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民众的广泛注意与关切。2003年至2005年，三年内发生群发性事件达二十余万起，涉及民众一千余万。如果加上零散上访请愿的老百姓，人数就更多了。这些群发性事件和零散的请愿行为，本质上多属维权事件。其起因在于群众的物质利益受到侵害，如耕地被占，住房被拆，国企职工下岗，地方干部盘剥欺压，等等，却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和补偿。他们申诉、上访，要求合理合法地解决问题。但很多地方当局却报之以推托、欺骗、殴打，甚至抓捕、判刑，这才使维权之火愈烧愈旺，从一个一个的个别事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维权运动。
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维权运动，是我们全社会（特别是执政党）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要做到正确对待，就需要了解维权运动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它的性质和意义。
（一）维权运动是官民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维权运动，顾名思义是维护人民权利的运动。因为人民群众的权利被剥夺、受侵害，所以才有大家起而维护自己权利的行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地方政府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量侵占农民耕地，拆毁民房。他们或者与奸商勾结，或者直接下令征用，从中掠取暴利，。而当受害群众起而抗争，要求讨回自己的权利时，那些执掌政治权力的部门往往动用警力，进行镇压。如果说，事件初起时还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处理得当，合理补偿，便可以顺利解决的话，那么，到了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暴力镇压的时候，矛盾的性质就越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了。暴力的施行者把自己放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由于涉及民众的数量巨大，范围广泛，性质严重，这个矛盾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矛盾激化的原因，是那些通过剥夺人民权利而致富的官僚群体，不愿放弃非法无理地获取的既得利益，妄图凭借自己手中的特权，压制人民群众的抗争。他们甚至不惜出动警力军力，操纵执法部门，以对敌斗争的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维权运动之所以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是与人民为敌的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社会大动荡，几乎都是官民矛盾尖锐化，官逼民反的结果。我们应当深深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二）维权运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杠杆。
从表面上看来，老百姓的维权运动，动辄成百上千地聚众“闹事”，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如果他们的权利不被剥夺，物质利益不受损害，他们何必这样“无事生非”呢？社会要达到真正的和谐与稳定，首要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权利能够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护。这正是维权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不是维权运动，而是激起维权运动的对群众的剥夺与迫害。“把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很好。但是，消灭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种子不是更好吗？没有种子就不会萌芽，种子就是不良官吏对老百姓的盘剥与迫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官逼民反”的成语，民反是因为官逼；要防止民反，就要先消除官逼。维权运动所要求的，无非就是为老百姓讨还一个公道；也就是说，在社会的和谐稳定局面被扰民官僚破坏之后，希望能够索取一个恢复和谐稳定的结果。老百姓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就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了。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大量知法执法的知识分子的介入，他们把维权运动纳入了合法、和平的轨道，使之不致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反倒是那些执政执法的贪官污吏，动不动就违法行事，进行暴力镇压。有些甚至采取黑社会的流氓手段，制造事端，诬陷无辜，这才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总之，维权运动不论就其为民讨回公道的目的来说，还是就其和平合法的手段来说，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破坏性因素，应该到维权运动的对立面去寻找。
（三）维权运动是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至今未能触动上层建筑领域的专制主义。迅速发展前进的经济基础和仍然专制落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矛盾。专制僵化的政治体制，保护着垄断经济的特殊利益，阻碍着民有经济的顺利发展，也抑制了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进步。所以，改革政治体制，应当是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急务。政治上层建筑的专制化特权化，是造成腐败的主要根源，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侵害人民利益纠结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受剥夺，遭侵害，就是现行体制下的贪官污吏滥用政治权力的结果。维权运动所针对的抗争对象，正是现行政治体制的最黑暗、最腐败的部分。因此，它的开展也就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方向。维权运动要求政治上层建筑成为捍卫人民权利、保护群众物质利益的支柱；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政治权力机关切除腐烂的肌体，恢复健康的生机。这就十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应该借助维权运动的推动，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实现政治民主化，强化监督机制，把政治机构的运作，放在舆论监督和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维权运动只有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四）维权运动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
