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当今国际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中美时空开始切换，即美国时代与中国时代的开始切换。目前，世界格局整体上仍然属于美国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时刻”的出场间距会越来越小，一个一个的“中国时刻”串起来，由点连成线，由线扩展为面，结果就是“中国时代”。走向中国时代，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应当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性表达，归根结底属于现代性的中国版本。在国际话语场，话语崛起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多重力量交汇的结果。话语的崛起，前提是物质崛起;话语的贫困，首先源于物质贫困;话语的背后，是硬实力的较量。衡量中国话语的进步标准不是西方化的能力，而是实践，只能拿事实说话。随着中国时代的决定性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将来临。

关 键 词：中国时刻  中国时代  中国话语

话语，乃国之重器。大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话语是包含价值的文化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标签。话语的自立自强是民族精神独立、文化主权完整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失去精神家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话语之建构，乃精神家园之建构，乃文化主权之收复。

一、从“中国时刻”走向“中国时代”:中国话语的历史语境

1941年，美国《时代》周刊联合创办人亨利·卢斯发表了著名的《美国世纪》:“美国的经验是未来的关键，它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这篇文章成为“美国时代”登场的宣言书。

74年后，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写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以购买力评价计算)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这篇文章预示“中国时代”已经展现出现实的可能性，初露曙光。

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完全进入美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美国时代，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在这个格局中，核心国家是一言九鼎的“我”(即美国)，中心国家是志同道合的“我们”(比如英、德、法、意、加、日等)，边缘国家是处于依附地位或相对独立的“你们”(比如菲律宾、韩国、新加坡以及一些石油国家等)，还有大量的尚未融入这个体系的外围国家(比如朝鲜、古巴、伊朗以及相当多的亚非拉国家)，属于“他们”。

然而，自2008年以来，美国主导的依附型国际格局呈现出松动的迹象。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以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为标志，以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筹组亚投行、英德法意加违背美国意志组团加入“亚投行”为佐证，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代表性正在下降，西方世界的地理板块正在分化，西方世界的统一性正在削弱，西方世界的概念体系正在瓦解，归根结底，美国的统治能力和主导能力正在退化。这是美国时代从巅峰衰落的信号，这是中国时代出场的症候。

当前，国际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中美时空开始切换。从时间维度来说，就是纽约时间与北京时间的切换，美国时代与中国时代的切换，霸权时代与共赢时代的切换，资本主义世界化与新型全球化的切换；从空间维度来说，就是中心—边缘结构与网格化扁平结构的切换，依附型世界体系与平等、均衡的世界新秩序的切换，就是中国崛起并重返世界之巅，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所谓“中国时代”，并不是指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全球霸主，也不意味着中国要彻底颠覆现行国际秩序，而是指中国将逐渐上升为全球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当然，时空切换绝不像切换电视频道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有一个历史周期。比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时代与英国时代进入切换周期，历经半个多世纪最终完成，英国时代彻底让位于美国时代①。中美从2008年进入切换周期，最终完成估计在21世纪中叶。这个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启动阶段。在这个阶段，整体上仍然属于美国时代，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依然独占鳌头，美国在多数国际机构中依然占据主要话语权，依然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主导者。但是，“中国时刻”(China’s Moment②)会频频绽放，点缀世界图景，展现中国风采，照亮人类未来。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上升为世界经济主引擎和火车头；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英、法、德、意组团加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2016年，美国和欧洲的逆全球化运动将中国推向全球化舵手的位置，G20杭州峰会关注“中国主张”；2017年，瑞士达沃斯论坛年会聚焦“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规划人类未来发展，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被迫“接掌气候问题领导权”(美能源部长佩里语)，等等，都是这一阶段中绽放的“中国时刻”，是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新阶梯。其中，“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崛起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也构成中美时空切换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战略将贯穿中美切换的整个历史周期。

