新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引领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新时代”与“强起来”是高度关联的两个词汇，在事实层面上，它们将体现为一个实践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性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历史阶段，从理论构成上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十九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定义了新时代的基本内涵，这五个方面的内涵恰恰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含义的展开。
第一，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继承，也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这说明了三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性上的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和过程性，预示了这个奠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的生机活力。
第二，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具体展开。在2017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首次披露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的认识。“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③这里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生产力发展维度，预示了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发展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所以，在新时代，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61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第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人民性维度。对这个维度的强调与上述对生产力维度的重视构成了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在这里得到了辩证的有机的统一。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统一的问题。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引领中国人民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第四，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是强起来的梦，但是，这个强起来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中国梦蕴含的意义一定是经济强大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引领中国人民在推进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五，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虽然立足于中国，反映的是中国的发展规律，但当代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反映中国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规律必然融合了很多全球性和国际性的元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特征。强起来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必将对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既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什么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呢？我们结合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论述来探讨这个问题。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时指出：“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十九大的这段论述虽然讲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实现强国目标的努力方向，但是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也可以以其为参照，判断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与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相比，这种思路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可能有了很大的突破。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看作是阐明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这个定义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来源于这种基本范式的定义影响到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逻辑思维是：第一步给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第二步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三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思考：一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吗？二是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肯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一定局限于生产关系的范围吗？关于第一个问题，从我们掌握的现有资料和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接上段）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的精细研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对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是要从本质上，从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象的问题作出只是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总体性的研究，不只是在《资本论》中，更是在‘六册结构计划’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①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依次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庞大的开放性的体系，《资本论》只是这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并没有覆盖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能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从“六册结构计划”的整体性层次上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应该是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局限于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就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对编写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比如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他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是有缺陷的，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②，这实际上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大局限，提出了“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两个“联系研究”的思路。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指明了出路。由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内部谈话，传播范围有限，所以很多教科书没有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贯彻进去，有些教科书虽然原则上肯定了这个思路，但是在整体设计上并没有在全书当中体现出来。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明确了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基础性思路。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毛泽东并扎根中国国情以及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要扩大研究范围。可喜的是，近两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二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一论”合力研究，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要研究生态问题，要研究国家问题，等等。③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涉及十九大报告的上述论断的所有方面。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未来的实践，理论过程和实践过程具有高度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提升的政治经济学。从生产这个角度来说，强起来的中国必须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基础上的精神再生产、人类社会关系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五种生产全面推进的整体性生产。二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的政治经济学。从国家这个维度来说，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引领作用。三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四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全面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我们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
①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74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22页。
③参阅顾海良：《治国理政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主题、主导的探索》，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载《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王立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载《福建日报》2018年1月22日。
（接上段）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决。五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全国人民实现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强起来的要义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强大的层面，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六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经济学。总之，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总体性、全面性的研究，是解答中国发展之谜的真正的中国理论，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上六个方面基本上回答了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外延。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有哪些具体内容呢？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了一些初步论述，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和轮廓。这个框架和轮廓是用“七个坚持”来表述的。①第一，“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根本保证，也是经济工作的总体性和根本性要求。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集中表达，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本的价值指向。第三，“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这里是从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大逻辑。第四，“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在经济工作中的体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原则，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五，“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这里的突出要求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在完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具体体现，指明了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情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方面的根本要求。第六，“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提出了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都要坚持问题指向，增强针对性、系统性和灵活性。第七，“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工作策略和方法的总体要求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这“七个坚持”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的理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日益强盛，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必将日益完备。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期刊责任编辑：王潇锐】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