一百多年来，我国的旨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既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也有过和平合法的民主诉求。剑与火，血和泪，充满着艰难曲折的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完成与结束，而只是表明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继续反封建反专制，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可惜，执政的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却匆匆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结果造成我国社会的历史大倒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都出现了高度垄断、高度专制的封建主义复辟。民主革命的任务，再度被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所谓的“右派进攻”和“八九学运”，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民主革命的性质，但都不幸遭到残酷的镇压。维权运动的兴起，意味着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个高潮的最大特色，是人民群众再也不能忍受专制特权势力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剥夺与侵害，被迫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运动面对的是剥夺人民权利和物质利益的专制势力，而这个对立面所依仗的，则是一党垄断政治权力的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从2003年到2005年，群发性事件以五万余件、七万余件、八万余件的惊人数量不断递增 。这个事实，表明了专制特权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也展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维权运动自下而上地反抗地方专制特权势力的压迫，冲击他们的残暴统治；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地推动制度变革，肃清专制特权的制度根源。维权运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相协调，将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五）维权运动是执政党完善自身、挽救自身的最后机会。
无庸讳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腐败，这样脱离群众，这样不得人心。贪贿腐败、卖官鬻爵、挥霍浪费、道德败坏的丑事层出不穷，而忠于党的理念和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则日见其少。在党报党刊上宣传到处莺歌燕舞的同时，民间却流传着许多讽刺挖苦、发泄不满的新歌谣、新谚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执政党内从上到下都出现了大量腐败堕落的官员。许多利欲薰心的宵小之徒都把党作为加官进爵的阶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虽然历经“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等思想教育运动，但仍然没有改变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不良形象。这几年的情况表明，执政党依靠自我教育是无法完善自身，把自己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而正在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恰好为执政党提供了完善自己、挽救自己的大好机会。维权运动所反对、抗争的对象，正是党内和国家机器内最腐败、最堕落的成分。党只有清除那些腐败堕落的投机分子、犯罪分子，才能完善自己，保持自身的健康，摆脱濒临危亡的险境。维权运动是帮助执政党清洗自身的难得良机。只有那些非法剥夺人民权利、侵占人民财富、破坏党群关系、败坏党的声誉的贪黩之徒，才把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视为寇仇。如果我们也把他们看做敌对势力，那就同那些混进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腐败分子站在一起了。这样把朋友当作敌人，势必“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更加同执政党离心离德。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1957年，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于改善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许许多多很好的批评建议。党的领导人却把这些善意的批评建议说成是“猖狂向党进攻”，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形成了反思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热潮。在社会上，以北京“西单墙”为标志，各大城市的青年掀起了群众性的探讨历史教训和民族前途的大讨论。体制内外的两大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汇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自身、端正前进方向的大好机会。但是，那些掌握着党权政柄的人却认为“形势比当年右派进攻还要严重”。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对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查禁了“西单墙”，逮捕了民间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魏京生，终于扼杀了刚刚开始并卓有成效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主题是当时全社会都非常关切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两大难题。有着如此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两大难题的解决将会顺利得多。可是，当政者却以机枪和坦克来对付支持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青年。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腐败以难以遏止的态势迅速蔓延，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明显倒退。在这三个事件里，都是由于执政党把积极支持自身的社会力量推到对立面，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加以镇压，结果丧失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吸取这三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对待维权运动的态度上，绝对不能再重蹈以友为敌的覆辙了。由于全国各地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势近燎原，解决维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它对于执政党的完善自身和摆脱危机，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积极的态度应当是：第一，把维权运动纳入制定政策的视野，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使它成为完善党的领导、摆脱困境的杠杆。第二，释放一切因从事维权活动而被捕的人士和所有思想犯、文字犯、练功犯。第三，平反冤假错案，对于在这些案件中遭到迫害的受难者，应该正式道歉，给以必要的补偿。第四，严惩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欺压人民的贪官恶吏，清洗这些吸附在执政党和国家的肌体上的脓疮痈疽。第五，新闻自由对于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和执政党完善自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取消舆论控制，逐步开放报禁刊禁，放松对互联网的管制。第六，在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执法监督委员会，作为监督维权案件的权力机构，制定《执法监督法》和《公民权利保障法》，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执法公正。
实现以上要求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只要我们从思想上认识维权运动的意义，理解它对于完善执政党、挽救执政党的重大作用，便会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去推进这些措施。社会潜伏的深重危机，不允许我们掩耳盗铃，更不能以友为敌。执政党只有站在维权运动一边，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各项权利，狠狠打击、严厉惩治那些盘剥群众、侵害人民利益的贪官恶吏，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致力于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护。
如何认识和对待维权运动，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执政党的兴亡前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006年9月9日