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中美GDP基本持平开始算起，估计会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阶段，美国时代尚不会完全退潮，但已经从顶峰跌落，美国的“超级”地位不复存在，领导全球力不从心；这一阶段，中国将在多个领域或主动或被迫接掌全球性问题的领导权，引领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频频扮演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这一阶段，“中国时刻”会越来越多，出场的间距会越来越小，留下的中国足迹会越来越频密，一个一个的“中国时刻”串起来，由点连成线，由线扩展为面，结果就是通向“中国时代”。

第三个阶段是反转阶段。大约到21世纪中叶，美国时代将彻底落幕，中国时代决定性开启。这个阶段时间很短，主要通过一两个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完成。美国时代的终结意味着西方中心的终结，霸权时代的终结，但绝不意味着以东方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以新的世界霸权取代美国霸权。“中国时代”终会出现，不过，历史绝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到那时，世界将会大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完全不同于过去500年来霸权轮替的殖民扩张时代；这是一种全新的秩序，完全不同于过去500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这里，没有处于依附地带的“你们”，更不存在被遗忘、被孤立、被排斥的“他们”，大家都是朝夕相处、命运与共的“我们”。

今天，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无意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但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放任不作为，改革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是中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主导塑造的未来秩序也不是16世纪以来霸权体系的延续，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继承，中国也不是旧秩序的新主人、21世纪的新霸主。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201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了“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演讲，他说，中国做了第一的世界将会大不同，因为这个老大不会指手画脚搬弄是非，不会热衷于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会怂恿别人邯郸学步；因为中国文化崇尚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没有殖民海外的记载。过去，中国强盛时代以千年计，带给世界的是欢声笑语；现在，美国强盛时代以百年计，带给世界的是烽火连天；未来，中国将重新崛起，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没有边缘、没有依附的新时代。

从“中国时刻”走向“中国时代”，这是21世纪最为惊艳的历史大事件，也是最为确定的历史大趋势，同时也构成了中国话语建构的宏大历史语境。

二、中国时代的话语短板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亨利·基辛格曾说:“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中国物质上要崛起，精神上也不能塌陷；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中国既要成为行动的巨人，也应该成为话语的强者。一个话语羸弱的民族，不可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现在，随着一个一个的“中国时刻”陆续绽放，全世界的文化价值秩序在东移，笼罩世界几百年的西方中心论正在被打破，全球话语格局正在重新生成，中国话语正在世界回响。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健步走向富强，我们再不能简单地以“西强我弱”来定义中国话语的国际方位。比如，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显著地崛起，大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极大地改善了国际话语生态和中国的话语环境，达沃斯论坛、APEC峰会、G20峰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方案，期待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从未推卸。在制度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明显提升，预计很快达到与国力相匹配的水平。通过联合国、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从未缺席。

但是，中国话语也有短板，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短板在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准确地说，“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相对不足方面，在于我们把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相对滞后方面，在于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准备不足等方面”③。尽管我们也有亮点，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联合国文件，但基本格局还是“西强我弱”，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④。一句话，“软实力”未能跟上硬实力的步伐，中西之间的话语间距、话语隔阂、话语落差非常大。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济强国、地缘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话语强国。中国的发展优势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尚未得到相称的体现，我们尚未获得与经济地位完全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话语赤字”“思想赤字”“文化赤字”犹如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回顾近三十年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到“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从“大国责任论”到“中国崩溃论”，从“中国威胁论”到“国强必霸论”，从“C型包围圈”到“价值观外交”，从“霸权稳定论”到“民主和平论”，从“航行自由论”到“中国孤立论”，从“普世价值论”到“世界趋同论”，西方凭借强权地位制造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话语，要么影射中国，要么剑指中国；要么捧杀中国，要么棒喝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人权、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本来清晰的中国图像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来确定的中国模式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大国复兴一定伴随着话语的崛起。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应当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今天，华盛顿时间与北京时间的切换周期已经开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美国霸权时代终将终结，中国引领的多极化时代终会开启，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时代，主流的话语总是钟情于成功的故事。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中国话语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中国的实践是13亿多人参与的历史性实践，是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与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斯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20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世界级的难题，每一个问题的成功破解都具有世界级的样本意义，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都将是世界级的贡献。

当然，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相对于实践创新的惊人进展，我们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尚有差距，我们尚未生产出与其实践成果相匹配的系统理论成果，中国故事尚缺乏系统的话语支撑。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寄语理论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⑤。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中国话语的深厚沃土，中国话语崛起的最大底气莫过于此。

三、中国话语的本质维度

前现代与现代相互缠绕，东方与西方纠缠一体，这是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构成中国话语建构的独特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共时性反思都在拷问我们:中国话语的本质内涵，究竟定位于何方?

