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嵌了三重“赋力效应”，启发、影响和推动了当代大国形象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嬗变和全球持续发展进程，这也是其深入人心的内在依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赋力”（empower）一词意指赋予客体力量或使之更为强壮自信，这里的客体既可指人，也可指抽象的物。相应地，“赋力效应”在这里是指强大的思想力量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有益启发、正面影响和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大国形象认知。一个“大国”是在全球范围施加影响力的主权国家。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大国的影响力或者实力：输入与输出。从输出侧看，大国的实力就是指其战争能力。从输入侧来看，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列举了五种实力来源：人口与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与政治能力。

这种传统的大国认知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大国对立造成了许多国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特定地区出现抬头的趋势。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21世纪的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在环境、健康、知识传播与创新、安全、多边制度与全球善治等领域，由于缺乏市场激励以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阻碍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增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引发国际共鸣。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以及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理论没有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尤其是缺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更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呼声的现实观照，导致西方所谓主流学派使用的概念词汇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形势与现实，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亟须得到调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雨伞术语（umbrella term），为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提供了一个研究范畴，在此范畴中，各种学派努力寻求理论假设和推理逻辑的最大公约数。

在东西方话语碰撞与相互“拿来”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培育了求同存异的开放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大国沙文主义；强调全球伙伴关系与多元外交，反对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思维；强调开放国际格局与共同发展，反对探底竞赛与保护主义逻辑；强调全球治理秩序和文明交流，反对零和博弈与狭隘主义论调。这些理论洞见观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世界面临突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现实，必将有力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力全球持续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全球发展，为全球发展合作廓清了认知迷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贸易开放、气候治理、精准扶贫、国际援助等方面创新引领，取得巨大成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发展合作实践注入了理论活水，中国自身构建过程中最典型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着力打造绿色、健康、智力与和平的丝绸之路，理念与实践成就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项目、自贸区谈判、对外援助等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金融合作、人文交流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等领域签署近280项合作文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此外，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7年成员国达到84个。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为全球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中国积极参与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空间等“高边疆”（high frontier）治理的全球协商与标准制定。发起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动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倡导建立多元透明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与有关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建设性作用。

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

加强“从内到外”与“从外到内”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在新媒体和数字化时代，要特别注重国别信息与数据处理，通过分析一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执政结构、政治文化等，对该国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与能力作出判断，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信息收集。另一方面要注重系统性的或“从外到内”的研究，即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整体层面分析一国的可能反应。国与国之间差别巨大，单纯的国别研究难以厘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疏于考虑国际竞争施加于所有国家的不同影响。加强相关信息收集与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现状并作出相应动态调整，更好展现其当代价值与赋力效应。

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介入、影响和引领国际叙事能力。中西话语的竞争，包括概念、叙事和传播手段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上演，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植中国这片发展沃土，中国学术和政策机构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为海外所关注。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国际叙事框架中，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要赢得更多的喝彩，还需要在人才机制、翻译传播和理论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段时期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格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创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政治热词，尽管其背后的逻辑受到广泛批评，但却成功吸引了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的注意。中美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一陷阱成为现实，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考量分析中美大国关系，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霸权理论，才能拨开“修昔底德陷阱”的乌云，见到“新型大国关系”的青天。引导与完善中美关系的国际叙事，是中国学术界与智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抓手。

推动形成更具赋力效应的国际合作体制。当代国际合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必须看到，合作不是终点，而是实现其他多种目标的手段。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合作优于合作的例子并不鲜见，因而要克服在不同语境不加区别地谈合作的倾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的合作本质上是国家政策的相互调整与适应，是一种比霸权稳定更具赋力效应的国际合作体制或结构。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论证的，国际合作体制赋力政府，而不是束缚政府。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