中国话语不能定位于过去，不能寄希望于前现代话语的当代复活。有人以为，中国传统话语绵历数千年，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信仰，塑造了独具东方风韵的民族性格，塑造了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交往理性，塑造了独步世界之巅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历史的高点为坐标，以“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的梦想，前行的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其实，前现代话语不过是封建中国的话语表达，今天的中国早已置身于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可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话语自强，也不可能依靠伦理的救赎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复杂利益问题。

中国话语也不能定位于西方，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东方再现。有人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西方话语在几百年的历史洗礼中日臻成熟，全球秩序、世界体系都是西方话语塑造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惯例接轨?其实，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经验的话语表达，是现代性的西方版本。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只能起到“隔岸观火”的作用。

中国话语的本质究竟定位于何方?我以为，把握中国话语的本质维度，必须穿越“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感性直观，穿越流行的日常经验话语，穿越具体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形而下的视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依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智慧，才可能洞察中国道路的本质性规定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方位。依此来判断，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归根结底属于现代性的中国版本，属于新的现代性文明。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从未简单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从未进入西方设定的历史轨迹，也从未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发展逻辑。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中国道路不是脱离世界发展潮流的旁门左道，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伟大创举，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它第一次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第一次摆脱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政治模式和文明体系，第一次摆脱了殖民、扩张、掠夺的发展逻辑，第一次摆脱了依附发展、梯度进化的历史宿命，第一次通过“走自己的路”成功崛起，第一次在吸纳西式现代性的精华之后开启了更为壮丽的现代性之路。

中国式现代性貌似“很西方”，实际上却“非常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西式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版本，而非唯一版本。西式现代性作为对中世纪前现代性的反叛，以理性的法庭来取代宗教的法庭，以主体性取代基督性，以“合理性”作为衡量一切进步的标准，确实充当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

西方收获了现代化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西式现代性，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泛滥、精神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僭越、自我观念的膨胀；在提升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导致了自然的异化、生态的报复；在彰显理性精神的同时，导致了有限的理性上升为无限的理性，经验的理性上升为超验的理性，属人的理性上升为理性的实体；在发掘工具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缺位、人文精神的退场；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泛滥；在科技昌明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技术本来意义的遗忘。西式现代性的缺憾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和个人生活世界的严重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信仰、生态等各方面的总体性危机。

西式现代性之缺憾，正是我们重写现代性的理由，也是我们超越西式现代性的方向。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更现代”的未来，我们不能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反思现代性，“拯救现代性”，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型现代性的崛起，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性的成功。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源于对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归根结底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以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叠加的独特历史语境。

中国式现代性，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是一套能够解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一套有助于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中国智慧，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明体系，也是一套对西式现代性观念构成比较优势的思想资源。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的萌芽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同成长，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坚守，更有发展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烙印。改革开放以后，这套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逐渐走向成熟，且富有中国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外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具体化。如果没有中国果敢地质疑西方现代性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反思西式现代性的弊端，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人类可能真的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思维惯性中无意识地沉沦，永远无法冲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永远失去独立思考、自主走向远方的能力。“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人类历史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普世于世界”，这是西方承诺的未来世界图景。然而，西式现代性不可能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发展模式西方化、西方价值普世化、人类文明一元化，这绝不是世界之幸，而是包含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因此，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中国话语的成功出场，动摇了西方经验支撑的经典现代性的至尊地位，也动摇了基于经典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实现了现代性的救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重写现代性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四、中国话语的建构逻辑

今天，面对西方话语在全世界的强势扩张和深度殖民，我们究竟该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在国际舞台上该如何提升中国话语的在场地位?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该如何维护自我的纯净?在相似的现代化背景中该如何保持中国图像的清晰度?一言以蔽之，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一是凭实力说话。在国际话语场，话语崛起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重力量交汇的结果。话语的崛起，前提是物质力量崛起；话语的贫困，首先源于物质贫困；话语的背后，是硬实力的较量。所谓弱国无外交，所谓真理在炮舰的射程之内，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说，话语权的强弱往往是由说话者的地位和身份决定的。你的位置足够显要，大家才会关注你说什么，怎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6亿多人脱贫，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西方悍然颠覆萨达姆政权、卡扎菲政权，一手制造欧洲难民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被看作“捍卫民主人权”。中国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印度很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南海每天成千上万的船只自由通行，被认为“没有航行自由”；美国军舰高调介入南海，被认为“捍卫航行自由”；等等。西方几乎垄断了国际话语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究其原因，皆因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绝对实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话语能否崛起，首先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崛起。虽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仍可能在文化和话语上“演奏第一小提琴”⑦，但这绝非常态，在通常情况下，话语强国、文化强国首先是物质生产强国。当前，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门槛前，必须以发展自己为优先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任何时候，话语权的大小，不取决于音量，而取决于能量；只有腰板硬了，说话才有底气；只有硬实力强大了，才会有无声的话语权。

二是解码“中国样本”。“语言是存在之家。”⑧话语乃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伟大的话语，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样本。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中国话语”的诸多概念及话语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正是我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实际上发明了这些概念”，而不是相反。

解码中国样本，关键是“发现中国”。“发现中国”是一个筛选、提炼的工程，应当“思入时代的深处”，筛选出当代中国的问题，采掘那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畴、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关键词，用当代中国的“智慧”和“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发现中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动，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否定，但不是为了将自身提升到“普世性”的高度；“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

三是“为人民代言”。中国话语的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为人民说话”，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定的，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决定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话语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只能说出人民的心声，为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克隆，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决定中国话语体系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有别于东亚话语体系，也有别于苏联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决定中国话语不是同质化的世界精神。

然而，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殖民，不少国人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语汇。一旦离开了西方概念的中介，离开了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几乎没有办法说话。试想，这样的话语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这是重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

四是关怀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方案。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化的舵手，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2008年以来，随着美欧经济持续低迷，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法国勒庞崛起，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西方世界逆全球化深入扩展，全球化运动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关键时刻，中国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从跟随全球化转向引领全球化，全球共同发展与世界秩序重建第一次寄希望于中国。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的变迁决定中国话语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国际责任相一致。21世纪的中国话语不能囿于中国问题，而应当心系天下，关怀世界，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自信地向世界输出自己的原创话语。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作为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不仅仅属于中国、影响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属于世界、影响世界。今天的现实不正是这样吗?G20杭州峰会，世界关注中国方案；达沃斯论坛，全球倾听中国声音；“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的抉择关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的理念决定未来。

五、中国话语的进步标准

在西方话语主宰全球的近两百年时间里，衡量一种学术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有少数人一开口说话，言必称西方，话必说欧美，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地照搬西方学术话语，似乎离开了西方学说的置入和中介，就不会说话了；似乎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担保和裁判，中国话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一言以蔽之，“西方”俨然成为中国话语真理性的担保。

1.西方话语横行世界，首要的不是因为它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它背后的硬实力

今天，西方话语占据国际话语的中心舞台，这是不争的事实。掩藏在这一事实背后的秘密，与其说是真理原则，不如说是实力原则。西方话语比任何一种非西方话语都更具有号召力、统治力和扩张力，不是因为西方话语富有更多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西方话语背靠强大的硬实力，通过“温情脉脉”的体面方式，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挤压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占领其他话语的传统地盘，这是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当代形式。西方凭什么拥有描述和“解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力呢?西印度大学学者唐·罗沃萨姆认为，这一答案就是，西方的“权威源于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处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与认识论上的优越性密不可分，而这种优越性又与已经成为西方知识传统之一部分的知识生产方式相一致”⑨。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话语权威进一步集中于美国，具体表现为世界话语美国化、美国话语普世化。过去美国话语的全球崛起归功于硬实力，有朝一日美国话语霸权的动摇也只能归咎于硬实力。

西方话语是西方经验的理论提升，有其自身的适应范围，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西方话语的傲人成就乃是塑造了“无与伦比”的现代西方，同时也孕育了西方世界“不可一世”的心理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基于这一认知，西方话语一次次地越界，一次次地踏上陌生的土地，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原初的孕育成长环境。其实，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是对西方特殊情势的反映，“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就是荒谬的了”。⑩西方话语的价值，与其说是普世的，不如说是特殊的。我们必须抛弃由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话语来充当另一种文化的代表这样的虚伪做法，必须努力建立一种非西方的新“认识论”，必须“唤起”非西方世界的话语自觉。

西方试图将一种话语代替现存所有的话语，试图将西方特殊的话语变成全球普世的话语，试图将全球变成西方话语的试验场，这就忽视了其他国家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这种以西方的认识成果来结束真理的做法，意味着西方话语的建构功能变成了对非西方社会的伤害力量。

2.盲目接受西方的话语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是非为是非，失去的远不止话语本身

伴随着西方话语的成功殖民，一些国家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主权，以西方的话语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话语是非为是非，服膺西方的话语逻辑，所带来的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话语凭借着虚幻的价值愿景和强大的硬实力支撑，逐渐登上了国际话语舞台的中央，掌控了国际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内容的提供权、标准的制定权、议程的主导权和是非的裁判权。西方话语完全凌驾于民族国家的话语主权之上，导致一些国家话语生态的扭曲乃至变态。伴随着西方话语的强势来袭，有的国家扛不住西方的威逼利诱，被迫投降；有的国家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战略谋划，主动缴械。然而，“投降”也好，“缴械”也罢，由于国情迥异、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效应正在显现。比如，苏联，在西方挖掘的话语陷阱中沉沦，完全找不着北，大党大国早已分崩离析；拉美和俄罗斯，要么掉入陷阱，要么陷入休克，梦醒时刻纷纷弃西方而去；“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要么花容失色，要么寒冬来袭，往事早已不堪回首。中国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赋予了现代性的中国内涵，重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篇章。这是中国的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西方话语其实无能为力。有人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置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最后呈现的不过是西方又一个“他者”形象，而非中国的真实形象。“西方”不能成为中国话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担保。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解码“中国道路”，能够破译“中国密码”，这样的话语就是好的话语。

3.衡量“中国话语”的是非优劣，只能是“实践”，只能拿事实来说话

客观地说，中国话语的国际处境不佳，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的理由。衡量“中国话语”是不是管用，不能以西方为参照，只能以实践为准绳，只能拿事实来说话。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话语其实有理由自信。

中国话语的自信首先源于“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中高速增长，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道路是成功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制度是有效的。正如林毅夫先生所说:“如果道路不正确，瞎猫碰死耗子只能碰到一次，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或有可能，而连续30多年都是稳定高速增长，如果这条道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11)中国模式相比较于西方模式的巨大成功使我们有资格理直气壮，有信心发声亮剑。

中国话语的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中国话语在西方的夹缝中求生存，凭借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给全世界奉献了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包含了一整套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表述，像“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投行”“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标识性概念，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话语场的核心议题和基本共识(12)。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还不是一个话语强国。这既有硬实力不够的原因，也有话语建构本身的原因。话语自强，不是一夜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假以时日，中国的发展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优势终将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优势。

六、中国话语的未来愿景

在国际舞台上，话语的地位变迁和未来愿景归根结底取决于硬实力。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也是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国家，一个国家掌控世界经济走向的能力越强，主导国际话语议程的能力也越强；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大，对国际话语资源的贡献也越多。国际话语格局的变动趋势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不一定是同步的，但一定是同向的，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将或快或慢地导致国际话语格局的同向变动。随着中国重返世界之巅，中国时代的决定性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21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也将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在国际话语场，中国话语的成功崛起，中国话语时代的成功开启，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

一是主导“涉中”的议题。在国际话语舞台上，“涉中”的议题很多，比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暴恐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以及发展道路、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地位、普世价值等问题，西方常常利用这些话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以西方的话语逻辑来裁剪中国。他们所说的话充斥着西方标准，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一般来说，对于这些“涉中”的议题，中国应当掌握基本概念的定义权，核心内容的解释权，话语标准的制定权，话语议程的主导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一句话，中国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自己的事，西方反客为主、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那就失去了话语权。

二是创设世界性的议题。随着中国时代的开启，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的议题，凝练一些叫得响的标识性概念，主动引领国际话语场的讨论。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担当，也是大国应当负起的国际责任。

近年来，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中国在G20杭州峰会开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开启的新型全球化愿景，这些世界性议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重要符号。今天，各个国家在世界性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注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解决人类性问题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来自中国的建议，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困境中越来越尊重中国给出的方案。

三是重构全球理性和世界精神。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有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它们成为本民族交往活动的基本遵循。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后，国际社会才成为可经验的事实，如何规范国际交往行为成为迫切的问题。建构什么样的国际交往理性，培育什么样的全球文化(全球伦理)，成为领导型国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近代以来，国际交往理性与世界精神是西方主导建构起来的，本质上是西方精神的世界化。它未能凝聚各个国家的文化共识，不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未能反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潮流，不具有可持续性。

今天，国际交往经过资本主义世界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充分发展后，已经跃升到了新型全球化时代。原来处于边缘的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扮演着引领全球化的重要角色，原来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新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里，资本主义精神和西式现代性将回归为地域性的知识，中国参与塑造的新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将会出场。这是一种无中介的、本能的、和谐的、非压迫性的人类新文明，是各个国家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它将超越线性进化、梯度转移的西方发展逻辑，代之以共同复兴、共享繁荣的发展观；超越“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代之以平等参与、协商共治的治理观；超越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代之以和而不同、自主选择的制度观；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代之以多样共存、包容互渐的文明观；超越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法则、霸权秩序，代之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交往观；超越依附格局和中心—边缘结构，代之以共商共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观；超越意识形态的边界和政治的门槛，代之以人类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

面向未来，大国复兴与话语崛起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国话语的根本特征不仅仅在于中国特色，也在于世界价值。中国话语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给出中国方案，若能够为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的重构贡献中国智慧，那么，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

注释：

①美国的崛起并超越英国缘于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西进的标志性事件是铁路。因而有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史基本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美国铁路总里程1870年超过10万公里，1890年超过20万公里，1916年超过40万公里。这几个时间点大致也是英美地位切换的几个关键点。具体来说，1870年英美时空切换正式开启，1890年，英美进入相持阶段。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依靠美国的帮助才战胜了德国。战后，英国主动卸下了担子，而美国不情愿地挑起了重任。英国保住了自己的帝国，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逐渐让位于美元。这时全球进入美国时代，但英国时代并未完全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又一个决定性事件。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英国很快就失去了几乎所有殖民地，美国主导重建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创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北约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全球化进展几乎完全进入美国时间，美国时代进一步异化和升级为美国霸权时代。

②2009年9月28日的《时代》周刊刊载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文章《繁荣之路》，周刊封面配有五角星，“中国时刻”一词跃然纸上。

③参见何毅亭:《二十一世纪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学习时报》2017年5月29日。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⑧[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6页。

⑨[牙买加]唐·罗沃萨姆:《后殖民性:新现代性的挑战》，黄语生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3期。

⑩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11)林毅夫:《我为什么力挺“三个自信”》，《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0日。

(12)参见何毅亭:《二十一世纪是中国话语复兴的世纪》，《学习时报》201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